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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文学家，其诗歌、古文、文学思想乃至儒学思想对后世文学、文人影响极大。查金萍的专著《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选取宋代文学这一阶段，从上述四个方面入手，探讨宋人对韩愈文学的接受、认同与推崇。在研读查著的基础上，结合学术体会，对查著加以述评，探讨其得失。
关键词：韩愈； 文学接受； 宋代文学； 查金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4903
收稿日期：20110106
作者简介：郭春林（1969-），男，江西宁都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Recep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classical authors
——Discussion on Zha Jin-ping’s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Han Yu’s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GUO Chun-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232001)
Abstract: Han Yu was a famous author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 poetry, classical proses and even Confucianist thought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great scholars. Zha Jin-ping’s monograph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Han Yu’s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selects the stage of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probesthe acceptance of Han Yu’s literature, identity and respect by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above four aspec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Zha Jin-ping’s monograph, this paper, by combining the author’s academic experience, reviews Zha Jin-ping’s monograph and discuss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Key words: Han Yu; literature acceptant;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Zha Jin-ping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对于经典文学家的评价总是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视角切入，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评定其文学成就。所谓共时性评价，指的是文学家与同时代文人的交游中，时人对其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该文人在时人中的影响。也就是说，指文学家在其诗坛、文坛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的强弱。所谓历时性评价，指的是文学家对后代诗人、文人的影响，也就是后代诗坛、文坛对前代文学家的接受。从共时性评价来看，作为经典文学家，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唐就影响巨大，身为文坛领袖，其古文风格独特，十分引人注目；作为经典文学家，韩愈领导的韩孟诗派在中唐诗坛独占鳌头，身为诗坛盟主，其诗风奇险，独创一派；作为经典作家，在韩愈生前就出现“韩门弟子”的称谓，他可谓荣耀之极。从历时性评价来看，韩愈对后世文学影响久远，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抑或诗论、文论，均得到后世文学家的接受、认同与推崇。正是后人的认同与推崇，构成了韩愈文学接受史的长河，见出韩愈文学开创之功的巨大。
查金萍的专著《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从历时性评价的视角，在韩愈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选取两宋这一阶段，进行断代文学接受研究。截取宋代对韩愈文学的认同与推崇这一片断，彰显出韩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真可谓慧眼独具。查金萍选取宋代作为韩愈文学接受研究的落脚点，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宋代文学成就卓著，名家辈出。就诗歌而言，宋诗与唐诗可谓双峰并峙；就文章而言，唐宋八大家的称谓，宋代占有六家。二是韩愈经典地位的确立在宋代。晚唐五代虽有学习模仿韩愈的某些作品，但因缺乏文学巨匠的认同与推崇，韩愈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并不太大。三是从诗文流变来看，宋诗、宋文中宋代自身特色的展现是以学习韩愈作为桥梁的。宋人既接受、承传、模仿韩愈诗文的某些方面，更多的学习其开拓创新的精神。就宋代文学而言，这种诗文变革的意识，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宋代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即是显例。四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评价文学家，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文学接受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
论著材料全面，涵盖面广，足见其学术视野开阔，用力颇勤；论著非泛泛而论，其所下判断皆持之有故，具体落到诗文字句实处，亦见其根柢之深，学养之厚。下面详细述论。
就论著整体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分门别类，条理清晰。作为封建王朝开明的政治家，韩愈自觉承传先秦儒家思想，以积极构建儒家道统为己任，同时他又是一位复合型文学家，其诗歌、文章以及文学思想均具有韩氏特色。韩愈文学成就巨大，各种成就相互渗透，相互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一体。宋代的韩愈文学接受者，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均诗文兼擅，自创一体，亦见宋代文学接受情况的纷繁复杂，从何处入手进行研究，确实颇费心神。而该论著分别从宋人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宋人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接受、宋人对韩诗的接受、宋人对韩文的接受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论著见出作者从宏观把握材料，从微观着手研究的功力。
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是儒家圣贤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先秦儒学思想对封建开明政治家的影响，历久弥新。在“宋人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部分，查金萍总结了韩愈对儒学的特出贡献，即攘斥佛老、构建儒家道统、领导古文运动、重视“师道”，进而探讨皮日休、沈颜、柳开、穆修、孙复、石介等人对韩氏儒学的接受，重点讨论了以欧阳修、苏轼师徒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接受情况。在宋代，欧阳修、苏轼先后主盟文坛，他们的文学成就展现了宋代文学的高峰，苏轼、王安石、曾巩均为欧阳修学生，这种韩愈文学群体接受、认同与推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韩愈道统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唐李氏王朝的统治，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论著亦探讨了司马光、王安石等政治家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理学乃儒家思想与佛学理论结合的产物，“二程”、朱熹等人身兼理学家和教育家双重身份，他们对韩氏儒学中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观”等认同与消化，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该论著亦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文学思想往往是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如何深入挖掘，广深开拓，足见治学者的学养。如果学养不厚、把握不准则容易出现就事论事，流于罗列表象，该论著则力避此弊端，深入考察“接受的接受”情况，创获良多。在“宋人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接受”部分，查金萍深入探讨了宋人对韩愈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气盛言宜”、“以文为戏”等文学思想的接受。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上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下启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该论著揭示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是对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穷苦之言易好”这种文学创作理论的接受。进而指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一出，便对时人与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间接接受，即接受的接受［１］59。而苏轼的诗句“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2］，则是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精炼概括。因欧阳修乃北宋文坛领袖，时人黄彻、张耒又对欧阳修的理论做了进一步补充，此后王庭珪、刘克庄、方岳、陈郁、扬镇等先后承袭了欧阳修的理论，该论著亦一一加以论析。
论著揭示文学思想的流变，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韩愈的“以文为戏”文学观念，虽有所本，在唐代却褒贬不一。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为了开拓诗歌新领域，不但接受、认同韩愈的“以文为戏”，还加以发扬光大。在这一方面，欧、苏的诗作为数不少，从诗题来看欧诗“以文为戏”达22首之多，而苏诗则多达69首。“以文为戏”的做诗方式成为欧公等人诗歌交游的重要手段，为强调“以文为戏”重要作用，欧阳修在《六一诗话》还加以总结，足见其对韩愈“以文为戏”文学思想推崇备至。这是宋人开辟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唐人展现得不够充分的手法上，宋人深挖潜力，着力创新。
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其对后人的影响则是不可或缺的标准。韩愈的诗歌成就，在中唐诗坛争议较大，时至今日，学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韩诗的成就是中唐诗坛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在“宋人对韩诗的接受”部分，查金萍着力探寻宋人对韩诗新变思想的接受，这是宋诗转变的关捩，也是整个宋诗的指导思想，宋诗之所以能够与唐诗分庭抗礼，双峰并峙，与其对韩诗新变思想的接受有很大的关联。宋人鼎力开拓诗歌题材，变换诗歌风格，深受韩愈新变思想的启示。这一点，清人叶燮早已指出，他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之大，其思之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3］宋诗面目的形成与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对韩诗的接受、认同、推崇紧密相联。在韩诗新变思想的指导下，苏舜钦从体裁、立意、表现手法等方面学习韩诗，比如联句诗、“以文为诗”等；梅尧臣从体裁、表现手法等方面亦学习韩诗，比如效昌黎体诗（《余居御桥南夜闻祅鸟鸣效昌黎体》）、政治讽刺诗等；欧阳修学习韩诗俯拾即是，比如韩愈《剥啄行》诗，欧阳修作《拟剥啄行寄赵少师》，拟体诗传达出欧阳修对韩诗的推崇。宋诗特色的确立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对韩诗的接受、认同、推崇息息相关。在韩诗新变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学习韩诗又开拓创新，自成一体。对于王、苏、黄等人学习韩诗的详情，论著采用对照表的形式加以胪列，简洁明了，他们或化用诗句，或套用立意，或借鉴博喻，或点铁成金，他们诗歌路数各异，而学韩诗则实同。此外，亦论及南宋学习韩诗的情形，比如王十朋作和韩诗等。
唐宋古文运动发轫于唐代，壮大于宋代，韩愈的发轫之功，得到宋人的强烈响应，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则着力推进。在“宋人对韩文的接受”部分，论著重点探讨了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的韩文接受。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既体现出后世对唐宋古文的推崇，又点出了“宋六家”与韩文的渊源关系。北宋古文运动演进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对韩文的接受与新变过程，对韩文的奇险文风加以转换的过程，欧阳修文演变为平易晓畅，曾巩文严整典雅，王安石文峻洁峭拔，苏轼文博大雄奇，“宋六家”学韩文而又各具特色。其中，“欧阳修学韩（文）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学韩——似韩——变韩”［１］152，指出欧公经历了“对韩文亦步亦趋”，到“学韩而不似韩”的过程，最终形成欧公自己“纡徐委备、平易晓畅”的散文风格。欧阳修为北宋文坛的领袖，论著深入挖掘欧公学韩文的过程，揭示了北宋文坛主导风格形成的原因，以及欧公学韩对时人的影响等。“这种学而知变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苏轼、王安石等，欧文的平易风格也成为宋文的主导性风格。”此外，还论及南宋韩文接受的情形，从选本的角度来考察，视角亦较为独特。
综上所述，《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一书，选取宋代欧阳修、苏轼等经典文学家对韩愈文学的接受、认同与推崇进行研究，探讨出宋人的接受奠定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论著材料翔实，挖掘较深，创获良多，在韩愈文学研究的众多著作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值得韩愈学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2］ 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1750.
［3］ 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韩愈； 文学接受； 宋代文学； 查金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4903
收稿日期：20110106
作者简介：郭春林（1969-），男，江西宁都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Recep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classical authors
——Discussion on Zha Jin-ping’s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Han Yu’s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GUO Chun-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232001)
Abstract: Han Yu was a famous author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 poetry, classical proses and even Confucianist thought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great scholars. Zha Jin-ping’s monograph A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Han Yu’s Liter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selects the stage of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probesthe acceptance of Han Yu’s literature, identity and respect by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above four aspec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Zha Jin-ping’s monograph, this paper, by combining the author’s academic experience, reviews Zha Jin-ping’s monograph and discuss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Key words: Han Yu; literature acceptant; literature of Song Dynasty; Zha Jin-ping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对于经典文学家的评价总是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视角切入，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评定其文学成就。所谓共时性评价，指的是文学家与同时代文人的交游中，时人对其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该文人在时人中的影响。也就是说，指文学家在其诗坛、文坛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的强弱。所谓历时性评价，指的是文学家对后代诗人、文人的影响，也就是后代诗坛、文坛对前代文学家的接受。从共时性评价来看，作为经典文学家，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唐就影响巨大，身为文坛领袖，其古文风格独特，十分引人注目；作为经典文学家，韩愈领导的韩孟诗派在中唐诗坛独占鳌头，身为诗坛盟主，其诗风奇险，独创一派；作为经典作家，在韩愈生前就出现“韩门弟子”的称谓，他可谓荣耀之极。从历时性评价来看，韩愈对后世文学影响久远，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抑或诗论、文论，均得到后世文学家的接受、认同与推崇。正是后人的认同与推崇，构成了韩愈文学接受史的长河，见出韩愈文学开创之功的巨大。
查金萍的专著《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从历时性评价的视角，在韩愈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选取两宋这一阶段，进行断代文学接受研究。截取宋代对韩愈文学的认同与推崇这一片断，彰显出韩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真可谓慧眼独具。查金萍选取宋代作为韩愈文学接受研究的落脚点，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宋代文学成就卓著，名家辈出。就诗歌而言，宋诗与唐诗可谓双峰并峙；就文章而言，唐宋八大家的称谓，宋代占有六家。二是韩愈经典地位的确立在宋代。晚唐五代虽有学习模仿韩愈的某些作品，但因缺乏文学巨匠的认同与推崇，韩愈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并不太大。三是从诗文流变来看，宋诗、宋文中宋代自身特色的展现是以学习韩愈作为桥梁的。宋人既接受、承传、模仿韩愈诗文的某些方面，更多的学习其开拓创新的精神。就宋代文学而言，这种诗文变革的意识，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宋代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即是显例。四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评价文学家，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文学接受史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
论著材料全面，涵盖面广，足见其学术视野开阔，用力颇勤；论著非泛泛而论，其所下判断皆持之有故，具体落到诗文字句实处，亦见其根柢之深，学养之厚。下面详细述论。
就论著整体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分门别类，条理清晰。作为封建王朝开明的政治家，韩愈自觉承传先秦儒家思想，以积极构建儒家道统为己任，同时他又是一位复合型文学家，其诗歌、文章以及文学思想均具有韩氏特色。韩愈文学成就巨大，各种成就相互渗透，相互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浑然一体。宋代的韩愈文学接受者，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均诗文兼擅，自创一体，亦见宋代文学接受情况的纷繁复杂，从何处入手进行研究，确实颇费心神。而该论著分别从宋人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宋人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接受、宋人对韩诗的接受、宋人对韩文的接受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而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论著见出作者从宏观把握材料，从微观着手研究的功力。
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置之度外，是儒家圣贤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先秦儒学思想对封建开明政治家的影响，历久弥新。在“宋人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部分，查金萍总结了韩愈对儒学的特出贡献，即攘斥佛老、构建儒家道统、领导古文运动、重视“师道”，进而探讨皮日休、沈颜、柳开、穆修、孙复、石介等人对韩氏儒学的接受，重点讨论了以欧阳修、苏轼师徒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接受情况。在宋代，欧阳修、苏轼先后主盟文坛，他们的文学成就展现了宋代文学的高峰，苏轼、王安石、曾巩均为欧阳修学生，这种韩愈文学群体接受、认同与推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韩愈道统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唐李氏王朝的统治，保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论著亦探讨了司马光、王安石等政治家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理学乃儒家思想与佛学理论结合的产物，“二程”、朱熹等人身兼理学家和教育家双重身份，他们对韩氏儒学中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观”等认同与消化，具有更为实际的意义。该论著亦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文学思想往往是相互启发，相互影响的，如何深入挖掘，广深开拓，足见治学者的学养。如果学养不厚、把握不准则容易出现就事论事，流于罗列表象，该论著则力避此弊端，深入考察“接受的接受”情况，创获良多。在“宋人对韩愈文学思想的接受”部分，查金萍深入探讨了宋人对韩愈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气盛言宜”、“以文为戏”等文学思想的接受。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上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下启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该论著揭示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是对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穷苦之言易好”这种文学创作理论的接受。进而指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一出，便对时人与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形成了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间接接受，即接受的接受［１］59。而苏轼的诗句“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2］，则是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精炼概括。因欧阳修乃北宋文坛领袖，时人黄彻、张耒又对欧阳修的理论做了进一步补充，此后王庭珪、刘克庄、方岳、陈郁、扬镇等先后承袭了欧阳修的理论，该论著亦一一加以论析。
论著揭示文学思想的流变，对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韩愈的“以文为戏”文学观念，虽有所本，在唐代却褒贬不一。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为了开拓诗歌新领域，不但接受、认同韩愈的“以文为戏”，还加以发扬光大。在这一方面，欧、苏的诗作为数不少，从诗题来看欧诗“以文为戏”达22首之多，而苏诗则多达69首。“以文为戏”的做诗方式成为欧公等人诗歌交游的重要手段，为强调“以文为戏”重要作用，欧阳修在《六一诗话》还加以总结，足见其对韩愈“以文为戏”文学思想推崇备至。这是宋人开辟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唐人展现得不够充分的手法上，宋人深挖潜力，着力创新。
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其对后人的影响则是不可或缺的标准。韩愈的诗歌成就，在中唐诗坛争议较大，时至今日，学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韩诗的成就是中唐诗坛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在“宋人对韩诗的接受”部分，查金萍着力探寻宋人对韩诗新变思想的接受，这是宋诗转变的关捩，也是整个宋诗的指导思想，宋诗之所以能够与唐诗分庭抗礼，双峰并峙，与其对韩诗新变思想的接受有很大的关联。宋人鼎力开拓诗歌题材，变换诗歌风格，深受韩愈新变思想的启示。这一点，清人叶燮早已指出，他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之大，其思之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3］宋诗面目的形成与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对韩诗的接受、认同、推崇紧密相联。在韩诗新变思想的指导下，苏舜钦从体裁、立意、表现手法等方面学习韩诗，比如联句诗、“以文为诗”等；梅尧臣从体裁、表现手法等方面亦学习韩诗，比如效昌黎体诗（《余居御桥南夜闻祅鸟鸣效昌黎体》）、政治讽刺诗等；欧阳修学习韩诗俯拾即是，比如韩愈《剥啄行》诗，欧阳修作《拟剥啄行寄赵少师》，拟体诗传达出欧阳修对韩诗的推崇。宋诗特色的确立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对韩诗的接受、认同、推崇息息相关。在韩诗新变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学习韩诗又开拓创新，自成一体。对于王、苏、黄等人学习韩诗的详情，论著采用对照表的形式加以胪列，简洁明了，他们或化用诗句，或套用立意，或借鉴博喻，或点铁成金，他们诗歌路数各异，而学韩诗则实同。此外，亦论及南宋学习韩诗的情形，比如王十朋作和韩诗等。
唐宋古文运动发轫于唐代，壮大于宋代，韩愈的发轫之功，得到宋人的强烈响应，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则着力推进。在“宋人对韩文的接受”部分，论著重点探讨了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的韩文接受。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既体现出后世对唐宋古文的推崇，又点出了“宋六家”与韩文的渊源关系。北宋古文运动演进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对韩文的接受与新变过程，对韩文的奇险文风加以转换的过程，欧阳修文演变为平易晓畅，曾巩文严整典雅，王安石文峻洁峭拔，苏轼文博大雄奇，“宋六家”学韩文而又各具特色。其中，“欧阳修学韩（文）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学韩——似韩——变韩”［１］152，指出欧公经历了“对韩文亦步亦趋”，到“学韩而不似韩”的过程，最终形成欧公自己“纡徐委备、平易晓畅”的散文风格。欧阳修为北宋文坛的领袖，论著深入挖掘欧公学韩文的过程，揭示了北宋文坛主导风格形成的原因，以及欧公学韩对时人的影响等。“这种学而知变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苏轼、王安石等，欧文的平易风格也成为宋文的主导性风格。”此外，还论及南宋韩文接受的情形，从选本的角度来考察，视角亦较为独特。
综上所述，《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一书，选取宋代欧阳修、苏轼等经典文学家对韩愈文学的接受、认同与推崇进行研究，探讨出宋人的接受奠定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论著材料翔实，挖掘较深，创获良多，在韩愈文学研究的众多著作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值得韩愈学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2］ 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1750.
［3］ 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