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敦煌文学作为敦煌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组成部分一直为学界重视。《儿郎伟》是敦煌文学诸多体式的一种，虽存世数量不多，但极富特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敦煌写本的辑校和对《儿郎伟》这一文学体式的名称、形式、性质等考辨上，较少有结合具体篇目进行的探究。本文拟对其中颇为相似且独具一格的两首驱傩词进行分析，探究其创作的成功之处、发掘其包含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敦煌文学 《儿郎伟》 驱傩词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奇迹，其独特的文化在历史长河的洗涤下可谓历久弥新。而作为敦煌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组成部分，敦煌文学也散发着独一无二的魅力。在包含敦煌曲子、敦煌文赋、敦煌俗赋、敦煌变文、敦煌愿文等诸多文学形式在内的敦煌文学中，《儿郎伟》虽数量不多，但内容丰富而鲜活，生动再现了敦煌丰富的民俗活动，具有一定的诗歌性、愿文性、政治性、宗教性和民俗性，极富特色，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不少学者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通过整理不难发现，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敦煌写本的辑校和对《儿郎伟》这一文学体式的名义、形式、性质等考辨上，基本属于宏观层面，较少有针对具体篇目进行的探究。而笔者在阅读敦煌文献时发现，伯二五六九号中“适从远来至宫门，正见鬼子一郡郡。……正南直须千里外，正北远去亦须论”与“适从远来至宫宅，正见鬼子笑吓吓。……因今驱傩除魍魉，纳庆先祥无灾厄”两篇驱傩词在内容、结构上很是相近，体式上更是罕见的以三言句式为主，文学价值与民俗学价值都很高，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故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两首驱傩词进行的综合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写本《儿郎伟》主要见于伯二○五八、伯二五六九、伯三五五二、伯二六一二等二十余个卷子中，丹尼尔·伊丽莎白、周绍良、高国藩等多位学者曾做过部分辑校方面的研究，而本文主要参考的是黄征在《敦煌愿文集》和《敦煌语文丛说》中所做的考辨辑校，原文在此便不再录入。另外，《儿郎伟》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类：驱傩词、上梁文和障车文，基本反映的是当时当地的民俗活动。其文学体式较为特别：大多以六言、四言为主，通常一韵到底，但字数无定、句式无定；有着固定名称且篇末多数标有“音声”两字，应当可以入乐，是典型的俗文学作品。其中，驱傩词继承了传统的傩文化，多刻画岁末驱除厉鬼的场景，主要应用于敦煌的驱傩仪式与相关活动，以此祝愿新年平安、无病无灾。虽然这在表面上看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作为文学作品，其运用文学手段艺术化地反映了古时人民最真实的生活愿望，是时代的产物，亦是研究俗文学和民俗学的极佳素材。
总体说来，这两首驱傩词写的都是傩队遇鬼并捉鬼杀鬼的场面。主要内容分别是：（一）驱傩仪仗队刚刚巡回到宫门，就见很多鬼迎面而来。在这群鬼中，有一个黑不隆冬的蹲在屋顶。他身负取气袋，红头发，红眼睛，穿着绯红色的裤子。这鬼忽然跳进庭院，庭院里立刻骚动、混乱成一片。唤来钟馗，拦住宫门，用烟气向鬼头上熏去，折断肋骨，抽筋，拔舌，割唇，将他赶到正南面一千里之外，赶到正北不须计数的远处；（二）驱傩仪仗队刚刚巡回到宫门，只见鬼依偎在墙角下或篱栅边，头发蓬松，眼睛凹陷，骑着野狐在街巷中穿来绕去。（捉鬼者）提起他，扼住脖子，堵上嘴，冲着脸打耳光，再放到磨里磨成粉末。因为今天驱傩清除了鬼，迎纳喜庆祥瑞也就没有灾祸了。
结合具体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首驱傩词中明显的相似之处：体制上都是以七言开头结尾，中间以三言为主，或杂以五言；内容上都生动刻画了“鬼”的形象，以鲜明的感情色彩展现鲜活的捉鬼杀鬼场景，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文化背景上都是立足于敦煌本地的傩文化和钟馗驱傩习俗，具有突出的地域色彩。而其不同点同样存在，主要是第一首借“黑论敦”、“正南”、“正北”等隐含了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并直接引入了“钟馗捉鬼”的形象；而第二首则在末尾直接点出“因今驱傩除魍魉，纳庆先祥无灾厄”这一借驱鬼祝愿新年平安无灾的现实主题。但这些异同综合起来正反映了这两首驱傩词内在的统一之处也是其创作的成功之处：塑造了鲜活而富有生活气息的文学形象，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敦煌傩文化并有所突破，从而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样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意义在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有独特价值的，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两首驱傩词充分发挥了三言体的特色。从中国诗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三言诗虽从未繁盛于文坛成为文学体式的主流；但其产生较早，以“声易促涩”为主要特征，具有独特的价值，对后来诸诗体的产生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且三言句式的应用与影响更为广泛与深远。而纵观敦煌《儿郎伟》作品，其以六言和四言为主，间有五言和七言，有的则是四、六、五、七言相杂，极少有这样的主体部分为三言，间以五、七言的。事实上，这两首驱傩词虽然杂有五、七言，但已经是现有文献中仅有的三言体《儿郎伟》驱傩词，其充分发挥了三言体的特色，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一方面，三言的句法比较简单，堪称“简净”，因而表意上比较单纯，重点突出，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三言的句式很短，读起来的感觉总是一字一顿，若加上用词的硬朗，则节奏就会显得简明而迫促。而对于这两首驱傩词，其在刻画捉鬼杀鬼场景的部分使用三言句式，如“唤中夔，兰着门。弃头上，放气熏”，“捉却他，项底 。塞却口，面上掴”等等，既简练又活泼，大大增加了动作感与画面感，无形中也加剧了捉鬼场景的紧张感。再加上全篇一韵到底，这种琅琅上口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读者对于文中所刻画的场景的印象，如此突出的艺术效果恰恰是其它句式做不到的。
第二、俗语词在这两首驱傩词中得到广泛运用，加强了场景的生活气息；加上文中所涉及的物件俱是驱傩仪式的真实反映，就进一步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与生活的距离。俗语词是现代语言学概念，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俗语”、“俗人语”、“俚言”之类，多为古代民间的口头语词，应用于文学作品中往往与传统的文言写作有着极大的区别，表现出一定的口头文学色彩，蕴含着古代人民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态度。譬如俗语词“黑论敦”相当于口语“黑不隆冬”，用来形容黑，很是口語化、生活化；“取气袋”是民间捉鬼流程的“鬼”的必备物；“野狐”在驱傩活动中更是常见……这样的例子在这两首驱傩词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这些俗语词产生于古时敦煌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记录并再现了丰富多样的民间活动，使得这两首驱傩词在语言上格外生动形象，在整体观感上显得俏皮而真实，为之增添了鲜明的俗文学特色。而这种俗文学的特征则使得即便是隔了一千多年的现代人在克服校堪俗字的困难后也能感受到民间生活的趣味，亦丰富了文学表现。另外，这种记录还是研究汉语及汉语史的极佳材料，类似于“‘存’字乃‘蹲’（《广韵》音同‘存’）之俗字‘ ’之半边字”之类的字形考辨对于俗字研究乃至语言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三、这两首驱傩词在表达手法上的运用也很是巧妙，一方面，抓住鬼鲜明的外貌特征进行刻画，另一方面，紧扣捉鬼杀鬼进行一系列动作描写，同时塑造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瞬间，使得场面的刻画具有无限的动感和强烈的画面感。事实上，这两首驱傩词并没有使用多么复杂的表现技巧，而是多用白描，抓住典型特征与典型动作。在第一首驱傩词中，作者先是用“黑”和“赤”对鬼的外貌进行描写，从而使鲜明的色彩对比、突出的形象特征跃然于纸上。接着，作者抓住拦门，放气、折骨、抽筋、拔舌、割唇等一系列动作，加之以三言带来的节奏感为我们带来残忍而又酣畅淋漓的捉鬼杀鬼场景。第二首同样如此，先是一个头发蓬松、眼睛凹陷、骑着野狐到处绕的“鬼”形象，再是十二个迫促的三言句带来的“动作剧”，并且每一个动作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并饱含民众对鬼真实的憎恶之感，一方面血腥，另一方面以此达到除鬼的效果。如此一来，整个驱傩词具有了以真实情感为基础的动态画面感，而这种画面感又调动起了读者鲜明的情感倾向，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形象的鲜活性。整体的文学性也因此得到大大提升。
第四、这两首驱傩词一方面真实再现了敦煌傩文化和钟馗驱傩风俗，另一方面又有所突破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驱傩是一种驱鬼逐疫的仪式，在我国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礼俗。《论语·乡党》已有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敦煌文书的驱傩词有多篇开头即言“驱傩之法，出自轩辕”。关于驱傩活动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夏官·方相氏》：“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而念咒驱傩的风俗在先秦远古就已非常盛行；发展到晚唐，傩文化有了变化和发展，敦煌驱傩活动非常兴盛并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中的两首驱傩词就是从文学的角度对驱傩活动进行了艺术化的展现，是整个包含了舞蹈、唱和等仪式的驱傩活动的一个部分，是人民祝愿美好生活的文学表现。另外，在第一首驱傩词中还出现了“钟馗”这个形象，结合《儿郎伟》中其它驱傩词我们不难发现，在敦煌驱傩中，钟馗已经日益成为仪式的主体，他的形象更加鲜明和突出。而钟馗驱傩习俗也在不断演变与发展，并具有了一定的地域特征。同时，在这两首敦煌驱傩词中，一方面驱傩的迷信色彩得到淡化，更多的体现出民俗游戏的性质；另一方面驱傩活动与现实意义做了更紧密的结合，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与政治意义、时代意义的结合上。一来，这两首驱傩词中的“鬼”实际都是人扮成的，“骑野狐，绕项脉”中隐射的“打夜狐”其实就是一种民俗游戏；二来，据相关学者结合历史背景考证，“宫门”当指归义军节度使的宅门，“黑伦敦”指北方之鬼，隐射的是归义军北面的各部族；“院里乱纷纷”实为隐喻由北方部族侵扰引起的政治动荡；“钟馗”隐指的正是当时据有归义军节度使地位的李弘愿；而“正南直须千里外，正北远去亦须論”则隐喻要将鬼赶到吐蕃、回鹘统治区。如此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此处隐含的政治倾向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状况。也就是说，这里的鬼不仅仅是所谓迷信观念中的“鬼”，更是现实中威胁到国家统一的“鬼”；这里的驱傩不单单是传统的祈福仪式，也是一种被娱乐化的民俗游戏，还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政治愿望。这种“鬼”与驱傩仪式在意义上的突破与丰富是基于时代与人民生活的，正是传统傩文化向现实生活跨近的体现。这一点一方面丰富了驱傩词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使得驱傩词成为研究当时政治、军事状况与西域文明的重要资料，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两首驱傩词所具有的民俗学价值与史学价值。
概括地说，《儿郎伟》驱傩词既反映了古老的傩文化，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作为敦煌文学的一部分，体现了俗文学的发展成就，具有很高的综合价值。本文中所分析的两首驱傩词因其在内容句式等方面的独特性而具有了丰富的文学价值、词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民俗学价值，在塑造鲜活而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形象和展现具有现实意义的敦煌傩文化两个方面更是具有突出的意义，从而有了丰富的内在价值与研究空间。然因笔者水平有限，分析中存在的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唯愿在探讨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岳麓书局，1995年版。
[2] 黄征：《敦煌语文丛说》，新台文出版公司，1996年版。
[3] 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谭婵雪：《敦煌民俗》，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 李正宇：《敦煌傩散论》，《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
[6] 周远斌：《论三言诗》，《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7] 陈烁：《敦煌民间驱傩仪式与驱傩词》，《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9年。
[8] 黄征：《敦煌俗语言学论纲》，《艺术百家》，2010年2期。
[9] 黄征：《敦煌愿文述要》，《艺术百家》，2010年2期。
作者简介：陈诗雨，女，1992—，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关键词：敦煌文学 《儿郎伟》 驱傩词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奇迹，其独特的文化在历史长河的洗涤下可谓历久弥新。而作为敦煌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组成部分，敦煌文学也散发着独一无二的魅力。在包含敦煌曲子、敦煌文赋、敦煌俗赋、敦煌变文、敦煌愿文等诸多文学形式在内的敦煌文学中，《儿郎伟》虽数量不多，但内容丰富而鲜活，生动再现了敦煌丰富的民俗活动，具有一定的诗歌性、愿文性、政治性、宗教性和民俗性，极富特色，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不少学者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通过整理不难发现，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敦煌写本的辑校和对《儿郎伟》这一文学体式的名义、形式、性质等考辨上，基本属于宏观层面，较少有针对具体篇目进行的探究。而笔者在阅读敦煌文献时发现，伯二五六九号中“适从远来至宫门，正见鬼子一郡郡。……正南直须千里外，正北远去亦须论”与“适从远来至宫宅，正见鬼子笑吓吓。……因今驱傩除魍魉，纳庆先祥无灾厄”两篇驱傩词在内容、结构上很是相近，体式上更是罕见的以三言句式为主，文学价值与民俗学价值都很高，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故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两首驱傩词进行的综合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写本《儿郎伟》主要见于伯二○五八、伯二五六九、伯三五五二、伯二六一二等二十余个卷子中，丹尼尔·伊丽莎白、周绍良、高国藩等多位学者曾做过部分辑校方面的研究，而本文主要参考的是黄征在《敦煌愿文集》和《敦煌语文丛说》中所做的考辨辑校，原文在此便不再录入。另外，《儿郎伟》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三类：驱傩词、上梁文和障车文，基本反映的是当时当地的民俗活动。其文学体式较为特别：大多以六言、四言为主，通常一韵到底，但字数无定、句式无定；有着固定名称且篇末多数标有“音声”两字，应当可以入乐，是典型的俗文学作品。其中，驱傩词继承了传统的傩文化，多刻画岁末驱除厉鬼的场景，主要应用于敦煌的驱傩仪式与相关活动，以此祝愿新年平安、无病无灾。虽然这在表面上看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作为文学作品，其运用文学手段艺术化地反映了古时人民最真实的生活愿望，是时代的产物，亦是研究俗文学和民俗学的极佳素材。
总体说来，这两首驱傩词写的都是傩队遇鬼并捉鬼杀鬼的场面。主要内容分别是：（一）驱傩仪仗队刚刚巡回到宫门，就见很多鬼迎面而来。在这群鬼中，有一个黑不隆冬的蹲在屋顶。他身负取气袋，红头发，红眼睛，穿着绯红色的裤子。这鬼忽然跳进庭院，庭院里立刻骚动、混乱成一片。唤来钟馗，拦住宫门，用烟气向鬼头上熏去，折断肋骨，抽筋，拔舌，割唇，将他赶到正南面一千里之外，赶到正北不须计数的远处；（二）驱傩仪仗队刚刚巡回到宫门，只见鬼依偎在墙角下或篱栅边，头发蓬松，眼睛凹陷，骑着野狐在街巷中穿来绕去。（捉鬼者）提起他，扼住脖子，堵上嘴，冲着脸打耳光，再放到磨里磨成粉末。因为今天驱傩清除了鬼，迎纳喜庆祥瑞也就没有灾祸了。
结合具体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首驱傩词中明显的相似之处：体制上都是以七言开头结尾，中间以三言为主，或杂以五言；内容上都生动刻画了“鬼”的形象，以鲜明的感情色彩展现鲜活的捉鬼杀鬼场景，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文化背景上都是立足于敦煌本地的傩文化和钟馗驱傩习俗，具有突出的地域色彩。而其不同点同样存在，主要是第一首借“黑论敦”、“正南”、“正北”等隐含了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并直接引入了“钟馗捉鬼”的形象；而第二首则在末尾直接点出“因今驱傩除魍魉，纳庆先祥无灾厄”这一借驱鬼祝愿新年平安无灾的现实主题。但这些异同综合起来正反映了这两首驱傩词内在的统一之处也是其创作的成功之处：塑造了鲜活而富有生活气息的文学形象，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敦煌傩文化并有所突破，从而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样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意义在文学史上可以说是有独特价值的，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两首驱傩词充分发挥了三言体的特色。从中国诗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三言诗虽从未繁盛于文坛成为文学体式的主流；但其产生较早，以“声易促涩”为主要特征，具有独特的价值，对后来诸诗体的产生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且三言句式的应用与影响更为广泛与深远。而纵观敦煌《儿郎伟》作品，其以六言和四言为主，间有五言和七言，有的则是四、六、五、七言相杂，极少有这样的主体部分为三言，间以五、七言的。事实上，这两首驱傩词虽然杂有五、七言，但已经是现有文献中仅有的三言体《儿郎伟》驱傩词，其充分发挥了三言体的特色，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一方面，三言的句法比较简单，堪称“简净”，因而表意上比较单纯，重点突出，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三言的句式很短，读起来的感觉总是一字一顿，若加上用词的硬朗，则节奏就会显得简明而迫促。而对于这两首驱傩词，其在刻画捉鬼杀鬼场景的部分使用三言句式，如“唤中夔，兰着门。弃头上，放气熏”，“捉却他，项底 。塞却口，面上掴”等等，既简练又活泼，大大增加了动作感与画面感，无形中也加剧了捉鬼场景的紧张感。再加上全篇一韵到底，这种琅琅上口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读者对于文中所刻画的场景的印象，如此突出的艺术效果恰恰是其它句式做不到的。
第二、俗语词在这两首驱傩词中得到广泛运用，加强了场景的生活气息；加上文中所涉及的物件俱是驱傩仪式的真实反映，就进一步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与生活的距离。俗语词是现代语言学概念，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俗语”、“俗人语”、“俚言”之类，多为古代民间的口头语词，应用于文学作品中往往与传统的文言写作有着极大的区别，表现出一定的口头文学色彩，蕴含着古代人民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态度。譬如俗语词“黑论敦”相当于口语“黑不隆冬”，用来形容黑，很是口語化、生活化；“取气袋”是民间捉鬼流程的“鬼”的必备物；“野狐”在驱傩活动中更是常见……这样的例子在这两首驱傩词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这些俗语词产生于古时敦煌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记录并再现了丰富多样的民间活动，使得这两首驱傩词在语言上格外生动形象，在整体观感上显得俏皮而真实，为之增添了鲜明的俗文学特色。而这种俗文学的特征则使得即便是隔了一千多年的现代人在克服校堪俗字的困难后也能感受到民间生活的趣味，亦丰富了文学表现。另外，这种记录还是研究汉语及汉语史的极佳材料，类似于“‘存’字乃‘蹲’（《广韵》音同‘存’）之俗字‘ ’之半边字”之类的字形考辨对于俗字研究乃至语言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三、这两首驱傩词在表达手法上的运用也很是巧妙，一方面，抓住鬼鲜明的外貌特征进行刻画，另一方面，紧扣捉鬼杀鬼进行一系列动作描写，同时塑造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瞬间，使得场面的刻画具有无限的动感和强烈的画面感。事实上，这两首驱傩词并没有使用多么复杂的表现技巧，而是多用白描，抓住典型特征与典型动作。在第一首驱傩词中，作者先是用“黑”和“赤”对鬼的外貌进行描写，从而使鲜明的色彩对比、突出的形象特征跃然于纸上。接着，作者抓住拦门，放气、折骨、抽筋、拔舌、割唇等一系列动作，加之以三言带来的节奏感为我们带来残忍而又酣畅淋漓的捉鬼杀鬼场景。第二首同样如此，先是一个头发蓬松、眼睛凹陷、骑着野狐到处绕的“鬼”形象，再是十二个迫促的三言句带来的“动作剧”，并且每一个动作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并饱含民众对鬼真实的憎恶之感，一方面血腥，另一方面以此达到除鬼的效果。如此一来，整个驱傩词具有了以真实情感为基础的动态画面感，而这种画面感又调动起了读者鲜明的情感倾向，从而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形象的鲜活性。整体的文学性也因此得到大大提升。
第四、这两首驱傩词一方面真实再现了敦煌傩文化和钟馗驱傩风俗，另一方面又有所突破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驱傩是一种驱鬼逐疫的仪式，在我国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礼俗。《论语·乡党》已有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敦煌文书的驱傩词有多篇开头即言“驱傩之法，出自轩辕”。关于驱傩活动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夏官·方相氏》：“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而念咒驱傩的风俗在先秦远古就已非常盛行；发展到晚唐，傩文化有了变化和发展，敦煌驱傩活动非常兴盛并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中的两首驱傩词就是从文学的角度对驱傩活动进行了艺术化的展现，是整个包含了舞蹈、唱和等仪式的驱傩活动的一个部分，是人民祝愿美好生活的文学表现。另外，在第一首驱傩词中还出现了“钟馗”这个形象，结合《儿郎伟》中其它驱傩词我们不难发现，在敦煌驱傩中，钟馗已经日益成为仪式的主体，他的形象更加鲜明和突出。而钟馗驱傩习俗也在不断演变与发展，并具有了一定的地域特征。同时，在这两首敦煌驱傩词中，一方面驱傩的迷信色彩得到淡化，更多的体现出民俗游戏的性质；另一方面驱傩活动与现实意义做了更紧密的结合，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与政治意义、时代意义的结合上。一来，这两首驱傩词中的“鬼”实际都是人扮成的，“骑野狐，绕项脉”中隐射的“打夜狐”其实就是一种民俗游戏；二来，据相关学者结合历史背景考证，“宫门”当指归义军节度使的宅门，“黑伦敦”指北方之鬼，隐射的是归义军北面的各部族；“院里乱纷纷”实为隐喻由北方部族侵扰引起的政治动荡；“钟馗”隐指的正是当时据有归义军节度使地位的李弘愿；而“正南直须千里外，正北远去亦须論”则隐喻要将鬼赶到吐蕃、回鹘统治区。如此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此处隐含的政治倾向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状况。也就是说，这里的鬼不仅仅是所谓迷信观念中的“鬼”，更是现实中威胁到国家统一的“鬼”；这里的驱傩不单单是传统的祈福仪式，也是一种被娱乐化的民俗游戏，还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政治愿望。这种“鬼”与驱傩仪式在意义上的突破与丰富是基于时代与人民生活的，正是传统傩文化向现实生活跨近的体现。这一点一方面丰富了驱傩词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使得驱傩词成为研究当时政治、军事状况与西域文明的重要资料，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两首驱傩词所具有的民俗学价值与史学价值。
概括地说，《儿郎伟》驱傩词既反映了古老的傩文化，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作为敦煌文学的一部分，体现了俗文学的发展成就，具有很高的综合价值。本文中所分析的两首驱傩词因其在内容句式等方面的独特性而具有了丰富的文学价值、词汇学价值、史学价值和民俗学价值，在塑造鲜活而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形象和展现具有现实意义的敦煌傩文化两个方面更是具有突出的意义，从而有了丰富的内在价值与研究空间。然因笔者水平有限，分析中存在的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唯愿在探讨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岳麓书局，1995年版。
[2] 黄征：《敦煌语文丛说》，新台文出版公司，1996年版。
[3] 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谭婵雪：《敦煌民俗》，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 李正宇：《敦煌傩散论》，《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
[6] 周远斌：《论三言诗》，《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7] 陈烁：《敦煌民间驱傩仪式与驱傩词》，《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9年。
[8] 黄征：《敦煌俗语言学论纲》，《艺术百家》，2010年2期。
[9] 黄征：《敦煌愿文述要》，《艺术百家》，2010年2期。
作者简介：陈诗雨，女，1992—，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