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已有百岁高龄的《大公报》曾以其“四不”的独立编辑方针而闻名于中国新闻界。“四不”方针帮助《大公报》不断发展壮大，铸就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新记公司时期，“四不”实为《大公报》的“名片”，是其“金子招牌”。在战乱年代，“四不”又起到《大公报》“护身符”的作用。由于《大公报》对我国新闻界有着卓越的历史貢献，因此，对于《大公报》的研究历来是学界，尤其是新闻史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大公报》的历史背景、《大公报》四不原则的诠释、四不原则的政治倾向、优点与不足、与同时代的其他报纸作比较等六个方面对《大公报》四不原则做了介绍，发表本人的个人见解。
【关键词】：大公报；四不原则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起，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铸就了民间报业的辉煌，也饱尝了民间报业的艰辛，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在历史洪流中，四不原则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增减变化，扶今叹昔，我们也能从中得到宝贵的财富和启发，谨以此文，去追寻先辈的光辉足迹。
一、大公报产生的历史背景
100年前，《大公报》诞生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北方重镇天津。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港登陆；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办于天津法租界。创办人英敛之，满族人，是戊戌变法的骨干。《大公报》报名释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扩大公无我之怀”，“移风易俗，富国强民。”所谓"大公"，乃"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之意，即无所不包，采纳群论，毫无偏心。在24年的惨淡经营之后，也就是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接手，从此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他们将"大公"的涵义更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即“四不原则”。
二、《大公报》四不原则的诠释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发表《本社同志之志趣》，文中写道：“"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由上观之，那年代的报人已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们提出的四不原则和现代的新闻专业理论十分接近。“四不原则”的提出，就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呐喊呼号。
（一）四不原则的本质——自由主义
19世纪90年代，改良运动如火如荼，康有为等人为政治体制改革奔走呼号，严复翻译其代表作《天演论》，梁启超等将“自由”一词引入中国，无数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教育的有识之士，开始接受自由主义。《大公报》所用长达百年的报头上三个隶书大字使出严复之手。“自由主义”作为“援西入中”的产物，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浮现并到处散播。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强烈冲击了人们的思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凭借着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去探索一条指引中国未来的明路。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深深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人。《大公报》是一份政治上相对独立的民营报纸，在经营上依仗民间资本，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中立，在内在思想上信奉西方自由主义。“四不原则”可以说是《大公报》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是其办报宗旨，是其灵魂。在《大公报》的撰稿人中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一批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公报》为这些学者提供了与社会对话的舞台，同时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主张，也提升了报纸的内在品格。40年代末，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对抗，中国的路在何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大公报》更是秉着四不原则，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 正式提出自由主义，如萧乾写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与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四不原则中“”不党”是政治上的独立自由，“不卖”是经济上的独立自由，“不私不盲”是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四不原则是大公报的办报理念，而办报理念又是创办人的信仰和精神产物，所以四不原则的发表，就带着深深的自由主义烙印。
（二）四不原则的思想表现——文人论政
《大公报》秉着其四不方针，形成了既不同于党派报纸又区别与商业报纸的特色，按照张季鸾、胡政之的话说，就是“文人论政”：“那么大公报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用张、胡的话说，是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这个概念是中国士大夫即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且应该说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但是大公报的文人论证不仅仅出于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因为处于现代社会，在西方文化包围及影响之下，现代新闻报纸已经出现。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都是留日学生，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所以文人论证也包含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内，而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主概念和感情。”①
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仁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是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王芸生说张季鸾“先生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本非营利机关，乃为文人论政而设，而个人则以国士自许”。大公报人，以四不方针为原则，论证而不是参政，经营而不为赢利，代表人民讲话，充分发挥报纸的评论作用，用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见解，去实现他们“言论报国”的理想。文人论政有两个重要思想：其一，经济独立。张季鸾在1926年《大公报》副刊社论中指出“欲言论自由，贵经济自存，故吾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这正是四不方针“不卖”的体现。其二，独立言论。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针砭时弊，议论时政，引导舆论。正如四不方针强调的是持论公正、言论独立。“不党不私”这都体现了一代自由主義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和社会责任意识。 在查询相关资料时，我找到了一则这样的故事：1938年，国民政府聘请王芸生担任“军委会参议”，由于他有过多次拒绝做官的前科，送来聘书的同时，陈布雷还亲自打了电话给他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了月底，军委会却送来了高额薪水。王芸生非常生气，将聘书和钱如数退还。陈将军当面对着他说：“芸生先生，你不要太清高了！”王先生解释说：“我服从了司马迁的一句话‘载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头上已经戴了新闻记者的盆子，便不能看见别的了。”这不正是文人的高风亮节，这不正是四不方针的写照吗？
三、《大公报》的政治倾向
在历史上，大公报在1902年前基本上宣传君主立宪的报纸，1902年以后在政治上拥护共和，1916年到1926年基本上比较亲日，1926到1949年则更加中立。
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吴廷俊说：《大公报》就是中国人对国家命运关心的一种方式，因而《大公报》是一张“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营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的报纸。“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的提出，也是对当时的某些报纸，在军阀政客的笼络和收买下，罔顾报格，卖身投靠，曲意逢迎，党同伐异等言行的一种匡正。
四、《大公报》与它同一时代的《申报》等其他报纸的比较
（一）《大公报》与同时代的其他报纸的相同点
1.都是无党无派的民营报纸；
2.主持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主持人的态度反映到报纸的舆论导向上；
3.均属于爱国报纸；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依归，鼓舞人民群众的意志，坚定人民的信念，积极发挥报纸的舆论先导的社会效应。
（二）《大公报》与同时代的其他报纸的不同点
1. 社会影响的大小不同。自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无论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还是北京的《晨报》等都没有像《大公报》那样持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2.视角和观点不同。比如：《大公报》和《申报》于“九一八”事变不久即在各自的争论中阐明了两报各异其趣的和战主张，前者沉痛呼吁“隐忍准备”，反对对日开战，力图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中日纷争；后者则大声几乎朝野奋起抗争，坚决主张抗日，声明外交无望之日即为中国出兵抗日之时。两报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舆论战”贯穿于“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之前所有评论中。②
3.主要的读者和代表的阶层不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反战代表了当时中国大多数文政人士的观点；《申报》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既有部分文政人员又有诸多下层民众，尤其是商人。
4.结果不同。《大公报》在政局动荡、烽火连天的年代借用这一方针是要试图使该报摆脱任何政治、经济势力的羁绊。而其他报纸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相继遭到压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申论》，《申报》是一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历史上因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多次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制和迫害，1934年主持《申报》的著名报人史量才就因抨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而遭暗杀。
五、《大公报》四不方针的优点和不足
回顾百年来，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新闻处理，《大公报》基本上是清醒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现在回过头来分析，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公报》，会发现它犯过错误，也有她的过，但从她的全部历史来看，她的功大于她的过。
（一）四不方针的优点
1.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影响重大
《大公报》创刊于一九0二年六月十七日，至今已九十八周年了。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是中国报纸中的老寿星，已经超过《申报》和《字林西报》。在旧中国，《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重大的影响。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的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現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朱启平在米苏里号战舰上所写的那篇题为《日落》的通讯，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的名篇。第一个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范长江）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向全国公众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各方面情况的，也是《大公报》。《大公报》曾经出过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六个版，日总发行量接近二十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数字。
2. 《大公报》是爱国的。一九0五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她是积极参加的。一九一五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的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约，她是坚决反对的。段祺瑞内阁发动的满蒙五路对日借款，她也是坚决反对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大公报》上海版因拒绝日本军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津、沪、汉、港、桂等版，为了共赴国难，所有资财，荡然无存，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后方。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版停刊。社论引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大公报》是反对的。“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坚决主战，反对妥协，抗日的态度十分坚决。社论中多次提出“和日阀厮拚”，“不胜不止”。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日发生动摇。张季鸾主持笔政期间，《大公报》坚持抗日立场。一九四一年张季鸾逝世，周恩来在唁电中盛赞张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毛泽东则在唁电中盛赞张“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给《大公报》和张的抗日立场以很高的评价。张去世后，《大公报》的这一立场没有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军攻占独山后，曾发表社论，强烈批評国民党当局所宣扬的“以空间换时间”的说法 3.《大公报》的专刊贡献巨大。
⑴《大公报》专刊的发行始终贯彻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和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爱国主义路线，为广大人民群众呈现各种各样的救国理论。
先后创立了两个《科学周刊》和一个《科学副刊》，它们通过科学知识的普及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史地周刊》是《大公报》的一个教育类专刊，他的目的就是教育知识普及。文化救国是《大公报》的另一宣传理念，为了探寻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大公报》对农村问题给予极大关注，设置《乡村建设》专刊刊载大量文章，把乡村建设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③
⑵《大公报》报纸的服务化。
真诚服务社会是推动新记《大公报》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公报》曾宣称：“盖本报公共机关也。”这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公共言论机关，二是社会服务机关。
《大公报》在服务社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1928年6月，大公报同人成立“大公报救灾委员会”，在《启事》中声明，为社会服务是《大公报》的天职。1929年，《大公报》为“天津市郊贫”举办慈善演艺会等等。④
4.《大公报》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以来的一百零八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的辞条，其中《大公报》人有十二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盈、萧乾等），占九分之一。
《大公报》培养出来的著名的经营管理人才如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费彝民、王文彬；著名主笔如王芸生、徐铸成、李侠文、蒋荫恩、曾敏之、谭文瑞；著名记者如范长江、萧乾、杨刚、子冈、徐盈、孟秋江、朱启平；著名政论家梁厚甫、著名报刊活动家金庸等等，不仅蜚声于时，在两岸三地和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大公报》的社论、星期评论、副刊和新闻通讯极具特色，成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有用人制度上，《大公报》坚持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原则。不论资排辈，不养“圣人”、“贤人”。此外，《大公报》还执行编辑记者定期交换的制度，和由编辑部出身的人担任经理的制度。这些，对于现在的传媒也不乏借鉴之处。⑤
5.内外兼修的办刊理念。
《大公报》采取了内外兼修的方式：一方面，充分使用“内脑”，即积极培养本报馆的副刊编辑，委以重任，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令其充分发挥潜能；另一方面，积极采用“外脑”。它的许多专刊都是由专家、学者负责编辑，又由无数的专家、学者负责撰稿。这种內外兼修的办刊理念，是《大公报》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专刊编辑之路，积累了不少副刊编辑经验。⑥
（二）四不方针的局限性
1. 《大公报》是文人创办的报纸。一群忧国爱民的文化人，利用报纸来发表意见，以推动社会进步，这固然很好，但如某学者所言：“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术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断送了报纸的前途。”四不方针的提出到后来，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巨星陨落后，有谁能在扛起这面大旗。所以四不方针的存在空间和存在时间都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是文人办报的局限。
2. 深受政治影响。“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开始特加青睐《大公报》，《大公报》对蒋介石的帮忙也是无微不至的，平时对蒋政府常加以批评，但从不批评蒋本人，只是讲点枝节问题和蒋介石下面的二三等式四五六等角色，基本政策是对的，只是具体方法是错的。麻痹读者，这是所谓的“下骂”，至于大帮忙手法则更高明。西安事变是，大公报不像国民党报那样大骂张学良、杨虎城，它大夸特跨百灵庙的胜利与伟大，造成一个“政府已在抗战”形象；其次，略论西安事变是个不幸事件，最后提出是非曲直。如‘大家再听听随缘抗战的将士的意见和主张’这种手法，是读者直觉的它破的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最有力，也最有效果，几乎成为“国民政府之喉舌”。此外，《大公报》并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但比直接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的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重庆的美汇市价要三千蒋币换一美元，《大公报》从财政部获得外汇二十万美元，就是以四百万元换到价值六百万元的外汇，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工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开支大几倍。政府影响不仅如此，再如下三则： （1）1935年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2）张季鸾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病危时曾给胡政之写信说：大公报只有紧跟蒋介石才有前途。（3）王芸生得到《大公报》中共产党人杨刚和李纯青转给他的毛泽东亲笔信“及也没睡好觉，辗转反侧，考虑许久，最后终于决定，投奔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3. 四不方针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在那时的中国本身就是行不通的。如后来学者所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其失败之来龙去脉，此不一一说了”。四不方针随着时代的推移、战争的爆发、社会的变迁、自由主义的绝响，最终也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随风而逝。
六、结语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头，在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有了这样的“四不”承诺，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確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呈现出的亮色。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公报》才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胡适）。《大公报》作为同人经营的民间报纸，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常说，他们是“文人论政”、“为民请命”，言论始终是它的生命线，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它的言论之所以享誉海内外也是因为：“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竭力将'我’撇开，尽到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重视对政治的言责，与对社会扶助匡道的责任。”
正是这样的一群幼年论谈四书五经，经历了大时代的变革，为中国命运思考、感触和求索的知识分子汇聚在一起，找到了他们的安身立命、安身立报的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岁月风雨的磨砺，百年沧桑的沉淀，今天当我们看到“为人民服务”的五个大字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知道，此乃伟大领袖在抗战时期于重庆专为他们写下的呢！再观今之新闻界，又有几人有他们般的如此情操。四不方针早已远去，但她留下的宝贵财富仍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
参考文献：
（1） 陈建云著，《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104
（2） 岳谦厚 段彪瑞编著，《媒体·社会与国家 <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51
（3）李秀云著，《大公报专刊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26—238
（4）李秀云著，《大公报专刊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38—239
（5）傅宁 王永亮，《方汉奇：要重视新闻史的研究》
（6）李秀云著，《大公报专刊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44—260
（7）郑连根 苏葵，《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作者简介：曹健萍（1988.8—），女，籍贯山东，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管理学学士，公共事业管理。
【关键词】：大公报；四不原则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起，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铸就了民间报业的辉煌，也饱尝了民间报业的艰辛，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在历史洪流中，四不原则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增减变化，扶今叹昔，我们也能从中得到宝贵的财富和启发，谨以此文，去追寻先辈的光辉足迹。
一、大公报产生的历史背景
100年前，《大公报》诞生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北方重镇天津。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港登陆；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办于天津法租界。创办人英敛之，满族人，是戊戌变法的骨干。《大公报》报名释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扩大公无我之怀”，“移风易俗，富国强民。”所谓"大公"，乃"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之意，即无所不包，采纳群论，毫无偏心。在24年的惨淡经营之后，也就是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接手，从此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他们将"大公"的涵义更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即“四不原则”。
二、《大公报》四不原则的诠释
1926年9月1日，张季鸾发表《本社同志之志趣》，文中写道：“"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由上观之，那年代的报人已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们提出的四不原则和现代的新闻专业理论十分接近。“四不原则”的提出，就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呐喊呼号。
（一）四不原则的本质——自由主义
19世纪90年代，改良运动如火如荼，康有为等人为政治体制改革奔走呼号，严复翻译其代表作《天演论》，梁启超等将“自由”一词引入中国，无数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教育的有识之士，开始接受自由主义。《大公报》所用长达百年的报头上三个隶书大字使出严复之手。“自由主义”作为“援西入中”的产物，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浮现并到处散播。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强烈冲击了人们的思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凭借着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去探索一条指引中国未来的明路。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深深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人。《大公报》是一份政治上相对独立的民营报纸，在经营上依仗民间资本，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中立，在内在思想上信奉西方自由主义。“四不原则”可以说是《大公报》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是其办报宗旨，是其灵魂。在《大公报》的撰稿人中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一批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公报》为这些学者提供了与社会对话的舞台，同时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主张，也提升了报纸的内在品格。40年代末，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对抗，中国的路在何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大公报》更是秉着四不原则，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 正式提出自由主义，如萧乾写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与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四不原则中“”不党”是政治上的独立自由，“不卖”是经济上的独立自由，“不私不盲”是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四不原则是大公报的办报理念，而办报理念又是创办人的信仰和精神产物，所以四不原则的发表，就带着深深的自由主义烙印。
（二）四不原则的思想表现——文人论政
《大公报》秉着其四不方针，形成了既不同于党派报纸又区别与商业报纸的特色，按照张季鸾、胡政之的话说，就是“文人论政”：“那么大公报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用张、胡的话说，是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这个概念是中国士大夫即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且应该说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但是大公报的文人论证不仅仅出于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因为处于现代社会，在西方文化包围及影响之下，现代新闻报纸已经出现。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都是留日学生，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所以文人论证也包含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内，而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主概念和感情。”①
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仁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是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王芸生说张季鸾“先生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本非营利机关，乃为文人论政而设，而个人则以国士自许”。大公报人，以四不方针为原则，论证而不是参政，经营而不为赢利，代表人民讲话，充分发挥报纸的评论作用，用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见解，去实现他们“言论报国”的理想。文人论政有两个重要思想：其一，经济独立。张季鸾在1926年《大公报》副刊社论中指出“欲言论自由，贵经济自存，故吾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这正是四不方针“不卖”的体现。其二，独立言论。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针砭时弊，议论时政，引导舆论。正如四不方针强调的是持论公正、言论独立。“不党不私”这都体现了一代自由主義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和社会责任意识。 在查询相关资料时，我找到了一则这样的故事：1938年，国民政府聘请王芸生担任“军委会参议”，由于他有过多次拒绝做官的前科，送来聘书的同时，陈布雷还亲自打了电话给他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了月底，军委会却送来了高额薪水。王芸生非常生气，将聘书和钱如数退还。陈将军当面对着他说：“芸生先生，你不要太清高了！”王先生解释说：“我服从了司马迁的一句话‘载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头上已经戴了新闻记者的盆子，便不能看见别的了。”这不正是文人的高风亮节，这不正是四不方针的写照吗？
三、《大公报》的政治倾向
在历史上，大公报在1902年前基本上宣传君主立宪的报纸，1902年以后在政治上拥护共和，1916年到1926年基本上比较亲日，1926到1949年则更加中立。
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吴廷俊说：《大公报》就是中国人对国家命运关心的一种方式，因而《大公报》是一张“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营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的报纸。“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的提出，也是对当时的某些报纸，在军阀政客的笼络和收买下，罔顾报格，卖身投靠，曲意逢迎，党同伐异等言行的一种匡正。
四、《大公报》与它同一时代的《申报》等其他报纸的比较
（一）《大公报》与同时代的其他报纸的相同点
1.都是无党无派的民营报纸；
2.主持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主持人的态度反映到报纸的舆论导向上；
3.均属于爱国报纸；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依归，鼓舞人民群众的意志，坚定人民的信念，积极发挥报纸的舆论先导的社会效应。
（二）《大公报》与同时代的其他报纸的不同点
1. 社会影响的大小不同。自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无论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还是北京的《晨报》等都没有像《大公报》那样持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2.视角和观点不同。比如：《大公报》和《申报》于“九一八”事变不久即在各自的争论中阐明了两报各异其趣的和战主张，前者沉痛呼吁“隐忍准备”，反对对日开战，力图以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中日纷争；后者则大声几乎朝野奋起抗争，坚决主张抗日，声明外交无望之日即为中国出兵抗日之时。两报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舆论战”贯穿于“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之前所有评论中。②
3.主要的读者和代表的阶层不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反战代表了当时中国大多数文政人士的观点；《申报》读者遍布社会各阶层，既有部分文政人员又有诸多下层民众，尤其是商人。
4.结果不同。《大公报》在政局动荡、烽火连天的年代借用这一方针是要试图使该报摆脱任何政治、经济势力的羁绊。而其他报纸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相继遭到压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申论》，《申报》是一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报纸，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历史上因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多次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制和迫害，1934年主持《申报》的著名报人史量才就因抨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独裁统治而遭暗杀。
五、《大公报》四不方针的优点和不足
回顾百年来，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新闻处理，《大公报》基本上是清醒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现在回过头来分析，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公报》，会发现它犯过错误，也有她的过，但从她的全部历史来看，她的功大于她的过。
（一）四不方针的优点
1.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影响重大
《大公报》创刊于一九0二年六月十七日，至今已九十八周年了。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是中国报纸中的老寿星，已经超过《申报》和《字林西报》。在旧中国，《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重大的影响。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的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現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朱启平在米苏里号战舰上所写的那篇题为《日落》的通讯，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的名篇。第一个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范长江）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向全国公众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各方面情况的，也是《大公报》。《大公报》曾经出过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六个版，日总发行量接近二十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数字。
2. 《大公报》是爱国的。一九0五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她是积极参加的。一九一五年日本强迫中国接受的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约，她是坚决反对的。段祺瑞内阁发动的满蒙五路对日借款，她也是坚决反对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大公报》上海版因拒绝日本军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津、沪、汉、港、桂等版，为了共赴国难，所有资财，荡然无存，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后方。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版停刊。社论引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民国初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大公报》是反对的。“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坚决主战，反对妥协，抗日的态度十分坚决。社论中多次提出“和日阀厮拚”，“不胜不止”。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日发生动摇。张季鸾主持笔政期间，《大公报》坚持抗日立场。一九四一年张季鸾逝世，周恩来在唁电中盛赞张是“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毛泽东则在唁电中盛赞张“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给《大公报》和张的抗日立场以很高的评价。张去世后，《大公报》的这一立场没有变。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军攻占独山后，曾发表社论，强烈批評国民党当局所宣扬的“以空间换时间”的说法 3.《大公报》的专刊贡献巨大。
⑴《大公报》专刊的发行始终贯彻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和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爱国主义路线，为广大人民群众呈现各种各样的救国理论。
先后创立了两个《科学周刊》和一个《科学副刊》，它们通过科学知识的普及达到科学救国的目的。《史地周刊》是《大公报》的一个教育类专刊，他的目的就是教育知识普及。文化救国是《大公报》的另一宣传理念，为了探寻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大公报》对农村问题给予极大关注，设置《乡村建设》专刊刊载大量文章，把乡村建设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③
⑵《大公报》报纸的服务化。
真诚服务社会是推动新记《大公报》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公报》曾宣称：“盖本报公共机关也。”这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公共言论机关，二是社会服务机关。
《大公报》在服务社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1928年6月，大公报同人成立“大公报救灾委员会”，在《启事》中声明，为社会服务是《大公报》的天职。1929年，《大公报》为“天津市郊贫”举办慈善演艺会等等。④
4.《大公报》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以来的一百零八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的辞条，其中《大公报》人有十二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彭子冈、徐盈、萧乾等），占九分之一。
《大公报》培养出来的著名的经营管理人才如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费彝民、王文彬；著名主笔如王芸生、徐铸成、李侠文、蒋荫恩、曾敏之、谭文瑞；著名记者如范长江、萧乾、杨刚、子冈、徐盈、孟秋江、朱启平；著名政论家梁厚甫、著名报刊活动家金庸等等，不仅蜚声于时，在两岸三地和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大公报》的社论、星期评论、副刊和新闻通讯极具特色，成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有用人制度上，《大公报》坚持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原则。不论资排辈，不养“圣人”、“贤人”。此外，《大公报》还执行编辑记者定期交换的制度，和由编辑部出身的人担任经理的制度。这些，对于现在的传媒也不乏借鉴之处。⑤
5.内外兼修的办刊理念。
《大公报》采取了内外兼修的方式：一方面，充分使用“内脑”，即积极培养本报馆的副刊编辑，委以重任，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令其充分发挥潜能；另一方面，积极采用“外脑”。它的许多专刊都是由专家、学者负责编辑，又由无数的专家、学者负责撰稿。这种內外兼修的办刊理念，是《大公报》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专刊编辑之路，积累了不少副刊编辑经验。⑥
（二）四不方针的局限性
1. 《大公报》是文人创办的报纸。一群忧国爱民的文化人，利用报纸来发表意见，以推动社会进步，这固然很好，但如某学者所言：“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术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断送了报纸的前途。”四不方针的提出到后来，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巨星陨落后，有谁能在扛起这面大旗。所以四不方针的存在空间和存在时间都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是文人办报的局限。
2. 深受政治影响。“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开始特加青睐《大公报》，《大公报》对蒋介石的帮忙也是无微不至的，平时对蒋政府常加以批评，但从不批评蒋本人，只是讲点枝节问题和蒋介石下面的二三等式四五六等角色，基本政策是对的，只是具体方法是错的。麻痹读者，这是所谓的“下骂”，至于大帮忙手法则更高明。西安事变是，大公报不像国民党报那样大骂张学良、杨虎城，它大夸特跨百灵庙的胜利与伟大，造成一个“政府已在抗战”形象；其次，略论西安事变是个不幸事件，最后提出是非曲直。如‘大家再听听随缘抗战的将士的意见和主张’这种手法，是读者直觉的它破的公正，并不偏袒蒋政府，实际上最有力，也最有效果，几乎成为“国民政府之喉舌”。此外，《大公报》并不直接拿国民党的津贴，但比直接接受津贴的报纸要多的实惠数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重庆的美汇市价要三千蒋币换一美元，《大公报》从财政部获得外汇二十万美元，就是以四百万元换到价值六百万元的外汇，其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工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开支大几倍。政府影响不仅如此，再如下三则： （1）1935年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2）张季鸾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病危时曾给胡政之写信说：大公报只有紧跟蒋介石才有前途。（3）王芸生得到《大公报》中共产党人杨刚和李纯青转给他的毛泽东亲笔信“及也没睡好觉，辗转反侧，考虑许久，最后终于决定，投奔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3. 四不方针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在那时的中国本身就是行不通的。如后来学者所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其失败之来龙去脉，此不一一说了”。四不方针随着时代的推移、战争的爆发、社会的变迁、自由主义的绝响，最终也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随风而逝。
六、结语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头，在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有了这样的“四不”承诺，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確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呈现出的亮色。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公报》才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胡适）。《大公报》作为同人经营的民间报纸，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常说，他们是“文人论政”、“为民请命”，言论始终是它的生命线，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它的言论之所以享誉海内外也是因为：“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竭力将'我’撇开，尽到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重视对政治的言责，与对社会扶助匡道的责任。”
正是这样的一群幼年论谈四书五经，经历了大时代的变革，为中国命运思考、感触和求索的知识分子汇聚在一起，找到了他们的安身立命、安身立报的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岁月风雨的磨砺，百年沧桑的沉淀，今天当我们看到“为人民服务”的五个大字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知道，此乃伟大领袖在抗战时期于重庆专为他们写下的呢！再观今之新闻界，又有几人有他们般的如此情操。四不方针早已远去，但她留下的宝贵财富仍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
参考文献：
（1） 陈建云著，《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104
（2） 岳谦厚 段彪瑞编著，《媒体·社会与国家 <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51
（3）李秀云著，《大公报专刊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26—238
（4）李秀云著，《大公报专刊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38—239
（5）傅宁 王永亮，《方汉奇：要重视新闻史的研究》
（6）李秀云著，《大公报专刊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244—260
（7）郑连根 苏葵，《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作者简介：曹健萍（1988.8—），女，籍贯山东，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管理学学士，公共事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