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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我，挨骂如同家常便饭。来自父母的骂声像村头刮起的一阵风，田野里落下的一场雨，来得频繁，也来得自然，在无忧“有”虑的童年里留下一份特殊而难忘的记忆。骂，是父母惩罚我们过错最常用的手段。
那年初夏，风顽皮地在村前的河面上荡起一圈圈撩人的涟漪。我看见有人开始在河中捕虾。捕虾的方法很独特，也很简单。将一块桌布大小的纱布扎起四角，系到一根竹竿上，制成一个叫“虾筝”的捕捞工具。捕虾时，在纱布上撒些香料作诱饵，放到河里，要不了多少工夫，就会引得鱼虾自投罗网。我看得眼馋，可惜家中没有纱布。后来我灵机一动，偷偷将家中蚊帐的下摆剪了下来，自制了一只“虾筝”。我兴冲冲地把它落到河里，虾捕到了，家中的那顶遮挡蚊虫的蚊帐却因此成了废品。母亲为此气得骂了我一个夏天。
对目不识丁的父母来说，骂，既是惩罚不谙世事的儿女的一种手段，也是试图管教引导我们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有些粗鲁，甚至暴力，却十分奏效。有时一顿骂，如同印刻在肌肤上的一道疤痕，令人终生难忘。
有一年端午节，家中吃不上粽子。我正喝着稀饭，邻居家的同龄伙伴拿着一只香喷喷的粽子在我面前炫耀。我抵挡不住诱惑，悄悄溜到邻居家里，乘人不备，拿了一只粽子藏在衣服里。事后，邻居跑到母亲面前“告发”。母亲一听，气急，一边骂我，一边揪着我的衣领来到邻居家，让我把那只粽子当面交还给邻居家人。羞愧，连同母亲的骂声，如同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我，我恨不得脚下能出现一道裂缝，立刻钻进去。事后，我找到母亲，想向她认错，却看到母亲独自一人躲在厨房里，悄悄地抹泪。
母亲常说，你们这些孩子，三天不挨骂，能往架上爬。仔细想想，能三天不挨骂的日子还真的很少。挨骂的原因各种各样，被骂的事由层出不穷，贪玩、打架、逃学、犟嘴、干活磨洋工、做事不长心眼，似乎每一件事，都能成为被骂的起因，都会点燃父母心中的“怒火”。一次家中来客人，母亲从木箱中拿出用布包扎了好几层的两角钱，让我去附近代销店买盐。我揣着钱，一阵风似的跑出村庄，在一条小河边看到一群小伙伴正在筑坝逮鱼。我立刻飞奔过去，加入逮鱼行列，至于买盐的事，早已丢到脑后。到了中午，我这才想起家中来客，母亲正等着盐烧菜。我慌忙向小店跑去，到了小店，却发现那两角买盐的钱不翼而飞。当我耷拉着脑袋，提着用柳条穿扎的两条小鱼，一身水，一身泥，站到母亲面前时，母亲气得直跺脚，骂声如同暴风骤雨般激烈。我自知做错了事，吓得大气不敢出，呆呆地站在母亲面前，任凭她发落。母亲的骂声让我意识到，贪玩有时真的会误事。
父母的骂声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那就是平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我兄弟姊妹多，又雏燕般挤在一个贫穷而拥挤的“窝”里，平时免不了磕磕碰碰，相互“磨牙”，有时为了一点儿小事，吵得劲头十足。这时，母亲就会拿出她的“撒手锏”—连吵带骂，直到互不相让的二人偃旗息鼓。虽然双方都振振有词，相互指责对方的不是，但母亲似乎从来不听申诉，也不为谁评理，用骂声“各打五十大板”。事后，母亲看到我们和好如初，忍不住笑嗔道：“你们这些‘讨债鬼’，就是欠骂！”
贫穷，是我们童年生活一道抹不去的底色。父母不分白天黑夜在田野里劳作，在风雨里奔波，依然难以满足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在父母看来，似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向他们讨债的。想想也是，他们操心操劳，除了满足我们一日三餐外，上学要学费，生病要就医，过年想新衣，每一件事都让他们费尽心思。
“饿死鬼”也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骂语。那个年头，饥饿像一个甩不掉的阴影，紧紧跟随着我，在外游荡或放学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常常是揭开锅盖，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只要有，不管好孬，狼吞虎咽吃一通。母亲骂我是“饿死鬼”投胎来的。当然，只要能吃上一口，对母亲的骂声我和兄弟们通常用“装聋作哑”来应付。母亲除了骂我们“讨债鬼”“饿死鬼”，还有更难听的，比如“挨枪子的”。挨枪子，自然是罪不能赦。对于这骂声，其实我们儿时并没有理解真实含义，只是感觉母亲的骂声充满了无奈与绝望，似乎已无计可施。每当听到这样的骂声，我知道，我们的“罪恶行徑”已经让母亲气愤至极了。与母亲相比，父亲对我们不轻易动骂，但一旦做了错事，或者是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令他失望、不满，他的骂声不高，却充满了威力和震撼，让我们“闻”而生畏。
对于来自父母的骂声，我们除了偶尔故意顶撞，更多的是全盘接受，从来也不会因为挨骂而产生丝毫怨恨。父母的骂声点到了儿时不谙世事玩乐的“穴位”，也是让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接受犯错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父母的骂，是促进我们心智成长的一剂“良药”。
家中房梁上绕飞的燕子一年一年飞来飞去，我们渐渐长大，父母对我们的骂声也越来越少，后来，甚至连大声责备也难以听到。如今，我也身为人父，对孩子有时也免不了呵斥和责骂，但更多的是娇惯和宠爱。时代不同了，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也发生嬗变，只是骂声所包含的初衷、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带着对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一份遗憾，也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情。
（摘自《市场星报》2019年11月6日）
那年初夏，风顽皮地在村前的河面上荡起一圈圈撩人的涟漪。我看见有人开始在河中捕虾。捕虾的方法很独特，也很简单。将一块桌布大小的纱布扎起四角，系到一根竹竿上，制成一个叫“虾筝”的捕捞工具。捕虾时，在纱布上撒些香料作诱饵，放到河里，要不了多少工夫，就会引得鱼虾自投罗网。我看得眼馋，可惜家中没有纱布。后来我灵机一动，偷偷将家中蚊帐的下摆剪了下来，自制了一只“虾筝”。我兴冲冲地把它落到河里，虾捕到了，家中的那顶遮挡蚊虫的蚊帐却因此成了废品。母亲为此气得骂了我一个夏天。
对目不识丁的父母来说，骂，既是惩罚不谙世事的儿女的一种手段，也是试图管教引导我们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有些粗鲁，甚至暴力，却十分奏效。有时一顿骂，如同印刻在肌肤上的一道疤痕，令人终生难忘。
有一年端午节，家中吃不上粽子。我正喝着稀饭，邻居家的同龄伙伴拿着一只香喷喷的粽子在我面前炫耀。我抵挡不住诱惑，悄悄溜到邻居家里，乘人不备，拿了一只粽子藏在衣服里。事后，邻居跑到母亲面前“告发”。母亲一听，气急，一边骂我，一边揪着我的衣领来到邻居家，让我把那只粽子当面交还给邻居家人。羞愧，连同母亲的骂声，如同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我，我恨不得脚下能出现一道裂缝，立刻钻进去。事后，我找到母亲，想向她认错，却看到母亲独自一人躲在厨房里，悄悄地抹泪。
母亲常说，你们这些孩子，三天不挨骂，能往架上爬。仔细想想，能三天不挨骂的日子还真的很少。挨骂的原因各种各样，被骂的事由层出不穷，贪玩、打架、逃学、犟嘴、干活磨洋工、做事不长心眼，似乎每一件事，都能成为被骂的起因，都会点燃父母心中的“怒火”。一次家中来客人，母亲从木箱中拿出用布包扎了好几层的两角钱，让我去附近代销店买盐。我揣着钱，一阵风似的跑出村庄，在一条小河边看到一群小伙伴正在筑坝逮鱼。我立刻飞奔过去，加入逮鱼行列，至于买盐的事，早已丢到脑后。到了中午，我这才想起家中来客，母亲正等着盐烧菜。我慌忙向小店跑去，到了小店，却发现那两角买盐的钱不翼而飞。当我耷拉着脑袋，提着用柳条穿扎的两条小鱼，一身水，一身泥，站到母亲面前时，母亲气得直跺脚，骂声如同暴风骤雨般激烈。我自知做错了事，吓得大气不敢出，呆呆地站在母亲面前，任凭她发落。母亲的骂声让我意识到，贪玩有时真的会误事。
父母的骂声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那就是平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我兄弟姊妹多，又雏燕般挤在一个贫穷而拥挤的“窝”里，平时免不了磕磕碰碰，相互“磨牙”，有时为了一点儿小事，吵得劲头十足。这时，母亲就会拿出她的“撒手锏”—连吵带骂，直到互不相让的二人偃旗息鼓。虽然双方都振振有词，相互指责对方的不是，但母亲似乎从来不听申诉，也不为谁评理，用骂声“各打五十大板”。事后，母亲看到我们和好如初，忍不住笑嗔道：“你们这些‘讨债鬼’，就是欠骂！”
贫穷，是我们童年生活一道抹不去的底色。父母不分白天黑夜在田野里劳作，在风雨里奔波，依然难以满足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在父母看来，似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向他们讨债的。想想也是，他们操心操劳，除了满足我们一日三餐外，上学要学费，生病要就医，过年想新衣，每一件事都让他们费尽心思。
“饿死鬼”也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骂语。那个年头，饥饿像一个甩不掉的阴影，紧紧跟随着我，在外游荡或放学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常常是揭开锅盖，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只要有，不管好孬，狼吞虎咽吃一通。母亲骂我是“饿死鬼”投胎来的。当然，只要能吃上一口，对母亲的骂声我和兄弟们通常用“装聋作哑”来应付。母亲除了骂我们“讨债鬼”“饿死鬼”，还有更难听的，比如“挨枪子的”。挨枪子，自然是罪不能赦。对于这骂声，其实我们儿时并没有理解真实含义，只是感觉母亲的骂声充满了无奈与绝望，似乎已无计可施。每当听到这样的骂声，我知道，我们的“罪恶行徑”已经让母亲气愤至极了。与母亲相比，父亲对我们不轻易动骂，但一旦做了错事，或者是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令他失望、不满，他的骂声不高，却充满了威力和震撼，让我们“闻”而生畏。
对于来自父母的骂声，我们除了偶尔故意顶撞，更多的是全盘接受，从来也不会因为挨骂而产生丝毫怨恨。父母的骂声点到了儿时不谙世事玩乐的“穴位”，也是让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接受犯错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父母的骂，是促进我们心智成长的一剂“良药”。
家中房梁上绕飞的燕子一年一年飞来飞去，我们渐渐长大，父母对我们的骂声也越来越少，后来，甚至连大声责备也难以听到。如今，我也身为人父，对孩子有时也免不了呵斥和责骂，但更多的是娇惯和宠爱。时代不同了，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也发生嬗变，只是骂声所包含的初衷、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带着对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一份遗憾，也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情。
（摘自《市场星报》2019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