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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规律，指出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及对其进行周密研究的途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一些思想动机，无法找到这些动机的真实原因，特别是社会的经济根源，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揭示了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内容；指出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应由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来说明。它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在“永恒的真理”、“正义”中去寻找，而应当从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不是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不可能有其他种种社会实践活动，也不可能有社会历史的发展。
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往往用抽象的人和人性，用幻想的联系，来代替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社会和社会关系出发，科学地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社会历史演进并非是偶然事件的连续，而是其客观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社会历史本质上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必然会发生变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列宁也说过，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示了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把社会历史观真正变成为科学。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从抽象的人出发，不能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以个人为核心，把抽象的人性复归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寄托在个别“天才”和“创世主”身上。但创造历史的动力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个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科学地说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自从找到了新的出发点以后，在研究人类解放等一切问题上，坚持作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分析，反对“抽象的人”、“永恒的人”。正是有了这一新的出发点，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并通过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分析，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才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才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最后消灭阶级。
分清新旧两种出发点，才能划清历史唯心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才能正确理解这个出发点的变化。同样，也正是有了这个新的出发点，才能产生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说，才能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在于它有了新的出发点，并由此而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根本变革的伟大意义。
人道主义是一个充满歧义而又变动不居的思想话语，但其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过程却又是显而易见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其宗旨是颂扬人性，倡导人权，鞭笞宗教神权，但内容多在文化领域，而仅仅这个领域并不能改变非人道的社会现实和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法国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开创了一个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时代，要求改变扼杀人性和理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主张得到了实现。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人性解放，后者旨在政治解放。但仅仅将人道主义限定于政治领域，依然不够。因为在经济领域中仍然存在着非人道的现实。因此，人道主义必须而且必然要有的新的承接和扩展。于是，便有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合法性出场。共产主义学说继承了人道主义在理论上和历史上取得的积极成果，并进一步要求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全面的改革——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变革，展现了一个彻底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这样也就厘清了世界近代史上人道主义前后相继又不断扩展变异与完善的过程。
人道主义理想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两条鲜明的路径。一是人道主义呈不断扩张趋势，即历史主流的人道主义由为一部分人争取利益变成为多数人甚至全社会、全人类争取利益。二是领域的扩张，主流的人道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权利由一个领域逐步扩大到文化、法律、政治、经济和国际交往的所有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类人道主义，代表着人类的整体利益，它是为全人类呼唤解放和谋求利益的。由此可以确定，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的理想学说，也就是人道主义发展的最新最高的历史阶段。
当然，人道主义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去理解，这就如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概念，决非只有一种理解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把16至17世纪托马斯·莫尔等人对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空想叫作“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把十八世纪出现的梅叶、摩莱里等的思想叫作“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把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叫作“社会主义创始人”。同样，“人道”、“人道主义”这类词广泛、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即便在经典作家的作品中，这类“人道主义”也不只是指文艺复兴时代那个有特定时代背景、特定阶段内容的人道主义。因此，不能仅用从语源学、词义学上考察概念的方法，来论证历史现象。一个历史现象、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总有它合理的历史根据、真实的历史逻辑。不同时代、不同阶段都要赋予这一思潮一定的历史特点。对人道主义的考察，也应回到历史中去，而不是回到概念中去。正如马克思所说，无神论是通过宗教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则是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在马克思有关“人”的语境里，前人类的“类”和“人类本性”这两个概念，在早期著作中常兼而使用，但在成熟期著作中则多用后者，其实两者并没有多大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产生在我看来正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的这个类，或人类本性之受到摧残的双重挤压才纳入其视域。甚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也是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开始的。比如恩格斯，他为什么要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呢?因为他在英国的旅行使他看到英国工人阶级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社会所能提供给满足人类本性需要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和工人阶级所在其中生活的实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启发了恩格斯，他 此时用以判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好是坏，是要保存还是要推翻的标准，正是从这种巨大反差中确立的。
据此，我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观点来研究人、人类社会和人道主义才是真切的。但是在我国，近二三十年来，只是过多地从历史、政治、社会等范畴去说明人类和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成了我们认识人的唯一“教规”。把本来应该说是科学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绝对化、片面化。其实，这句话是不能被当作关于人的完满的准确的定义性加以表述的。不从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角度看人，对人这个“类”的组织也就越来越模糊，就会忽视人类的最为基本的属性——自然性。其实，关于要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角度去看待人、人类、历史的问题，是早已被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证过了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关心、不正视人的生命现象、生活内容，那它就只能是天国的圣谕，而不是人世的科学。人是什么?人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个独特的类。人既来自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受自然的约束，又进而改造和利用自然。人和自然的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正表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要求我们必须以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相结合的观点去认识人、认识人类。
有鉴于此，裴德海同志《理解与重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路径依赖》一书的出版，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事。这是他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的又一次提升。这本书直面近一个半世纪的人道主义的难题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人道主义思想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理，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进行了深度开掘，突破了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既成观点，是一篇具有重要理论创新的优秀研究成果。我以为这本著作在理论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人道主义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具有高低不同的层次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不仅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坚持人类社会必将走向消灭压迫，所有人都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号召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为此而奋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发展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本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消灭私有制，经过革命斗争(甚至残酷斗争)，单靠人道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是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目标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论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都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新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规律，共产主义是由历史发展规律决定的，也是人的发展规律决定的。总之，本书的出版是近20年来有关人道主义研究的最具创新的成果之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然，书中也有一些观点有待于作者在今后的著述中继续阐释。相信作者在今后的著述中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范君，吴晓红
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往往用抽象的人和人性，用幻想的联系，来代替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社会和社会关系出发，科学地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社会历史演进并非是偶然事件的连续，而是其客观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社会历史本质上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必然会发生变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列宁也说过，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示了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把社会历史观真正变成为科学。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从抽象的人出发，不能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以个人为核心，把抽象的人性复归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寄托在个别“天才”和“创世主”身上。但创造历史的动力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个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科学地说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自从找到了新的出发点以后，在研究人类解放等一切问题上，坚持作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分析，反对“抽象的人”、“永恒的人”。正是有了这一新的出发点，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并通过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分析，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才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才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最后消灭阶级。
分清新旧两种出发点，才能划清历史唯心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才能正确理解这个出发点的变化。同样，也正是有了这个新的出发点，才能产生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说，才能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在于它有了新的出发点，并由此而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根本变革的伟大意义。
人道主义是一个充满歧义而又变动不居的思想话语，但其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过程却又是显而易见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其宗旨是颂扬人性，倡导人权，鞭笞宗教神权，但内容多在文化领域，而仅仅这个领域并不能改变非人道的社会现实和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法国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开创了一个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时代，要求改变扼杀人性和理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主张得到了实现。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人性解放，后者旨在政治解放。但仅仅将人道主义限定于政治领域，依然不够。因为在经济领域中仍然存在着非人道的现实。因此，人道主义必须而且必然要有的新的承接和扩展。于是，便有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合法性出场。共产主义学说继承了人道主义在理论上和历史上取得的积极成果，并进一步要求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全面的改革——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变革，展现了一个彻底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这样也就厘清了世界近代史上人道主义前后相继又不断扩展变异与完善的过程。
人道主义理想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两条鲜明的路径。一是人道主义呈不断扩张趋势，即历史主流的人道主义由为一部分人争取利益变成为多数人甚至全社会、全人类争取利益。二是领域的扩张，主流的人道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权利由一个领域逐步扩大到文化、法律、政治、经济和国际交往的所有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类人道主义，代表着人类的整体利益，它是为全人类呼唤解放和谋求利益的。由此可以确定，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的理想学说，也就是人道主义发展的最新最高的历史阶段。
当然，人道主义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去理解，这就如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概念，决非只有一种理解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把16至17世纪托马斯·莫尔等人对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空想叫作“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把十八世纪出现的梅叶、摩莱里等的思想叫作“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把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叫作“社会主义创始人”。同样，“人道”、“人道主义”这类词广泛、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即便在经典作家的作品中，这类“人道主义”也不只是指文艺复兴时代那个有特定时代背景、特定阶段内容的人道主义。因此，不能仅用从语源学、词义学上考察概念的方法，来论证历史现象。一个历史现象、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总有它合理的历史根据、真实的历史逻辑。不同时代、不同阶段都要赋予这一思潮一定的历史特点。对人道主义的考察，也应回到历史中去，而不是回到概念中去。正如马克思所说，无神论是通过宗教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则是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在马克思有关“人”的语境里，前人类的“类”和“人类本性”这两个概念，在早期著作中常兼而使用，但在成熟期著作中则多用后者，其实两者并没有多大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产生在我看来正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的这个类，或人类本性之受到摧残的双重挤压才纳入其视域。甚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也是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开始的。比如恩格斯，他为什么要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呢?因为他在英国的旅行使他看到英国工人阶级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社会所能提供给满足人类本性需要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和工人阶级所在其中生活的实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启发了恩格斯，他 此时用以判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好是坏，是要保存还是要推翻的标准，正是从这种巨大反差中确立的。
据此，我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观点来研究人、人类社会和人道主义才是真切的。但是在我国，近二三十年来，只是过多地从历史、政治、社会等范畴去说明人类和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成了我们认识人的唯一“教规”。把本来应该说是科学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绝对化、片面化。其实，这句话是不能被当作关于人的完满的准确的定义性加以表述的。不从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角度看人，对人这个“类”的组织也就越来越模糊，就会忽视人类的最为基本的属性——自然性。其实，关于要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角度去看待人、人类、历史的问题，是早已被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证过了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关心、不正视人的生命现象、生活内容，那它就只能是天国的圣谕，而不是人世的科学。人是什么?人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个独特的类。人既来自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受自然的约束，又进而改造和利用自然。人和自然的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正表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要求我们必须以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相结合的观点去认识人、认识人类。
有鉴于此，裴德海同志《理解与重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路径依赖》一书的出版，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事。这是他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的又一次提升。这本书直面近一个半世纪的人道主义的难题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人道主义思想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理，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进行了深度开掘，突破了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既成观点，是一篇具有重要理论创新的优秀研究成果。我以为这本著作在理论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人道主义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具有高低不同的层次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不仅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坚持人类社会必将走向消灭压迫，所有人都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号召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为此而奋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发展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本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消灭私有制，经过革命斗争(甚至残酷斗争)，单靠人道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是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目标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论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都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新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规律，共产主义是由历史发展规律决定的，也是人的发展规律决定的。总之，本书的出版是近20年来有关人道主义研究的最具创新的成果之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然，书中也有一些观点有待于作者在今后的著述中继续阐释。相信作者在今后的著述中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范君，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