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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1890-1966)，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著作家和教育家。李达是一位播扬马克思主义火种、照耀人民前进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侯外庐语)。编辑书刊是李达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之一。李达早期的编辑活动，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党的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主编《共产党》月刊
1920年5月，李达抱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首先访问了陈独秀，商讨组织社会革命党之事。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李达是发起人之一。《新青年》随即于1920年9月改组为发起机关刊物，李达成为编辑之一。他积极参与《新青年》的改版工作，撰写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这是李达编辑活动的开始，为以后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怎样才能使这些分散的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当时迫在眉睫的一项特别重大的任务。根据列宁的建党经验，首先创办一个党的机关刊物是极为重要的。但《新青年》是公开刊物，其学术性质早已定型，它的政治倾向受到政府的很大限制。而且，《新青年》成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后，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有面貌，即宣传新文化的统一战线刊物。它仍以“百家争鸣”的姿态发表不同倾向的文章。这样，它无法鲜明地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因而需要创办一个秘密的、政治性更强的刊物。《共产党》月刊就是适应这种需要创办的。
1920年11月7日，正当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一个按照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办法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终于诞生，李达任主编。
在创刊号的《短言》中，李达指出了主编《共产党》月刊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他写道：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同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实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共产党》月刊为16开本，每期约50页，目前看到的为l至6期。李达确定了月刊的编辑体例，每期由“短言”、正文和“世界消息”三部分构成，从第4期开始增加了“国内消息”栏目，以增强其时效性和针对性。
据初步统计，《共产党》月刊共发表文章53篇，其中有关探讨建党思想的占38篇；发表世界和国内消息短讯78篇，其中有关各国建党的现状与动向的占52篇，两项合计长短文共有131篇，与探讨建党思想有关的90篇，占2／3。李达个人在刊物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两篇；介绍国际共运建党经验的短讯、消息30篇；参与撰写或亲自执笔的带社论性的《短言》6篇。以上累计长短文38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的34％。
月刊的战斗历程也说明他是适应建党需要出版的。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发动建党阶段。1920年11月7日出创刊号，12月出第2号。后因经费困难中断3个月，1921年4月出了第3号。这一时期正是秘密发动建党，刊物也是秘密出版后送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的。这时它针对共产主义者完全缺乏建党经验的情况，着重介绍了列宁的建党学说和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党的建设经验，提供党的知识，着重批判了修正主义，提出了在中国建党的任务。这一阶段译文较多，集中论述国内革命问题的文章则较少。第二，筹备党的一大阶段。1921年5、6月相继出版了第4、5号。这时正在筹备党的一大。为了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它改为了半公开性的刊物。这时刊物由原来主要介绍外国经验，转为论述国内问题，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提出了党的使命和目的，探讨了党的纲领和策略。第三，党成立后阶段。这时出了第6号。这一号发表了党的一大决定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后者实际上代表了刚刚成立的党发表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第一个宣言。这一号是现在看到的最后一期。这表明这个刊物在完成了建党的光荣历史任务后，就停刊了。
《共产党》月刊完全是适应建党需要而创办的，也由于李达编辑工作的卓有成效，所以一出刊，即受到了当时共产主义者的欢迎。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介了这一刊物。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不仅自己认真学习，且在1921年1月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里，把《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等书刊一起介绍给工人学习。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并把其中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翟作君和贺世友认为：“它比同时期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也比《新青年》杂志深刻得多。”该刊以各种方式发行各地，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列宁建党学说和党的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并在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其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可见影响之广。
二 创办人民出版社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李达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主持党的宣传工作。陈独秀在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一文中指出：“中央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根据这一指示精神，9月1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主持，社址设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这里是李达的寓所，也是中共中央宣传主任的办公室。为了避免当局的破坏，人民出版社出版物上印的社址是“广州昌兴新街26号”。印好书后的书刊通过党影响下的水手和杂务工，秘密运送到全国各地。
关于人民出版社的宗旨，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刊载《人民出版社通告》，现转录于下：
近年来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
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地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这则通告，一是阐明了人民出版社的宗旨：所刊行的各种经典著作是为了供同志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用，它能指示革命的发展趋向，坚定斗争信心，团结同志共同奋斗。二是强调 了出版物的编译质量，充分最示了人民出版社严谨的工作态度。从现在还能看到的为数极少的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看，其印刷非常清晰，标价很低廉(大多在0.1元～0.2元之间)，封面上套红印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倾向性十分明显。
人民出版社曾有过一套相当完整的出书计划，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全书”11种，其他理论书籍9种。这个出版计划，由于当局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实现。但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一年内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15种，其中包括马恩全书3种：《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资本论入门》(马尔西原著，李汉俊译)；列宁全书5种：《劳农会之建设》(李立译)、《讨论进行计划》(成则人、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王静泽)、《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李墨耕译)、《列宁传》(张亮译)；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4种：《共产党的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劳动革命史》；其他编著3种。这些经典著作和革命理论书籍在党的初创时期，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物和教科书，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起过很大作用。
三 主编《新时代》
党的二大后，李达辞去党中央的职务，应毛泽东邀请，到湖南担任自修大学学长，为党培养干部。
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创办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大学。因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毛泽东特邀其来作学长，帮助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同住长沙清水塘，共同担负起了培养党的干部、研讨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研讨中国革命问题，李达和毛泽东以湖南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这是继《共产党》月刊之后由李达主编的又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
《新时代》创刊于1923年4月10日。李达在《发刊辞》中提出了刊物的宗旨：“本刊和普通的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和一定宗旨的。”一定的主张和一定的宗旨就是：“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现社会改造的准备。”即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宗旨与自修大学的办学方针完全一致。发刊辞还指出了刊物的使命：“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新时代》月刊第一部分内容是研究和宣传“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这个关于社会和国家改造的根本问题。创刊号上发表的头两篇文章就是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和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这两篇文章适应当时斗争需要，着重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内容是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抵制错误倾向。该刊出版时期，正是党酝酿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时期。李达在该刊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一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抵制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观点。
第三部分内容是密切关注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对于各地正在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各种实际斗争，及时发表指导性文章。李达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一文，为1923年初在全国范围掀起的收回旅大运动指明了方向。他在1923年7月15日出版的《新时代》月刊第4号上，发表了《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的时评，指出了曹锟贿选总统这一阴谋性质，揭露了旧国会的实质。
第四部分内容是进一步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李达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在第3、4号上连载了罗学瓒翻译的《共产主义与经济的进化》，在第2至4号上连续发表了李维汉阐述唯物史观的《观念史观批评》一文。
此外，《新时代》月刊各期发表的一些探讨教育、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的文章，使人耳目一新。李达译述的《脱了牙的狼》，是以小说的形式反映阶级斗争历史的作品。
《新时代》月刊创刊后共出版了4期，每期印2000份。在当时，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1923年1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封闭了自修大学，《新时代》也随之停刊。但它在李达的主持下，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纲领与策略，帮助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以及指导中国革命的斗争，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四 李达早期编辑活动的特色
李达的上述编辑活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息息相关，书刊编辑是他传播思想的重要途径。综观李达早期的编辑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1.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新闻编辑事业，应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李达在《共产党》月刊的《短言》中宣告：“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经济的使命就是把生产和交通工具收归社会所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政治使命就是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该刊还在《告老兵农》《告劳动》等文章中，号召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去，用各种方式向无产阶级进行宣传，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解放道路和历史使命，帮助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阶级斗争。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编辑经典著作，目的“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地迟速”，即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理论武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是要在“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的问题上，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即要探讨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所有这些，都表明李达的编辑活动，是坚定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立场上，为他们的解放斗争服务。
2.对党的编辑事业赤胆忠心。李达在编辑工作中勇挑重担，不怕困难，有一种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体现出他对党的编辑事业无比的忠诚。当时主办《共产党》月刊这样一个传播共产主义、直接为建党作准备的党刊，不仅需要大无畏的精神，且要克服许多困难。没有办公室，李达便把刊物的编辑部设在自己的寓所；没有经费，他便和沈雁冰商量，大家拼命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以所得稿酬充作党的经费；没有人力，在紧张时刻，从写稿到发行，全部工作几乎由李达一人承担。在主持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李达后来在《回忆早期活动》一文中说：“那时，我担任出版社主编，共出版了14种刊物及临时性小册子。那时付印、校对、发行工作都是我个人担任的。”
3.阐明了书刊编辑的一些基本思想。首先，书刊编辑作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辅助手段”，要发挥鼓舞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作用。在《共产党》月刊第2期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李达分析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指出革命的手段包括直接行动和“辅助手段”。他认为，“阶级斗争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为好”，“此外，还有相辅而行的手段，就是宣传。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或秘密的，总要有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敌忾的心，亦能发生效力”。其次，编辑意图要明确。《共产党月刊》的内容包括5部分，5个方面内容有机构成了党的基本理论，从党的理论基础，按什么方式建党，建党的目的，批判可能混淆视听的错误观点，到如何更好地进行革命实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它的编辑意图明确是个首要条件”。再者，确定了书刊编辑的标准。《人民出版社通告》一文指出：“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实际上，“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不仅是李达编书的标准，也是他编刊的追求，体现了李达在编辑工作中重视读者和编译质量、讲究传播艺术、注重宣传效果的思想，以及编辑工作应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李达在《新时代》“发刊辞”中，也表达了出了编辑工作要体现“学术和实用并重，宣传内容和宣传艺术兼顾”的思想。
4.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编辑工作。当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迫切需要把这些分散的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时，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围绕“为什么要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党在中国应该干什么”等问题，都作出了力所能及的系统宣传，对推动共产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在建党初期，党的思想理论和宣传工作亟待提高，迫切需要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编辑出版，加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力度时，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编译了一批经典著作。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后，李达主编的《新时代》月刊，积极宣传党的二大提出的纲领，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正确观点，对中国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始终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是编辑工作必须具备的功能，也是李达早期编辑工作的一大特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 主编《共产党》月刊
1920年5月，李达抱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首先访问了陈独秀，商讨组织社会革命党之事。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李达是发起人之一。《新青年》随即于1920年9月改组为发起机关刊物，李达成为编辑之一。他积极参与《新青年》的改版工作，撰写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这是李达编辑活动的开始，为以后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怎样才能使这些分散的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当时迫在眉睫的一项特别重大的任务。根据列宁的建党经验，首先创办一个党的机关刊物是极为重要的。但《新青年》是公开刊物，其学术性质早已定型，它的政治倾向受到政府的很大限制。而且，《新青年》成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后，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有面貌，即宣传新文化的统一战线刊物。它仍以“百家争鸣”的姿态发表不同倾向的文章。这样，它无法鲜明地举起共产党的旗帜，因而需要创办一个秘密的、政治性更强的刊物。《共产党》月刊就是适应这种需要创办的。
1920年11月7日，正当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一个按照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办法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终于诞生，李达任主编。
在创刊号的《短言》中，李达指出了主编《共产党》月刊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他写道：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同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实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共产党》月刊为16开本，每期约50页，目前看到的为l至6期。李达确定了月刊的编辑体例，每期由“短言”、正文和“世界消息”三部分构成，从第4期开始增加了“国内消息”栏目，以增强其时效性和针对性。
据初步统计，《共产党》月刊共发表文章53篇，其中有关探讨建党思想的占38篇；发表世界和国内消息短讯78篇，其中有关各国建党的现状与动向的占52篇，两项合计长短文共有131篇，与探讨建党思想有关的90篇，占2／3。李达个人在刊物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两篇；介绍国际共运建党经验的短讯、消息30篇；参与撰写或亲自执笔的带社论性的《短言》6篇。以上累计长短文38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的34％。
月刊的战斗历程也说明他是适应建党需要出版的。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发动建党阶段。1920年11月7日出创刊号，12月出第2号。后因经费困难中断3个月，1921年4月出了第3号。这一时期正是秘密发动建党，刊物也是秘密出版后送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的。这时它针对共产主义者完全缺乏建党经验的情况，着重介绍了列宁的建党学说和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党的建设经验，提供党的知识，着重批判了修正主义，提出了在中国建党的任务。这一阶段译文较多，集中论述国内革命问题的文章则较少。第二，筹备党的一大阶段。1921年5、6月相继出版了第4、5号。这时正在筹备党的一大。为了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它改为了半公开性的刊物。这时刊物由原来主要介绍外国经验，转为论述国内问题，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提出了党的使命和目的，探讨了党的纲领和策略。第三，党成立后阶段。这时出了第6号。这一号发表了党的一大决定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后者实际上代表了刚刚成立的党发表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第一个宣言。这一号是现在看到的最后一期。这表明这个刊物在完成了建党的光荣历史任务后，就停刊了。
《共产党》月刊完全是适应建党需要而创办的，也由于李达编辑工作的卓有成效，所以一出刊，即受到了当时共产主义者的欢迎。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介了这一刊物。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不仅自己认真学习，且在1921年1月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里，把《共产党》月刊和《共产党宣言》等书刊一起介绍给工人学习。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并把其中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翟作君和贺世友认为：“它比同时期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也比《新青年》杂志深刻得多。”该刊以各种方式发行各地，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列宁建党学说和党的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并在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其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可见影响之广。
二 创办人民出版社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李达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主持党的宣传工作。陈独秀在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一文中指出：“中央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根据这一指示精神，9月1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主持，社址设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这里是李达的寓所，也是中共中央宣传主任的办公室。为了避免当局的破坏，人民出版社出版物上印的社址是“广州昌兴新街26号”。印好书后的书刊通过党影响下的水手和杂务工，秘密运送到全国各地。
关于人民出版社的宗旨，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刊载《人民出版社通告》，现转录于下：
近年来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
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地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
这则通告，一是阐明了人民出版社的宗旨：所刊行的各种经典著作是为了供同志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用，它能指示革命的发展趋向，坚定斗争信心，团结同志共同奋斗。二是强调 了出版物的编译质量，充分最示了人民出版社严谨的工作态度。从现在还能看到的为数极少的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看，其印刷非常清晰，标价很低廉(大多在0.1元～0.2元之间)，封面上套红印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倾向性十分明显。
人民出版社曾有过一套相当完整的出书计划，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全书”11种，其他理论书籍9种。这个出版计划，由于当局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实现。但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一年内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15种，其中包括马恩全书3种：《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资本论入门》(马尔西原著，李汉俊译)；列宁全书5种：《劳农会之建设》(李立译)、《讨论进行计划》(成则人、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王静泽)、《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李墨耕译)、《列宁传》(张亮译)；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4种：《共产党的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劳动革命史》；其他编著3种。这些经典著作和革命理论书籍在党的初创时期，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物和教科书，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起过很大作用。
三 主编《新时代》
党的二大后，李达辞去党中央的职务，应毛泽东邀请，到湖南担任自修大学学长，为党培养干部。
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创办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大学。因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毛泽东特邀其来作学长，帮助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同住长沙清水塘，共同担负起了培养党的干部、研讨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研讨中国革命问题，李达和毛泽东以湖南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这是继《共产党》月刊之后由李达主编的又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
《新时代》创刊于1923年4月10日。李达在《发刊辞》中提出了刊物的宗旨：“本刊和普通的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和一定宗旨的。”一定的主张和一定的宗旨就是：“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现社会改造的准备。”即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宗旨与自修大学的办学方针完全一致。发刊辞还指出了刊物的使命：“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
《新时代》月刊第一部分内容是研究和宣传“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这个关于社会和国家改造的根本问题。创刊号上发表的头两篇文章就是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和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这两篇文章适应当时斗争需要，着重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内容是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抵制错误倾向。该刊出版时期，正是党酝酿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时期。李达在该刊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一文，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抵制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观点。
第三部分内容是密切关注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对于各地正在兴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各种实际斗争，及时发表指导性文章。李达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一文，为1923年初在全国范围掀起的收回旅大运动指明了方向。他在1923年7月15日出版的《新时代》月刊第4号上，发表了《旧国会不死，大盗不止》的时评，指出了曹锟贿选总统这一阴谋性质，揭露了旧国会的实质。
第四部分内容是进一步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李达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在第3、4号上连载了罗学瓒翻译的《共产主义与经济的进化》，在第2至4号上连续发表了李维汉阐述唯物史观的《观念史观批评》一文。
此外，《新时代》月刊各期发表的一些探讨教育、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的文章，使人耳目一新。李达译述的《脱了牙的狼》，是以小说的形式反映阶级斗争历史的作品。
《新时代》月刊创刊后共出版了4期，每期印2000份。在当时，这个数目是很可观的。1923年11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封闭了自修大学，《新时代》也随之停刊。但它在李达的主持下，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纲领与策略，帮助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以及指导中国革命的斗争，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四 李达早期编辑活动的特色
李达的上述编辑活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息息相关，书刊编辑是他传播思想的重要途径。综观李达早期的编辑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1.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新闻编辑事业，应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李达在《共产党》月刊的《短言》中宣告：“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经济的使命就是把生产和交通工具收归社会所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政治使命就是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该刊还在《告老兵农》《告劳动》等文章中，号召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去，用各种方式向无产阶级进行宣传，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解放道路和历史使命，帮助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阶级斗争。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编辑经典著作，目的“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地迟速”，即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理论武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是要在“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的问题上，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即要探讨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所有这些，都表明李达的编辑活动，是坚定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立场上，为他们的解放斗争服务。
2.对党的编辑事业赤胆忠心。李达在编辑工作中勇挑重担，不怕困难，有一种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体现出他对党的编辑事业无比的忠诚。当时主办《共产党》月刊这样一个传播共产主义、直接为建党作准备的党刊，不仅需要大无畏的精神，且要克服许多困难。没有办公室，李达便把刊物的编辑部设在自己的寓所；没有经费，他便和沈雁冰商量，大家拼命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以所得稿酬充作党的经费；没有人力，在紧张时刻，从写稿到发行，全部工作几乎由李达一人承担。在主持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李达后来在《回忆早期活动》一文中说：“那时，我担任出版社主编，共出版了14种刊物及临时性小册子。那时付印、校对、发行工作都是我个人担任的。”
3.阐明了书刊编辑的一些基本思想。首先，书刊编辑作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辅助手段”，要发挥鼓舞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作用。在《共产党》月刊第2期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李达分析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指出革命的手段包括直接行动和“辅助手段”。他认为，“阶级斗争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为好”，“此外，还有相辅而行的手段，就是宣传。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或秘密的，总要有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敌忾的心，亦能发生效力”。其次，编辑意图要明确。《共产党月刊》的内容包括5部分，5个方面内容有机构成了党的基本理论，从党的理论基础，按什么方式建党，建党的目的，批判可能混淆视听的错误观点，到如何更好地进行革命实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它的编辑意图明确是个首要条件”。再者，确定了书刊编辑的标准。《人民出版社通告》一文指出：“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实际上，“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不仅是李达编书的标准，也是他编刊的追求，体现了李达在编辑工作中重视读者和编译质量、讲究传播艺术、注重宣传效果的思想，以及编辑工作应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李达在《新时代》“发刊辞”中，也表达了出了编辑工作要体现“学术和实用并重，宣传内容和宣传艺术兼顾”的思想。
4.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编辑工作。当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迫切需要把这些分散的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时，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围绕“为什么要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党在中国应该干什么”等问题，都作出了力所能及的系统宣传，对推动共产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在建党初期，党的思想理论和宣传工作亟待提高，迫切需要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编辑出版，加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力度时，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编译了一批经典著作。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后，李达主编的《新时代》月刊，积极宣传党的二大提出的纲领，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正确观点，对中国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始终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是编辑工作必须具备的功能，也是李达早期编辑工作的一大特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