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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致新报》是晚清一份以传播科技为主的报刊，报刊主编朱开甲在《格致新报》创刊号便发表了《格致新报缘起》一文，阐明其办报旨趣以及其对“格致”一词的理解。本文意图通过分析《格致新报缘起》一文，探究十九世纪末时人之格致观。
【关键词】晚清；格致观；朱开甲
View of Science at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Review
Zhou Q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Scientific Review is a newspap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inly to spread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Chief editor Zhu Kaijia published its first volume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Review to illuminate the intention of establishing this newspaper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his article try to explore people’s view of science at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Review.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View of Science； Zhu Kaijia
《格致新报》于光绪廿四年二月廿一日（1898年3月13日）在上海创刊出版，旬刊，社址在上海新北门外天主堂街二十九号（今四川南路），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于同年六月廿一日（1898年8月8日）停刊。历时四月，共出十六期。《格致新报》是近代国人最早创办的科技期刊之一，在晚清西学传播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格致新报》的创办人为朱志尧，字庞德，号开甲，天主教徒，教名“尼各老”。1863年9月7日生于上海南市董家湾。朱氏祖居江苏青浦潭西，1860年，迁居上海南市董家湾。1887年，舅父马眉叔主持招商局局务，盛宣怀为督办，朱氏经马相伯介绍任招商局江天轮买办，几年后，调任“江裕轮”买办。朱志尧担任十年轮船买办，积累一定经验和资金，想有所作为，他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经商万无一失之道”。1897年，盛宣怀开设大德油厂，委任朱志尧为总办。朱志尧潜心钻研西学，并助其弟朱云佐（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第一任买办）创《格致新报》，传播西学；又办中西书室，经售法文书籍。1898年，《格致新报》停刊，是年七月，朱云佐去世，朱志尧经由马相伯介绍，马眉叔担保，继其弟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
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科技类刊物开始出现。朱志尧主办的《格致新报》是一份以“格致”命名的科学普及类杂志。本文意图通过分析《格致新报》创刊的背景，以及创刊号中主编朱志尧发表的《格致新报缘起》一文，探讨该刊的创办动因，并一步了解甲午战争后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以助于对清末西学输入的认识。
一
甲午战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立学会、办报刊、设学堂，宣传维新思想。“报刊是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最重要的手段，维新派对报刊的重視和宣传，大大促进了科技在中国创办和流行。”《格致新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朱志尧撰写的《格致新报缘起》一文，对该刊的创办动机进行了说明。
“格致”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时“格致”一词主要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后人对于“格致”的理解有所发展，其中朱熹对“格致”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他将“格物”与“穷理”相联系，并指出：“《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环不已，而入圣贤之域”。
真正将“格致”与近代科学相联系的，首推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他们向当时的国人初步介绍了近代西方天文、物理、化学、数学等诸科知识。而当时国内也并无适当词汇来定义这些西方近代科学，因此明代中后期时，徐光启便称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带来的《几何原本》等书籍为“格物穷理之学”。以此命名此类西书，也是为了为西学找一个合法的身份，将西学纳入到儒学的语境中，使之不致受排挤；再有就是当时确无与其对应的词语，以“格物”冠之，不致使读者迷茫。
明清之际，格物致知论在一些学者的心中业已逐渐脱离了原本道德上的束缚，“格物”或是“格致”逐渐被加诸自然科学知识的意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批改革派人士在谈到西学时，“格物致知”或“格致”一词也渐成西方科学的代名词了。如冯桂芬在1861年写的《校邠庐抗议》中说：“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再如傅兰雅（John Fryer）主编的《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gazine），其原意是“欲将西国格致之学与工艺之法，择其要者，译成中文，便于中国各处之人得其益处，即不出户庭能知天下所有强国利民之事理”。此时“格致”几乎等同于西方的“Scientific”或是“Technological”，也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 1895年中日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也随之宣告破产。国人开始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足以使国家走向复兴的，此时的国人对“格致”的理解也因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格致”的理解，不再仅仅视之为“器物之学”，而是转变为一种思维的思考方式以及科学探索精神，实现“学”与“技艺”的分途。
朱志尧之格致观包含甚广，针对性强，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所需之各方面。在十九世纪末“新学”之风蔚起之时，朱志尧认为格致之学实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柢”，其所倡导之格致学包括科学原理等理论性知识，还有科学精神等思想层面上的引导；有法律条陈等诸多规范，还有天文、测绘以及制造之学等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有现今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所必修的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学科，还有风俗学、人口学等诸多社会学科。正是有着以上对“格致”的理解，朱志尧创办了《格致新报》，于开启民智、促进戊戌启蒙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二
《申报》于1898年3月14日第一页上发表了对《格致新报》的介绍，推崇之意溢于文字。“《格致新报》，创于青浦朱君子尧组昆季，而向贾二西士更出其所学，相与有成……今幸朱君昆季之力，果精心创为是报。他日者传笺研问，扩我见闻。由医学而渐及夫化、电、光、声、天文与地诸学。正不第鲰生之愿，于此可慰。即由是而推，暨夫制作树艺、枪炮、舟车，不将使兵日以强，国日以富，用以立大学治国平天下之基乎。于是喜而作振兴格致论。”《申报》对朱志尧所创办的《格致新报》评价甚高，认为该报是继传教士傅兰雅所办《格致汇编》后的又一份足以启迪民智，足以作为“治平天下之基”的报刊。
朱志尧在《格致新报》第一册创刊号中发表《格致新报缘起》一文，对“格致”一词进行了详细论述：
首先，朱志尧从中西两种不同文明对比的角度，指出西学之优长在于“格致”，也说明了发展“格致之学”的重要性。“泰西之学，派别支分，兵法商政，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纺织牧矿诸务，无一不学，实无一不精。”西学之优长在于分门别类，且涉猎广泛，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找寻总结出所谓的“新奇”。而当时国内仍处于“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欤”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朱志尧认为“实误于务末而舍本”，而后，朱志尧明确的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本何在，在格致”，推广普及格致之学，宣传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是当务之急，也是一切发展创新的根本。
第二，朱志尧略述了“格致之学”在中国的演变和发展。“夫格致之亡，不亡于祖龙，实亡于魏晋”。魏晋时期，“其时教化凌夷，风俗颓败，佛老异说，横塞中原，拘谨之儒，喜宗寂灭，高嚝之士，雅尚清谈，杜聪塞明，绝圣弃智，是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也。”他认为魏晋时期，才是百姓真正泯灭“格致之心”，才是“格致之学”真正的消亡。
第三，朱志尧认为“格致”一词，“包括甚宏，浅之在日用饮食之间，深之实富国强兵之本”。他将“格致之学”划为五大方面，即“一曰性理，探道之大原，辨理之真伪者也；一曰治术，论公法律例，条约税则者也；一曰象数，究恒星天文，测量制造者也；一曰形性，分为四项，声光气电水热力重诸事，隶于物性。金银木炭鸟兽血肉诸事，隶于物理。质点凝动变化分合诸事，隶于化学。药性病状人体骨架诸事，隶于医学。至史传地誌，户口风俗，足以见事故之得失，政教之成败者，另归纪事一门。”他认为“格致之学”已经不是时人所粗浅理解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包括了法学、政治学、纪事等社会学知识。因此，他认为“吾子创立斯报，以启维新之机，诚为当今之急务”，创立《格致新报》，宣传格致之学已是当时的首要急务，宣传好格致之学，以启维新之机。
朱志尧眼中的“格致”，“条分缕析，包举靡遗”，其所涵盖之范围要远远超出了我们现今所定义的“自然科学”的范畴。具体分类，朱志尧所析之“格致之学”共含五大类：
“一曰性理，探道之大原，辨理之真伪者也”，即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课间朱志尧定义之格致已不仅仅停留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层面，而是上升到了“道”、“理”的层面上了。
“一曰治术，论公法律例，条约税则者也”，即法律、法规、条例。此“治术”，不仅包括清政府颁布的维持国内稳定的律例，更包括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国际公法、国际税则。
“一曰象数，究恒星天文，测量制造者也”，即天文学、测绘学及制造学。
“一曰形性，分为四项”：“声光气电水热力重诸事，隶于物性”，即物理学；“金银木炭鸟兽血肉诸事，隶于物理”，其中的“金银木炭”，即化学类，“鸟兽血肉”，即生物类，因此需要注意的是，《格致新报》中提及的“物理”绝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物理学；“质点凝动变化分合诸事，隶于化学”，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此“化学”与今天的化学有着较大的差别，当然两者还是有一定交集，诸如所谓的“变化分合”，应当有化学反应的意思，但“质点凝动”，并没有改变物质的分子结构，从今天的科学角度来看，属于物理变化而非化学变化；“药性病状人体骨架诸事隸于医学”，即医学。综上可知，《格致新报》中所说的“形性”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四大项。
“至史传地志，户口风俗，足以见事故之得失，政教之成败者，令归纪事一门。”“纪事”一门包罗极广，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划分的地理、历史、风俗、人口、教育等诸多社会科学。
19世纪末，“新学”之风蔚起。梁启超曾在《湘报》上发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对新学课程做出详细规定：将学堂学生所学课程分为两大类，“一曰博通学，二曰专门学”。其中“博通学之条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共法学，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并作规定：“博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博通学中的公理学，即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专门学中的共法学即“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专精法律一门；格算学，“各专门学非入西人专门学成”，较为高深的则需要进入西人专门学堂去学习深造。由此可见，朱志尧其“格致观”亦是与适时之新学兴起息息相关，交相呼应。
三
正如梁启超于《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所言，“今格致之书，略有译本。我辈所已知之理，视前人盖有加焉，因而益穷之。大之极恒星诸天之国土，小之及微尘血轮之世界，深之若精气游魂之物变，浅之若日用饮食之习睹，随时触悟，见浅见深，用之既熟，他日创新法制新器辟新学，皆基于是。高材者勉之。穷理之功课，每刚日诸生在堂上读书。功课毕，由教习随举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对既遍，教习乃将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又如严复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详细地表达了“格致之学”的体系，指出“学问之事，其用皆二”：其一为专门之学，其二为公家之学。所谓专门之学，“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但比较而言，“公家之用最大”，“举以炼心制事是也”。他认为“西学格致”实有二义，一是狭义的“格致学”，正如上述“专门之学”介绍，为“艺学”与“治平”之基；一是广义的“格致之学”，特指为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整个学术体系，各学科之间呈现出一种严格的递进关系。此时人们对于“格致”的理解已趋近于现今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一词，呈现出实证主义科学的雏形状态，亦成为“格致”向“科学”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
参考文献：
[1] 朱信泉，严如平.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236.
作者简介：周全，1991年6月，男，汉族，天津市红桥区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晚清；格致观；朱开甲
View of Science at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Review
Zhou Q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Scientific Review is a newspap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inly to spread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Chief editor Zhu Kaijia published its first volume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Review to illuminate the intention of establishing this newspaper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his article try to explore people’s view of science at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Scientific Review.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View of Science； Zhu Kaijia
《格致新报》于光绪廿四年二月廿一日（1898年3月13日）在上海创刊出版，旬刊，社址在上海新北门外天主堂街二十九号（今四川南路），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于同年六月廿一日（1898年8月8日）停刊。历时四月，共出十六期。《格致新报》是近代国人最早创办的科技期刊之一，在晚清西学传播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格致新报》的创办人为朱志尧，字庞德，号开甲，天主教徒，教名“尼各老”。1863年9月7日生于上海南市董家湾。朱氏祖居江苏青浦潭西，1860年，迁居上海南市董家湾。1887年，舅父马眉叔主持招商局局务，盛宣怀为督办，朱氏经马相伯介绍任招商局江天轮买办，几年后，调任“江裕轮”买办。朱志尧担任十年轮船买办，积累一定经验和资金，想有所作为，他认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经商万无一失之道”。1897年，盛宣怀开设大德油厂，委任朱志尧为总办。朱志尧潜心钻研西学，并助其弟朱云佐（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第一任买办）创《格致新报》，传播西学；又办中西书室，经售法文书籍。1898年，《格致新报》停刊，是年七月，朱云佐去世，朱志尧经由马相伯介绍，马眉叔担保，继其弟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
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科技类刊物开始出现。朱志尧主办的《格致新报》是一份以“格致”命名的科学普及类杂志。本文意图通过分析《格致新报》创刊的背景，以及创刊号中主编朱志尧发表的《格致新报缘起》一文，探讨该刊的创办动因，并一步了解甲午战争后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以助于对清末西学输入的认识。
一
甲午战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立学会、办报刊、设学堂，宣传维新思想。“报刊是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最重要的手段，维新派对报刊的重視和宣传，大大促进了科技在中国创办和流行。”《格致新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朱志尧撰写的《格致新报缘起》一文，对该刊的创办动机进行了说明。
“格致”一词最早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时“格致”一词主要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后人对于“格致”的理解有所发展，其中朱熹对“格致”的解释最具有代表性，他将“格物”与“穷理”相联系，并指出：“《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环不已，而入圣贤之域”。
真正将“格致”与近代科学相联系的，首推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他们向当时的国人初步介绍了近代西方天文、物理、化学、数学等诸科知识。而当时国内也并无适当词汇来定义这些西方近代科学，因此明代中后期时，徐光启便称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带来的《几何原本》等书籍为“格物穷理之学”。以此命名此类西书，也是为了为西学找一个合法的身份，将西学纳入到儒学的语境中，使之不致受排挤；再有就是当时确无与其对应的词语，以“格物”冠之，不致使读者迷茫。
明清之际，格物致知论在一些学者的心中业已逐渐脱离了原本道德上的束缚，“格物”或是“格致”逐渐被加诸自然科学知识的意蕴。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批改革派人士在谈到西学时，“格物致知”或“格致”一词也渐成西方科学的代名词了。如冯桂芬在1861年写的《校邠庐抗议》中说：“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再如傅兰雅（John Fryer）主编的《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gazine），其原意是“欲将西国格致之学与工艺之法，择其要者，译成中文，便于中国各处之人得其益处，即不出户庭能知天下所有强国利民之事理”。此时“格致”几乎等同于西方的“Scientific”或是“Technological”，也就是西方的自然科学。 1895年中日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也随之宣告破产。国人开始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足以使国家走向复兴的，此时的国人对“格致”的理解也因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格致”的理解，不再仅仅视之为“器物之学”，而是转变为一种思维的思考方式以及科学探索精神，实现“学”与“技艺”的分途。
朱志尧之格致观包含甚广，针对性强，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所需之各方面。在十九世纪末“新学”之风蔚起之时，朱志尧认为格致之学实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柢”，其所倡导之格致学包括科学原理等理论性知识，还有科学精神等思想层面上的引导；有法律条陈等诸多规范，还有天文、测绘以及制造之学等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有现今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所必修的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学科，还有风俗学、人口学等诸多社会学科。正是有着以上对“格致”的理解，朱志尧创办了《格致新报》，于开启民智、促进戊戌启蒙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二
《申报》于1898年3月14日第一页上发表了对《格致新报》的介绍，推崇之意溢于文字。“《格致新报》，创于青浦朱君子尧组昆季，而向贾二西士更出其所学，相与有成……今幸朱君昆季之力，果精心创为是报。他日者传笺研问，扩我见闻。由医学而渐及夫化、电、光、声、天文与地诸学。正不第鲰生之愿，于此可慰。即由是而推，暨夫制作树艺、枪炮、舟车，不将使兵日以强，国日以富，用以立大学治国平天下之基乎。于是喜而作振兴格致论。”《申报》对朱志尧所创办的《格致新报》评价甚高，认为该报是继传教士傅兰雅所办《格致汇编》后的又一份足以启迪民智，足以作为“治平天下之基”的报刊。
朱志尧在《格致新报》第一册创刊号中发表《格致新报缘起》一文，对“格致”一词进行了详细论述：
首先，朱志尧从中西两种不同文明对比的角度，指出西学之优长在于“格致”，也说明了发展“格致之学”的重要性。“泰西之学，派别支分，兵法商政，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纺织牧矿诸务，无一不学，实无一不精。”西学之优长在于分门别类，且涉猎广泛，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找寻总结出所谓的“新奇”。而当时国内仍处于“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欤”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朱志尧认为“实误于务末而舍本”，而后，朱志尧明确的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本何在，在格致”，推广普及格致之学，宣传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是当务之急，也是一切发展创新的根本。
第二，朱志尧略述了“格致之学”在中国的演变和发展。“夫格致之亡，不亡于祖龙，实亡于魏晋”。魏晋时期，“其时教化凌夷，风俗颓败，佛老异说，横塞中原，拘谨之儒，喜宗寂灭，高嚝之士，雅尚清谈，杜聪塞明，绝圣弃智，是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也。”他认为魏晋时期，才是百姓真正泯灭“格致之心”，才是“格致之学”真正的消亡。
第三，朱志尧认为“格致”一词，“包括甚宏，浅之在日用饮食之间，深之实富国强兵之本”。他将“格致之学”划为五大方面，即“一曰性理，探道之大原，辨理之真伪者也；一曰治术，论公法律例，条约税则者也；一曰象数，究恒星天文，测量制造者也；一曰形性，分为四项，声光气电水热力重诸事，隶于物性。金银木炭鸟兽血肉诸事，隶于物理。质点凝动变化分合诸事，隶于化学。药性病状人体骨架诸事，隶于医学。至史传地誌，户口风俗，足以见事故之得失，政教之成败者，另归纪事一门。”他认为“格致之学”已经不是时人所粗浅理解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包括了法学、政治学、纪事等社会学知识。因此，他认为“吾子创立斯报，以启维新之机，诚为当今之急务”，创立《格致新报》，宣传格致之学已是当时的首要急务，宣传好格致之学，以启维新之机。
朱志尧眼中的“格致”，“条分缕析，包举靡遗”，其所涵盖之范围要远远超出了我们现今所定义的“自然科学”的范畴。具体分类，朱志尧所析之“格致之学”共含五大类：
“一曰性理，探道之大原，辨理之真伪者也”，即科学原理与科学精神。课间朱志尧定义之格致已不仅仅停留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层面，而是上升到了“道”、“理”的层面上了。
“一曰治术，论公法律例，条约税则者也”，即法律、法规、条例。此“治术”，不仅包括清政府颁布的维持国内稳定的律例，更包括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国际公法、国际税则。
“一曰象数，究恒星天文，测量制造者也”，即天文学、测绘学及制造学。
“一曰形性，分为四项”：“声光气电水热力重诸事，隶于物性”，即物理学；“金银木炭鸟兽血肉诸事，隶于物理”，其中的“金银木炭”，即化学类，“鸟兽血肉”，即生物类，因此需要注意的是，《格致新报》中提及的“物理”绝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物理学；“质点凝动变化分合诸事，隶于化学”，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此“化学”与今天的化学有着较大的差别，当然两者还是有一定交集，诸如所谓的“变化分合”，应当有化学反应的意思，但“质点凝动”，并没有改变物质的分子结构，从今天的科学角度来看，属于物理变化而非化学变化；“药性病状人体骨架诸事隸于医学”，即医学。综上可知，《格致新报》中所说的“形性”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四大项。
“至史传地志，户口风俗，足以见事故之得失，政教之成败者，令归纪事一门。”“纪事”一门包罗极广，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划分的地理、历史、风俗、人口、教育等诸多社会科学。
19世纪末，“新学”之风蔚起。梁启超曾在《湘报》上发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对新学课程做出详细规定：将学堂学生所学课程分为两大类，“一曰博通学，二曰专门学”。其中“博通学之条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诸子学，三曰公理学，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共法学，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并作规定：“博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专门学每人各占一门”。博通学中的公理学，即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专门学中的共法学即“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专精法律一门；格算学，“各专门学非入西人专门学成”，较为高深的则需要进入西人专门学堂去学习深造。由此可见，朱志尧其“格致观”亦是与适时之新学兴起息息相关，交相呼应。
三
正如梁启超于《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所言，“今格致之书，略有译本。我辈所已知之理，视前人盖有加焉，因而益穷之。大之极恒星诸天之国土，小之及微尘血轮之世界，深之若精气游魂之物变，浅之若日用饮食之习睹，随时触悟，见浅见深，用之既熟，他日创新法制新器辟新学，皆基于是。高材者勉之。穷理之功课，每刚日诸生在堂上读书。功课毕，由教习随举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对既遍，教习乃将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又如严复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详细地表达了“格致之学”的体系，指出“学问之事，其用皆二”：其一为专门之学，其二为公家之学。所谓专门之学，“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但比较而言，“公家之用最大”，“举以炼心制事是也”。他认为“西学格致”实有二义，一是狭义的“格致学”，正如上述“专门之学”介绍，为“艺学”与“治平”之基；一是广义的“格致之学”，特指为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整个学术体系，各学科之间呈现出一种严格的递进关系。此时人们对于“格致”的理解已趋近于现今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一词，呈现出实证主义科学的雏形状态，亦成为“格致”向“科学”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
参考文献：
[1] 朱信泉，严如平.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四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236.
作者简介：周全，1991年6月，男，汉族，天津市红桥区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