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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部系统考证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学术专著。1981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全书25万字、图700幅。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为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学术专著。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至今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这部学术专著编撰于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合修史修志的年代，其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折腾不断。那么沈从文又是以怎样的坚持，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了实物史研究。在近加年的研究工作当中，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丝织物、陶瓷、玉、玻璃、镜子、狮子、扇子等文物研究上，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而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源起及受到高层的重视
早在1960年4月，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就透露了他准备编写一部中国服装史的计划。但这一工作没有立即受到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
此后，沈从文又多次呼吁编印服装图录。1962年9月，他在给文化部党委的信中说：当时编印的文人画册太多，这些对实际工艺生产用处不大；很多工艺在花纹图案和造型上因为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往往取法晚清，日趋纤巧繁琐，在国外展出上已不大能引起注意。因此，他建议多印一点十七八世纪的丝绣等专题图录，以补救当时工艺美术所受的不健康影响。
到1963年，沈从文的服饰资料收集工作已有所进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当年4月9日，他在给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的信中表示，愿意“尽余生就服装和丝绸花纹历史发展摸下去”。同时也陈述了他搜集材料的困难情况：分散于国内各地的绫罗绸缎不下十来万件，相关图书数千册，此外还有佛经封面、画卷、册页、隔水及包袱和其他文件上的无法计算的丝织物残料。如此多的材料，收集起来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他希望“把能照的用彩色片照下，应画的把单位图案画下来，再根据这份第一手资料来作分析判断，所谓研究工作，自然就大大推进了一步”。
沈从文的工作逐渐引起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决定开展专题研究，还专门调新从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的范曾与馆里美术组的相关人员一起，担任此书的绘图工作。
1963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沈从文等人的编撰工作用简报的形式通过文物局上报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看到工作简报后致函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要求“明确范围，逐步完成”，并指示说：“沈从文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不能每日上班，但遇重要课题应派人去他家请教，或分一部分题目在家中研究，希望他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他到国外去，常常会被邀请参观服装博物馆、蜡像馆等，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服装博物馆，有部服装史呢？总理问有没有人能够写出一部中国服装史。在场的齐燕铭说，这个事情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当场表示了支持。
1963年12月，齐燕铭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中国历史博物馆做好《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编撰工作。这一指示引起了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由副馆长陈乔主持这项工作，馆长业务秘书陈鹏程和陈列部主任王镜如拟定工作计划，并扩大了服装资料的编撰队伍：沈从文担任主编，负责搜集编排材料，组织全书编撰工作，分工文字说明撰写。全书所需图录由沈从文提出，由陈列部美术组的陈大章、李之檀、边宝华、范曾等临摹绘图。
年底，王镜如召集编写组制定工作计划、进程及图片临摹绘制的相关规范。沈从文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图版目录，并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了下来。
艰难的编撰过程
1964年初，全书的雏形已经形成。在给大哥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服装资料选集》预定五月前完成，有200幅正图，上百副图和20页首饰图片。他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要查大量图书，为200页图录做适当说明，每条说明500-1000字，3月到4月底得交稿。除每页说明外，还要写上万字的总论。他估计这本书10月就能出版，而且“一定还像本书，有分量，有内容，可以为各方面解决许多问题，也可算是我在馆中学习文物的一份成果。”他还设想，如果“体力来得及，大致将继续把每一朝代专编一册，这么编下去，一年一本”。但是，这种集体活儿，对于个性极强的沈从文来说，也有种种不适应。他抱怨稿件得层层审批，得照领导的意思说些“习惯话”，材料获取上也有很多不便。他希望到兰州、洛阳、敦煌等处走走，但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多，抽不出时间。由于都是文物，所以连本馆的材料都不容易调动，故宫的材料也看不到，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尽管如此，他仍毫不懈怠，每天都要完成6000字的说明文字。
由于工作繁重，沈从文希望能有个助手。他曾多次写信给历史博物馆，希望馆领导能帮他“争争时间，即早为这工作抽调一二专人（有可能或外调一二美院教人物画的来参加，这工作，不少人都乐于参加的），来和我共同工作”。但历史博物馆领导却告诉他说，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忙。
通过其他渠道，1975年左右，沈从文晚年的两位重要助手——王序和王亚蓉——开始进入了沈从文的工作班子。王序是抗美援朝的文艺兵，休假回国期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结识了沈从文。转业后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文物修复、古墓考察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1975年，人民大学杨纤如教授介绍王亚蓉到沈从文家寻求资料，沈从文自此又认识了王亚蓉，后来请王序帮忙将她推荐到了考古所。
两位助手白天在考古所工作，下班后准时到沈从文所在的东堂子胡同的小屋，像从事第二职业一样，一起编撰服饰史。沈从文常常在他们未下班前，就打电话嘱咐到沈家来吃晚饭，他烧的红烧肉和红烧猪蹄都很好吃。此外，沈从文还带着他们挤公交去故宫武英殿、历史博物馆或民族文化宫查找资料，两位助手都从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沈从文对两位助手的工作很满意，他们不仅做服饰研究，还展开了一些新的研究专题，这让沈从文充满了信心：“身边有二得力助手绘图（手又敏捷，又准确），不甚费力，既已完成大小不等专题七八个。照此条件，把四十个研究中的空白点，一一填满，或许是做得到的事！”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
胡乔木对沈从文是熟悉的，早在1953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就曾经写信给沈从文，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事业做出安排。沈从文当时的内心很矛盾，没有回复这封充满好意的重要来信。
25年过去了，胡乔木没有忘记沈从文。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提出，可否跟文物局或文化部商量，调沈从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来工作，以保证完成他那本有意义的服饰研究著作。
出版工作的一波三折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从王序和王亚蓉那里，逐渐了解到沈从文工作条件的艰苦。1977年，刘仰峤到沈从文处了解他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情况，并如实向胡乔木做了汇报。在胡乔木的关心下，沈从文的工作关系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了社科院历史所，其职称也由调入时的副研究员晋升为了研究员。
沈从文的住处很小，主要助手王序又不能保证工作时间，这些都不利于工作的展开。1977年9月中旬，沈从文致信胡乔木，请求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写出这封信后，沈从文对所提条件并不抱太大希望。但社科院干事雷厉风行，很快就满足了沈从文的这两个要求。10月6日，社科院在友谊宾馆为沈从文租用了两个大套间作为他的工作室，让王序、王亚蓉、李宏作为他的助手全力配合他做最后的定稿工作。同时，还借调在内蒙古煤矿工作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胡戟协助校对部分文献。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工作班子效率很高，1979年1月，这部著作整理完成，并交给了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沈从文在友谊宾馆继续进行一些收尾工作，并等候看校样，直到3月才搬出去。
不久，沈从文获悉轻工业出版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沈从文坚决不同意。于是，手稿又转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但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从文再次撤回了书稿，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写信说：“我不能将书交给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国格的事我不做！”并表示愿意将书稿交给国家处理。
梅益遂向香港商务印书馆主持人蓝真推荐了该书，香港商务决定从速出版。1980年1月，香港商务总编辑李祖泽在国家文物局龙文善的陪同下访问沈从文，商定此书的出版细节。沈从文带着助手重新做了一些校订，并补充了部分彩图。
9月，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亲自到北京沈从文的住处赠送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样书。样书为八开本，25万字，700多幅图，它将上自殷商、下至明清的传世资料与历代出土文献相结合，对各个朝代的服饰制度、服装工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观点，对于文史研究、书画鉴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服装设计等都有十分重要参考价值。该书的序言为郭沫若所写，书名为商承祚题，署沈从文编著。初版印3000本，300本签名本定价为800港币，其余精装本也要500港币。但一个月内就卖出去了2000本，主要销往东南亚和香港，这在学术著作的销量中算是很高的了。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用《要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了此书的出版情况。不久，此书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胡乔木写来贺信：“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因沈从文始终认为这本书的真正读者应在国内，因此希望该书能在大陆增订重印，他还想更换100种彩图，但这些材料多在故宫、历史博物馆，要花钱才能使用。他抱怨说：“再想照六四年工作取得的进展，主观努力即或还不失去勇气，客观束缚却转多了。”
直到1983年，沈从文仍在为增订本做准备。他根据当时新出土的陶瓷壁画增加了原先缺少的原始社会部分，并更换了100幅新彩图。直到患上脑血栓后，他才将工作交给助手。遗憾的是，等到增订本问世时，沈从文已经逝世五年了。
张宁据《新民晚报》李斌/文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至今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这部学术专著编撰于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合修史修志的年代，其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折腾不断。那么沈从文又是以怎样的坚持，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了实物史研究。在近加年的研究工作当中，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丝织物、陶瓷、玉、玻璃、镜子、狮子、扇子等文物研究上，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而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源起及受到高层的重视
早在1960年4月，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就透露了他准备编写一部中国服装史的计划。但这一工作没有立即受到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
此后，沈从文又多次呼吁编印服装图录。1962年9月，他在给文化部党委的信中说：当时编印的文人画册太多，这些对实际工艺生产用处不大；很多工艺在花纹图案和造型上因为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往往取法晚清，日趋纤巧繁琐，在国外展出上已不大能引起注意。因此，他建议多印一点十七八世纪的丝绣等专题图录，以补救当时工艺美术所受的不健康影响。
到1963年，沈从文的服饰资料收集工作已有所进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当年4月9日，他在给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的信中表示，愿意“尽余生就服装和丝绸花纹历史发展摸下去”。同时也陈述了他搜集材料的困难情况：分散于国内各地的绫罗绸缎不下十来万件，相关图书数千册，此外还有佛经封面、画卷、册页、隔水及包袱和其他文件上的无法计算的丝织物残料。如此多的材料，收集起来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他希望“把能照的用彩色片照下，应画的把单位图案画下来，再根据这份第一手资料来作分析判断，所谓研究工作，自然就大大推进了一步”。
沈从文的工作逐渐引起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决定开展专题研究，还专门调新从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的范曾与馆里美术组的相关人员一起，担任此书的绘图工作。
1963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沈从文等人的编撰工作用简报的形式通过文物局上报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看到工作简报后致函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要求“明确范围，逐步完成”，并指示说：“沈从文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不能每日上班，但遇重要课题应派人去他家请教，或分一部分题目在家中研究，希望他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他到国外去，常常会被邀请参观服装博物馆、蜡像馆等，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服装博物馆，有部服装史呢？总理问有没有人能够写出一部中国服装史。在场的齐燕铭说，这个事情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当场表示了支持。
1963年12月，齐燕铭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中国历史博物馆做好《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编撰工作。这一指示引起了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由副馆长陈乔主持这项工作，馆长业务秘书陈鹏程和陈列部主任王镜如拟定工作计划，并扩大了服装资料的编撰队伍：沈从文担任主编，负责搜集编排材料，组织全书编撰工作，分工文字说明撰写。全书所需图录由沈从文提出，由陈列部美术组的陈大章、李之檀、边宝华、范曾等临摹绘图。
年底，王镜如召集编写组制定工作计划、进程及图片临摹绘制的相关规范。沈从文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图版目录，并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了下来。
艰难的编撰过程
1964年初，全书的雏形已经形成。在给大哥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服装资料选集》预定五月前完成，有200幅正图，上百副图和20页首饰图片。他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要查大量图书，为200页图录做适当说明，每条说明500-1000字，3月到4月底得交稿。除每页说明外，还要写上万字的总论。他估计这本书10月就能出版，而且“一定还像本书，有分量，有内容，可以为各方面解决许多问题，也可算是我在馆中学习文物的一份成果。”他还设想，如果“体力来得及，大致将继续把每一朝代专编一册，这么编下去，一年一本”。但是，这种集体活儿，对于个性极强的沈从文来说，也有种种不适应。他抱怨稿件得层层审批，得照领导的意思说些“习惯话”，材料获取上也有很多不便。他希望到兰州、洛阳、敦煌等处走走，但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多，抽不出时间。由于都是文物，所以连本馆的材料都不容易调动，故宫的材料也看不到，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尽管如此，他仍毫不懈怠，每天都要完成6000字的说明文字。
由于工作繁重，沈从文希望能有个助手。他曾多次写信给历史博物馆，希望馆领导能帮他“争争时间，即早为这工作抽调一二专人（有可能或外调一二美院教人物画的来参加，这工作，不少人都乐于参加的），来和我共同工作”。但历史博物馆领导却告诉他说，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忙。
通过其他渠道，1975年左右，沈从文晚年的两位重要助手——王序和王亚蓉——开始进入了沈从文的工作班子。王序是抗美援朝的文艺兵，休假回国期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结识了沈从文。转业后进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文物修复、古墓考察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1975年，人民大学杨纤如教授介绍王亚蓉到沈从文家寻求资料，沈从文自此又认识了王亚蓉，后来请王序帮忙将她推荐到了考古所。
两位助手白天在考古所工作，下班后准时到沈从文所在的东堂子胡同的小屋，像从事第二职业一样，一起编撰服饰史。沈从文常常在他们未下班前，就打电话嘱咐到沈家来吃晚饭，他烧的红烧肉和红烧猪蹄都很好吃。此外，沈从文还带着他们挤公交去故宫武英殿、历史博物馆或民族文化宫查找资料，两位助手都从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沈从文对两位助手的工作很满意，他们不仅做服饰研究，还展开了一些新的研究专题，这让沈从文充满了信心：“身边有二得力助手绘图（手又敏捷，又准确），不甚费力，既已完成大小不等专题七八个。照此条件，把四十个研究中的空白点，一一填满，或许是做得到的事！”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
胡乔木对沈从文是熟悉的，早在1953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就曾经写信给沈从文，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事业做出安排。沈从文当时的内心很矛盾，没有回复这封充满好意的重要来信。
25年过去了，胡乔木没有忘记沈从文。上任不久，他就主动提出，可否跟文物局或文化部商量，调沈从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来工作，以保证完成他那本有意义的服饰研究著作。
出版工作的一波三折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从王序和王亚蓉那里，逐渐了解到沈从文工作条件的艰苦。1977年，刘仰峤到沈从文处了解他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情况，并如实向胡乔木做了汇报。在胡乔木的关心下，沈从文的工作关系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了社科院历史所，其职称也由调入时的副研究员晋升为了研究员。
沈从文的住处很小，主要助手王序又不能保证工作时间，这些都不利于工作的展开。1977年9月中旬，沈从文致信胡乔木，请求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写出这封信后，沈从文对所提条件并不抱太大希望。但社科院干事雷厉风行，很快就满足了沈从文的这两个要求。10月6日，社科院在友谊宾馆为沈从文租用了两个大套间作为他的工作室，让王序、王亚蓉、李宏作为他的助手全力配合他做最后的定稿工作。同时，还借调在内蒙古煤矿工作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胡戟协助校对部分文献。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工作班子效率很高，1979年1月，这部著作整理完成，并交给了北京轻工业出版社。沈从文在友谊宾馆继续进行一些收尾工作，并等候看校样，直到3月才搬出去。
不久，沈从文获悉轻工业出版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该书，沈从文坚决不同意。于是，手稿又转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但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从文再次撤回了书稿，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梅益写信说：“我不能将书交给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国格的事我不做！”并表示愿意将书稿交给国家处理。
梅益遂向香港商务印书馆主持人蓝真推荐了该书，香港商务决定从速出版。1980年1月，香港商务总编辑李祖泽在国家文物局龙文善的陪同下访问沈从文，商定此书的出版细节。沈从文带着助手重新做了一些校订，并补充了部分彩图。
9月，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亲自到北京沈从文的住处赠送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样书。样书为八开本，25万字，700多幅图，它将上自殷商、下至明清的传世资料与历代出土文献相结合，对各个朝代的服饰制度、服装工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观点，对于文史研究、书画鉴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服装设计等都有十分重要参考价值。该书的序言为郭沫若所写，书名为商承祚题，署沈从文编著。初版印3000本，300本签名本定价为800港币，其余精装本也要500港币。但一个月内就卖出去了2000本，主要销往东南亚和香港，这在学术著作的销量中算是很高的了。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用《要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了此书的出版情况。不久，此书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胡乔木写来贺信：“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因沈从文始终认为这本书的真正读者应在国内，因此希望该书能在大陆增订重印，他还想更换100种彩图，但这些材料多在故宫、历史博物馆，要花钱才能使用。他抱怨说：“再想照六四年工作取得的进展，主观努力即或还不失去勇气，客观束缚却转多了。”
直到1983年，沈从文仍在为增订本做准备。他根据当时新出土的陶瓷壁画增加了原先缺少的原始社会部分，并更换了100幅新彩图。直到患上脑血栓后，他才将工作交给助手。遗憾的是，等到增订本问世时，沈从文已经逝世五年了。
张宁据《新民晚报》李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