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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977、1978两次高考，全国共有68万人在1978年跨进大学门，成为“天之骄子”，30年后他们大都两鬓染霜，当时命运之神是怎样眷顾他们，使他们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呢……
酝酿
恢复高考的决策，是邓小平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确定的。但是，关于恢复高考的一些想法，早在“文革”中后期，就开始酝酿了。1966年至1969年，高等教育全面瘫痪，高等院校名存实亡。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7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录取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尽可能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周恩来曾提出过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设想。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设想未能实行。
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并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他明确提出“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同时，他还提出“军队办一所科技大学，招高中生”。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文革”结束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样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1977年5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为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此时，他对于教育工作，包括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考虑了。
1977年，在正式决策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同来自各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就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提出了“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和“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两点重要意见。
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然而，形势发展很快，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
决策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正式复出工作。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确定了一个33人的与会者名单。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
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举行。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５天全部是自由发言。亲自主持座谈会的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很快成为主要话题。邓小平真诚地询问专家，恢复高考用一年时间准备行不行？他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慷慨陈辞，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埋没了人才；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查全性呼吁：改革招生制度，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他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办法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破茧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由于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革”前17年教育路线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对此，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说话表态了。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
邓小平“9·19”谈话掷地有声。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责编：孙展)
酝酿
恢复高考的决策，是邓小平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确定的。但是，关于恢复高考的一些想法，早在“文革”中后期，就开始酝酿了。1966年至1969年，高等教育全面瘫痪，高等院校名存实亡。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7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录取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尽可能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周恩来曾提出过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设想。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设想未能实行。
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并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他明确提出“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同时，他还提出“军队办一所科技大学，招高中生”。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文革”结束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样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1977年5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为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此时，他对于教育工作，包括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考虑了。
1977年，在正式决策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同来自各单位的科技工作者就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提出了“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和“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两点重要意见。
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然而，形势发展很快，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
决策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正式复出工作。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确定了一个33人的与会者名单。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
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举行。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５天全部是自由发言。亲自主持座谈会的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很快成为主要话题。邓小平真诚地询问专家，恢复高考用一年时间准备行不行？他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慷慨陈辞，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埋没了人才；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查全性呼吁：改革招生制度，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他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办法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破茧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由于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革”前17年教育路线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对此，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说话表态了。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
邓小平“9·19”谈话掷地有声。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