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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一场突发性公共卫生灾难，其前所未有之处在于，它使世界人民在很长时间内，进入了一种特殊的“战争”情境。一场拟真的灾难片就在每个人身边上演，人类面临着新冠病毒的疯狂攻击，很多同胞生命被病毒吞噬而逝去，还有很多同胞正在病毒的折磨下惊慌恐惧、求助无门。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一个召唤英雄的时刻。此间，定海神针般地鼓舞着庚子灾难中中国人的是“三士”医生钟南山——《人民日报》官微称他“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时势造英雄，“非典”和“新冠”这两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放大镜般把钟南山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展示在国人面前，一时成了国民偶像。为钟南山立传既符合主流价值，又呼应市场需求。但这并非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假如没有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深入的精神挖掘，仅仅依据种种碎片新闻资讯是无法聚焦出一个具有内在完整性和人格深度的钟南山形象的。因此，为钟南山立传内在需要平衡的既有出版市场所要求的时效性和人物挖掘所要求的丰富性、深入性的矛盾;也有公众在驳杂新闻资讯中形成的表象化钟南山印象与更具连续性和内在性的钟南山人格之间的差异。作家熊育群自“非典”时就追踪报道钟南山，凭着多年积累以及与钟南山团队的良好关系，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短短时间内就推出抗疫主题人物传记《钟南山：苍生在上》，先由《收获》杂志首发，其后完整版又迅速由花城出版社推出。不管是《收获》版还是《花城》版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高考，全国语文卷将《收获》副主编钟红明与《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熊育群的对话收为阅读材料，使熊育群著《钟南山：苍生在上》一书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这既折射了后疫情时期中国人的钟南山情结，也传达了业界对于熊育群此书专业性的肯定。此书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它以丰富的资料积累和精神挖掘深入钟南山的一生，勾连了钟南山逆境而存的一生与波澜壮阔、苦难重重的二十世纪的内在关系，从而在钟南山故事的背后书写了一种丰富的钟南山性格，在钟南山性格背后呈现了一种属于现代中国的科学人格。
一、探寻钟南山的人格密码
《钟南山：苍生在上》是新冠疫情背景下产生的个人传记。在一个召唤英雄、歌唱英雄的历史时刻，此书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钟南山两次面对疫情临危受命、定海神针般立于狂澜之际的英雄事迹。经历“非典”和“新冠”疫情之后，钟南山成了万众敬仰的偶像和英雄，公众基于新闻报道对钟南山形象有很多想象。钟南山打破了人们对一个八旬老人的常规想象。在一般印象中，八旬老者已届耄耋之年，即使不是体弱多病、需要照顾搀扶，也应早已退休、颐养天年。可是钟南山仍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特别是新冠病毒来袭之际，他星夜急驰武汉，在高铁餐车上查阅资料，中间疲惫小憩的画面被助手记录了下来，感動了无数人。钟南山形象的精神意义在新冠疫情时期因此获得了新的沉淀和累积。总体而言，钟南山形象的内涵包含了这样几个层面：一、追求真理的专业形象。这是公众从“非典”时期就形成的钟南山印象，一个既有专业精神，又有责任担当，敢于面对行政权威的压力说真话的专家;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励志形象。这是由钟南山早年作为运动健将及坚持一生的运动健身习惯创造的观感。钟南山满身的肌肉，犹胜很多年轻人多倍。他传达出来的那种战胜时间的精神力量，具有直观的励志性;三、胸怀苍生的大爱仁者形象。“非典”时期，钟南山已经67岁，那时他喊出“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这里送”的口号已感动了无数人。庚子之年，已经84岁的钟南山星夜奔赴武汉，作为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参加疫情考察研判，代表专家组向公众宣布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谈及封城中的武汉瞬间眼圈泛红，称“武汉一定会过关”“武汉从来就是一座很英雄的城市”。这些中国人新冠记忆中的典型细节，沉淀了钟南山胸怀大爱、勇于担当、仁心仁术的医者形象。钟南山形象的这三个层面，大约对应《人民日报》所概括的“院士”“战士”“国士”。但是，现代传记的现代性，“就其内容而言，其一是把伟人从神坛请下来，以常人视之;其二是正视传主的内心世界。主张以‘心理描写’来丰富和展现传主的人物性格”[1]。此外，也应注意到，现代传记事实上基于一种人文主义的假定：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人类中的优秀者、卓越者就更是精华中的精华。因此，传记作为一种文体之所以成立，就因为它肩负着为伟大的心灵显影的使命。如此来说，《钟南山：苍生在上》要超越于公众从新闻资讯中习得的钟南山形象，便面临着书写具有“丰富性“内在性”和“启示性”的钟南山形象、探寻钟南山的人格密码的任务。
不难发现，《钟南山：苍生在上》在书写英雄钟南山时，确实尽力将其当作凡人来写。“我不造神，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是一样的，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与人相比，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蝇营狗苟，有太多小人和恶人当道，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2]这是熊育群的自述。很多时候，英雄不过是被神化的凡人。凡人的七情六欲、来路和去处一旦被隐去，只展示其生命的最高光时刻，他就成了一个抽象的英雄。诚然，《钟南山：苍生在上》的底色是英雄主义的，但作者却拒绝将这个英雄置于悬空的空中楼阁，而是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放在个体生命的连续性中，放在伦常和人性的基本面上，让读者既看到钟南山在“非典”“新冠”等历史性时刻的英雄性，又看到形成钟南山英雄性的内在原因;读者既看到如此之钟南山，又明白了钟南山何以如此。因此《钟南山：苍生在上》才使钟南山的英雄性去抽象化。
假如仅从钟南山履历中攫取某些片段，我们很容易以为钟南山是一个在医学世家氛围中得到熏陶，在青年时代便得到最好教育的天之骄子——入读北京医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院——轻轻松松就获得与国际接轨的医学理念和背景，要不他怎能那么自如地用英文与外国同行交流或接受外媒采访。《钟南山：苍生在上》打破了人们这种断章取义的想当然，医学世家、天之骄子、留学英伦固然都是事实，这一切的获得却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甚至苦难。在采访钟南山过程中，熊育群感慨：“他讲挫折似深有体会，在我还不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时，以为他不过泛泛而谈，并不信服。随着对他的深入了解，才知道他人生的每个阶段几乎都由挫折铸就。挫折就是他成功的台阶。”[3]“从钟南山走过的道路来看，他总是在逆境中奋起，走向成功。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给了他不同寻常的压力。”[4]诚然，钟南山出身于医学世家，父亲钟世藩是他一生最尊重的人，他从父亲处获得了当医生的职业理想，也从父亲处获得了仁心仁术、诚实坚韧的医学品德，父亲就是他为人处世的一面镜子。然而，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病毒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归国出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任的钟世藩并没有给钟南山带来安稳的人生。钟世藩在“文革”中挨批斗，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到盥洗室洗奶瓶;钟南山母亲廖月琴同样是出色的医生，参与创办广东肿瘤医院，却在1966年，因不堪折辱而自杀。母亲的离世，给钟南山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痛。历史加诸其父母的苦难，同样曾使钟南山的人生长期陷入迷雾和泥潭。1955年，钟南山虽顺利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并于1960年留校任辅导员及放射医学教研组助教，但1964年他就被派到山东乳山参加“四清”运动，长期从事农村劳作;1968年成了学校的锅炉工。《钟南山：苍生在上》详细地挖掘出了此间钟南山的无奈和迷惘。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留京或返粤问题钟南山与妻子李少芬的分歧上。由于钟南山单位虽在北京，但长期在农村劳动，既无法正式从事医学工作，也无法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因此，钟南山所寄望在首都良好干事业的环境显得十分虚幻，妻子李少芬遂决定退出女篮国家队，返回广东照顾养母和公婆。钟南山并不同意，却又无可奈何。谁能想到，在“非典”和“新冠”时期予国人定海神针般精神抚慰的钟南山，当年也是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一叶漂萍呢？ 钟南山之所以成为钟南山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上天特别的眷顾，而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在困顿和泥泞中奋起的精神力量。诚如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中那句著名的话：“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如果说有人格密码的话，那么人格密码是指一个卓越者成就其卓越的心灵密匙，是成功者走向成功过程中隐而不显的人格基因，揭示传主的人格密码，是一项具有难度却又别具启示性的工作。在与熊育群谈到“非典”时期自己的种种遭遇时，钟南山甚至有些黯然神伤，这让作者感慨“每个人终归是一个个体，在面对纷纭社会与永恒的自然世界时，任何个人都会有孤独与无助的时候。难的是他能不断超越自己，在困境中谱写出强者之音”[5]。《钟南山：苍生在上》把钟南山当作凡人来写，书写了他的无奈与恐惧，他的压力与绝望。可是压力之下才见一个人的精神底色和思维密码，钟南山的人格密码正是那种始终在挫折中奋起、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人格。
二、非虚构和新英雄叙事的功能转化
历史给了钟南山机会，使他从一个具有专业精英而成为具有全民影响力的民族英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英雄主义叙事曾是最重要的文学潮流。描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曾是1950—19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规定性。当代文学提倡“正面人物”有其特定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指向，人物塑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曾一度超越其作为一项小说艺术要素的实质，而成为一个代表着政治正确与否的带有强制规定性的范畴。“十七年文学”中创造了诸如杨子荣、少剑波（《林海雪原》）、石东根（《红日》）、江姐、许云峰、华子良（《红岩》）、朱老忠（《红旗谱）、梁生宝（《创业史》）、林道静（《青春之歌》）等英雄形象。当代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关涉着陈晓明所说的“历史化”功能。一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谈到“历史化”，指的是用一种知识谱系学的方法对某种话语发生的特定社会和知识语境进行的回溯，陈晓明则将“历史化”指认为文学想象并召唤出现实的功能：“文学的历史化表明文学与社会现实构成一种特殊的想象关系，通过历史化，文学使社会现实具有了可感知和可理解的形式和意义，并且使自身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历史化问题不只是关于文学如何建立自身历史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关于文学如何使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了‘历史性’”。[6]相对于江姐、杨子荣这些虚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钟南山则是在真实历史语境中被推举和认可的非虚构英雄。像钟南山这样来自真实生活，又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非虚构英雄具有相当的稀缺性。但钟南山作为真实英雄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仍有待文学叙事中介的沉淀、发酵和塑形。某种意义上，《钟南山：苍生在上》正是面对钟南山这一宝贵的当代英雄资源进行的新英雄叙事探索。
《钟南山：苍生在上》使一个真实的英雄人物从新闻话语而走向了文学话语，文学话语并不意味虚构和夸张，而意味钟南山这一人格个案获得了被置于更广阔历史视野中进行观照的可能。读罢《钟南山：苍生在上》，我们会发现：钟南山“三士”科学家形象的背后，深刻地镌刻着“社会主义经验”的印记。“社会主义经验”在此既指钟南山成长的历史语境带给他的磨砺甚至苦难，也指他在此环境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追求科学的方式。在英国求学期间做“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的影响”实验，为了拿出一份完整的实验曲线，钟南山拿自己做实验，让同行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停地抽血检测。
他血液中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医生和护士都叫起来了：“太危险啦！”“太危险啦！”他们要他停止。钟南山这时就像连续吸食了50到60支香烟，脑袋开始晕眩。
钟南山摇着头，一脸的刚毅与坚决。他不能半途而废，他要在这里作出成绩来，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他连续吸入一氧化碳，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在上升着，16%、17%、18%……到22%了，曲线完整显示了，钟南山感觉天旋地转，实验停了下来。在场的医生都被他的献身精神打动了。[7]
这种拿自己做实验的科研方式是违背科学常规的，但却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经验”质素。显然，走向科学、拥抱科学是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共同趋势;但不同民族的科学家拥有着走向科学的不同方式。作为一个科学家，钟南山当然无法自外于本民族历史经验的托举或规限;他怀抱着深刻的民族情感和1930年代人特有的英雄主义情结，他承受过因为民族身份而遭受某些西方同行排挤的屈辱，他也以在独特的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医学方案而终于获得国际医学界的承认。在钟南山身上，既体现了民族性经验对走向科学路径的丰富，又体现了坚持普遍科学精神对民族性危难的匡救。假如没有《钟南山：苍生在上》所提供的文学话语桥梁，我们或许不会意识到，钟南山就是一个如此有趣地兼容了民族和科学的人格个案。他深刻地映射着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科学家在拥抱科学过程中所承受的磨难，生动地诠释了普遍的科学立场如何救民族于危难，推动民族的发展。因此，他虽是先进英雄模范，却又典型地承载着“民族的”与“科学的”内在纠结和交互。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钟南山：苍生在上》乃是在为一种民族的科学人格显影，其认识论意义值得人们认真对待。
应该说，将在当代社会建设中涌现出来的非虚构英雄纳入文学叙事，从而彰显他们的光辉理想和精神感召力，并进一步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直是国家层面对当代文学的某种寄望。但文学话语该以什么样的叙事立场、策略和伦理来书写当代英雄，有效地使“英雄叙事”与“造神运动”区分开来，使书写对象既有可亲近、可理解的人性，又具有浸透具体历史经验的典型性、启示性和感召性，这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未能完全解决的难题。在这方面，《钟南山：苍生在上》也提供了某种经验。具体说来，便是将包含革命英雄主义、启蒙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多种思想资源融合以为新英雄叙事的基本立场。“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由于将批判现实主义、启蒙人道主义在进化论视域进行了降维处理，并将英雄人物思想上的革命性、理想性夸张到脱离真实的程度，意图为某种精神理想赋形，结果却一脚踩空，失去了读者的信任。透视《钟南山：苍生在上》深层的叙事立场，会发现它打破了革命英雄主义、启蒙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多种思想資源的等级性，以融而化之、兼收并蓄的态度使这些思想资源都进入人物观照之中。因此，熊育群才得到打开钟南山更丰富复杂的思想岩层，作品既勾勒了钟南山担当和献身的英雄主义品格，书写了钟南山苍生在上、仁心仁术的人道主义情怀，也强调了钟南山直言不讳、直陈医弊的科学精神和批判立场。过于高亢的英雄主义反而难以亲近;流于颂歌的英雄叙事可能丧失丰富性和启示性，反而敢于容纳批判锋芒和复杂质素的新英雄叙事可能沟通平凡人与英雄之间的心灵界限，使英雄不再抽象、遥远和僵化，这也算是《钟南山：苍生在上》为非虚构的新英雄叙事提供的有益经验。
三、文学抗疫的书写伦理
《钟南山：苍生在上》是新冠疫情背景下迅速推出的人物传记，因此，谈论这部作品便很难离开中国抗疫这个话题。庚子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十四亿中国人更是首当其冲。疫情当中，很多文学界人士自觉地记录和思考;很多人响应号召以笔为援，以文抗“疫”;也有人认为文学的功能是后置的，灾难正在发生时很难写出有深度的作品，甚至有瘟疫时期的写作是残忍的等论调。事实上，灾难发生时并非不能写作，关键是如何写;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自以为在“战疫”的作品本身却成了“疫情”一部分。因此，抗疫文学的写作伦理也成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辨析的话题。
文学如何书写瘟疫并非一个新话题，在我看来，文学至少在三个层面跟瘟疫狭路相逢，而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陷阱和迷思。首先是见证与记录层面。一场严重疫情的发生，其携带的个体命运转折、生离死别，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戏剧化强度，超越于任何作家的文学虚构。因此，任何疫情都在某种程度上催生和召唤着“非虚构”写作，面对公众了解疫情现场具体细节的渴求，面对无数生命中正在发生的极致戏剧化时刻，“非虚构”往往是人们能够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面对瘟疫的方式。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很多写作者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了一个个卑微个体的痛苦、挣扎、坚持，有的得救有的湮灭，这种“非虚构”为历史留下了很多具体的细节，为人们理解这一严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血肉的部分。值得指出的是，“非虚构”只是一种写作方式，“非虚构”的价值在于个体视角，但正是因为个体视角，“非虚构”本身只是理解“真实”的一角拼图。这就要求有一个接纳各种“非虚构”的书写的视野和心态。一个社会事件是由多个维度和侧面构成的纵深，“非虚构”书写的可能是救死扶伤、殒身不顾的医护人员;也可能是初期流离失所、入院无门的患者;可能是散尽千金、全球抢购医疗物资支援武汉的企业家;也可能是滞留武汉、流浪街头的异乡人;可能是日以继夜、下沉奋战的国家干部;也可能是主動请缨，与武汉同呼吸的广大志愿者……真实的“非虚构”，或“非虚构”的真实，必须存在于多维信息的并存上。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不能只选择“非虚构”某一部分真实，这是文学书写疫情的见证性伦理的要求。显然，《钟南山：苍生在上》的作者也意识到这种要求，除了书写钟南山八旬之年仍为苍生星夜出征的英雄性时刻外，也努力并置更多在主流视域可能会被过滤的信息，书中用较多篇幅写到钟南山接受外媒采访时对李文亮医生的悼念。李文亮是新冠时期中国抗疫中不能被忘却的符号，中国抗疫诚然可歌可泣，也有独特不可取代的经验。但假如对抗疫的书写不能尽力容留事物异质性的层面，过度提纯的英雄主义就违背了抗疫书写的见证性伦理。
其次是共情和凝聚的层面。文学既能摹写和直击，也能共情和凝聚。当病毒肆虐折磨着同胞，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心痛。因此，写好万众一心、前赴后继、风月同天、守望相助的抗疫故事当然能鼓舞人心;但是，很多人对于文学的同情存在片面的理解，拒绝将悲伤的书写视为一种文学共情。事实上，成功的文学共情，关键并不在于乐观或悲伤，而在于情感的真实与虚假。很多自以为非常“正能量”的抗疫文艺，却流露出“感谢你，新冠君”这样匪夷所思的病毒型思维。抗疫期间，大量矫揉造作、流于口号、生搬硬套的“抗疫诗歌”大为流行，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口号式的抗疫文学其实是一种情感造假，作者没有一线的体验，也没有设身处地的理解，仅仅主题先行地复制一些似乎是正面的“歌唱”，这不仅是文学上的拙劣，更是对受苦者的轻浮甚至亵渎。这样的写作不但不能产生共情和凝聚，反而会产生争议和割裂。它无法给前方的行动者和受苦者任何鼓舞和力量，反而让那些有良知的思考者感到荒唐和心寒。鼓励这种写作就是鼓励一种伦理上的不诚实，鼓励一种将抗疫视同完成任务的形式主义。同时，很多人对于悲伤的共情性有很大的误解，在主流媒体所征集的抗疫文艺作品中，只要涉及悲伤的现实，就会被认为不利于抗疫。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几万同胞染疾，几千同胞离世的现实面前，悲伤不应是唯一反应，但却是正常的反应之一。悲伤和奋起一样，都在苦难面前证明了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真实的悲伤同样可能产生有益的文学共情和凝聚力，文学之悲伤完全可能创造出高贵而有力量的悲剧。
再次是伦理上的建构层面。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即时的记录和见证，更在于探索人类如何建立面对瘟疫和苦难的伦理态度。所以，瘟疫叙事考验着作家对于人性、社会在极端条件下有何裂变的想象力，更考验着作家对瘟疫的思想和伦理勘探。在这次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很多瘟疫题材的文学作品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其中被中国读者广泛提到的有两部作品，一部是加缪的《鼠疫》，另一是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这两部作品所写，对于在医学上认识当下的新冠病毒当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们提供了更超越性的东西。譬如，在我看来，《鼠疫》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因诚向善”的精神价值，就是说，它把“诚”视为“善”的前提。没有“诚”最终是抵达不了“善”的。由此《鼠疫》依然具有现实启示。而《失明症漫记》，我认为它的价值不是想象了一场失明症对文明社会的侵蚀和瓦解，而是借之思考作为人类文明基石的“精神视力”问题。萨拉马戈迫使我们意识到人类文明很大程度上建基于视力的基础上，往深处说，这种视力还必须是一种“精神视力”。小说中，眼科医生的妻子是唯一的未感染者，这在隐喻层面上暗示了，她在精神品性上所具有的善良、勇敢、悲悯等美德使她获得了旁人未有的“精神视力”。因此，小说最动人处，不是残忍，而是希望;是医生妻子在勇敢地杀死盲人集中营中的暴徒后，在月光下用极其稀缺的水艰难地替受辱女子洗净身体的场景。一种精神洁净的伦理由此确立，使这部作品超越了对苦难冷峻的洞察。正是这种伦理的建立，使小说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结语
在一个召唤英雄的时刻钟南山再次成为国民英雄，在国家传播英雄价值和公众对英雄生活强烈好奇的双重推动下，《钟南山：苍生在上》应运而生。这部作品超越于人们从众多新闻资讯中沉淀下来的钟南山印象，深入地探寻了钟南山的人格密码。作品既以平视的眼光写之，写出了钟南山英雄性背后平凡而真实的人性;又深入挖掘出钟南山在苦难中奋起的人格力量。从更广阔的视野看，《钟南山：苍生在上》的价值在于它借由钟南山写出了一种民族的科学人格在现代中国的复杂生成。由钟南山，我们既看到民族的精神如何创生了一种独特的科学路径，又看到坚守普遍的科学立场如何助益于民族的自强自新。《钟南山：苍生在上》作为一种将非虚构的当代英雄予以叙事化的话语行为，还包含了将革命英雄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启蒙人道主义等思想资源兼容并蓄的叙事立场。作为中国抗疫的核心叙事成果，《钟南山：苍生在上》提醒我们去探索文学抗疫的叙事伦理，提醒抗疫文学的见证性、共情性和伦理建构性。更高的伦理，在召唤着《钟南山：苍生在上》和同类主题作品。
[注释]
[1]黄科安：《由“史”入“文”——论西方传记的现代性转型》，《东南学术》，2012年第5期。
[2][3][4][5]熊育群：《钟南山：苍生在上》，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267页、第170页、第227页、第173页。
[6]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7]熊育群：《钟南山：苍生在上》，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234—235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金芝
一、探寻钟南山的人格密码
《钟南山：苍生在上》是新冠疫情背景下产生的个人传记。在一个召唤英雄、歌唱英雄的历史时刻，此书浓墨重彩地书写了钟南山两次面对疫情临危受命、定海神针般立于狂澜之际的英雄事迹。经历“非典”和“新冠”疫情之后，钟南山成了万众敬仰的偶像和英雄，公众基于新闻报道对钟南山形象有很多想象。钟南山打破了人们对一个八旬老人的常规想象。在一般印象中，八旬老者已届耄耋之年，即使不是体弱多病、需要照顾搀扶，也应早已退休、颐养天年。可是钟南山仍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特别是新冠病毒来袭之际，他星夜急驰武汉，在高铁餐车上查阅资料，中间疲惫小憩的画面被助手记录了下来，感動了无数人。钟南山形象的精神意义在新冠疫情时期因此获得了新的沉淀和累积。总体而言，钟南山形象的内涵包含了这样几个层面：一、追求真理的专业形象。这是公众从“非典”时期就形成的钟南山印象，一个既有专业精神，又有责任担当，敢于面对行政权威的压力说真话的专家;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励志形象。这是由钟南山早年作为运动健将及坚持一生的运动健身习惯创造的观感。钟南山满身的肌肉，犹胜很多年轻人多倍。他传达出来的那种战胜时间的精神力量，具有直观的励志性;三、胸怀苍生的大爱仁者形象。“非典”时期，钟南山已经67岁，那时他喊出“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这里送”的口号已感动了无数人。庚子之年，已经84岁的钟南山星夜奔赴武汉，作为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参加疫情考察研判，代表专家组向公众宣布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谈及封城中的武汉瞬间眼圈泛红，称“武汉一定会过关”“武汉从来就是一座很英雄的城市”。这些中国人新冠记忆中的典型细节，沉淀了钟南山胸怀大爱、勇于担当、仁心仁术的医者形象。钟南山形象的这三个层面，大约对应《人民日报》所概括的“院士”“战士”“国士”。但是，现代传记的现代性，“就其内容而言，其一是把伟人从神坛请下来，以常人视之;其二是正视传主的内心世界。主张以‘心理描写’来丰富和展现传主的人物性格”[1]。此外，也应注意到，现代传记事实上基于一种人文主义的假定：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人类中的优秀者、卓越者就更是精华中的精华。因此，传记作为一种文体之所以成立，就因为它肩负着为伟大的心灵显影的使命。如此来说，《钟南山：苍生在上》要超越于公众从新闻资讯中习得的钟南山形象，便面临着书写具有“丰富性“内在性”和“启示性”的钟南山形象、探寻钟南山的人格密码的任务。
不难发现，《钟南山：苍生在上》在书写英雄钟南山时，确实尽力将其当作凡人来写。“我不造神，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是一样的，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与人相比，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蝇营狗苟，有太多小人和恶人当道，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2]这是熊育群的自述。很多时候，英雄不过是被神化的凡人。凡人的七情六欲、来路和去处一旦被隐去，只展示其生命的最高光时刻，他就成了一个抽象的英雄。诚然，《钟南山：苍生在上》的底色是英雄主义的，但作者却拒绝将这个英雄置于悬空的空中楼阁，而是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放在个体生命的连续性中，放在伦常和人性的基本面上，让读者既看到钟南山在“非典”“新冠”等历史性时刻的英雄性，又看到形成钟南山英雄性的内在原因;读者既看到如此之钟南山，又明白了钟南山何以如此。因此《钟南山：苍生在上》才使钟南山的英雄性去抽象化。
假如仅从钟南山履历中攫取某些片段，我们很容易以为钟南山是一个在医学世家氛围中得到熏陶，在青年时代便得到最好教育的天之骄子——入读北京医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院——轻轻松松就获得与国际接轨的医学理念和背景，要不他怎能那么自如地用英文与外国同行交流或接受外媒采访。《钟南山：苍生在上》打破了人们这种断章取义的想当然，医学世家、天之骄子、留学英伦固然都是事实，这一切的获得却充满了不为人知的艰辛甚至苦难。在采访钟南山过程中，熊育群感慨：“他讲挫折似深有体会，在我还不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时，以为他不过泛泛而谈，并不信服。随着对他的深入了解，才知道他人生的每个阶段几乎都由挫折铸就。挫折就是他成功的台阶。”[3]“从钟南山走过的道路来看，他总是在逆境中奋起，走向成功。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给了他不同寻常的压力。”[4]诚然，钟南山出身于医学世家，父亲钟世藩是他一生最尊重的人，他从父亲处获得了当医生的职业理想，也从父亲处获得了仁心仁术、诚实坚韧的医学品德，父亲就是他为人处世的一面镜子。然而，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病毒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归国出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任的钟世藩并没有给钟南山带来安稳的人生。钟世藩在“文革”中挨批斗，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到盥洗室洗奶瓶;钟南山母亲廖月琴同样是出色的医生，参与创办广东肿瘤医院，却在1966年，因不堪折辱而自杀。母亲的离世，给钟南山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痛。历史加诸其父母的苦难，同样曾使钟南山的人生长期陷入迷雾和泥潭。1955年，钟南山虽顺利考入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并于1960年留校任辅导员及放射医学教研组助教，但1964年他就被派到山东乳山参加“四清”运动，长期从事农村劳作;1968年成了学校的锅炉工。《钟南山：苍生在上》详细地挖掘出了此间钟南山的无奈和迷惘。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留京或返粤问题钟南山与妻子李少芬的分歧上。由于钟南山单位虽在北京，但长期在农村劳动，既无法正式从事医学工作，也无法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因此，钟南山所寄望在首都良好干事业的环境显得十分虚幻，妻子李少芬遂决定退出女篮国家队，返回广东照顾养母和公婆。钟南山并不同意，却又无可奈何。谁能想到，在“非典”和“新冠”时期予国人定海神针般精神抚慰的钟南山，当年也是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一叶漂萍呢？ 钟南山之所以成为钟南山并不是因为他拥有上天特别的眷顾，而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在困顿和泥泞中奋起的精神力量。诚如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中那句著名的话：“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如果说有人格密码的话，那么人格密码是指一个卓越者成就其卓越的心灵密匙，是成功者走向成功过程中隐而不显的人格基因，揭示传主的人格密码，是一项具有难度却又别具启示性的工作。在与熊育群谈到“非典”时期自己的种种遭遇时，钟南山甚至有些黯然神伤，这让作者感慨“每个人终归是一个个体，在面对纷纭社会与永恒的自然世界时，任何个人都会有孤独与无助的时候。难的是他能不断超越自己，在困境中谱写出强者之音”[5]。《钟南山：苍生在上》把钟南山当作凡人来写，书写了他的无奈与恐惧，他的压力与绝望。可是压力之下才见一个人的精神底色和思维密码，钟南山的人格密码正是那种始终在挫折中奋起、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人格。
二、非虚构和新英雄叙事的功能转化
历史给了钟南山机会，使他从一个具有专业精英而成为具有全民影响力的民族英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英雄主义叙事曾是最重要的文学潮流。描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曾是1950—19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规定性。当代文学提倡“正面人物”有其特定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指向，人物塑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曾一度超越其作为一项小说艺术要素的实质，而成为一个代表着政治正确与否的带有强制规定性的范畴。“十七年文学”中创造了诸如杨子荣、少剑波（《林海雪原》）、石东根（《红日》）、江姐、许云峰、华子良（《红岩》）、朱老忠（《红旗谱）、梁生宝（《创业史》）、林道静（《青春之歌》）等英雄形象。当代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关涉着陈晓明所说的“历史化”功能。一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谈到“历史化”，指的是用一种知识谱系学的方法对某种话语发生的特定社会和知识语境进行的回溯，陈晓明则将“历史化”指认为文学想象并召唤出现实的功能：“文学的历史化表明文学与社会现实构成一种特殊的想象关系，通过历史化，文学使社会现实具有了可感知和可理解的形式和意义，并且使自身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历史化问题不只是关于文学如何建立自身历史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关于文学如何使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了‘历史性’”。[6]相对于江姐、杨子荣这些虚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钟南山则是在真实历史语境中被推举和认可的非虚构英雄。像钟南山这样来自真实生活，又具有全民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非虚构英雄具有相当的稀缺性。但钟南山作为真实英雄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仍有待文学叙事中介的沉淀、发酵和塑形。某种意义上，《钟南山：苍生在上》正是面对钟南山这一宝贵的当代英雄资源进行的新英雄叙事探索。
《钟南山：苍生在上》使一个真实的英雄人物从新闻话语而走向了文学话语，文学话语并不意味虚构和夸张，而意味钟南山这一人格个案获得了被置于更广阔历史视野中进行观照的可能。读罢《钟南山：苍生在上》，我们会发现：钟南山“三士”科学家形象的背后，深刻地镌刻着“社会主义经验”的印记。“社会主义经验”在此既指钟南山成长的历史语境带给他的磨砺甚至苦难，也指他在此环境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追求科学的方式。在英国求学期间做“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的影响”实验，为了拿出一份完整的实验曲线，钟南山拿自己做实验，让同行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停地抽血检测。
他血液中一氧化碳浓度达到15%时，医生和护士都叫起来了：“太危险啦！”“太危险啦！”他们要他停止。钟南山这时就像连续吸食了50到60支香烟，脑袋开始晕眩。
钟南山摇着头，一脸的刚毅与坚决。他不能半途而废，他要在这里作出成绩来，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他连续吸入一氧化碳，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在上升着，16%、17%、18%……到22%了，曲线完整显示了，钟南山感觉天旋地转，实验停了下来。在场的医生都被他的献身精神打动了。[7]
这种拿自己做实验的科研方式是违背科学常规的，但却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经验”质素。显然，走向科学、拥抱科学是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共同趋势;但不同民族的科学家拥有着走向科学的不同方式。作为一个科学家，钟南山当然无法自外于本民族历史经验的托举或规限;他怀抱着深刻的民族情感和1930年代人特有的英雄主义情结，他承受过因为民族身份而遭受某些西方同行排挤的屈辱，他也以在独特的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医学方案而终于获得国际医学界的承认。在钟南山身上，既体现了民族性经验对走向科学路径的丰富，又体现了坚持普遍科学精神对民族性危难的匡救。假如没有《钟南山：苍生在上》所提供的文学话语桥梁，我们或许不会意识到，钟南山就是一个如此有趣地兼容了民族和科学的人格个案。他深刻地映射着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科学家在拥抱科学过程中所承受的磨难，生动地诠释了普遍的科学立场如何救民族于危难，推动民族的发展。因此，他虽是先进英雄模范，却又典型地承载着“民族的”与“科学的”内在纠结和交互。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钟南山：苍生在上》乃是在为一种民族的科学人格显影，其认识论意义值得人们认真对待。
应该说，将在当代社会建设中涌现出来的非虚构英雄纳入文学叙事，从而彰显他们的光辉理想和精神感召力，并进一步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直是国家层面对当代文学的某种寄望。但文学话语该以什么样的叙事立场、策略和伦理来书写当代英雄，有效地使“英雄叙事”与“造神运动”区分开来，使书写对象既有可亲近、可理解的人性，又具有浸透具体历史经验的典型性、启示性和感召性，这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学未能完全解决的难题。在这方面，《钟南山：苍生在上》也提供了某种经验。具体说来，便是将包含革命英雄主义、启蒙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多种思想资源融合以为新英雄叙事的基本立场。“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由于将批判现实主义、启蒙人道主义在进化论视域进行了降维处理，并将英雄人物思想上的革命性、理想性夸张到脱离真实的程度，意图为某种精神理想赋形，结果却一脚踩空，失去了读者的信任。透视《钟南山：苍生在上》深层的叙事立场，会发现它打破了革命英雄主义、启蒙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多种思想資源的等级性，以融而化之、兼收并蓄的态度使这些思想资源都进入人物观照之中。因此，熊育群才得到打开钟南山更丰富复杂的思想岩层，作品既勾勒了钟南山担当和献身的英雄主义品格，书写了钟南山苍生在上、仁心仁术的人道主义情怀，也强调了钟南山直言不讳、直陈医弊的科学精神和批判立场。过于高亢的英雄主义反而难以亲近;流于颂歌的英雄叙事可能丧失丰富性和启示性，反而敢于容纳批判锋芒和复杂质素的新英雄叙事可能沟通平凡人与英雄之间的心灵界限，使英雄不再抽象、遥远和僵化，这也算是《钟南山：苍生在上》为非虚构的新英雄叙事提供的有益经验。
三、文学抗疫的书写伦理
《钟南山：苍生在上》是新冠疫情背景下迅速推出的人物传记，因此，谈论这部作品便很难离开中国抗疫这个话题。庚子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十四亿中国人更是首当其冲。疫情当中，很多文学界人士自觉地记录和思考;很多人响应号召以笔为援，以文抗“疫”;也有人认为文学的功能是后置的，灾难正在发生时很难写出有深度的作品，甚至有瘟疫时期的写作是残忍的等论调。事实上，灾难发生时并非不能写作，关键是如何写;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自以为在“战疫”的作品本身却成了“疫情”一部分。因此，抗疫文学的写作伦理也成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辨析的话题。
文学如何书写瘟疫并非一个新话题，在我看来，文学至少在三个层面跟瘟疫狭路相逢，而这三个层面都存在着陷阱和迷思。首先是见证与记录层面。一场严重疫情的发生，其携带的个体命运转折、生离死别，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戏剧化强度，超越于任何作家的文学虚构。因此，任何疫情都在某种程度上催生和召唤着“非虚构”写作，面对公众了解疫情现场具体细节的渴求，面对无数生命中正在发生的极致戏剧化时刻，“非虚构”往往是人们能够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面对瘟疫的方式。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很多写作者以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了一个个卑微个体的痛苦、挣扎、坚持，有的得救有的湮灭，这种“非虚构”为历史留下了很多具体的细节，为人们理解这一严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血肉的部分。值得指出的是，“非虚构”只是一种写作方式，“非虚构”的价值在于个体视角，但正是因为个体视角，“非虚构”本身只是理解“真实”的一角拼图。这就要求有一个接纳各种“非虚构”的书写的视野和心态。一个社会事件是由多个维度和侧面构成的纵深，“非虚构”书写的可能是救死扶伤、殒身不顾的医护人员;也可能是初期流离失所、入院无门的患者;可能是散尽千金、全球抢购医疗物资支援武汉的企业家;也可能是滞留武汉、流浪街头的异乡人;可能是日以继夜、下沉奋战的国家干部;也可能是主動请缨，与武汉同呼吸的广大志愿者……真实的“非虚构”，或“非虚构”的真实，必须存在于多维信息的并存上。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不能只选择“非虚构”某一部分真实，这是文学书写疫情的见证性伦理的要求。显然，《钟南山：苍生在上》的作者也意识到这种要求，除了书写钟南山八旬之年仍为苍生星夜出征的英雄性时刻外，也努力并置更多在主流视域可能会被过滤的信息，书中用较多篇幅写到钟南山接受外媒采访时对李文亮医生的悼念。李文亮是新冠时期中国抗疫中不能被忘却的符号，中国抗疫诚然可歌可泣，也有独特不可取代的经验。但假如对抗疫的书写不能尽力容留事物异质性的层面，过度提纯的英雄主义就违背了抗疫书写的见证性伦理。
其次是共情和凝聚的层面。文学既能摹写和直击，也能共情和凝聚。当病毒肆虐折磨着同胞，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心痛。因此，写好万众一心、前赴后继、风月同天、守望相助的抗疫故事当然能鼓舞人心;但是，很多人对于文学的同情存在片面的理解，拒绝将悲伤的书写视为一种文学共情。事实上，成功的文学共情，关键并不在于乐观或悲伤，而在于情感的真实与虚假。很多自以为非常“正能量”的抗疫文艺，却流露出“感谢你，新冠君”这样匪夷所思的病毒型思维。抗疫期间，大量矫揉造作、流于口号、生搬硬套的“抗疫诗歌”大为流行，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口号式的抗疫文学其实是一种情感造假，作者没有一线的体验，也没有设身处地的理解，仅仅主题先行地复制一些似乎是正面的“歌唱”，这不仅是文学上的拙劣，更是对受苦者的轻浮甚至亵渎。这样的写作不但不能产生共情和凝聚，反而会产生争议和割裂。它无法给前方的行动者和受苦者任何鼓舞和力量，反而让那些有良知的思考者感到荒唐和心寒。鼓励这种写作就是鼓励一种伦理上的不诚实，鼓励一种将抗疫视同完成任务的形式主义。同时，很多人对于悲伤的共情性有很大的误解，在主流媒体所征集的抗疫文艺作品中，只要涉及悲伤的现实，就会被认为不利于抗疫。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在几万同胞染疾，几千同胞离世的现实面前，悲伤不应是唯一反应，但却是正常的反应之一。悲伤和奋起一样，都在苦难面前证明了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真实的悲伤同样可能产生有益的文学共情和凝聚力，文学之悲伤完全可能创造出高贵而有力量的悲剧。
再次是伦理上的建构层面。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即时的记录和见证，更在于探索人类如何建立面对瘟疫和苦难的伦理态度。所以，瘟疫叙事考验着作家对于人性、社会在极端条件下有何裂变的想象力，更考验着作家对瘟疫的思想和伦理勘探。在这次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很多瘟疫题材的文学作品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其中被中国读者广泛提到的有两部作品，一部是加缪的《鼠疫》，另一是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这两部作品所写，对于在医学上认识当下的新冠病毒当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们提供了更超越性的东西。譬如，在我看来，《鼠疫》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因诚向善”的精神价值，就是说，它把“诚”视为“善”的前提。没有“诚”最终是抵达不了“善”的。由此《鼠疫》依然具有现实启示。而《失明症漫记》，我认为它的价值不是想象了一场失明症对文明社会的侵蚀和瓦解，而是借之思考作为人类文明基石的“精神视力”问题。萨拉马戈迫使我们意识到人类文明很大程度上建基于视力的基础上，往深处说，这种视力还必须是一种“精神视力”。小说中，眼科医生的妻子是唯一的未感染者，这在隐喻层面上暗示了，她在精神品性上所具有的善良、勇敢、悲悯等美德使她获得了旁人未有的“精神视力”。因此，小说最动人处，不是残忍，而是希望;是医生妻子在勇敢地杀死盲人集中营中的暴徒后，在月光下用极其稀缺的水艰难地替受辱女子洗净身体的场景。一种精神洁净的伦理由此确立，使这部作品超越了对苦难冷峻的洞察。正是这种伦理的建立，使小说获得了永恒的价值。
结语
在一个召唤英雄的时刻钟南山再次成为国民英雄，在国家传播英雄价值和公众对英雄生活强烈好奇的双重推动下，《钟南山：苍生在上》应运而生。这部作品超越于人们从众多新闻资讯中沉淀下来的钟南山印象，深入地探寻了钟南山的人格密码。作品既以平视的眼光写之，写出了钟南山英雄性背后平凡而真实的人性;又深入挖掘出钟南山在苦难中奋起的人格力量。从更广阔的视野看，《钟南山：苍生在上》的价值在于它借由钟南山写出了一种民族的科学人格在现代中国的复杂生成。由钟南山，我们既看到民族的精神如何创生了一种独特的科学路径，又看到坚守普遍的科学立场如何助益于民族的自强自新。《钟南山：苍生在上》作为一种将非虚构的当代英雄予以叙事化的话语行为，还包含了将革命英雄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启蒙人道主义等思想资源兼容并蓄的叙事立场。作为中国抗疫的核心叙事成果，《钟南山：苍生在上》提醒我们去探索文学抗疫的叙事伦理，提醒抗疫文学的见证性、共情性和伦理建构性。更高的伦理，在召唤着《钟南山：苍生在上》和同类主题作品。
[注释]
[1]黄科安：《由“史”入“文”——论西方传记的现代性转型》，《东南学术》，2012年第5期。
[2][3][4][5]熊育群：《钟南山：苍生在上》，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267页、第170页、第227页、第173页。
[6]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7]熊育群：《钟南山：苍生在上》，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234—235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金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