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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态灾难是工业文明的连体弟兄。二○一○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在美国引起的巨大震动在于，在传统制造业历史性外迁、欧美率先踏入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如此触目惊心地向自然界泼污，在美国本土已不多见。
有论者把漏油视作生态灾难的“九一一”，美国也在同等严重的程度上启动思考。我们则希望思考的结果不是又一次的危机外嫁。把漏油与“九一一”扯在一起的，是生态灾难和恐怖主义这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全球性威胁，第一次大规模地引爆于美国本土。如果不想触动美国既有的利益结构和观念秩序，外部解决是唯一的选项。思考“九一一”的结果是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时代”一夜间的到来。循此逻辑，墨西哥湾漏油之后，很可能把石油开采更彻底地移往他国，让美国的鸟语花香与第三世界的千疮百孔更加反讽地并置于这个时代。如果问题总是在内外对立的框架下寻求解决，那么结果总是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对立，美国如何杜绝类似“九一一阴谋论”的再次出笼？伊朗总统内贾德公然宣称“九一一”是美国自导的“苦肉计”，借此拯救美国经济和以色列，招致西方世界强烈抗议。但它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仍然是，“九一一”确实为美国筹划已久的中东改造路线图制造了实施的契机，影响所及，直到今天，还在为制裁伊朗和叙利亚提供动力。
美国若能把“九一一”的战争动员发挥到极致，彻底解决中东的石油保障问题，它就根本不需要墨西哥湾的油井，墨西哥湾的“九一一”也就无从发生。把二者勾连在一起的，说到底还是当代的石油主题。
二
当（近）现代工业以石油（早先是煤）取代人力，以机器生产取代人的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身体的闲置过程与强化使用过程便同步开始了。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近代奴隶制的产生与废除。有关近代奴隶制的悖论在于，使它出现和使它消失的都是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的机器生产背景，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从开始到完成所需的时间构成了奴隶制的时间跨度：当工业革命起步于英伦时，它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在北美催生了奴隶制这种强化的劳动方式；当它终于推进并覆盖了北美大陆时，奴隶劳动被机器生产所取代。
法律上的奴隶制废除后，修辞意义上的奴隶制，即强化的劳动方式继续存在于资本或技术的差异空间。在跨国公司凭借品牌的力量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生产订单的“第二次现代化输出”中，它历史地体现在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透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之镜”，正是这些企业的原始价值生产支撑着全球范围的利润再分配，尤其是第一世界在金融服务业上的超额利润。因此，后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越是将中产阶级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三世界的直接生产者的地位就越是低下，以致在中国出现了不惜以跳楼摆脱劳动的血汗工厂，出现了“为了生活而失去生活”的民工生存法则，出现了我所谓的“劳动节悖论”。
“劳动节悖论”指的是，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真正的劳动者却只能以劳动的方式度过自己的节日，并且因为不得休息而不能确认自己的劳动者身份，因为法定意义的劳动者正需要通过节日离岗的仪式来表明他们平时的在岗。
劳动节原本是对“劳动”福音的制度性背书：劳动不但创造了世界，而且创造了人本身。而今却一度被开发成所谓的“黄金周”，对旅游消费市场进行强力拉动。产能和商品双重过剩的时代，消费才是经济的发动机，而经济又是民族国家的最高政治，消费进而成了宣示爱国主义和表达政治感恩的终极手段。在这种消费主义化的政治修辞中，对国家敌人的抗议也取得了便利的形式，只需不买日货或拒进家乐福。
本来意义上的节日因其对官方秩序的暂时性逃逸而成为现实世界的乌托邦，我们的劳动节却是对官方体制的重申。属于这个体制的基本上仅限于城市中的党政机关、事业团体和垄断国企等利益群体，节日放假的规定事实上只针对他们。围绕着他们的是虽然人口占多数，却因为拒于体制之外而以“底层”一言蔽之的城乡普通居民，“农民工”则是底层叙述的核心能指。劳动节期间照常开工的建筑工地使节日的乌托邦叙事遍体鳞伤。当西方的工人阶级正在成为历史的时候，作为平行过程，我们的工人阶级正在急速扩张，并且同过去一样，这个阶级还是从农业社会中吸收成员；不同的是，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却迟迟得不到制度的确认，而长期停留在“农民工”的过渡形态上。由于国家与资本的合谋，这一过渡至今看不到完成的可能，事实上已固化为特定的身份政治：国家据此不承认他们在城市中作为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迫使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尽其可能地放在农村进行，即便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已经被来自城市的资本剥夺。国家通过维持他们似是而非的“农民工”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之前，先行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贬低。而这种伤害进一步为资本所利用，成为超额榨取他们的基础。城市索取了他们的牺牲，却不准备发给他们入场券。正是“中国特色”的身份政治，改变了我们的阶级议题。在今天的中国，只是将处于压抑、失语和错位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还不足以从理论上面对现实的利益对立。在中国，地域才是更具宰制性的政治组织形式，农民工除了因为经济或阶级的原因，还仅仅因为来自农村而受歧视，单是地理上的差异就足以构成城乡两种迥异的集体命运。今天城市中的蚁族，仍主要是农民（工）的孩子，身份政治的再生产力量不动声色却难以反抗。
为搭建上海世博会这个巨型积木装置，十万农民工付出了一千多个日夜的劳动。然而，世博会选择在劳动节开幕，绝不是要用这个劳动的奇观向劳动者献礼。这只是“国际惯例”而已。从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伦敦博览会到二○一○年五月一日上海世博会，“国际惯例”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转战到后工业的“世界车间”，终于铸就了最坚硬的措辞。我们借助“国际惯例”选择性地为某些观念制度打上“现代普适性”的印鉴，罔顾它们的出生证上赫然写着“生于西方”的字样——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西方化（westernization）不过是同一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命名。世博会当然是“国际惯例”的产物，为“国际惯例”劳动的却是“中国特色”的农民工，世博会成了本土中国与国际中国握手言欢的地方。与我们通常的期待或担心相反，“国际惯例”并不会导致“中国特色”的消失，同样作为机会主义的言说策略，“国际惯例”与“中国特色”实为一币之两面。事实上，正是对“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的超级榨取，使中国的家庭作坊跻身于与国际资本对话的讲坛，使只有十几年创业史的中国企业主可以去救济华尔街的“低收入阶层”。
作为在中国举办的世博会的口号，我不知道是先有“Better City，Better Life”还是先有“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他们究竟谁是谁的翻译。但这并不妨害我向我国的英语教育制度表达祝贺的真诚：我们的英语表达水平已远超母语了！“Better City，Better Life”既紧扣世博会的城市主题，表达全球公众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共同愿景，又蕴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方向，堪称对上海世博理念至简至深的概括。相比之下，“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对汉语受众是一个毫无现实张力的口号，因为建立在制度性势利之上的中国城市已经让（市民的）生活更加美好了！牺牲中国在农村的利益以换取中国繁荣这类思想和做法，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农村的凋敝和城市的浮华正是它们以断裂的方式建立的联系：农村是成本，城市是收益；农村是义务，城市是权利；农村是手段，城市是目的。但是，城乡之间虽是断裂之后的关系，却不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中国城市从来就不是异在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别样空间，城市对于城市人，一如农村对于农村人，仍主要意味着“place”——统治—服从意义上的身份空间，而不是“space”——广泛而平等的交换—契约空间。这进而意味着，城市虽可以让市民（身份）的生活更美好，却不能让所有进入城市的人的生活都更美好。
生态灾难是工业文明的连体弟兄。二○一○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在美国引起的巨大震动在于，在传统制造业历史性外迁、欧美率先踏入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如此触目惊心地向自然界泼污，在美国本土已不多见。
有论者把漏油视作生态灾难的“九一一”，美国也在同等严重的程度上启动思考。我们则希望思考的结果不是又一次的危机外嫁。把漏油与“九一一”扯在一起的，是生态灾难和恐怖主义这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全球性威胁，第一次大规模地引爆于美国本土。如果不想触动美国既有的利益结构和观念秩序，外部解决是唯一的选项。思考“九一一”的结果是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时代”一夜间的到来。循此逻辑，墨西哥湾漏油之后，很可能把石油开采更彻底地移往他国，让美国的鸟语花香与第三世界的千疮百孔更加反讽地并置于这个时代。如果问题总是在内外对立的框架下寻求解决，那么结果总是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对立，美国如何杜绝类似“九一一阴谋论”的再次出笼？伊朗总统内贾德公然宣称“九一一”是美国自导的“苦肉计”，借此拯救美国经济和以色列，招致西方世界强烈抗议。但它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仍然是，“九一一”确实为美国筹划已久的中东改造路线图制造了实施的契机，影响所及，直到今天，还在为制裁伊朗和叙利亚提供动力。
美国若能把“九一一”的战争动员发挥到极致，彻底解决中东的石油保障问题，它就根本不需要墨西哥湾的油井，墨西哥湾的“九一一”也就无从发生。把二者勾连在一起的，说到底还是当代的石油主题。
二
当（近）现代工业以石油（早先是煤）取代人力，以机器生产取代人的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身体的闲置过程与强化使用过程便同步开始了。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近代奴隶制的产生与废除。有关近代奴隶制的悖论在于，使它出现和使它消失的都是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的机器生产背景，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从开始到完成所需的时间构成了奴隶制的时间跨度：当工业革命起步于英伦时，它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在北美催生了奴隶制这种强化的劳动方式；当它终于推进并覆盖了北美大陆时，奴隶劳动被机器生产所取代。
法律上的奴隶制废除后，修辞意义上的奴隶制，即强化的劳动方式继续存在于资本或技术的差异空间。在跨国公司凭借品牌的力量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生产订单的“第二次现代化输出”中，它历史地体现在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透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之镜”，正是这些企业的原始价值生产支撑着全球范围的利润再分配，尤其是第一世界在金融服务业上的超额利润。因此，后工业时代的机器生产越是将中产阶级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三世界的直接生产者的地位就越是低下，以致在中国出现了不惜以跳楼摆脱劳动的血汗工厂，出现了“为了生活而失去生活”的民工生存法则，出现了我所谓的“劳动节悖论”。
“劳动节悖论”指的是，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真正的劳动者却只能以劳动的方式度过自己的节日，并且因为不得休息而不能确认自己的劳动者身份，因为法定意义的劳动者正需要通过节日离岗的仪式来表明他们平时的在岗。
劳动节原本是对“劳动”福音的制度性背书：劳动不但创造了世界，而且创造了人本身。而今却一度被开发成所谓的“黄金周”，对旅游消费市场进行强力拉动。产能和商品双重过剩的时代，消费才是经济的发动机，而经济又是民族国家的最高政治，消费进而成了宣示爱国主义和表达政治感恩的终极手段。在这种消费主义化的政治修辞中，对国家敌人的抗议也取得了便利的形式，只需不买日货或拒进家乐福。
本来意义上的节日因其对官方秩序的暂时性逃逸而成为现实世界的乌托邦，我们的劳动节却是对官方体制的重申。属于这个体制的基本上仅限于城市中的党政机关、事业团体和垄断国企等利益群体，节日放假的规定事实上只针对他们。围绕着他们的是虽然人口占多数，却因为拒于体制之外而以“底层”一言蔽之的城乡普通居民，“农民工”则是底层叙述的核心能指。劳动节期间照常开工的建筑工地使节日的乌托邦叙事遍体鳞伤。当西方的工人阶级正在成为历史的时候，作为平行过程，我们的工人阶级正在急速扩张，并且同过去一样，这个阶级还是从农业社会中吸收成员；不同的是，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却迟迟得不到制度的确认，而长期停留在“农民工”的过渡形态上。由于国家与资本的合谋，这一过渡至今看不到完成的可能，事实上已固化为特定的身份政治：国家据此不承认他们在城市中作为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迫使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尽其可能地放在农村进行，即便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已经被来自城市的资本剥夺。国家通过维持他们似是而非的“农民工”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之前，先行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贬低。而这种伤害进一步为资本所利用，成为超额榨取他们的基础。城市索取了他们的牺牲，却不准备发给他们入场券。正是“中国特色”的身份政治，改变了我们的阶级议题。在今天的中国，只是将处于压抑、失语和错位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还不足以从理论上面对现实的利益对立。在中国，地域才是更具宰制性的政治组织形式，农民工除了因为经济或阶级的原因，还仅仅因为来自农村而受歧视，单是地理上的差异就足以构成城乡两种迥异的集体命运。今天城市中的蚁族，仍主要是农民（工）的孩子，身份政治的再生产力量不动声色却难以反抗。
为搭建上海世博会这个巨型积木装置，十万农民工付出了一千多个日夜的劳动。然而，世博会选择在劳动节开幕，绝不是要用这个劳动的奇观向劳动者献礼。这只是“国际惯例”而已。从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伦敦博览会到二○一○年五月一日上海世博会，“国际惯例”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转战到后工业的“世界车间”，终于铸就了最坚硬的措辞。我们借助“国际惯例”选择性地为某些观念制度打上“现代普适性”的印鉴，罔顾它们的出生证上赫然写着“生于西方”的字样——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西方化（westernization）不过是同一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命名。世博会当然是“国际惯例”的产物，为“国际惯例”劳动的却是“中国特色”的农民工，世博会成了本土中国与国际中国握手言欢的地方。与我们通常的期待或担心相反，“国际惯例”并不会导致“中国特色”的消失，同样作为机会主义的言说策略，“国际惯例”与“中国特色”实为一币之两面。事实上，正是对“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的超级榨取，使中国的家庭作坊跻身于与国际资本对话的讲坛，使只有十几年创业史的中国企业主可以去救济华尔街的“低收入阶层”。
作为在中国举办的世博会的口号，我不知道是先有“Better City，Better Life”还是先有“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他们究竟谁是谁的翻译。但这并不妨害我向我国的英语教育制度表达祝贺的真诚：我们的英语表达水平已远超母语了！“Better City，Better Life”既紧扣世博会的城市主题，表达全球公众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共同愿景，又蕴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方向，堪称对上海世博理念至简至深的概括。相比之下，“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对汉语受众是一个毫无现实张力的口号，因为建立在制度性势利之上的中国城市已经让（市民的）生活更加美好了！牺牲中国在农村的利益以换取中国繁荣这类思想和做法，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农村的凋敝和城市的浮华正是它们以断裂的方式建立的联系：农村是成本，城市是收益；农村是义务，城市是权利；农村是手段，城市是目的。但是，城乡之间虽是断裂之后的关系，却不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中国城市从来就不是异在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别样空间，城市对于城市人，一如农村对于农村人，仍主要意味着“place”——统治—服从意义上的身份空间，而不是“space”——广泛而平等的交换—契约空间。这进而意味着，城市虽可以让市民（身份）的生活更美好，却不能让所有进入城市的人的生活都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