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惨败的十大教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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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援少将,著名军事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主编及合著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军事预测学》《国际战略论》等。
  六、强军必须强装备,装备强在于量够质优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实为10艘,平远舰与广丙舰未参战),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之主力舰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由于设计缺陷,只能正向直射;8门12英寸口径炮,仅有作战用开花弹3颗(一颗在定远舰,两颗在镇远舰),其余皆为实心练习弹。其他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据传每炮仅有15颗。海战中,后续补充的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或者弹身铜箍太厚,必须先锉小才能入膛;还有的炮弹底火引信受潮,击发时成哑弹……如此等等,北洋水兵即使有三頭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必须常备不懈,有备才能无患
  从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23万名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海军实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强军必须综合集成,任一短板将导致全局失败
  海上作战,舰队远离陆上指挥中心,应有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提督丁汝昌、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均位于此舰上。而通常做法是在旗舰上建立指挥中心,由提督坐镇指挥;另于主力舰镇远舰上建立预备指挥中心,以备万一。但因为丁汝昌、汉纳根均不谙海战,不能担当舰队实际指挥权,只得以旗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执行,同时北洋舰队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预备指挥中心,指定代理指挥官。因此,交战初期,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时,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不能集中兵力火力,乃使敌比睿、赤城、西京丸等被重创之船侥幸脱逃。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23日,一份由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发给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密电被日军截获,由于日方事先已经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日军电信课长佐藤爱磨很容易地破解了中方密码的编排规律,掌握了清政府的密钥。一个月后的7月21日,清军雇用高升号等三艘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送2500名淮军将士。虽然清军是一次绝密军事行动,租用的又是英国商船,本以为万无一失,但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这支清军舰队,导致清军损失惨重,高升号上的八百名江淮子弟兵葬身大海。黄海海战中,日军又破译了清军电报,得知北洋水师将于9月15日运送兵员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通信联络是构成舰船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发布指挥号令全部依赖旗舰以旗令达成。但没想到交战不久,旗舰定远舰前桅被敌炮击中折断,无法悬旗发令。镇远舰虽然未伤桅杆,但旗缆被炮火焚毁,亦无法代发号令,各舰失去统一指挥,遂导致敌舰当沉未沉、我军当胜未胜之结局。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又离不开陆地依托,应建立完善的后勤机构,自舰船补给、维修以至武器弹药、机器机件、卫生医疗等,缺一不可。最为迫切之需求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两项。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受伤千余处,舵机锚机均被击毁;镇远舰锚机亦被损坏。两舰返回旅顺基地,虽有船坞,但无备用零部件之储存,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强军必须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剑不如人剑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由于北洋舰队两艘主力铁甲舰受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艘舰船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与加强,以致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型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运用之妙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型,攻击日方由我阵型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之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当时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奕訢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但他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过高,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更是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完全是在偏袒日本。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1894年6月,大战在即。当日本积极调兵遣将时,李鸿章不是在运筹帷幄,积极备战,而是幻想利用外力挟制日本,迫日本撤兵,恢复和平。清政府的主战派心急如焚。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中众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遗憾的是,手握实际权力的主和派并没有听进这些忠言,反而一味妥协示好,消极避战,结果不仅没有摆脱战争的厄运,而且使中华民族背负了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我们必须加强军备,且有英明的决断,抓住战机,该出手时就出手。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持续长鸣。牢记国耻,勿忘国殇,富国强军,锐意进取,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沉痛反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
  □本栏编辑/牛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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