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绵绵的天气实在不适宜出门，我缩着脖子左顾右盼，没接到人，只得撑着伞往前走。他一定不会乘出租车来，我晓得。
　　前些日子陪他去医院，他带我走了一里路去坐医院免费接送的班车，这种车需等到满员才定时出发，我等的不耐烦，拉了他袖子说，“去打的吧”。他认真地拒绝，“太贵了，我上次从政府门口打的回来，要八块钱”。我额头上大写的无奈，被他捕捉到了，他停了停，折中了办法，说：“我带你去坐公交，两块钱，跟出租车一样快。”
　　暗自叹了口气，我集中注意力，盯住他应来的方向。今年的秋来的迅疾，十月便没了太阳，天光阴沉，万物都落了一层灰。雨水稠密，宛如一幅灰色的流动的画，车行人往，是缓缓涌动的黏胶布景。我踮起脚，试图穿破这层雨幕看得更远。
　　然后，我看见一顶草帽。是那种记忆深处最原始的草帽，烘烤成浅黄色的稻草根根交错成小小的十字，扁帽顶，宽帽檐，不同于精致的巴拿马草帽，这种不时兴的旧物，不遮风不挡雨，似乎已经封存进童年的夏天。无论如何，它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时节。
　　这个凄风冷雨，有谁会带这样的草帽出门，哪怕是不打伞，也不如顶着这草帽古怪。仿佛有预示似的，我越是看不清草帽下的人影，心里却越敲起鼓。那顶草帽顿了顿，缓缓分开车流，转向我所在的路口。没有逻辑推理，没有证据，没有警示，电光石火间，我却有了第六感，我确信，草帽下就是他。
　　这个城市这么小，却有这样多的车。我左转右突，终于，穿破了层层视觉障碍看清了他。而他，我的外公，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却还没看到我。他穿着枣红色粗针毛衣，套了件不知哪个儿孙淘汰下来的西装马甲，两肩挂着密密的雨珠。他身子骨尚还硬朗，在这凄凄秋雨中仍显得单薄。毕竟是耄耋老人了，经历了军阀混战，新中国诞生，政治运动，改革开放，这嘈杂的车流，扩张的楼盘，对他而言，都太着急了。他必须半仰起头，透过帽檐观察车况，他要小心翼翼，才能在绿灯灭之前走到斑马线尽头。
　　我眼眶发酸，三两步跑到他面前。大概觉得这个莽撞的人挡了道很粗鲁，他不解地瞟了我一眼，错愕之后，定睛看是我，这才眉头舒展，连说了几声，“来了好，来了好！”
　　我做出轻松的模样和他打着招呼，接过他手里的布兜，沉得我胳膊一坠。他似乎有点喘不上气，和我说太重了没法打伞，只能找顶帽子戴。“你姥姥还要装更多，我实在提不动了。”
　　他有着旧时文人的执拗。我要送他回家他不肯，拦出租他也拒绝，一老一小围着车绕圈子，最后我只得妥协，让他自己回家，条件是拿上我的伞。他还是不愿意，我铁了心。“不拿伞我就跟着你送你回家”。
　　他终于让步，接过伞，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双手，是文人的手，捏过粉笔，捏过画笔。在三尺讲台上写下过整版的课文，为出嫁的苗寨阿妹画过小像，给农场改造的同伴刻过以假乱真的肥皂印章。这双手曾给他带来荣耀和痛苦，而今，时代的记忆风化、吹散，它只是一双普通老人的手，满怀着对外孙女的疼爱，在她肩上轻轻一拍。“快回去，别淋雨了。”
　　大概是怕我迟迟不走，他撑起伞便转身。微微佝偻着背，瘦得像一株被风雪压弯的竹子，更像是一张被命运撑开的大弓。他的步子慢，怎么能不慢，这双腿，承载了两个人的重量。自从外婆的腿脚摔坏之后，他便成了她的信使。他得慢慢走，看车行人往，看这城市的点滴变化，回家了，他慢慢说，她慢慢听。
　　外婆是刚强的人，政治动荡的那十年間，她独自拉扯大了孩子，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拥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不愿被岁月和疾病打败，她拒绝了儿女和保姆的照料。同年轻时一样，她习惯了给予，凡是她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分出去。无数次，我迭声说着不要，撂下电话，她却派她的信使送来。
　　而信使，早已不复当年英姿勃发的模样。
　　他的草帽没有取下，一步又一步，踏入深深的雨幕。黄色的草帽，圆圆的，像一顶小小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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