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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文学，科学理性，文学感性;科学抽象，文学形象，可以说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这并不妨碍古今中外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科学。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笔下也出现了不少包含科学题材、元素的作品，如《天狗》等诗歌，《狂人日记》《铁鱼的腮》《围城》等小说，《法西斯细菌》《岁寒图》等戏剧。平心而论，中国现代文学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叙事文学中的“科学之难”的主题。
一、知识层面的“科学之难”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作家虽然有其科学专业底子，却似乎没有一个能像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等小说那样，作品所提到的科学细节，被未来的科学所印证。凡尔纳善于利用现用科学来进行合理推断和想象，例如《海底两万里》预言了潜艇的雏形，《机器岛》预言了航母的雏形，《从地球到月球》预言了登月和火箭的雏形，《面向三色旗》从疯子科学家托马斯·罗什发明的火箭助推引擎和混合液体炸药、新型榴弹“罗什闪电”，预言了RPG火箭筒的雏形，《神秘岛》预言“水就是未来的煤”，即现在登月火箭用到的液态氢（从水分离得来）。诸如此类。虽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的凡尔纳预言潜艇只是谬传，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1864年，南方的潜艇成功炸沉了北方的军舰，而且这种潜艇都是人力推动的，还没用上蒸汽机，5年后的1869年，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才开始连载与出版;同时他指出凡尔纳科幻小说中的“预言”大概有三个步骤：目光敏锐的科学家提出一个大胆猜想，因其以科学语言阐述，相对小众，无人关注;这时科幻作家凡尔纳读到这一猜想，启发了灵感，刺激了想象，予以完善，甚至——予以“歪曲”（否则故事就不够精彩了），借此构造出一个洋洋洒洒的故事，畅销，走红，这下大众知晓了;与此同时，科学家继续为其提出的想象深入研究，终有一天喜获成功，一经公布，大众突然回想起之前那部科幻来——“太牛了！科幻作家激发了科学家的想象！”[1]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如下事实：“许多科学家都坦言自己受到了凡尔纳的启迪才走上科学探索之路的。潜水艇的发明者西蒙·莱克在他的自传中的第一句话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海军少将伯德在飞越北极后说凡尔纳是他的领路人;气球及深海探险家皮卡德、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克尼都一致认为凡尔纳是启发他们发明的人。”[2]
故此，正如凡尔纳的研究者威廉·鲍卓贤所言凡尔纳对于利用科学来“创作发生在异域的戏剧性故事特别感兴趣”，凡尔纳的小说被西方称为“科学小说”，只是中国人翻译过来之后，改称为“科幻小说”罢了，“科幻小说”并不符合西方的实际，因为西方作家的写作并非全为“幻想”，而是为了探索“科学”与异域。
但是，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科学题材叙事，却几乎没有产生这种科学预言的可能性，甚至连作品中科学家的科学知识都是陈旧的，这就是知识层面的“科学之难”。就如钱锺书的《围城》中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而老科学家高松年则不仅年纪老，而且科学水平也老，将两大退步集于一身，他缺乏广泛新颖的科学知识、体系与方法，因而难以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进展。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作家的科学叙事可以说是长于“叙事”，短于“科学”，大多缺乏对科学细节、科学过程的详细叙述。这也许由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的科学根底，例如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解剖学成绩才59.3分，生理学才63.3分，总成绩在全班142人中排名68位，成绩只是中等;郭沫若视力不好，影响他继续从医的事业;诸如此类，而这正是“弃医从文”的前提。二是由于作家的写作意图，并不在科学，而在启蒙与人生。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指出的“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
二、世俗围困层面的“科学之难”
张爱玲的小说《封锁》里出现一个故事情节，叙述了在电车里面，一位医科大学生“拿出一本图画簿，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神经，筋络的名字”，[4]其他的乘客或以为他在速写写生，或以为这是所谓的立体派、印象派画法，或误认为西洋画也流行中国画式的题字。这里表现了世俗对科学的消解，本来认真严谨的科学，被无知、世俗的庸人所围困。
而鲁迅的《立论》叙述的是小学生本来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老师却不讲立论方法，不讲科学，只讲立论的难处，转变到讲人际关系，“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换言之，说必然（科学）的遭打，但富贵（说谎）的却得好报，也就是说，求真的科学被求善、世俗的人际关系所弱化，所打击，人际关系的求善（得到好兆头）本来就是迷信，与科学相左，求善蜕变为说谎，这也暗示“不说谎”的科学追求处于人际关系“瞒与骗”的羁绊之中，或者说象征或暗示科学处于只想升官发财的实用理性环境之中，与升官发财无关的科学得不到鼓励与支持，由此学生知识层面的科学之问蜕变为世俗层面的科学无用。这样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漠视，令人寒心。另一方面，尚处于求知阶段的学生只想求真，即使被老师提醒之后，也希望“既不说谎，也不遭打”，保持自己的独立清醒的态度。只不过老师教导的话语方式却违背了學生的愿望，将一种独立思想变成了庸俗的骑墙之术，两面讨好，缺乏是非观念。
而钱锺书的《围城》叙述了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充满了投机与世俗：高松年身为大学校长，前途无量，这是因为文科出身而做大学校长的人轻易坐不上这位子，即使坐上了也不以为荣，很可能是由于干政治碰壁下野，既然未能“学而优则仕”（做官），那么索性仕而不优则学，到大学做官虽无官场荣耀，但毕竟也是做官;但是理科出身而做大学校长的人，就不可相提并论了，毕竟“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度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晋爵。”高松年是位集年龄之老与科学之老两大退步于一身的“老科学家”，[5]但是他却以这种退步落伍来达到“中国科学家晋爵”的目的，况且三闾大学也不过是他通往更高仕途的跳板罢了。他充满了强烈的权力欲，善于运用官场手段，表面上是科学家、大学校长，实际上是一个庸俗势利之人。故此，有的学者指出“学西学者，又束缚于科举思想，徒藉一二格致之名词，以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而已”。[6]这样功利的风气至今不绝如缕，哈佛大学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一语道破：“现在名校教授花时间不是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走穴’。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学术交易和拉票。算起来，三分之二是非学术生活。当然不愿意做学问了。”[7] 三、理想实现层面的“科学之难”
许地山的小说《铁鱼底腮》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小说写雷先生是一个最早被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官学生，因国内没铸炮的兵工厂，学无所用。后来利用在外国战舰、潜艇里工作的机会学习制造潜艇，每次到艇上工作时，他就从水手那里探问他们的经验与困难，但是后来被一位外国军官发现并且怀疑他是奸细，从此不派他到潜艇里去工作，他不得不辞工，离开外国船坞。然而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并未把发明（潜艇）的图样献给外国人。[8]
但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科学理想，继续研究潜艇，并且画出了图纸，制造了模型，他的“潜艇特点是在它像一条鱼，有能呼吸的鳃。”他的“铁鱼”能获取氧气，像真鱼在水里呼吸一样，所以能潜在水里的时间很长，甚至可以几天不浮上水面。“我这鱼有许多‘游目’，无论沉下多么深，平常的折光探视镜所办不到的，只要放几个‘游目’使它们浮在水面，靠着电流的传达，可以把水面与空中的情形投影到艇里的镜板上。浮在水面的‘游目’体积很小，形状也可以随意改装，虽然低飞的飞机也不容易发现它们。还有它的鱼雷放射管是在艇外，放射的时候艇身不必移动，便可以求到任何方向，也没有像旧式潜艇在放射鱼雷时会发生可能的危险的情形。还有艇里的水手，个个有一个人造鳃，万一艇身失事，人人都可以迅速地从方便门逃出，浮到水面。”[9]而关于铁鱼（潜艇）的腮，他的模型是一个人造鳃，从水里抽出氧气，同时还可以排泄炭气;艇里还有调节机，能把空气调和到人可呼吸自如的程度。
只不过无论雷先生怎样坚持科学理想，他的潜艇模型怎样能增强中国海军的军备，但是他却遭遇了一连串的理想失落：一是当局有眼无珠，他所画的图样，献给军事当局，从未被采用过;二是即使他找中国造船厂来制造潜艇，也无济于事，因为他知道进去船厂的人，依靠同当权的直接或间接的血统或裙带关系，才能获得相当的地位。纵然他能进去，他提出来的研究和制造计划，即使能够申请到一笔试验费，也许运用到实际工作的经费已经被层层盘剥到所剩无几，如此不仅导致毫无实绩遭人耻笑，很有可能还会因此获罪。三是即使他找高深学术研究院试验潜艇模型，也无异于枉费心机，因为主持研究院的大多是年轻的八分学者，很不虚心，狂妄自大，自认比爱迪生和爱因斯坦技高一筹，妄下断语，而且他们还有帮派组织，党同伐异，他不喜欢与之交往。[10]
如此这般，无论是政界（军界）、商界还是研究界，都让他深感科学理想无法实现、报国无门的痛苦。最后雷先生在逃难时，因抢救落水的图样而葬身海底，导致永远无法实现其理想，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这个故事让人想到了所谓“中国第一艘潜艇”的故事，据说是清朝时有官员上书请造舰船，朝廷批复在天津制造局试造;结果制造过程十分神秘，不许外人窥视。1880年该船建成，从描述上看极像潜艇;但后续记载全无，不了了之。[11]
又如冰心的小说《去国》写朱英士就像他的姓名所示，作为一个英明的知识分子或英雄式的知识分子，他从美国毕业回国，希望干一番大事业，“新发明了一件机器，已经画出图样，还没有从事制造，若是在厂里做事，正是个制造的好机会”。可惜的是，国内的黑暗现状让他英雄气短士气全无，根本无法施展他在美国学到的现代科技，而与其共事的其他“技正”也有相似遭遇。因为报国无门，英士只得再次出国以实现其事业抱负，“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12]的感慨传达出报国无门的悲哀、科学受冷遇的寂寞以及对黑暗政府的愤慨。黎锦明的《十个顽童》也有类似意蕴，此不赘述。
而陈白尘的戏剧《岁寒图》，它塑造了坚持科学理想的科学家黎竹荪，但同时也写了黎竹荪的两个学生胡志豪与汪淑娴，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人生投机之路，背弃了科学理想，与其姓名寓意大相径庭。而这两个抵抗不住社会“结核菌”病毒感染的人物变形记与变心记，恰恰折射了社会投机“结核菌”病毒肆虐之广之强，以及科学家黎竹荪坚守科学理想的艰难背景与坚毅精神。而庐隐的小说《一个著作家》写的是“思想宏富”然而贫穷的青年数学家邵浮尘，被女友沁芬的父母嫌贫爱富，被迫分手，后来发狂离世，他的数学理想也随之烟消云散。
四、政治层面的“科学之难”
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表现了从“科学至上”到“国家至上”的主题。从1931年到1942年，日本步步紧迫侵略，科学家俞实夫节节退避，只想进行平静的科学研究，但这一小小愿望也被日本侵略者无情毁灭，他的女仆因为他妻子是日本人，他在日本人的研究所工作，而坚决辞工;他的女儿也被其他中国小孩所排斥欺负;他的朋友被日本兵杀害;他的仪器被日本兵破坏，最终导致他无法进行科学研究。他终于认识到“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科学之外还有国家和民族，国家没有弄好，科学不能单独存在、发展与繁荣，也认识到必须扑灭人类的愚蠢和野蛮，即“法西斯细菌”，科学才有正常的未来。[13]
综上所述，无论是知识层面、世俗围困层面、理想实现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体现了“科学之难”。其中，知识层面体现了由于科学家缺乏广泛新颖的科学知识、体系与方法，因而难以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进展;世俗围困层面体现了世俗功利观念对科学的消解，使得科学难以普及，难以纯粹;理想实现层面体现了政府、团体、个人等多种因素轻视、阻碍科学，导致了科学理想实现的艰难;政治层面体现了政治、战争对科学研究的摧残，国家没有弄好，科学难以单独存在、发展与繁荣。
尤其是后两者，还流露出一种“科学救国”的思想。但实际上，“科学救国”并不仅仅是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现象，还是现代中国的一种历史现象，这两种现象在西方都是匮乏的。有的学者指出：“科学救国”思潮在现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科学）在中国大多数时候总是作为工具被利用，“科学救国”将“科学”这样本质为追求真理，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的求知行为与“救国”这样宏大的实用目标相联系，是与“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相背离的，体现了中国人重视“利用厚生”、经世致用的文化特质，[14]缺乏西方科学体现为自然观而非人生观，对知识、真理的纯粹追求，与宗教信仰有深层联系的三重内涵。[15]如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所言“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16]而上述作品中的科学家做的几乎都是应用科学。简言之从上可知中国科学家的科学为利益，为救国，为应用，这种科学实用主义，体现了中国坚持纯粹科学研究的艰难。
[注释]
[1][11] 星河：《凡尔纳预言潜艇的谬传》，《中国科学报》，2016年3月4日，第7版。
[2] 黄秀敏：《文化语境下的西方幻想文学之嬗变》，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
[3]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39页。
[4]张爱玲：《封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1页。
[5] 黎保荣：《何为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科学”内涵及其演变新论》，《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2期。
[6] 张子高：《科学发达略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47页。
[7] 杨猛：《数学大师丘成桐痛击中国学术腐败》，《北京科技报》，2005年8月11日，另见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http：//www.cutech.edu.cn/cn/
qslt/sgwz/webinfo/2005/07/1180054677395715.htm，2005年07月11日，另见简夫：《科学殿堂为何黯然失色》，《检察风云》，2007年第3期。
[8][9][10]宋伟杰编选：《中國现代文学百家·许地山》，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194、191-192、193-195页。
[12] 冰心：《冰心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页。
[13]《法西斯细菌》，见夏衍：《上海屋檐下》，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98-170页。
[14] 张剑：《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转引自黎保荣：《何为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科学”内涵及其演变新论》，《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2期。
[15]黎保荣：《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5页。
[16] [美]亨利·奥古斯特·罗兰：《为纯科学呼吁》，王丹红译，《科技导报》，2005年第9期。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西篱
一、知识层面的“科学之难”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作家虽然有其科学专业底子，却似乎没有一个能像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等小说那样，作品所提到的科学细节，被未来的科学所印证。凡尔纳善于利用现用科学来进行合理推断和想象，例如《海底两万里》预言了潜艇的雏形，《机器岛》预言了航母的雏形，《从地球到月球》预言了登月和火箭的雏形，《面向三色旗》从疯子科学家托马斯·罗什发明的火箭助推引擎和混合液体炸药、新型榴弹“罗什闪电”，预言了RPG火箭筒的雏形，《神秘岛》预言“水就是未来的煤”，即现在登月火箭用到的液态氢（从水分离得来）。诸如此类。虽然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的凡尔纳预言潜艇只是谬传，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1864年，南方的潜艇成功炸沉了北方的军舰，而且这种潜艇都是人力推动的，还没用上蒸汽机，5年后的1869年，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才开始连载与出版;同时他指出凡尔纳科幻小说中的“预言”大概有三个步骤：目光敏锐的科学家提出一个大胆猜想，因其以科学语言阐述，相对小众，无人关注;这时科幻作家凡尔纳读到这一猜想，启发了灵感，刺激了想象，予以完善，甚至——予以“歪曲”（否则故事就不够精彩了），借此构造出一个洋洋洒洒的故事，畅销，走红，这下大众知晓了;与此同时，科学家继续为其提出的想象深入研究，终有一天喜获成功，一经公布，大众突然回想起之前那部科幻来——“太牛了！科幻作家激发了科学家的想象！”[1]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如下事实：“许多科学家都坦言自己受到了凡尔纳的启迪才走上科学探索之路的。潜水艇的发明者西蒙·莱克在他的自传中的第一句话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事业的总指导’;海军少将伯德在飞越北极后说凡尔纳是他的领路人;气球及深海探险家皮卡德、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克尼都一致认为凡尔纳是启发他们发明的人。”[2]
故此，正如凡尔纳的研究者威廉·鲍卓贤所言凡尔纳对于利用科学来“创作发生在异域的戏剧性故事特别感兴趣”，凡尔纳的小说被西方称为“科学小说”，只是中国人翻译过来之后，改称为“科幻小说”罢了，“科幻小说”并不符合西方的实际，因为西方作家的写作并非全为“幻想”，而是为了探索“科学”与异域。
但是，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科学题材叙事，却几乎没有产生这种科学预言的可能性，甚至连作品中科学家的科学知识都是陈旧的，这就是知识层面的“科学之难”。就如钱锺书的《围城》中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而老科学家高松年则不仅年纪老，而且科学水平也老，将两大退步集于一身，他缺乏广泛新颖的科学知识、体系与方法，因而难以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进展。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作家的科学叙事可以说是长于“叙事”，短于“科学”，大多缺乏对科学细节、科学过程的详细叙述。这也许由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的科学根底，例如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解剖学成绩才59.3分，生理学才63.3分，总成绩在全班142人中排名68位，成绩只是中等;郭沫若视力不好，影响他继续从医的事业;诸如此类，而这正是“弃医从文”的前提。二是由于作家的写作意图，并不在科学，而在启蒙与人生。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指出的“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
二、世俗围困层面的“科学之难”
张爱玲的小说《封锁》里出现一个故事情节，叙述了在电车里面，一位医科大学生“拿出一本图画簿，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神经，筋络的名字”，[4]其他的乘客或以为他在速写写生，或以为这是所谓的立体派、印象派画法，或误认为西洋画也流行中国画式的题字。这里表现了世俗对科学的消解，本来认真严谨的科学，被无知、世俗的庸人所围困。
而鲁迅的《立论》叙述的是小学生本来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老师却不讲立论方法，不讲科学，只讲立论的难处，转变到讲人际关系，“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换言之，说必然（科学）的遭打，但富贵（说谎）的却得好报，也就是说，求真的科学被求善、世俗的人际关系所弱化，所打击，人际关系的求善（得到好兆头）本来就是迷信，与科学相左，求善蜕变为说谎，这也暗示“不说谎”的科学追求处于人际关系“瞒与骗”的羁绊之中，或者说象征或暗示科学处于只想升官发财的实用理性环境之中，与升官发财无关的科学得不到鼓励与支持，由此学生知识层面的科学之问蜕变为世俗层面的科学无用。这样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漠视，令人寒心。另一方面，尚处于求知阶段的学生只想求真，即使被老师提醒之后，也希望“既不说谎，也不遭打”，保持自己的独立清醒的态度。只不过老师教导的话语方式却违背了學生的愿望，将一种独立思想变成了庸俗的骑墙之术，两面讨好，缺乏是非观念。
而钱锺书的《围城》叙述了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充满了投机与世俗：高松年身为大学校长，前途无量，这是因为文科出身而做大学校长的人轻易坐不上这位子，即使坐上了也不以为荣，很可能是由于干政治碰壁下野，既然未能“学而优则仕”（做官），那么索性仕而不优则学，到大学做官虽无官场荣耀，但毕竟也是做官;但是理科出身而做大学校长的人，就不可相提并论了，毕竟“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度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晋爵。”高松年是位集年龄之老与科学之老两大退步于一身的“老科学家”，[5]但是他却以这种退步落伍来达到“中国科学家晋爵”的目的，况且三闾大学也不过是他通往更高仕途的跳板罢了。他充满了强烈的权力欲，善于运用官场手段，表面上是科学家、大学校长，实际上是一个庸俗势利之人。故此，有的学者指出“学西学者，又束缚于科举思想，徒藉一二格致之名词，以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而已”。[6]这样功利的风气至今不绝如缕，哈佛大学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一语道破：“现在名校教授花时间不是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走穴’。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学术交易和拉票。算起来，三分之二是非学术生活。当然不愿意做学问了。”[7] 三、理想实现层面的“科学之难”
许地山的小说《铁鱼底腮》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小说写雷先生是一个最早被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官学生，因国内没铸炮的兵工厂，学无所用。后来利用在外国战舰、潜艇里工作的机会学习制造潜艇，每次到艇上工作时，他就从水手那里探问他们的经验与困难，但是后来被一位外国军官发现并且怀疑他是奸细，从此不派他到潜艇里去工作，他不得不辞工，离开外国船坞。然而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并未把发明（潜艇）的图样献给外国人。[8]
但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科学理想，继续研究潜艇，并且画出了图纸，制造了模型，他的“潜艇特点是在它像一条鱼，有能呼吸的鳃。”他的“铁鱼”能获取氧气，像真鱼在水里呼吸一样，所以能潜在水里的时间很长，甚至可以几天不浮上水面。“我这鱼有许多‘游目’，无论沉下多么深，平常的折光探视镜所办不到的，只要放几个‘游目’使它们浮在水面，靠着电流的传达，可以把水面与空中的情形投影到艇里的镜板上。浮在水面的‘游目’体积很小，形状也可以随意改装，虽然低飞的飞机也不容易发现它们。还有它的鱼雷放射管是在艇外，放射的时候艇身不必移动，便可以求到任何方向，也没有像旧式潜艇在放射鱼雷时会发生可能的危险的情形。还有艇里的水手，个个有一个人造鳃，万一艇身失事，人人都可以迅速地从方便门逃出，浮到水面。”[9]而关于铁鱼（潜艇）的腮，他的模型是一个人造鳃，从水里抽出氧气，同时还可以排泄炭气;艇里还有调节机，能把空气调和到人可呼吸自如的程度。
只不过无论雷先生怎样坚持科学理想，他的潜艇模型怎样能增强中国海军的军备，但是他却遭遇了一连串的理想失落：一是当局有眼无珠，他所画的图样，献给军事当局，从未被采用过;二是即使他找中国造船厂来制造潜艇，也无济于事，因为他知道进去船厂的人，依靠同当权的直接或间接的血统或裙带关系，才能获得相当的地位。纵然他能进去，他提出来的研究和制造计划，即使能够申请到一笔试验费，也许运用到实际工作的经费已经被层层盘剥到所剩无几，如此不仅导致毫无实绩遭人耻笑，很有可能还会因此获罪。三是即使他找高深学术研究院试验潜艇模型，也无异于枉费心机，因为主持研究院的大多是年轻的八分学者，很不虚心，狂妄自大，自认比爱迪生和爱因斯坦技高一筹，妄下断语，而且他们还有帮派组织，党同伐异，他不喜欢与之交往。[10]
如此这般，无论是政界（军界）、商界还是研究界，都让他深感科学理想无法实现、报国无门的痛苦。最后雷先生在逃难时，因抢救落水的图样而葬身海底，导致永远无法实现其理想，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这个故事让人想到了所谓“中国第一艘潜艇”的故事，据说是清朝时有官员上书请造舰船，朝廷批复在天津制造局试造;结果制造过程十分神秘，不许外人窥视。1880年该船建成，从描述上看极像潜艇;但后续记载全无，不了了之。[11]
又如冰心的小说《去国》写朱英士就像他的姓名所示，作为一个英明的知识分子或英雄式的知识分子，他从美国毕业回国，希望干一番大事业，“新发明了一件机器，已经画出图样，还没有从事制造，若是在厂里做事，正是个制造的好机会”。可惜的是，国内的黑暗现状让他英雄气短士气全无，根本无法施展他在美国学到的现代科技，而与其共事的其他“技正”也有相似遭遇。因为报国无门，英士只得再次出国以实现其事业抱负，“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12]的感慨传达出报国无门的悲哀、科学受冷遇的寂寞以及对黑暗政府的愤慨。黎锦明的《十个顽童》也有类似意蕴，此不赘述。
而陈白尘的戏剧《岁寒图》，它塑造了坚持科学理想的科学家黎竹荪，但同时也写了黎竹荪的两个学生胡志豪与汪淑娴，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人生投机之路，背弃了科学理想，与其姓名寓意大相径庭。而这两个抵抗不住社会“结核菌”病毒感染的人物变形记与变心记，恰恰折射了社会投机“结核菌”病毒肆虐之广之强，以及科学家黎竹荪坚守科学理想的艰难背景与坚毅精神。而庐隐的小说《一个著作家》写的是“思想宏富”然而贫穷的青年数学家邵浮尘，被女友沁芬的父母嫌贫爱富，被迫分手，后来发狂离世，他的数学理想也随之烟消云散。
四、政治层面的“科学之难”
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表现了从“科学至上”到“国家至上”的主题。从1931年到1942年，日本步步紧迫侵略，科学家俞实夫节节退避，只想进行平静的科学研究，但这一小小愿望也被日本侵略者无情毁灭，他的女仆因为他妻子是日本人，他在日本人的研究所工作，而坚决辞工;他的女儿也被其他中国小孩所排斥欺负;他的朋友被日本兵杀害;他的仪器被日本兵破坏，最终导致他无法进行科学研究。他终于认识到“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科学之外还有国家和民族，国家没有弄好，科学不能单独存在、发展与繁荣，也认识到必须扑灭人类的愚蠢和野蛮，即“法西斯细菌”，科学才有正常的未来。[13]
综上所述，无论是知识层面、世俗围困层面、理想实现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体现了“科学之难”。其中，知识层面体现了由于科学家缺乏广泛新颖的科学知识、体系与方法，因而难以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进展;世俗围困层面体现了世俗功利观念对科学的消解，使得科学难以普及，难以纯粹;理想实现层面体现了政府、团体、个人等多种因素轻视、阻碍科学，导致了科学理想实现的艰难;政治层面体现了政治、战争对科学研究的摧残，国家没有弄好，科学难以单独存在、发展与繁荣。
尤其是后两者，还流露出一种“科学救国”的思想。但实际上，“科学救国”并不仅仅是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现象，还是现代中国的一种历史现象，这两种现象在西方都是匮乏的。有的学者指出：“科学救国”思潮在现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科学）在中国大多数时候总是作为工具被利用，“科学救国”将“科学”这样本质为追求真理，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的求知行为与“救国”这样宏大的实用目标相联系，是与“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相背离的，体现了中国人重视“利用厚生”、经世致用的文化特质，[14]缺乏西方科学体现为自然观而非人生观，对知识、真理的纯粹追求，与宗教信仰有深层联系的三重内涵。[15]如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所言“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16]而上述作品中的科学家做的几乎都是应用科学。简言之从上可知中国科学家的科学为利益，为救国，为应用，这种科学实用主义，体现了中国坚持纯粹科学研究的艰难。
[注释]
[1][11] 星河：《凡尔纳预言潜艇的谬传》，《中国科学报》，2016年3月4日，第7版。
[2] 黄秀敏：《文化语境下的西方幻想文学之嬗变》，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页。
[3]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39页。
[4]张爱玲：《封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1页。
[5] 黎保荣：《何为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科学”内涵及其演变新论》，《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2期。
[6] 张子高：《科学发达略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47页。
[7] 杨猛：《数学大师丘成桐痛击中国学术腐败》，《北京科技报》，2005年8月11日，另见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http：//www.cutech.edu.cn/cn/
qslt/sgwz/webinfo/2005/07/1180054677395715.htm，2005年07月11日，另见简夫：《科学殿堂为何黯然失色》，《检察风云》，2007年第3期。
[8][9][10]宋伟杰编选：《中國现代文学百家·许地山》，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194、191-192、193-195页。
[12] 冰心：《冰心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页。
[13]《法西斯细菌》，见夏衍：《上海屋檐下》，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98-170页。
[14] 张剑：《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转引自黎保荣：《何为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科学”内涵及其演变新论》，《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2期。
[15]黎保荣：《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5页。
[16] [美]亨利·奥古斯特·罗兰：《为纯科学呼吁》，王丹红译，《科技导报》，2005年第9期。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西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