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校长陈吉宁叮嘱毕业生要做社会良知的坚守者，拒绝做“高知坏人”。
　　什么是“高知坏人”？陈吉宁转述一位外国企业家的话说，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由笨孩子造成的，而是由聪明孩子造成的。所谓的“高知坏人”，大概就是这类人：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怎么讲诚信和责任，甚至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社会上的确有不少这样的人，即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精明高知，长袖善舞，却只考虑个人私利，不讲公德和社会责任。这类人如果掌握了权力或某种社会资源，这种权力又缺乏制约，对社会的危害，甚至比一般的贪官污吏更大。
　　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在毒奶粉、地沟油、污染环境、制假售假等良知失守的“坏事”中，经常有一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充当“坏人”，为不法分子出谋划策、辩解背书。“80后”清华大学硕士副局长很快成了贪官，让人感叹高知未必有更高的防腐拒变能力；拥有“法学博士”、“经济学教授”等头衔的醴陵市原市委书记蒋永清被举报落马，说明精通法律也未必更能遵纪守法。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反贪硕士班”的何家弘教授说，反贪专业的毕业生，如果将来成了贪官，也不必觉得奇怪。
　　这说明，知识学历的高低，和道德水平并没有必然联系。高知者不一定更有良知，当然并不意味着更容易成为“坏人”。只不过，头脑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有条件掌握更大权力和资源，他们如果做坏事，对社会的影响更大，示范效应更坏。
　　如何防止高知变“坏人”？从根本上说，需要改进制度，建立规则，让钻营失信者付出代价，让违法犯罪者受到惩处，形成让人不敢做坏事、不能做坏事、不愿做坏事的制度体系。当然，这不仅是针对“高”的，对所有人都适用。
　　然而，不失信败德，不违法犯罪，只是社会底线，对于知识分子，人们历来有更高的道德期待。在中国传统中，学问和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厚德载物”；在现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其行为仍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只不过传统上叫“厚学养德”、“行为世范”，现在叫“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所以，在这个“不缺高知缺良知”的时代，知识分子对良知的坚守，仍然十分重要。制度当然关键，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制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个个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组成的。制度不完善，不应成为随波逐流的借口。说得诗意一点：你就是制度，你怎样，世界就怎样。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本文作者：丁永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