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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是明朝分封藩王数量较多的行省之一，有“宗藩棋布”之名。明王朝先后在湖北地区分封了楚（武汉）、湘（荆州）、辽（荆州）、郢（钟祥）、襄（襄阳）、荆（黄冈）、梁（钟祥）、兴（钟祥）、惠（荆州）等藩，其中太祖时期封有楚、湘、辽、郢4个藩系，仁宗时期封有襄、荆、梁3个藩系，宪宗封有兴藩，神宗封有惠藩。湘、郢、梁藩仅传一王，无子国除，未分封郡王。兴献王次子朱厚熜入继大统，兴藩不再传承，兴献王墓葬也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为显陵。楚、辽、襄、荆四藩有明一代都有传承。亲王下还封有郡王、将军、中尉等，到了明末宗藩人数不计其数，宗藩墓数量也十分可观。
宗藩墓是明代陵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地区宗藩墓众多。墓室是墓葬的核心部分，是探究陵寝制度的重要参照。这里根据湖北地区已公布资料的宗藩墓，对其墓室部分进行分类和分析，从总体上了解湖北地区明代宗藩墓葬墓室的特点。
墓室分类
依据墓室数量可将湖北地区宗藩墓葬墓室分为5类：七室墓；五室墓；双室墓，包括单墓道双室墓和双墓道双室墓；单室墓；土坑竖穴墓。
其中七室墓、五室墓这类多室墓，主要为始封王所使用，只见于明代初期，1425年以后亲王墓葬不见多室墓。
单墓道双室墓（两室横向排列）两墓室之间不见通道，且壁龛彼此对称分布，可能是单室带壁龛的夫妻同冢合葬墓或双墓道双室墓的变体。单墓道双室墓（两室纵向排列）都为高等级的亲王墓，时间跨度较大。
双墓道双室墓（ 两室之间无通道连接）有明一朝基本都有使用，而双墓道双室墓（两室之间有通道连接）流行的年代多集中于1509年到嘉靖（1522—1566）中后期这一段时间。这两类墓存在一定的交叉发展关系，多为将军、中尉等级使用，无郡王及以上的高等级者，墓室面积几乎都在10平方米以下。
单室墓多为郡王或亲王级别，明朝始终都有使用。其中单室墓带耳室或壁龛者，楚、辽两藩都有发现。这类墓室的单体面积较大，集中于亲王、郡王或王妃这些高等级的墓葬中。其中已发掘的两座郡王妃墓明显小于亲王和郡王的墓室面积。这类墓自1424—1643年皆有使用，时代跨度较大。单室墓不带耳室或壁龛者的使用时间大概在1478—1595年之间，基本只见于襄藩，多为石室墓，亲王级别较多，墓室面积多集中在50平方米左右。镇国将军也有使用者，由于破坏严重，具体不详。
土坑竖穴墓多见于楚藩和荆藩，主要集中于1526—1570年间，几乎都为石灰糯米混合结构墓葬，亲王与王妃、将军和中尉都有使用。亲王级别的墓室多为石灰糯米和青砖的混合结构，但明早中期的高等级墓中不见这类形制，其大规模的使用说明1526—1570年间可能是这类墓葬的高度发展时期，而非发端期。
自身传承
从目前已公开的墓葬资料来看，每个藩系自身的传承关系远大于各不同藩系之间的关系。
楚藩墓葬
楚藩各墓葬的墓室结构基本一致，皆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始终未有太大变化。材质上，墓葬中大量使用砖、石等建材，以石灰为粘合剂，有些墓葬还在墓室外侧版筑三合土、木炭等保护层，密封效果较好，可防蛀防潮。墓室结构上，墓顶多为券顶，建有耳室或壁龛，呈“凸”或“中”字形，还设有3扇仿木结构的石门。楚藩墓葬的等级差异主要体现在墓室的面积大小及用料上，就目前已公开资料的楚昭王墓来看，其墓室面积明显大于郡王墓；从景陵王与妃的同园并穴墓来看，郡王墓面积大于王妃墓。通城王朱英焀墓墓室面积却略小于其妻墓，但墓室用料十分讲究，为其他墓葬所不及。可知楚藩王墓皆为单葬墓，夫妻合葬方式为同地异冢合葬，不见同冢合葬。
目前公布资料的楚藩将军和中尉等级的墓葬，主要集中在1509年到嘉靖（1522—1566）晚期這一段时间内，由于时间相对集中，墓葬形制也没有显著变化，分为土坑墓和带墓道的砖室墓两大类。与楚藩王合葬制度相同，夫妻也无同穴合葬者。除土坑墓外，楚藩将军、中尉等级的墓葬也大多为券顶砖室墓，皆带有墓道和壁龛。这种带有墓道的双室砖墓在墓葬结构上和藩王级别的墓葬保持一致，只是规格上有较大差异，整体面积、墓葬用料明显低于郡王级别的墓葬。
辽藩墓葬
已公开资料的辽藩墓葬有辽简王墓和辽王妃曹氏墓。辽简王玄宫结构仿帝陵而建，为单葬墓；辽王妃墓为带壁龛的单室墓。辽藩墓葬资料有限，目前来看辽藩可能为单葬墓，暂无同穴及同冢合葬形制，可能为夫妻异穴合葬。辽藩所用的建筑材料以砖为主，不同于楚藩大量使用石灰糯米将墓室整体包裹，但也用石灰糯米浆做粘合剂。
荆藩墓葬
荆藩墓葬形制有着比较典型的过渡变化，根据《金玉默守—湖北蕲春明荆藩王墓珍宝（图录）》介绍，荆宪王（1453年卒）、荆靖王（1461年卒）、荆和王（1504年卒）三位荆王的墓葬虽然破坏严重，但从残留痕迹看，其墓室应该都是砖石结构，可惜因受到破坏，无法判断墓室结构。其中荆藩早期宗藩墓，如第一任荆王宪王墓及都梁悼惠王朱见溥夫妻合葬墓（据推测）皆为前后两室的砖石墓。明代中后期以后，荆藩不论亲王墓还是镇国将军墓，皆为土坑竖穴结构，墓室面积较小，大量使用三合土、石灰糯米等建材。荆端王朱厚烇次妃刘氏（1560年卒）墓，墓四壁和底部全用三合土筑成，墓顶两檐用青砖斜铺，中间用瓦堆成屋脊，但无墓门和墓道，南开大学刘毅教授在《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认为其墓葬“可以看作是由券室墓向无墓室之石灰椁墓过渡的例证”。到了天启年间（1621—1627），荆定王朱由樊墓的三合土基本上为黄褐色，还夹杂着许多民窑生产的粗瓷碗，已经完全没有早期和中期荆藩王墓的气派。
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荆藩早期可能为同冢同穴合葬形式，随着墓葬形制向土坑三合土墓的演变，夫妻合葬可能变为同冢异穴、次妃另葬的形式。
襄藩墓葬
襄藩墓的墓葬形制在明代未有明显变化，自身特色较为明显，自亲王到将军等级的墓葬多以单室石室墓为主。襄藩墓中结构较为明确的有襄宪王、襄怀王、襄康王、襄庄王、镇国将军平川公墓等，这些墓葬前部均设墓道、甬道以及石质墓门。按墓室数量分为两类，一
类为双室墓，如康王墓、庄王墓，这类墓葬整体面积较大，两室相连处还建有甬道和石质墓门；一类为单室墓，如宪王墓等。襄藩亲王墓的发展变化似乎不同于其他藩系，时代较早的墓葬墓室面积小，而中后期（康、惠二王）墓室面积则较大。襄庄王墓室有仿木建筑、庑殿顶等结构，装饰华丽。
石灰糯米材料的大量使用
湖北地区宗藩墓大量使用三合土、石灰糯米等材料，有些在墓室外包裹三合土和木炭，如楚昭王墓和楚藩的一些郡王墓；有些则使用石灰糯米密封墓室或填砌缝隙，如通城王朱英焀及其妃徐氏墓、辽简王墓、郢靖王墓、朱显栻家族墓等；有些墓葬则使用三合土、石灰糯米浆建造整个墓室，如明中后期的荆藩王墓。石灰糯米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防腐防潮，石灰、木炭不仅可以吸收水分和湿气，充当“干燥剂”，还具有消毒的功效。明人吕坤认为：“土有燥湿，灰隔御湿也，宜于江南……江南下湿，水易浸棺，故作灰隔，假其燥以御湿也。”
楚昭王墓为单室墓，而同一时期的辽简王墓、郢靖王墓和湘献王墓则为多室墓，楚昭王玄宫面积明显小于辽、郢两王，但楚昭王陵园却远大于同时代始封亲王，这说明楚昭王玄宫面积小未必是为了缩减成本，很可能是在建墓时，由于工程难度的限制，使楚昭王玄宫不能建造成大型多室墓。楚昭王墓使用石灰糯米和木炭将整个墓室包裹，并使用了石灰糯米做粘合材料，这种建造方式非常注重墓室的密封性和防腐防潮。“夫妻双圹穿墙孔曰孝顺洞，通魂往来何愚也，皆损圹，夫圹仅容棺。空隙处须糯粥调石灰筑实为妙，曷尚虚文哉。”当时人认为“过洞”的设置都会“损圹”，更何况是结构复杂的多室墓，且墓圹刚好容纳棺木者“实为妙”，这就说明要保证墓葬的密封性，墓室面积不能过大，墓室结构也不能过于复杂。使用三合土包裹墓葬者，墓室结构都较为简单，而楚藩无夫妻同室合葬的情况可能也有此考虑。
明中后期荆藩墓葬大量使用三合土、石灰糯米等材料，墓室面积普遍较小。荆藩因水患、蚁患迁葬的例子在《明实录》中也有记载，在蕲春县西河驿石粉厂朱怡仙墓志中写到“己亥（1539）冬十月，攒发果罹蚁蚀之患、夫人不胜悲恸，遂易棺改附西河驿广教寺”。蕲州地区地势较为低洼，三面环水，土壤湿气重，若墓葬在建造时防水防虫工作不善，易造成蚁患。蕲春王宣村荆藩亲王墓为男女同坟异穴合葬墓，两墓之间凿有方形过洞，墓室外壁包裹三合土。明中后期荆藩墓室大量使用石灰糯米三合土等建材、将墓室面积缩小的做法更利于墓葬的防腐与防潮。
湖北地区明宗藩墓葬中还有一类—碗墓，其中的代表如楚藩镇国中尉朱显栻夫妻合葬墓，其墓是将上万个碗上下扣合，并用石灰糯米進行粘合，上下共六层，每层内外叠放两圈，最终形成圆角长方形的墓葬。碗墓使用石灰糯米的混合物为粘合料，黏连度好。此外，荆定王墓的三合土中也夹杂了民窑生产的粗瓷碗。墓葬使用的碗为瓷土高温烧成，和砖相比吸水性几乎为零，碗与石灰糯米浆的组合，能更加有效保证墓室的密封性；同时这些瓷碗制作粗糙，多为残次品，相较于大规模使用三合土建造墓室，碗墓的建造成本更低，但防潮效果却很好。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明代明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研究”（项目编号为TJZLQN2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南开大学博物馆馆员）
宗藩墓是明代陵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地区宗藩墓众多。墓室是墓葬的核心部分，是探究陵寝制度的重要参照。这里根据湖北地区已公布资料的宗藩墓，对其墓室部分进行分类和分析，从总体上了解湖北地区明代宗藩墓葬墓室的特点。
墓室分类
依据墓室数量可将湖北地区宗藩墓葬墓室分为5类：七室墓；五室墓；双室墓，包括单墓道双室墓和双墓道双室墓；单室墓；土坑竖穴墓。
其中七室墓、五室墓这类多室墓，主要为始封王所使用，只见于明代初期，1425年以后亲王墓葬不见多室墓。
单墓道双室墓（两室横向排列）两墓室之间不见通道，且壁龛彼此对称分布，可能是单室带壁龛的夫妻同冢合葬墓或双墓道双室墓的变体。单墓道双室墓（两室纵向排列）都为高等级的亲王墓，时间跨度较大。
双墓道双室墓（ 两室之间无通道连接）有明一朝基本都有使用，而双墓道双室墓（两室之间有通道连接）流行的年代多集中于1509年到嘉靖（1522—1566）中后期这一段时间。这两类墓存在一定的交叉发展关系，多为将军、中尉等级使用，无郡王及以上的高等级者，墓室面积几乎都在10平方米以下。
单室墓多为郡王或亲王级别，明朝始终都有使用。其中单室墓带耳室或壁龛者，楚、辽两藩都有发现。这类墓室的单体面积较大，集中于亲王、郡王或王妃这些高等级的墓葬中。其中已发掘的两座郡王妃墓明显小于亲王和郡王的墓室面积。这类墓自1424—1643年皆有使用，时代跨度较大。单室墓不带耳室或壁龛者的使用时间大概在1478—1595年之间，基本只见于襄藩，多为石室墓，亲王级别较多，墓室面积多集中在50平方米左右。镇国将军也有使用者，由于破坏严重，具体不详。
土坑竖穴墓多见于楚藩和荆藩，主要集中于1526—1570年间，几乎都为石灰糯米混合结构墓葬，亲王与王妃、将军和中尉都有使用。亲王级别的墓室多为石灰糯米和青砖的混合结构，但明早中期的高等级墓中不见这类形制，其大规模的使用说明1526—1570年间可能是这类墓葬的高度发展时期，而非发端期。
自身传承
从目前已公开的墓葬资料来看，每个藩系自身的传承关系远大于各不同藩系之间的关系。
楚藩墓葬
楚藩各墓葬的墓室结构基本一致，皆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墓，始终未有太大变化。材质上，墓葬中大量使用砖、石等建材，以石灰为粘合剂，有些墓葬还在墓室外侧版筑三合土、木炭等保护层，密封效果较好，可防蛀防潮。墓室结构上，墓顶多为券顶，建有耳室或壁龛，呈“凸”或“中”字形，还设有3扇仿木结构的石门。楚藩墓葬的等级差异主要体现在墓室的面积大小及用料上，就目前已公开资料的楚昭王墓来看，其墓室面积明显大于郡王墓；从景陵王与妃的同园并穴墓来看，郡王墓面积大于王妃墓。通城王朱英焀墓墓室面积却略小于其妻墓，但墓室用料十分讲究，为其他墓葬所不及。可知楚藩王墓皆为单葬墓，夫妻合葬方式为同地异冢合葬，不见同冢合葬。
目前公布资料的楚藩将军和中尉等级的墓葬，主要集中在1509年到嘉靖（1522—1566）晚期這一段时间内，由于时间相对集中，墓葬形制也没有显著变化，分为土坑墓和带墓道的砖室墓两大类。与楚藩王合葬制度相同，夫妻也无同穴合葬者。除土坑墓外，楚藩将军、中尉等级的墓葬也大多为券顶砖室墓，皆带有墓道和壁龛。这种带有墓道的双室砖墓在墓葬结构上和藩王级别的墓葬保持一致，只是规格上有较大差异，整体面积、墓葬用料明显低于郡王级别的墓葬。
辽藩墓葬
已公开资料的辽藩墓葬有辽简王墓和辽王妃曹氏墓。辽简王玄宫结构仿帝陵而建，为单葬墓；辽王妃墓为带壁龛的单室墓。辽藩墓葬资料有限，目前来看辽藩可能为单葬墓，暂无同穴及同冢合葬形制，可能为夫妻异穴合葬。辽藩所用的建筑材料以砖为主，不同于楚藩大量使用石灰糯米将墓室整体包裹，但也用石灰糯米浆做粘合剂。
荆藩墓葬
荆藩墓葬形制有着比较典型的过渡变化，根据《金玉默守—湖北蕲春明荆藩王墓珍宝（图录）》介绍，荆宪王（1453年卒）、荆靖王（1461年卒）、荆和王（1504年卒）三位荆王的墓葬虽然破坏严重，但从残留痕迹看，其墓室应该都是砖石结构，可惜因受到破坏，无法判断墓室结构。其中荆藩早期宗藩墓，如第一任荆王宪王墓及都梁悼惠王朱见溥夫妻合葬墓（据推测）皆为前后两室的砖石墓。明代中后期以后，荆藩不论亲王墓还是镇国将军墓，皆为土坑竖穴结构，墓室面积较小，大量使用三合土、石灰糯米等建材。荆端王朱厚烇次妃刘氏（1560年卒）墓，墓四壁和底部全用三合土筑成，墓顶两檐用青砖斜铺，中间用瓦堆成屋脊，但无墓门和墓道，南开大学刘毅教授在《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认为其墓葬“可以看作是由券室墓向无墓室之石灰椁墓过渡的例证”。到了天启年间（1621—1627），荆定王朱由樊墓的三合土基本上为黄褐色，还夹杂着许多民窑生产的粗瓷碗，已经完全没有早期和中期荆藩王墓的气派。
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荆藩早期可能为同冢同穴合葬形式，随着墓葬形制向土坑三合土墓的演变，夫妻合葬可能变为同冢异穴、次妃另葬的形式。
襄藩墓葬
襄藩墓的墓葬形制在明代未有明显变化，自身特色较为明显，自亲王到将军等级的墓葬多以单室石室墓为主。襄藩墓中结构较为明确的有襄宪王、襄怀王、襄康王、襄庄王、镇国将军平川公墓等，这些墓葬前部均设墓道、甬道以及石质墓门。按墓室数量分为两类，一
类为双室墓，如康王墓、庄王墓，这类墓葬整体面积较大，两室相连处还建有甬道和石质墓门；一类为单室墓，如宪王墓等。襄藩亲王墓的发展变化似乎不同于其他藩系，时代较早的墓葬墓室面积小，而中后期（康、惠二王）墓室面积则较大。襄庄王墓室有仿木建筑、庑殿顶等结构，装饰华丽。
石灰糯米材料的大量使用
湖北地区宗藩墓大量使用三合土、石灰糯米等材料，有些在墓室外包裹三合土和木炭，如楚昭王墓和楚藩的一些郡王墓；有些则使用石灰糯米密封墓室或填砌缝隙，如通城王朱英焀及其妃徐氏墓、辽简王墓、郢靖王墓、朱显栻家族墓等；有些墓葬则使用三合土、石灰糯米浆建造整个墓室，如明中后期的荆藩王墓。石灰糯米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防腐防潮，石灰、木炭不仅可以吸收水分和湿气，充当“干燥剂”，还具有消毒的功效。明人吕坤认为：“土有燥湿，灰隔御湿也，宜于江南……江南下湿，水易浸棺，故作灰隔，假其燥以御湿也。”
楚昭王墓为单室墓，而同一时期的辽简王墓、郢靖王墓和湘献王墓则为多室墓，楚昭王玄宫面积明显小于辽、郢两王，但楚昭王陵园却远大于同时代始封亲王，这说明楚昭王玄宫面积小未必是为了缩减成本，很可能是在建墓时，由于工程难度的限制，使楚昭王玄宫不能建造成大型多室墓。楚昭王墓使用石灰糯米和木炭将整个墓室包裹，并使用了石灰糯米做粘合材料，这种建造方式非常注重墓室的密封性和防腐防潮。“夫妻双圹穿墙孔曰孝顺洞，通魂往来何愚也，皆损圹，夫圹仅容棺。空隙处须糯粥调石灰筑实为妙，曷尚虚文哉。”当时人认为“过洞”的设置都会“损圹”，更何况是结构复杂的多室墓，且墓圹刚好容纳棺木者“实为妙”，这就说明要保证墓葬的密封性，墓室面积不能过大，墓室结构也不能过于复杂。使用三合土包裹墓葬者，墓室结构都较为简单，而楚藩无夫妻同室合葬的情况可能也有此考虑。
明中后期荆藩墓葬大量使用三合土、石灰糯米等材料，墓室面积普遍较小。荆藩因水患、蚁患迁葬的例子在《明实录》中也有记载，在蕲春县西河驿石粉厂朱怡仙墓志中写到“己亥（1539）冬十月，攒发果罹蚁蚀之患、夫人不胜悲恸，遂易棺改附西河驿广教寺”。蕲州地区地势较为低洼，三面环水，土壤湿气重，若墓葬在建造时防水防虫工作不善，易造成蚁患。蕲春王宣村荆藩亲王墓为男女同坟异穴合葬墓，两墓之间凿有方形过洞，墓室外壁包裹三合土。明中后期荆藩墓室大量使用石灰糯米三合土等建材、将墓室面积缩小的做法更利于墓葬的防腐与防潮。
湖北地区明宗藩墓葬中还有一类—碗墓，其中的代表如楚藩镇国中尉朱显栻夫妻合葬墓，其墓是将上万个碗上下扣合，并用石灰糯米進行粘合，上下共六层，每层内外叠放两圈，最终形成圆角长方形的墓葬。碗墓使用石灰糯米的混合物为粘合料，黏连度好。此外，荆定王墓的三合土中也夹杂了民窑生产的粗瓷碗。墓葬使用的碗为瓷土高温烧成，和砖相比吸水性几乎为零，碗与石灰糯米浆的组合，能更加有效保证墓室的密封性；同时这些瓷碗制作粗糙，多为残次品，相较于大规模使用三合土建造墓室，碗墓的建造成本更低，但防潮效果却很好。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明代明器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研究”（项目编号为TJZLQN2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南开大学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