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上书写身份与爱情之矛盾的作品不在少数，男女主人公之间因为种族、年龄、阶级地位等种种原因的限制无法品尝爱情的甜美滋味，而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遗憾。高君的《我爱你》同样是一个关于“身份与爱情”的故事，却不在通常的身份妨碍了爱情实现之处做功夫，而是在男主人公表面身份与实际身份扑朔迷离的玄妙中安置了一段恋爱故事，浪漫主义的标题之下并不见风花雪月与缠绵悱恻，男女主人公审慎、理智交往的过程更像是一个谜底逐渐揭开的过程。当然，叙事的动力则是来自于“爱”，如果仅仅是逢场作戏的邂逅，那么一切矛盾都不会暴露，正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爱”：越是想让自己所爱的人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马脚才会越露越多终至现出原形，真实身份被识破的那一刻也就是爱情终结之时，凝固的身份与爱情之间的矛盾在此被激活为动态的身份与爱情之间的悖论。作者谨慎地将当下社会的种种症候与悖谬掩藏在一个貌似老套的恋爱故事中，实则创造性地展现出了芜杂现实中物质崇拜、贫富悬殊、价值混乱、是非难辨等完整的意义象征。
　　某种意义上，《我爱你》可以看做是作者对其早期小说《如花的裙子》的重写，面对社会不公，劫富济贫的传统文学想象从那时就潜伏在作者的创作之中。《如花的裙子》因其对农村来的小服务员鲍如花不谙世事、天真纯朴的性格展示与马兵不偷平民只偷厂长、讲情义、重信用的道德关怀而赢得了“良好的道德感”的赞誉（洪治纲《道德感与纯正的文学趣味——高君小说读后》。而在《我爱你》这篇小说中，作者瞩目的重点不在主人公行为的道德阐释，在一个“窃钩者罪，窃资源者为诸侯”的时代试图对某个人物做出道德评判是尴尬的，对于文学，人性的立场远比道德的立场更有吸引力。注重故事的讲法，更加趋向小说本体是这篇小说呈现出的新质。陈星“大款”“成功人士”“高帅富”的光彩身份是媒人宋姐介绍他与毕业于大学中文系的人民教师李思思谈恋爱的唯一依据，只有在他那不被社会认同的实际身份隐藏得天衣无缝的前提条件下，这场恋爱才有开始并持续下去的可能。所以，隐藏与暴露的分寸把握是小说最重要的技术难题。矜持、端庄、聪慧中又带有几分狡黠的李思思是物欲泛滥年代中幸存的依然还相信爱情的女子，“找爱人，而绝不是找钱财”的爱情观使她在陈星面前相当自信而体面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与主体性，在陈星接触过的“就像统一患上了某种软骨病”的众多女性中，以其“强势”“厉害”“激起了陈星无比的好奇和兴致，以及一丝莫名奇妙的敬意，乃至好感”。而陈星在小饭馆与大排档等平民空间里活力四射、生龙活虎的样子也让李思思觉得这个“有身份的人”低调、朴实，殊不知他本来就是其中之人。应该说，他们彼此都在对方心目中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印象和继续交往的吸引力，当然，这也是推动小说叙事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必要动力。
　　但经验丰富、伶牙俐齿的李思思不是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如花，尽管有“外贸局”、“红色路虎”、“玩具厂”等元素罩着，她仍然在初次相见时就直言陈星“不像外贸局”的，并直觉地感到这个人“很神秘很特别”。这种神秘与特别随着他们的继续交往而在小说中处处留下了草蛇灰线的提示：半停业状态的玩具厂、陈星带领员工绑着沙袋的锻炼方式、他对于小偷与大偷的区别、以及他那防盗专家式的烂熟于心的七招八式……回避李思思步步追问的发家史却在酒后讲了个农村小男孩的故事，这近于自道身世的倾诉对陈星来说也许是从内心已真正接纳李思思、相当于“我爱你”的真诚倾吐，但李思思当时的梦幻状态却使这一真相的大白延迟至小说结尾。交了两年房租，又要给李思思的住处安上感应报警器、防盗门锁芯、猫眼防护器、换防护窗等，这一连串的举动既是确保自己所爱的人人身安全的防范措施，也是出于他真实身份的职业敏感。不幸的是，对他来说，这是爱的极致同时也是爱的终结，李思思终于回过神来。叙述者此前一系列的暗示都在最后越来越透明的真实身份的揭晓中被赋予了内在统一性。作者既在藏于露之间恰到好处地完成了一套高难度的平衡动作，也以此吸引着读者去思考男主人公两重身份折射出来的诸多社会问题。陈星心目中“最美的生活”——“为官不贪，富人不恶，穷人不酸，道路不堵，空气不脏，没有骗子，没有小偷，世道公平，天下太平，人人相信爱情，享受爱情”，极为凝练地把准了时代的匮乏与匮乏中的憧憬。
　　小说叙事的情节虽然单纯，却有着不少的枝蔓沿着叙述的主脉向各个方向弥散开去，这些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都带着各自的声音、气息与色彩参与了小说对当下现实的塑造。当然，有些地方如果能再节制一些，无疑会进一步增强小说叙事的弹性与张力。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