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利亚阿勒颇市，每次我去医院拍摄，都能见到各种死亡。交火的激烈程度不需要去战场，在医院里就能直观地感受到。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位倚在墙边的中年男子。他看上去年纪并不大，但面容憔悴，头发和胡子几乎都白了。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衬衫，左手拄着拐杖，右手举得高高的，大声哭诉着，大颗大颗的眼泪，声音极度凄凉，像是在向上天讨要着什么，另一位男子在旁边扶着他。
　　那是我这辈子都没法忘记的场景。因为在他的脚下，躺着他的儿子，但已经完全无法辨认，就像是……一堆肉堆在一起。他是在战乱中被打死的。
　　那个人在哭，我几乎也快哭了。我14岁时失去了父亲，我知道亲人的死亡带来的痛苦。但在今天的叙利亚，死亡已经是一种常态。
　　然而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辞去在意大利工程师的工作想要做的事情。我就是要去到这些别人不曾到过的地方，拍下这些别人看不到的画面，然后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抵达阿勒颇：一座鬼城
　　我是突然决定去叙利亚的。我从欧洲出发，先飞到土耳其，然后到了土叙边境一个叫基利斯的城市，当时，那是去叙利亚的唯一官方道路。
　　反对派掌握着入境检查站。我亮出护照，他们看了看，然后拿出一张准备好的邮票，贴在上面，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那是一张寓意着全新的叙利亚的邮票。
　　那是2012年10月。头一年，我开始报道阿拉伯之春。我去了伊拉克，报道了卡扎菲死前的利比亚战争。2012年，我决定去叙利亚，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像是阿拉伯之春的延续。
　　当时在那儿的同行告诉我，“那里就像是住着一只巨大的怪兽。”激烈的巷战，每天都有平民死去，但其实没人真实知道，为什么要战斗。因为待在那里的记者已经不多了，所以我想去看看，我愿意真实还原这样一场冲突。
　　但真正踏入叙利亚，我还是有些紧张。我穿着防弹衣。我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就令人震惊，是那种巨型的、庞大的难民营，我第一次看见，放眼望去，乌压压的，全是人。我在那里拍了很多照片。
　　几天过后，我决定进城。我去了阿勒颇。这个城市比我能想象的还要乱100倍。城市很脏，又很残破，飞机不断地扔下炸弹，几乎每幢房屋有都被摧毁的部分，路边有很多骨头。如果你没有见过鬼城，那里就是一个鬼城。
　　没有商店在营业，因此人们也没有东西吃，每个人看上去很瘦。
　　第一周，我睡在医院的地下室里。我把睡袋放在地板上，但根本睡不着，因为炮弹的声音很吵。有时会安静一些，我就赶快睡一会儿。后来，反对派——他们有个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叙利亚自由军”——给了我他们所在公寓的一个房间，有床和洗手间。有时候当地老百姓也会帮外国记者提供房间，因为根本没有宾馆和酒店。房间对于他们不算什么，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和安全。
　　早在2011年3月，叙利亚街头开始出现示威游行，对抗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统治。抗议的人们希望政府能够落实改革政策，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几乎一夜之间，整个国家开始爆发各种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内战。后来，战争在叙利亚反政府军和政府军之间进行。
　　从2012年7月中旬开始，叙利亚反政府军控制了阿勒颇的北部。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用着各式的武器，试图夺回对这个城市的控制权。
　　我抵达的时候，叙利亚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多。最为血腥的战斗都发生在阿勒颇。这个叙利亚最大的城市是反政府军的大本营。为了争夺这座城市，上演的是一场真正的大屠杀：反政府军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迎战政府军和他们的坦克、飞机。
　　这里和利比亚的情况完全不同。利比亚的反政府武装力量非常强大，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明显大大弱于政府军。叙利亚不像利比亚，它没有那么多的石油资源，所以国际社会更多地对这场战争保持着一种旁观的态度，他们只是看着他们打仗。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人数早已超过了10万。
　　对于不同的人，战争有不同的含义
　　当我到达叙利亚，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来这里的原因是要展现这里人们的生活，向全世界解释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对自己说，“这是你的工作，你需要做到最好。”
　　然而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正是我的工作。
　　我是一个摄影师，我工作时，相机是我和现实之间的“过滤器”，我可以暂时免于被强烈的现实触动。但那过后，当我离开相机，再看到那些图像，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挣扎，所有的难受……曾经被过滤掉的情绪全部涌进来，而且不会像现实中发生得那样缓慢，它们非常强烈地、没有区分地一齐冲进来。
　　一位战士怀中抱着在战乱中被杀死的弟弟，手捂着脸，嚎啕大哭。一个男人皱着眉头，抬着受害者的尸体，把他放进出租车里面。人们通过车窗往一辆厢式货车里面看，里面躺着一具尸体，他在政府军的袭击中中弹身亡，全身血淋淋的。一个男子正拿着他朋友的残肢。
　　当人身处战争状态时，一方面，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生命是如此脆弱，生活也全部破碎了，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另一方面，又觉得很难控制住自己，所有情绪都会迅速达到最高点。我很想骂人：他妈的，这都是什么啊？这是地狱！
　　但我能做的事情仍然只是照一张照片，记录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他不是我能决定的。
　　真正的叙利亚人的心态比我好得多。
　　我曾看到一位穿着暗棕色大衣的老妇人，瘦小的身躯，走在堆满废墟的街道上。她左手拎着白色的购物袋，右手拿着一个黑色的钱包状的小包裹，低着头，佝着背，看起来很吃力。
　　她身旁，是一条长长的黑布。那是区分战争区与非战争区的界线。但这个老人就那样坦然地走在这条界线的旁边，慢慢地，好像不知道不远处就是战场似的。 　　我拍下了这个画面。那种又凄凉又无奈又冷酷的情绪打动了我。它其实是在向人们解释“战争是什么”。对于不同的人，战争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政治家，战争是利益，是博弈；对于士兵，战争是危险，是取胜；对于老百姓，战争可能什么也不是。

　　后来我发现，任何人在战争状态下生活一年，都不得不变成这样。虽然枪林弹雨，但也要出门，去弄一些食物，穿越前线，然后带回家。这就是生活。战争就是生活。人们只能在自己的现实中继续活着。
　　所以我也发生了改变。最初到叙利亚，我感觉很糟糕。我睡不好觉，又很愤怒。但我慢慢受到这里人们的影响。我开始自我修复。当你理解了这种痛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就会发生改变。
　　后来我回到意大利，发现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我又开始接受不了，第一周，第二周，我完全找不到状态。但慢慢地，我回过神来：这才是我的真正生活啊。
　　曾经的民主和自由口号，
　　几乎全部瓦解了
　　比起住在医院地下室，能住公寓已经算很不错了。每天早上我都起得很早，和反政府军士兵一起吃早饭，了解战况，哪个前线开放了，我就和他们一起去。前线的情况每天都在变化着。白天，我在那里工作，中午去拍一些人们日常生活的照片。下午大概四五点，我回到公寓，和士兵们聊天，尽量和他们套近乎，然后很早就睡觉了。
　　阿勒颇是反政府军的大本营，这里一些老百姓是志愿者。他们在医院工作，送药给军队，女人们会为士兵和其他人准备食物，还有一些人去帮助伤员。他们大多都不是专业人士。他们将这称作“革命的帮助（the help of the revolution）”。我第一次到那里时，他们都自信满满，想着全力帮助自己的国家。
　　然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下，反对派没有足够的武器，没有足够的供给，迟迟无法取胜。
　　然后许多伊斯兰组织开始进入这个国家。革命变成了内战。
　　2012年底再去叙利亚已经变得很艰难了，因为不再有叙利亚反政府军，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伊斯兰的组织与政权。
　　很多人，包括记者，都被绑架，或者杀害。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2013年10月，当我决定再去叙利亚时，已经没有原来的官方通道了。我从靠近伊拉克的一个叫罗吉瓦（ROJIVA）的地方进入叙利亚，那里没有那么多的伊斯兰组织。我划着船，穿过了位于两国之间的底格里斯河。这次，我主要待在这个地方。
　　我很想知道，距离我上次来这里，叙利亚发生了多少改变。还是有很多死亡，很多人沦为难民，化学武器像幽灵一样环绕在这里。但最大的区别，是反对派曾经呐喊的民主和自由口号，如今在人们心目中几乎全部瓦解了。现在的叙利亚战争，是为了土地和资源。
　　在罗吉瓦，我见到了萨利赫，他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一位领导人。和他交谈可不容易。头一天，他的儿子在战斗中被伊斯兰组织的人杀死了。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城里演讲，他讲了他为什么加入这场战斗，以及他的失去。演讲结束后，所有人都去安慰他。
　　我也走过去问他，能否为他做个采访。他说可以。他告诉我，“我儿子死了，我很难过，但这是战争。我和他聊过，他很想去参战。现在我失去了我的孩子，我成了一个殉难者，但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将会为这个国家而战。我们想要我们的国家自由。我们为库尔德斯坦而战。”
　　但我觉得，他们其实不关心战争，他们只想赢回重建库尔德斯坦的尊严。这和叙利亚反政府军想要的又并不一样。萨利赫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也和伊斯兰组织作战。因为后者想要占领库尔德斯坦，那里是一块富庶之地，有很多的石油。
　　战争中永远有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所以时至今日，人类仍然有战争。当有领导人告诉人们，革命吧，我们可以带来自由民主。人们于是燃起了希望，希望能够赢得革命。但日复一日，革命变成了战争，并且没有任何结果。那时，能够离开的人都会离开；没有离开的人，他们只是不能离开，不得以要在这样的情形下继续生活下去。
　　后来我又再次去了边界上那个巨大的难民营。那里的人们对我说了类似的话：最初，他们觉得能赢得战争，可以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后来，几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变化。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战争从来就不是解决办法。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战争肯定还会继续摧毁着叙利亚。
　　第二次到达叙利亚那天，我拍下了一张照片。那是一名战士的葬礼。他躺在人群当中，表情平和，看起来不再有痛苦。他的母亲失声痛哭着，周围的人把手放在母亲的头上以示安慰。我感到一阵悲哀——又一个人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死去了。
　　（实习生江周彬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