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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能够当选日本首相，说明右翼在日本民间有不可忽视的群众基础。当今世界已和平多年，为何日本民间仍有“军国主义”思想，这与日本政府一以贯之的“军国主义”教育密切相关。
教育体制在明治维新后走形
“军国主义”一词，本是从西方語系中来的，英语中写作Militarism，中日学者均译为“军国主义”。
中日两国学界对此都曾有深入研究。所谓“军国”，意即把军事至上作为国策的国家；“军国主义”，就是“穷兵黩武主义”或“武力至上主义”或“军事至上主义”。用传统概念来说，就是以战争为手段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压迫和奴役别国人民，对内实行军事警察暴力统治的国家体制。说白了，就是对外侵略的国家体制。
字面解释很好懂，但“军国主义”在日本的滋生背景，却相当复杂。
与中国不同，日本在1860年代启动的“明治维新”中，建立了以美国等西方诸国教育制度为样板的西方民主教育体制。但实施几年后，保守派与改革派出现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保持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还是建立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民主教育体系。
随着“天皇制”国家体制的确立，日本的教育方向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日本最终选择了在利用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变种”教育体系。这一起点的标记，是1890年10月30日《教育敕语》的颁布。
《教育敕语》成洗脑核心
《教育敕语》称，“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日本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望尔臣民……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机，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穹之皇运。如是，则不独可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以显彰尔先祖之遗风。”
《教育敕语》实系当年日本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其要达到的目标之一，是全体国民在国家危难之际都能“义勇奉公”。《教育敕语》的颁布表明，日本国民教育转向了“尊神”“忠君”“爱国”三位一体的军国主义教育。
军国主义教育，由此成为日本国家教育的选择。
当年，日本所有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均实施军事训练和武道科目训练。以小学为例，首先将小学的教育目的从过去的以知识教育为主，改为以“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为主。1891年11月17日，日本制定了“小学教育大纲”，大纲的“修身科”规定，“修身把以《教育敕语》之精神，启发培养儿童之良心，培养其特长，教授人道实践之方法作为宗旨。”
所谓修身，其核心就是向小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称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尊神”，使小学生长大之后绝对服从天皇，无怨无悔地为天皇服务。
日本近代史专家梅溪升在《教育敕语成立史—天皇制国家观的成立》一书中称，《教育敕语》以敕语具有的绝对权威确立的国民教育方向……将国民的道德意识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
从1891年开始，日本政府要求学生必须会背、会默写《教育敕语》。1891年6月学校制定了《小学节日祭典规程》，把拜读《教育敕语》和向天皇皇后的“御像”礼拜，就如中国过去向圣贤孔子行拜一样，作为学校的固定仪式。
各小学都要在最庄严的地方悬挂天皇的“御像”，老师和学生经过“御像”时，要恭恭敬敬地致以崇高的敬礼；在学校所有的节日和祭典上都必须唱国歌《君之代》。
如此这般的教育“洗脑”，军国主义滋生了，为日本，为邻国埋下了战争之隐患！
《军人敕语》“异化”军人
其实，学校教育只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最基础手段和形式，军国主义的落实，最终要靠军队。
所以，军队的军国主义教育成为关键，而这又以《军人敕语》的颁布为开始。军国主义的表述比《教育敕语》更露骨，无异于军国主义“宣言书”。
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向陆海军卿颁授了《军人敕语》，敕语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肽，汝等仰朕为首脑”。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谁敢违抗必将遭到制裁，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是干涉统帅权，最终将受到制裁。
《军人敕语》还将“忠节”“礼仪”“武勇”“侠义”“质素”等五项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继而使武士道衍成“军人道”。
《军人敕语》中强调的“孝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其实在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的《征兵令》中，已经开始体现。
为了强调军队效忠于天皇，日本政府将所设的常备军取名为“皇军”。天皇为加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于1878年设立了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构“参谋本部”。该部负责处理一切军令事宜，军部大臣可以不通过内阁会议讨论，直接上奏于天皇。导致军部的权力越来越大，最终进入疯狂。
在建立有效组织的同时，还加强对军人思想、意识的控制。1878年颁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
据公开的资料，在日本军队中，士兵在整个服役期间，都要受到严格的强制性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军人在学生时代已被《教育敕语》“洗脑”，部队的《军人敕语》则将“洗脑运动”彻底化。
士兵要熟练背诵《军人敕语》，如果背不下来或背错，则要受到殴打等惩罚。此外，士兵还要背诵《作战要务令》《步兵操典》等，便军人确立不以生命自己为重，而以天皇和国家为重的帝国军人思想和精神素质。
为了达到教育效果，军队会树标兵、立榜样，用“英雄人物”的爱国忠君光荣事迹感化军人。日本军人的最好榜样之一，是1904年开始的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日俄战争期间涌现出的战斗英雄樱井忠温。
樱井忠温是被从尸堆中救出的，右手伤残，靠一只左手，写出经典的日本“战争文学”《肉弹》。《肉弹》宣扬的就是军国主义的“忠”“勇”，鼓吹武士道精神，该书因此被高度政治化，成为日本士兵“必读书”，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传播使命。
军人即便退伍了，也少不了军国主义教育，甚至主动担负起教育责任。如1910年成立的“在乡军人同盟”，对日本社会青年具有很大影响和精神约束力。该同盟便由退伍军人组织，大正天皇还为其颁布了《在乡军人敕语》。
系统、深刻的军国主义教育，使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意识极为浓厚。
《日本日本》一书作者、南京中日关系史研究学者王浩称，日本的最大特点就是武力至上，有武力者有天下，信奉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和善恶观念，早已融入日本民族血液之中，进而形成了日本人怪异独特的行为方式。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不会因为“二战”的失败而从此销声匿迹，永久死亡。安倍晋三在“8·15”致辞中不再提“坚持不交战的承诺”，从侧面验证了此学界观点。
教育体制在明治维新后走形
“军国主义”一词，本是从西方語系中来的，英语中写作Militarism，中日学者均译为“军国主义”。
中日两国学界对此都曾有深入研究。所谓“军国”，意即把军事至上作为国策的国家；“军国主义”，就是“穷兵黩武主义”或“武力至上主义”或“军事至上主义”。用传统概念来说，就是以战争为手段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压迫和奴役别国人民，对内实行军事警察暴力统治的国家体制。说白了，就是对外侵略的国家体制。
字面解释很好懂，但“军国主义”在日本的滋生背景，却相当复杂。
与中国不同，日本在1860年代启动的“明治维新”中，建立了以美国等西方诸国教育制度为样板的西方民主教育体制。但实施几年后，保守派与改革派出现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是保持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还是建立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民主教育体系。
随着“天皇制”国家体制的确立，日本的教育方向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日本最终选择了在利用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变种”教育体系。这一起点的标记，是1890年10月30日《教育敕语》的颁布。
《教育敕语》成洗脑核心
《教育敕语》称，“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日本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望尔臣民……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机，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穹之皇运。如是，则不独可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以显彰尔先祖之遗风。”
《教育敕语》实系当年日本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其要达到的目标之一，是全体国民在国家危难之际都能“义勇奉公”。《教育敕语》的颁布表明，日本国民教育转向了“尊神”“忠君”“爱国”三位一体的军国主义教育。
军国主义教育，由此成为日本国家教育的选择。
当年，日本所有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均实施军事训练和武道科目训练。以小学为例，首先将小学的教育目的从过去的以知识教育为主，改为以“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为主。1891年11月17日，日本制定了“小学教育大纲”，大纲的“修身科”规定，“修身把以《教育敕语》之精神，启发培养儿童之良心，培养其特长，教授人道实践之方法作为宗旨。”
所谓修身，其核心就是向小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称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尊神”，使小学生长大之后绝对服从天皇，无怨无悔地为天皇服务。
日本近代史专家梅溪升在《教育敕语成立史—天皇制国家观的成立》一书中称，《教育敕语》以敕语具有的绝对权威确立的国民教育方向……将国民的道德意识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
从1891年开始，日本政府要求学生必须会背、会默写《教育敕语》。1891年6月学校制定了《小学节日祭典规程》，把拜读《教育敕语》和向天皇皇后的“御像”礼拜，就如中国过去向圣贤孔子行拜一样，作为学校的固定仪式。
各小学都要在最庄严的地方悬挂天皇的“御像”，老师和学生经过“御像”时，要恭恭敬敬地致以崇高的敬礼；在学校所有的节日和祭典上都必须唱国歌《君之代》。
如此这般的教育“洗脑”，军国主义滋生了，为日本，为邻国埋下了战争之隐患！
《军人敕语》“异化”军人
其实，学校教育只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最基础手段和形式，军国主义的落实，最终要靠军队。
所以，军队的军国主义教育成为关键，而这又以《军人敕语》的颁布为开始。军国主义的表述比《教育敕语》更露骨，无异于军国主义“宣言书”。
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向陆海军卿颁授了《军人敕语》，敕语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肽，汝等仰朕为首脑”。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谁敢违抗必将遭到制裁，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是干涉统帅权，最终将受到制裁。
《军人敕语》还将“忠节”“礼仪”“武勇”“侠义”“质素”等五项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继而使武士道衍成“军人道”。
《军人敕语》中强调的“孝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思想，其实在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的《征兵令》中，已经开始体现。
为了强调军队效忠于天皇，日本政府将所设的常备军取名为“皇军”。天皇为加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于1878年设立了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构“参谋本部”。该部负责处理一切军令事宜，军部大臣可以不通过内阁会议讨论，直接上奏于天皇。导致军部的权力越来越大，最终进入疯狂。
在建立有效组织的同时，还加强对军人思想、意识的控制。1878年颁布的《军人训诫》要求，官兵“对圣上御事”，“不可松懈恭敬之意”。
据公开的资料，在日本军队中，士兵在整个服役期间，都要受到严格的强制性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军人在学生时代已被《教育敕语》“洗脑”，部队的《军人敕语》则将“洗脑运动”彻底化。
士兵要熟练背诵《军人敕语》，如果背不下来或背错，则要受到殴打等惩罚。此外，士兵还要背诵《作战要务令》《步兵操典》等，便军人确立不以生命自己为重，而以天皇和国家为重的帝国军人思想和精神素质。
为了达到教育效果，军队会树标兵、立榜样，用“英雄人物”的爱国忠君光荣事迹感化军人。日本军人的最好榜样之一，是1904年开始的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日俄战争期间涌现出的战斗英雄樱井忠温。
樱井忠温是被从尸堆中救出的，右手伤残，靠一只左手，写出经典的日本“战争文学”《肉弹》。《肉弹》宣扬的就是军国主义的“忠”“勇”，鼓吹武士道精神，该书因此被高度政治化，成为日本士兵“必读书”，担负着国家意识形态传播使命。
军人即便退伍了，也少不了军国主义教育，甚至主动担负起教育责任。如1910年成立的“在乡军人同盟”，对日本社会青年具有很大影响和精神约束力。该同盟便由退伍军人组织，大正天皇还为其颁布了《在乡军人敕语》。
系统、深刻的军国主义教育，使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意识极为浓厚。
《日本日本》一书作者、南京中日关系史研究学者王浩称，日本的最大特点就是武力至上，有武力者有天下，信奉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和善恶观念，早已融入日本民族血液之中，进而形成了日本人怪异独特的行为方式。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不会因为“二战”的失败而从此销声匿迹，永久死亡。安倍晋三在“8·15”致辞中不再提“坚持不交战的承诺”，从侧面验证了此学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