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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平答问》是李侗与朱熹的论学书信，其中有许多论述是关于《论语》的，这里拾取其中对“孝”之概念的讨论，来窥见师徒二人的学术交往，考察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李侗；朱熹；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1
李侗，字愿中，宋南剑州剑浦人。学者称为延平先生。他是程门高足杨时的再传弟子，继承了杨时的道南学统，学术通明纯粹，功力诣旨极高。朱熹二十四岁时始见延平，其后的十一年间（1153-1163）二人不断有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延平死后，朱子为了纪念先师，亲自将他与李侗的论学书信整理编辑，荟成《延平答问》一编。
通过研读《延平答问》我们不难看出，李侗教导朱熹为学的路子大抵就是两条：一为熟读圣贤言语，一为在日用间著实做功夫理会。对于朱熹来讲，所谓的“圣贤言语”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四书”了，而其中《论语》毫无疑问应该是第一本书。事实上，《论语》是朱子从小就熟读精背的儒经，“某向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高似《论》《孟》者，竟无之。”[1]104可见在从学李侗之前，朱子对《论语》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和理解了。同样的，李侗也对《论语》非常看重。“李先生好看《论语》，自明而言。”[1]103关于《论语》李朱师徒有很多的探讨切磋，这里就拾取其中关于“孝”的讨论来窥见二人之学术交往。
“孝”是《论语》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孔门的核心德行之一。中国古语中更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李朱二人论“孝”主要集中在戊寅七月十七日书里，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朱子问“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51一段。他认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改者，亦当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使事体渐正，而人不见其改之之迹，则虽不待三年，而谓之无改可也。”[3]309在这里，朱子一方面执着于圣人“三年无改”之语，把三年看成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以为子承父道最起码要坚持三年，不能背离。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忽视现实中存在的“使父道有不可不改者”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他不得不选择所谓“隐忍迁就”的办法，希望通过悄无声息的努力，改变父道中的不可不改之处。这样既使外人不致察觉，又能全其孝子之名。朱子认为这可算是两全之策了，不想李侗却不以为然。答书中李侗实以“执文泥迹”四字斥朱子，认为所谓“隐忍迁就”其实是未能理会圣人真意的错误理解。“须是认圣人所说，于言外求意乃通。”[3]310李侗认为“所谓道者，是犹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过，若稍稍有不惬意处，即率意改之，则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须不忘、极体孝道者，能如是耶？……事只有个可与不可而已，若大段害理处，自应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隐忍迁就，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3]310在这里，李侗首先对“道”与“事”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所谓“道”乃是“可以通行者也”。也就是说，“道”原本就是可以通行和遵守的路，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和方法。“父之道”是父辈遗留下来的一种基本的处世原则与行为方式，在应对具体问题的时候或许难免有错处，但这却并不能否定它的普遍意义。相反，如果现实实践中存在具体的错误，那“自应改之何疑”？这正好比一条畅通的大路上躺着几块绊脚石，我们不能因为这点阻碍就轻易否定自己走的路，而急于另辟蹊径。对于这些石头我们当然应该把它踢开，而对于这条道路我们却还要坚持。其次，至于对“父之道”有改无改的问题，李先生认为这完全在于人们“有无孝子之心”。父之道在处事接物时难免发生错误，这是因为具体情况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然而，如果人们只因为这眼前的不如意就要肆意更改，那么只能说明这儿子没有孝心。相反的，只有内心真正热爱父母，真正有孝心之人才能不为一时的困難所打动，才能矢志不移的坚持父辈的原则。这里根本不存在所谓“隐忍迁就”的问题，也不必胶着于时间上的三年五年。因此，李侗明确批评朱子“恐不必言隐忍迁就”，只怕他怀有此心，长此以往贻害无穷。
仔细考察此段论学文字，我们不禁发现，李侗与朱熹除了学养功力深浅自别外，在为学方法上二人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朱熹在分析对父道的有改无改问题时一味地执文泥迹，专注于在字里行间考索文意，总希望找到恰当的解释来贴合圣贤的话语。可以说，这时候的朱熹对圣经的理解只停留在一种“对文句严丝合缝、入情入理的解释”的层面上，至于他内心里却未必真实有得。反观李侗，他对问题的把握总是从根本上着眼。父道有改无改，其要害在于人子之发心动念处，在于人子到底有没有纯孝之心。如果有孝心，那么纵然临事而改亦无所谓悖离。“二十四孝”，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出的人子之纯孝之心，却绝无二致。相反，如果无孝心，那么纵然循规蹈矩亦无所谓坚持。“隐忍迁就”，不过只为保其孝子之名而已。改与不改，孝或不孝，其分际只在人心隐微之间耳，何关乎日月长短，又怎会在字里行间？
通过上述文字可以看到李朱二人对“孝”之一字的讨论是非常深刻的，这对后来朱熹“四书学”的形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钱穆先生认为：“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解穴”[4]183，而要考察朱子四书学思想的形成轨迹，则当于师弟子之学问讨论中求索。
参考文献：
[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朱熹.朱子全书（第十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
关键词：李侗；朱熹；孝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2-0-01
李侗，字愿中，宋南剑州剑浦人。学者称为延平先生。他是程门高足杨时的再传弟子，继承了杨时的道南学统，学术通明纯粹，功力诣旨极高。朱熹二十四岁时始见延平，其后的十一年间（1153-1163）二人不断有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延平死后，朱子为了纪念先师，亲自将他与李侗的论学书信整理编辑，荟成《延平答问》一编。
通过研读《延平答问》我们不难看出，李侗教导朱熹为学的路子大抵就是两条：一为熟读圣贤言语，一为在日用间著实做功夫理会。对于朱熹来讲，所谓的“圣贤言语”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四书”了，而其中《论语》毫无疑问应该是第一本书。事实上，《论语》是朱子从小就熟读精背的儒经，“某向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高似《论》《孟》者，竟无之。”[1]104可见在从学李侗之前，朱子对《论语》已经有相当的认识和理解了。同样的，李侗也对《论语》非常看重。“李先生好看《论语》，自明而言。”[1]103关于《论语》李朱师徒有很多的探讨切磋，这里就拾取其中关于“孝”的讨论来窥见二人之学术交往。
“孝”是《论语》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也是孔门的核心德行之一。中国古语中更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李朱二人论“孝”主要集中在戊寅七月十七日书里，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朱子问“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51一段。他认为“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改者，亦当隐忍迁就，于义理之中，使事体渐正，而人不见其改之之迹，则虽不待三年，而谓之无改可也。”[3]309在这里，朱子一方面执着于圣人“三年无改”之语，把三年看成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以为子承父道最起码要坚持三年，不能背离。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忽视现实中存在的“使父道有不可不改者”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他不得不选择所谓“隐忍迁就”的办法，希望通过悄无声息的努力，改变父道中的不可不改之处。这样既使外人不致察觉，又能全其孝子之名。朱子认为这可算是两全之策了，不想李侗却不以为然。答书中李侗实以“执文泥迹”四字斥朱子，认为所谓“隐忍迁就”其实是未能理会圣人真意的错误理解。“须是认圣人所说，于言外求意乃通。”[3]310李侗认为“所谓道者，是犹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过，若稍稍有不惬意处，即率意改之，则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须不忘、极体孝道者，能如是耶？……事只有个可与不可而已，若大段害理处，自应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隐忍迁就，使人不见其改之之迹。”[3]310在这里，李侗首先对“道”与“事”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所谓“道”乃是“可以通行者也”。也就是说，“道”原本就是可以通行和遵守的路，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和方法。“父之道”是父辈遗留下来的一种基本的处世原则与行为方式，在应对具体问题的时候或许难免有错处，但这却并不能否定它的普遍意义。相反，如果现实实践中存在具体的错误，那“自应改之何疑”？这正好比一条畅通的大路上躺着几块绊脚石，我们不能因为这点阻碍就轻易否定自己走的路，而急于另辟蹊径。对于这些石头我们当然应该把它踢开，而对于这条道路我们却还要坚持。其次，至于对“父之道”有改无改的问题，李先生认为这完全在于人们“有无孝子之心”。父之道在处事接物时难免发生错误，这是因为具体情况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然而，如果人们只因为这眼前的不如意就要肆意更改，那么只能说明这儿子没有孝心。相反的，只有内心真正热爱父母，真正有孝心之人才能不为一时的困難所打动，才能矢志不移的坚持父辈的原则。这里根本不存在所谓“隐忍迁就”的问题，也不必胶着于时间上的三年五年。因此，李侗明确批评朱子“恐不必言隐忍迁就”，只怕他怀有此心，长此以往贻害无穷。
仔细考察此段论学文字，我们不禁发现，李侗与朱熹除了学养功力深浅自别外，在为学方法上二人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朱熹在分析对父道的有改无改问题时一味地执文泥迹，专注于在字里行间考索文意，总希望找到恰当的解释来贴合圣贤的话语。可以说，这时候的朱熹对圣经的理解只停留在一种“对文句严丝合缝、入情入理的解释”的层面上，至于他内心里却未必真实有得。反观李侗，他对问题的把握总是从根本上着眼。父道有改无改，其要害在于人子之发心动念处，在于人子到底有没有纯孝之心。如果有孝心，那么纵然临事而改亦无所谓悖离。“二十四孝”，各有不同，但他们所表现出的人子之纯孝之心，却绝无二致。相反，如果无孝心，那么纵然循规蹈矩亦无所谓坚持。“隐忍迁就”，不过只为保其孝子之名而已。改与不改，孝或不孝，其分际只在人心隐微之间耳，何关乎日月长短，又怎会在字里行间？
通过上述文字可以看到李朱二人对“孝”之一字的讨论是非常深刻的，这对后来朱熹“四书学”的形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钱穆先生认为：“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解穴”[4]183，而要考察朱子四书学思想的形成轨迹，则当于师弟子之学问讨论中求索。
参考文献：
[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朱熹.朱子全书（第十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