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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人类日常活动的交流媒介，语言文字即是符号工具和知识系统，也是世界观和价值观认知系统，承载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经验表达。语言文字的历史与现状既是文学创作的环境，也是文学创作的要素，在中国，从古至今不同语言文字使用量最多、共存时间最长的地区在环珠江三角洲，在大湾区文学共同体想象语境下，语言文字尤其应该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关注对象。
关键词：环珠三角湾区;语言和文字;历史与现状
环珠三角湾区文化概念的提出是现代国际化城市经济集群和文化集群的产物，大体出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考量，各界以“大湾区”为中心词进行阐释，话语争相，文学不甘寂寞，“大湾区文学”也就成了其中的一个想象。记得本世纪初，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过两期“轴心文明与二十一世纪”专题讨论，在讨论中，金观涛先生提出了轴心文明在当代复活的可能性的观点，余英时先生提出了中西文化内向超越和外向超越思想的观点，许倬云先生提出了科技文明时代比轴心时代更具价值的观点，汤一介先生和杜维明先生也提出了新轴心时代和第二轴心时代的相关观点，还有一些其他观点，给人很深的印象。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自19世紀开始逐渐形成，文学早于城市群的形成一鞭先著，我有时候想，“大湾区文学”——如果它是一种存在的话——它的形态和属性是什么，依据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提出，是一种过去从未存在过的具有强烈文化象征的新型文学吗？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就眼下能够涉及的资讯，“大湾区文学”的表述基本按照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建立，抛开地区发展共谋和国家战略诸行为不论，就文学这一范畴，仍属于未来主义的想象概念，它提供了具有诱惑和值得深入讨论的想象空间，同时也提出了实践难度。
我对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现象没有研究，对环珠三角历史及文学情况所知不多，没有能力对“大湾区文学共同体”这个话题进行阐释和分析，只能就文化的一般性现象做些零碎描述。针对本次活动议题，我选择语言文字这一文学要素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观察，且只谈观察。涉及这个话题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作为人类日常活动的交流媒介，语言文字既是符号工具和知识系统，同时也是世界观和价值观认知系统，承载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经验表达，这些都是文学资源。二是在近年的创作中，我曾尝试过地方方言写作，比如客家方言的短篇小说《宝安民谣》和《光明定律》，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也涉及世界多地母语内容，其写作过程捉襟见肘。其中原因之一，是我本人已经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时间，只能对地方方言及文字做一些极为有限的了解，缺乏深刻理解和完美表达它们的能力;同时我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移民潮的持续，汉语普通话和网络语言大量介入本地语言文字的改造，本地语言文字中很多丰富的词汇被普通话和网络语言替代，语法改变了，词汇内容也在严重缩水甚至异化，本地方言的部分内容往往是地方方言音，却不是地方方言，而是汉语普遍话的地方语言，“我讲嘅白话唔系你讲嗰种”，人们面对的是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我作为“北佬”，身处这个正在发生重大改变的语言世界里，又怎么去理解“纯正”的本地语言和它承载的文化？当然也就失去了对这一载体所含历史悠久而内容丰富的人类情感和精神经验的深度把握，这段经历不说也罢，但这促使了我更加关注语言问题。以上是我在本次议题中选择语言文字进行观察的理由。
作为出色的宗教和教育大臣，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对普鲁士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他认为语言伴随着精神的发展，完全占取了人的精神位置;人的内心世界中再精深的东西也可以转化为语言，在语言中得到表现。洪堡特先生的前一个观点我赞同，后一点我是怀疑的。事实上，洪堡特先生在另外一些地方说了自相矛盾的话，他承认语言以独特的难以琢磨的方式产生着作用，有许多东西是语言无法直接表述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梳理珠江三角洲湾区的语言文化历史，恰恰佐证了洪堡特先生的语言冲突论断。古代南越地区经历了长期与中原文化、中亚文化、南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互融汇，环珠江三角洲经历过多次人口大迁徒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建设，文化形态、语言文字和文体有着漫长的演变史。这个演变史与华夏对外贸易史有着重大关系，其时间持续了上千年，海路贸易以广东为最。广州自秦汉时起就是贡舶和市舶通商口岸，那个时候，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商贾，还有华夏各地商贾，大家都跑到岭南来做生意，珠江三角洲因此成为各种语言和文字的交汇地。杜甫在《送重表侄王紏评事使南海》中描述过八世纪中期广东的海外交通情况：“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几乎同一时期，鉴真和尚也亲眼见到珠江上各国商船云集的盛景：“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广州于仁寿初改为番州，不用“广”字是为避太子讳，为何改为番州？因为外国人太多了。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公元878年10月，黄巢的兵攻入广州城，“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杀害了”。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旅行家马素地在《黄金草原》一书中提供了相应佐证，“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及波斯祆教人，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般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那个时候广州人口五十万，按马素地的记载，当时在广州经商的外国人占了全城人口的40%，这些商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分属阿拉伯、波斯和希伯来，还有一些使用达罗毗荼语的印度人和使用他加禄语的尼格利陀人。
这只是唐末的情况，到了宋代和元代，广州对外贸易交割量远超交州、泉州和扬州，外输要冲却在日南、交趾和整个南洋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东南亚和印度洋，再从那里转贸中西亚腹地。文献中说，广人与番人杂处，有番人“住唐”一说，朝廷有专门的政策和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
再往后，17世纪，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门的居住权，不但把澳门变成了广州外港，而且从事着亚细亚之间的贸易中介。文献记载了当时贡舶和民间私舶的交互情况，婆利、古麻剌、獠牙修、占城、真腊、爪哇、暹罗、满刺加、大泥、蒲甘、投河、加罗希、层檀、赤土等南洋商人长期经营着广州和澳门两地。当年英国人乔治·托马斯·斯当东跟随父亲乔治·伦纳德·斯当东访问北京，用清国官话和乾隆交流英国人对茶叶的喜爱，那会儿乾隆和路易十四互为欣赏，不少西方宗教和文化学者前往中国，按照朝廷规定，他们先要在广州学习华语，然后再北上入宫，以至广州行馆成了西方传教士的语言学校，因此我怀疑小斯当东的清国官话中夹带的不是北方腔，而是岭南调。小斯当东后来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广州已不完全是中国了。” 17世纪到18世纪，经过国内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丹麦、美国等国纷纷与中国建立起海上贸易，交割地主要在广州和澳门，尤其清中后期，广东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成为世界商贸文化的中心，它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广东的贸易和矿业发展，副产品是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分别占领澳门和香港，正式形成环珠三角湾区的城市群，中国的封建政治结构也由此发生重大改变。那一时期，广州流行一种广东英语，主要用于贸易，它不讲究文法和句式，使用的是语言中最简单的成分，把需要的英语单词连缀起来，按照古汉语语法说出来，其间还混杂着汉语和葡萄牙语词汇，非常有活力。这种广东英语在一口通商时期流行了一百多年，五口通商后，广东商人把它带到上海，发展成洋泾浜英语，以后又传到香港，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退出历史舞台。
通过以上观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环珠江三角洲湾区是中国古代到现代，语言文字多样性最发达，使用量最多，同时共存时间最长的地区。
有了以上语言文字历史视域，不妨稍稍做一点延展观察，简单留意一下环珠江三角洲湾区历史上发生过的与文学密切关联的宗教、艺术和社群情况。
先说宗教。佛学东来始于菩提达摩，他走的正是珠江水道，在广州舍筏登岸，口唱南无，开始了在中国的禅法之道;人们都知道达摩在中原做过的那些事，实际上，他在珠三角也留下了大量传教事迹。六祖惠能的南宗祖庭在韶关，但他是在广州城内光孝寺菩提树下受戒开法的，那场著名的风幡之辩就发生在光孝寺。中国第一部佛学典籍《理惑论》，作者是牟子，年幼时牟子和母亲落难交趾，多次路经广州并且逗留，后来在西江流域的苍梧郡完成了《理惑论》的写作。天主教在中国的开拓者，同时也是第一位阅读到中国文学并且对其典籍进行深入钻研和翻译的西方学者利玛窦，航海九万里，从澳门进入黄埔，在珠江北岸登陆，在岭南生活了六年时间，他在肇庆仙花寺绘制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采用经纬线标注的世界地图，他后来的大部分著作都构思于肇庆。耶稣会创教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则在广东沿海一带传教很久，他是在广东台山上川岛入寂的。以上都是宗教史上著名的个案。
此外，熟悉澳门的人都知道，在当地文化中，天主、基督、伊斯兰、妈祖、儒、释、道等信仰在澳门并存，罗伯特·马礼逊翻译的首部中文版《圣经》和《华英字典》也是在澳门完成的。熟悉香港的人也知道，香港的学校和医院大多有教会背景，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广东各地十分普遍。说到学校，中国最早的近现代教育是西方教会在广东开办的，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第一位留英学生黄宽，第一位留日学生唐宝锷，他们皆为香山人，由传教士布朗等人引荐出国求学，嗣后清朝政府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广东人占84人，都是教会推荐，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第一任清华校长的唐国安、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家和红十字会理事长唐元湛、两届民国政府交通总长梁敦彦、民国外交总长梁如浩、洋务总办和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代理外交总长蔡廷干等人。中国近代民间起义，比如发生在两广地区的天地会、拜上帝教等组织，也都有西方宗教背景。实际上，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不只限于宗教，他们是教育、艺术、科技、医学、建筑、外交、新闻等基督教世界文明成果的传播者，他们当中多数是从广东入关的。
再觀察一下艺术语言。不说招子庸的《粤区》和佚名的《木鱼书》，也不说粤剧、南音、栋笃笑、鬼仔戏、咸水歌、龙舟歌、广府童谣、粤语影视、粤语歌曲等艺术语言，说一个世界文学典故。路易·德·卡蒙斯，他被葡萄牙人尊为国父，他的十四行诗是葡萄牙文学经典，葡萄牙护照第一页上就印着他的图像，五十元澳币上的肖像也是他的头像。卡蒙斯的《路济塔尼亚人之歌》，讲葡萄牙英雄瓦斯科·达·伽马开辟神秘东方道路的故事，人们都知道神秘东方指什么，而且知道这部史诗主要部分是卡蒙斯在澳门生活的两年时间里创作的。1558年，卡蒙斯带着史诗手稿回国，途中在湄公河上失事，他靠一块船板获救，并且抢救下手稿，却因此失去了挚爱的恋人。卡蒙斯的恋人是一位广东姑娘，她通过两种不同的母语帮助卡蒙斯了解了神秘东方，卡蒙斯准备把她带回葡萄牙共度余生，可惜湄公河水带走了她，那以后，卡蒙斯再也没有写过东方故事。
另一个艺术品的例子是中国瓷器。世界上著名宫殿中大多有一个中国瓷器室，比如年代久远的香勃隆路易堡宫瓷器室、慕尼黑旧王宫镜室、安斯巴哈宫骑士瓷器室，以及年代不那么久远的白宫瓷器室等等，它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从珠三角湾区出海走向世界的。德国学者阿道夫·利奇温在他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不厌其烦地开了一张长长的清单，列数各国皇室贵族的中国瓷器藏品，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中国瓷器的手工艺术，欧洲就不会有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这个判断似乎有点极端，我没有能力做判断，留给艺术史学者讨论，但说到艺术史，说到洛可可，往后就该提到包豪斯，另一个例子可能更加直观地表现了环珠三角湾区艺术语言对世界的影响——人们都知道康乾二帝宠爱的那几位洋画师，画《百骏图》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画《十骏图》的法国画家王致诚，画《准噶尔战功图》的捷克画家艾启蒙，画《乾隆平定西域战图》的意大利画家安德义，除了这些在宫廷任职的西方艺术家，明清两代还有不少欧洲艺术家长期生活在环珠三角湾区，比如法国画家奥古斯特.波塞尔、英国画家威廉·哈金斯、威廉·丹尼尔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环珠三角湾区题材的作品，甚至和广东艺人一起创造了外销画这样一种工场艺术形式，这些外销画以制作材料、技法、题材、风格及趣味的创新表现被海外追捧，大量进入了西方宫廷和豪门家庭，订单量极大。外销画的作者大多集设计师、画家、雕刻家、手工艺家于一身，可以这么说，在包豪斯之前两百年，广东的工艺师就从设计理念到实践上整体性地体现出了包豪斯倡导的工艺实用性原则。我们把视线拉回来，在包豪斯之后两百年，离广州一百公里外的环珠三角湾中心区域，深圳成为全世界创意工程师居集最多的城市之一，它还是中国第一个联合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有趣的是，这座城市里有一个以旅业定制画闻名的大芬村，行业订单占具全球份额的60%，这和当年广州外销画的风行是否有着某种微妙的历史渊源？ 关于社群。广东是中国第一大侨域，有三千多万华侨，占全国三分之二，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东侨民是个特殊社群，近现代中国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他们的身影，影响力极大。目前，广东六成以上外资企业的投资人是华侨，仅华侨兴办的慈善公益项目就超过三万多个。如今，这些同时使用族裔母语和居住国语言的华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回到湾区来生活了。以澳门为例，长居华侨占总人口的12%，分别来自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非洲、北美、南美和欧洲的55个国家，他们在各自的家庭和不同的社群中分别使用粤语、闽语、葡语、英语、他加禄语、缅甸语、马达加斯加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也保持着差异化，官方统计数字上看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内容恰恰是文学的基本要素。再举个例子，深圳刚刚度过特区四十周年纪念日，特区的第一步是蛇口招商局迈出的，当年在蛇口虎崖山头的第一爆，开启了一座城市的建设和一个国家的转型，而蛇口这个仅仅十平方公里的地方，现在长期工作和生活着一百多个国家的1.5万人，这里的官方公号使用双语制，完全是国际化社区，甚至连志愿者组织都是国际化的，不然对付不了那么多种语言文字的需要。
说到这里，不妨沿着语言文字这条路往前走一步，对环珠三角湾区的文化演变做一点观察。明末起三百年中，欧洲主要国家逐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的一系列以保守自闭为国策的封建颓势文化与以殖民掠夺为诉求的强势文化的激烈碰撞，最早的冲突地都在环珠三角湾区，这使得建立在杂糅民族范畴上的血缘共存、几经多民族征服和同化、长达一千多年海外商贸史改造的岭南传统耕读文化和海商文化不断经历再塑，衍生出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化，近现代更是出现了语言文字变革为先的现代意识转型，以至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诡异的是，在二十世纪末之前，珠三角湾区文化很少进入封建朝代和之后的现代国家的主体叙事，近代环珠三角湾区商贸史的重提，实际上是近四十年闭国锁门和重农抑商国策改弦易辙的考量，以及基于国家复兴诉求补缀上的现代话语表述而建立的。和人类历史中诸多疆土拓展样本一样，秦国平定越族后，最先把“亡人”“罪人”“贾人”“赘婿”迁徙到岭南，然后才是囤边的军人和无土地贱民，以便建立边关生态和秩序;环珠三角湾区文化形成初期，文化的更迭始终被当作危险的异己看待，其商贸文化因为种种原因被封建朝廷强行遮蔽和约束，在所涉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中，广州口岸和澳门外海关不过是明清两代王朝的权宜之计，与其说是封建国家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主动，不如说是朝廷内务府考量上的皇家用计来源，即天子南库谋略。到了民国，来自政治话语的屏蔽依然没有结束，蒋介石离开广东定都南京后始终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遗余力地对广东地方势力进行打击和削藩，与港澳两地形成对立和钳制，以至湾区三地在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一直处于国家异己地位，即使中日第五次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赢取战争宣传和资金物质的国际支持长期经营香港，除中宣部、三青团、BIS和CC外，几乎所有国家部委、银行和实业公司都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银行和公司重要董事和总经理长期生活在香港，看起来政府在香港下了大力气，实则对湾区只是投机的周旋和利用考量，而非文化认同和建设意义上的交互态度。
环珠三角湾区真正形成文化同构的价值讲述，并且对中国和地缘政治和经济构成影响，大致有两个阶段。我这里没有把近代澳门在鸦片输入中的地位算进来，因为澳门不具有鸦片改变中国这一历史链上的必然，没有澳门，大嶼山和外伶仃洋的其他岛屿，以及后来的香港也都充当了鸦片转运点和鸦片商的生活基地。我也没有把抗战时期环珠三角湾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贡献算进来，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各种说法，不在本次话题中讨论。同样的原因，二十世纪中期到“文革”结束的三十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彼此敌意和文化污名的对立立场，中国国门紧闭，与外界长期脱钩，环珠三角湾区成为中国大陆唯一通往海外的口岸，客观上对中国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以及香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作用对历史影响非常大，但传统语言和文字在这一时期相对固化，时间原因，这里不作观察。
我说的环珠三角湾区文化对内地形成重大影响的两个阶段，一个是近代历史变革时期，湾区西樵山康有为、香山孙中山等人提供了现代思想和文化前景的描述和想象;五四运动自语言起，湾区新会人梁启超为此准备了大量文化资料准备并首倡文学改良;孙中山更是以港省为据，凡举思想、组织、武装、资金、策援行动基地和指挥部，在湾区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大本营，并由此终结了两千四百多年中国封建史，改变了中国政体，影响了东亚地缘政治乃至世界政治格局。
环珠三角湾区作为资本主义思想和革命文化的发源地，近代革命组织和武装组织的大本营，有个和语言有关的例子耐人寻味。史料记载，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广东籍代表何香凝和吴永生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要求，对大会报告和决议做全程粤语翻译，经主席团认可，大会执行主席邓泽如当即请粤籍代表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和丁惟汾的发言译成粤语，路友于作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时也由粤籍代表陈公博翻译成粤语，但会议并没有在广东籍代表用粤语发言时将粤语译成国语。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不在广州开，在南京开，在讨论开除国民党二大中央机构中共委员的国民党籍及处分相关人员名单时，代表们发生激烈辩论， 胡汉民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再度将粤语与国语并列。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当代后“文革”时期。“文革”结束，国门渐启，探索市场经济，广东因得天独厚的政治和经济地理位置最早进入变革。1979年，国家批准第一批经济特区试点，汕头、深圳、珠海都在广东，后两者就在环珠江三角洲。广东有近代国际商贸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双重基因，承担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实验地的工作，在改革开放上先行一步，一时风头无两，以至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广东的市场经济实践在内地进行推广时，举国学习粤语成了一种显在的文化现象，与我上面讲的国民党三届代表大会上的粤语风头形成一种历史暗合。也正是这一时期，经过黄金十年高速发展，香港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同时形成独特的人文文化，在世界范围充当着重要角色，不但港商成为首批返回内地的投资者，港台电影、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明星演艺资讯、电子产品等流行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快速自香港—深圳传入，深刻影响着内地文化，内地后来日渐风盛的大众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至今仍留下深刻的港台文化痕迹。 以上是对环珠三角湾区语言文字历史的简单观察，接下来说说三地湾区语言文字的现状。先说个小插曲。大约一个月前，我和家里几个孩子去福中三路喝啤酒，不到三小时，孩子们在笑闹中交替使用了汉语普通话、白话和英语三种语言，实际上如果梗到了，他们还可以熟练地使用武汉方言、西北方言、东北方言、日语和简单的韩语。这种情况是湾区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很多场合都能碰到。
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大湾区人口近7000万，年增150万，主要使用汉语普通话、广府话、客家话、潮汕话、其他汉语方言，以及英语、葡语和其他国家语言，文字有中文简体和繁体、英文、葡文和其他国家文字，属于多语言多文字并行。我看过一份大湾区主要机构官方网站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它列出了大湾区文字和语言的具体使用数据：文字方面，使用人群在总人数中的占比，中文简化字80.3%，中文繁体字14.2%，英文5.4%;语种方面，使用人群在总人数中的占比，单语40.9%，双语51%，多语8.2%。也就是说，湾区中有6000万人使用中文简体字，800万人使用中文繁体字，近200万人使用其他文字，汉语普通话、粤方言、汉语其他方言及英语、葡语和其他语种同时并存。实际上，以上数据只是大概貌，官方对大湾区的划分是9加2，即9座环珠江三角洲城市加上两个珠江入海口的行政特区，这11个城市的官方网站同时使用中、英、葡三种语言和文字，涉及中文的，也都有简繁体两种汉字。以澳门和香港为例，在相当长历史阶段中，两地官方语言和文字一直是葡语和英语、葡文和英文，1997和1999年之前，被多数人使用同时也是中国第二大语言的粤语和中国官方文字中文并不属于两地官方语言和文字，直到今天两地官方使用的中文还是繁体中文。但是，自有人群聚居起，九声六调的粤方言和汉语方块字在澳门和香港就是第一大语言和文字，甚至于，在港澳两地政府之外的领域，你想要绕过粤方言、汉语普通话和中文，几乎寸步难行。可见，即使站在语言和文字通用性这个条件上，语言文字的官方通用和民间通用区别也很大，既有交叉，也有分蘖，这就在语言文字的通用层面出现了两种不同表述，给文学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观察和描述工作提出了相当高的辨识要求。
说到港澳之外9个城市，像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等地，因为内地移民数量巨大，语言情况更为复杂。以环珠三角洲人口第二大城市深圳为例，人们都说深圳是广东地域内的北方城市，因为它的第一语言是汉语普通话，公共场合完全使用普通话。可这是表面现象，进入细节生活，你会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在公共领域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并不使用普遍话，而是习惯使用各自的方言母语，且有相当比例者不会说普通话，越是低层级社区族群越是如此。深圳有350万湖南籍常住人口，250万湖北籍常住人口，超过本市人口总数百分之十以上，即使在环珠三角湾区中，湘方言和鄂方言的使用者数量也远远超过葡语使用人数，可是，这两种语言并没有被列入湾区主要语言。现代汉语是个庞杂的语言系统，即使普通话作为未来汉语言的口语归宿，也是包涵在现代汉语之中，無法覆盖现代汉语的全部内容，尤其反应环珠三角地区生活的文学作品，使用汉语普通话则失去粤语、客家话、潮汕话、英语和葡语所携带的文化内容。比如粤东地区，它不在官方划定的9加2湾区城市群里，可不光在湾区概念中，就是在全球华人中，粤东潮汕人也是一支数得上的社群，18声母、61韵母、8声调的潮语自然是环珠三角城市群中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以文学为例，潮汕有林大钦、饶宗颐和秦牧等文化大家，还有“左联”时期杜国庠、洪灵菲、冯铿等一批激进作家，如今潮汕青年作家中的“三陈”，陈培浩、陈再见、陈崇正，以及林培源等也是风头正劲，他们的作品大量涉及潮语和潮汕文化。我和澄海籍作家厚圃聊过他的长篇小说《拖神》，他写水流神的故事，水流神是澄海揭阳一带的传统文化，其他地方没有或不显著，用普通话汉语写作根本无法充分表现潮语中的丰富构成内容。多语言文字并存的情况在内地不那么明显，在环珠三角湾区则是一种历史悠久成因复杂的现实，从文学角度进入，则不能简单地以语言文字的通用原则来考量。
再举个稍微极端一点的例子。语言活跃在民间，文化自尊也在民间，但现实冲突是，形成时间百年左右的汉语普通话被尊为国语，形成时间两千年的广府、客家、潮汕方言则被称为“土话”，广东几乎所有中小学校都没有双语教学，所有学校里都贴着诸如“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的标语，社会认知也如此，满街都能看到“讲普通话，做文明人”这样带有强烈族群母语歧视的标语，以至有调查指证，很多广东孩子不会说广东话，成为原生地捞仔。仅我在环珠三角湾区生活的这十来年观察，有关语言矛盾酿成的冲突就有广州粤方言事件、香港教育局识简能力事件、香港浸会大学普通话事件、TVB简体字幕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直接源自语言文字的官方和民间冲突。上述例子只是环珠三角湾区内部跨语言和文字的呈现和交互情况，如果换一个框架观察，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湾区与内地其他地区，与世界各地早已形成并且日益密切着的交互关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入，则情况更复杂。
以上是我对环珠三角湾区语言文字情况的一点静止和碎片式的描述，多数资料来自文献，少数分析来自自己的观察，归纳起来，环珠三角湾区历史上经历了中原和岭南、海内和海外、东方和西方等文化交融，多语言和多文字并存是湾区的历史和现实，意味着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共同构成湾区历史和现状这样一个跨文化事实。正如弗朗西斯·培根评价由蒙古铁骑带到欧洲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时，他认为，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以至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的发明对人类事物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说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和航海方面做了上述改变，他说到了文学在时代递进关系中的思想发萌意义和领航价值。文学是一种精神生活行为，符合自发与反思这样两种心理发展的普遍规律，通常不会使用数字这把钥匙开启观察之门，所循的是历史和现实的伦理逻辑，以及作为人的情感和精神的意义逻辑，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冲突、纠缠甚至坍塌，无一不构成文学表达的先在要素。在独尊政治学和经济学现实法则上讨论环珠三角湾区文学，尤其在共同体前提下讨论其融合性，实践起来是件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让人警惕的事情。事实上，通观一些学术资源丰富的大湾区文学主题活动，官员和学者们基本围绕着意识形态概念作价值图解，缺乏整体的研究视角，尤其缺乏对其思想突破点的构成分析，以及语言多样性现实的关注，很难对现实的复杂性自圆其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一种情况是，我们目前读到的和听到的大湾区文学讲述基本是对本土文化夸饰的强调，跨文化内容的博弈和湮淤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对文学从业者是个致命问题，反映的恰恰是文化焦虑实质。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族群心态看似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实则非常脆弱，人们习惯于动辄从文化主权角度思考问题，从政府到学者莫不如此。可是，任何新文化概念的形成都需要渐进的思维建构过程，无论是否意在某种轴心文化的张扬，以便建立类似于本雅明·史华兹所称的超越现有世俗秩序的积极驱动力，都必须承认，除了体制不同外，环珠三角湾区也存在着语言和文字、情感与思想、生活经历与经验，乃至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差异，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识别和体认视而不见，对湾区丰富的历史和现状采取制式认知，文学又如何进入人们的感情生活和道德生活？那样的文学首先是对语言现实的伤害，对本土文化的不尊重，由此展开的叙事不要说谈不上精神创造，恐怕连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也谈不上了，其结果无法企及文学所要表达的真实内容。
说到个人，我更愿意见到这样的讨论：它承认人类是发展的，也尊重文化是传承的，并非击掌而成;它承认文学的独特和差异，尊重多样性是历史发展的现实结果，各呈其见是文学缤纷的未来，任何偏执地遮蔽文学差异现状的所谓主流讲述，都会对文学生态形成粗暴的破坏。在讨论文学共同体问题时，需要证明融合不是表达的一致，而是人人享有表达的权利，在表达中彼此欣赏、包容与合作，在表达中彰显人性、守望相助，同时有足够的自由渠道去实现它们。
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文创室
关键词：环珠三角湾区;语言和文字;历史与现状
环珠三角湾区文化概念的提出是现代国际化城市经济集群和文化集群的产物，大体出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考量，各界以“大湾区”为中心词进行阐释，话语争相，文学不甘寂寞，“大湾区文学”也就成了其中的一个想象。记得本世纪初，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过两期“轴心文明与二十一世纪”专题讨论，在讨论中，金观涛先生提出了轴心文明在当代复活的可能性的观点，余英时先生提出了中西文化内向超越和外向超越思想的观点，许倬云先生提出了科技文明时代比轴心时代更具价值的观点，汤一介先生和杜维明先生也提出了新轴心时代和第二轴心时代的相关观点，还有一些其他观点，给人很深的印象。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自19世紀开始逐渐形成，文学早于城市群的形成一鞭先著，我有时候想，“大湾区文学”——如果它是一种存在的话——它的形态和属性是什么，依据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提出，是一种过去从未存在过的具有强烈文化象征的新型文学吗？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就眼下能够涉及的资讯，“大湾区文学”的表述基本按照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建立，抛开地区发展共谋和国家战略诸行为不论，就文学这一范畴，仍属于未来主义的想象概念，它提供了具有诱惑和值得深入讨论的想象空间，同时也提出了实践难度。
我对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现象没有研究，对环珠三角历史及文学情况所知不多，没有能力对“大湾区文学共同体”这个话题进行阐释和分析，只能就文化的一般性现象做些零碎描述。针对本次活动议题，我选择语言文字这一文学要素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观察，且只谈观察。涉及这个话题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作为人类日常活动的交流媒介，语言文字既是符号工具和知识系统，同时也是世界观和价值观认知系统，承载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经验表达，这些都是文学资源。二是在近年的创作中，我曾尝试过地方方言写作，比如客家方言的短篇小说《宝安民谣》和《光明定律》，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也涉及世界多地母语内容，其写作过程捉襟见肘。其中原因之一，是我本人已经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时间，只能对地方方言及文字做一些极为有限的了解，缺乏深刻理解和完美表达它们的能力;同时我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移民潮的持续，汉语普通话和网络语言大量介入本地语言文字的改造，本地语言文字中很多丰富的词汇被普通话和网络语言替代，语法改变了，词汇内容也在严重缩水甚至异化，本地方言的部分内容往往是地方方言音，却不是地方方言，而是汉语普遍话的地方语言，“我讲嘅白话唔系你讲嗰种”，人们面对的是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我作为“北佬”，身处这个正在发生重大改变的语言世界里，又怎么去理解“纯正”的本地语言和它承载的文化？当然也就失去了对这一载体所含历史悠久而内容丰富的人类情感和精神经验的深度把握，这段经历不说也罢，但这促使了我更加关注语言问题。以上是我在本次议题中选择语言文字进行观察的理由。
作为出色的宗教和教育大臣，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对普鲁士教育的贡献有目共睹，他认为语言伴随着精神的发展，完全占取了人的精神位置;人的内心世界中再精深的东西也可以转化为语言，在语言中得到表现。洪堡特先生的前一个观点我赞同，后一点我是怀疑的。事实上，洪堡特先生在另外一些地方说了自相矛盾的话，他承认语言以独特的难以琢磨的方式产生着作用，有许多东西是语言无法直接表述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梳理珠江三角洲湾区的语言文化历史，恰恰佐证了洪堡特先生的语言冲突论断。古代南越地区经历了长期与中原文化、中亚文化、南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互融汇，环珠江三角洲经历过多次人口大迁徒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建设，文化形态、语言文字和文体有着漫长的演变史。这个演变史与华夏对外贸易史有着重大关系，其时间持续了上千年，海路贸易以广东为最。广州自秦汉时起就是贡舶和市舶通商口岸，那个时候，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商贾，还有华夏各地商贾，大家都跑到岭南来做生意，珠江三角洲因此成为各种语言和文字的交汇地。杜甫在《送重表侄王紏评事使南海》中描述过八世纪中期广东的海外交通情况：“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几乎同一时期，鉴真和尚也亲眼见到珠江上各国商船云集的盛景：“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广州于仁寿初改为番州，不用“广”字是为避太子讳，为何改为番州？因为外国人太多了。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公元878年10月，黄巢的兵攻入广州城，“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杀害了”。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旅行家马素地在《黄金草原》一书中提供了相应佐证，“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及波斯祆教人，在逃避刀兵中死于水火般的劫难者，计有二十万之众。”那个时候广州人口五十万，按马素地的记载，当时在广州经商的外国人占了全城人口的40%，这些商人使用的语言文字分属阿拉伯、波斯和希伯来，还有一些使用达罗毗荼语的印度人和使用他加禄语的尼格利陀人。
这只是唐末的情况，到了宋代和元代，广州对外贸易交割量远超交州、泉州和扬州，外输要冲却在日南、交趾和整个南洋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东南亚和印度洋，再从那里转贸中西亚腹地。文献中说，广人与番人杂处，有番人“住唐”一说，朝廷有专门的政策和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管理。
再往后，17世纪，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门的居住权，不但把澳门变成了广州外港，而且从事着亚细亚之间的贸易中介。文献记载了当时贡舶和民间私舶的交互情况，婆利、古麻剌、獠牙修、占城、真腊、爪哇、暹罗、满刺加、大泥、蒲甘、投河、加罗希、层檀、赤土等南洋商人长期经营着广州和澳门两地。当年英国人乔治·托马斯·斯当东跟随父亲乔治·伦纳德·斯当东访问北京，用清国官话和乾隆交流英国人对茶叶的喜爱，那会儿乾隆和路易十四互为欣赏，不少西方宗教和文化学者前往中国，按照朝廷规定，他们先要在广州学习华语，然后再北上入宫，以至广州行馆成了西方传教士的语言学校，因此我怀疑小斯当东的清国官话中夹带的不是北方腔，而是岭南调。小斯当东后来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广州已不完全是中国了。” 17世纪到18世纪，经过国内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丹麦、美国等国纷纷与中国建立起海上贸易，交割地主要在广州和澳门，尤其清中后期，广东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成为世界商贸文化的中心，它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广东的贸易和矿业发展，副产品是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分别占领澳门和香港，正式形成环珠三角湾区的城市群，中国的封建政治结构也由此发生重大改变。那一时期，广州流行一种广东英语，主要用于贸易，它不讲究文法和句式，使用的是语言中最简单的成分，把需要的英语单词连缀起来，按照古汉语语法说出来，其间还混杂着汉语和葡萄牙语词汇，非常有活力。这种广东英语在一口通商时期流行了一百多年，五口通商后，广东商人把它带到上海，发展成洋泾浜英语，以后又传到香港，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退出历史舞台。
通过以上观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环珠江三角洲湾区是中国古代到现代，语言文字多样性最发达，使用量最多，同时共存时间最长的地区。
有了以上语言文字历史视域，不妨稍稍做一点延展观察，简单留意一下环珠江三角洲湾区历史上发生过的与文学密切关联的宗教、艺术和社群情况。
先说宗教。佛学东来始于菩提达摩，他走的正是珠江水道，在广州舍筏登岸，口唱南无，开始了在中国的禅法之道;人们都知道达摩在中原做过的那些事，实际上，他在珠三角也留下了大量传教事迹。六祖惠能的南宗祖庭在韶关，但他是在广州城内光孝寺菩提树下受戒开法的，那场著名的风幡之辩就发生在光孝寺。中国第一部佛学典籍《理惑论》，作者是牟子，年幼时牟子和母亲落难交趾，多次路经广州并且逗留，后来在西江流域的苍梧郡完成了《理惑论》的写作。天主教在中国的开拓者，同时也是第一位阅读到中国文学并且对其典籍进行深入钻研和翻译的西方学者利玛窦，航海九万里，从澳门进入黄埔，在珠江北岸登陆，在岭南生活了六年时间，他在肇庆仙花寺绘制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采用经纬线标注的世界地图，他后来的大部分著作都构思于肇庆。耶稣会创教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则在广东沿海一带传教很久，他是在广东台山上川岛入寂的。以上都是宗教史上著名的个案。
此外，熟悉澳门的人都知道，在当地文化中，天主、基督、伊斯兰、妈祖、儒、释、道等信仰在澳门并存，罗伯特·马礼逊翻译的首部中文版《圣经》和《华英字典》也是在澳门完成的。熟悉香港的人也知道，香港的学校和医院大多有教会背景，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广东各地十分普遍。说到学校，中国最早的近现代教育是西方教会在广东开办的，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第一位留英学生黄宽，第一位留日学生唐宝锷，他们皆为香山人，由传教士布朗等人引荐出国求学，嗣后清朝政府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广东人占84人，都是教会推荐，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第一任清华校长的唐国安、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教育家和红十字会理事长唐元湛、两届民国政府交通总长梁敦彦、民国外交总长梁如浩、洋务总办和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代理外交总长蔡廷干等人。中国近代民间起义，比如发生在两广地区的天地会、拜上帝教等组织，也都有西方宗教背景。实际上，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不只限于宗教，他们是教育、艺术、科技、医学、建筑、外交、新闻等基督教世界文明成果的传播者，他们当中多数是从广东入关的。
再觀察一下艺术语言。不说招子庸的《粤区》和佚名的《木鱼书》，也不说粤剧、南音、栋笃笑、鬼仔戏、咸水歌、龙舟歌、广府童谣、粤语影视、粤语歌曲等艺术语言，说一个世界文学典故。路易·德·卡蒙斯，他被葡萄牙人尊为国父，他的十四行诗是葡萄牙文学经典，葡萄牙护照第一页上就印着他的图像，五十元澳币上的肖像也是他的头像。卡蒙斯的《路济塔尼亚人之歌》，讲葡萄牙英雄瓦斯科·达·伽马开辟神秘东方道路的故事，人们都知道神秘东方指什么，而且知道这部史诗主要部分是卡蒙斯在澳门生活的两年时间里创作的。1558年，卡蒙斯带着史诗手稿回国，途中在湄公河上失事，他靠一块船板获救，并且抢救下手稿，却因此失去了挚爱的恋人。卡蒙斯的恋人是一位广东姑娘，她通过两种不同的母语帮助卡蒙斯了解了神秘东方，卡蒙斯准备把她带回葡萄牙共度余生，可惜湄公河水带走了她，那以后，卡蒙斯再也没有写过东方故事。
另一个艺术品的例子是中国瓷器。世界上著名宫殿中大多有一个中国瓷器室，比如年代久远的香勃隆路易堡宫瓷器室、慕尼黑旧王宫镜室、安斯巴哈宫骑士瓷器室，以及年代不那么久远的白宫瓷器室等等，它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从珠三角湾区出海走向世界的。德国学者阿道夫·利奇温在他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不厌其烦地开了一张长长的清单，列数各国皇室贵族的中国瓷器藏品，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中国瓷器的手工艺术，欧洲就不会有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这个判断似乎有点极端，我没有能力做判断，留给艺术史学者讨论，但说到艺术史，说到洛可可，往后就该提到包豪斯，另一个例子可能更加直观地表现了环珠三角湾区艺术语言对世界的影响——人们都知道康乾二帝宠爱的那几位洋画师，画《百骏图》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画《十骏图》的法国画家王致诚，画《准噶尔战功图》的捷克画家艾启蒙，画《乾隆平定西域战图》的意大利画家安德义，除了这些在宫廷任职的西方艺术家，明清两代还有不少欧洲艺术家长期生活在环珠三角湾区，比如法国画家奥古斯特.波塞尔、英国画家威廉·哈金斯、威廉·丹尼尔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环珠三角湾区题材的作品，甚至和广东艺人一起创造了外销画这样一种工场艺术形式，这些外销画以制作材料、技法、题材、风格及趣味的创新表现被海外追捧，大量进入了西方宫廷和豪门家庭，订单量极大。外销画的作者大多集设计师、画家、雕刻家、手工艺家于一身，可以这么说，在包豪斯之前两百年，广东的工艺师就从设计理念到实践上整体性地体现出了包豪斯倡导的工艺实用性原则。我们把视线拉回来，在包豪斯之后两百年，离广州一百公里外的环珠三角湾中心区域，深圳成为全世界创意工程师居集最多的城市之一，它还是中国第一个联合国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有趣的是，这座城市里有一个以旅业定制画闻名的大芬村，行业订单占具全球份额的60%，这和当年广州外销画的风行是否有着某种微妙的历史渊源？ 关于社群。广东是中国第一大侨域，有三千多万华侨，占全国三分之二，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东侨民是个特殊社群，近现代中国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有他们的身影，影响力极大。目前，广东六成以上外资企业的投资人是华侨，仅华侨兴办的慈善公益项目就超过三万多个。如今，这些同时使用族裔母语和居住国语言的华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回到湾区来生活了。以澳门为例，长居华侨占总人口的12%，分别来自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非洲、北美、南美和欧洲的55个国家，他们在各自的家庭和不同的社群中分别使用粤语、闽语、葡语、英语、他加禄语、缅甸语、马达加斯加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也保持着差异化，官方统计数字上看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内容恰恰是文学的基本要素。再举个例子，深圳刚刚度过特区四十周年纪念日，特区的第一步是蛇口招商局迈出的，当年在蛇口虎崖山头的第一爆，开启了一座城市的建设和一个国家的转型，而蛇口这个仅仅十平方公里的地方，现在长期工作和生活着一百多个国家的1.5万人，这里的官方公号使用双语制，完全是国际化社区，甚至连志愿者组织都是国际化的，不然对付不了那么多种语言文字的需要。
说到这里，不妨沿着语言文字这条路往前走一步，对环珠三角湾区的文化演变做一点观察。明末起三百年中，欧洲主要国家逐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的一系列以保守自闭为国策的封建颓势文化与以殖民掠夺为诉求的强势文化的激烈碰撞，最早的冲突地都在环珠三角湾区，这使得建立在杂糅民族范畴上的血缘共存、几经多民族征服和同化、长达一千多年海外商贸史改造的岭南传统耕读文化和海商文化不断经历再塑，衍生出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化，近现代更是出现了语言文字变革为先的现代意识转型，以至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诡异的是，在二十世纪末之前，珠三角湾区文化很少进入封建朝代和之后的现代国家的主体叙事，近代环珠三角湾区商贸史的重提，实际上是近四十年闭国锁门和重农抑商国策改弦易辙的考量，以及基于国家复兴诉求补缀上的现代话语表述而建立的。和人类历史中诸多疆土拓展样本一样，秦国平定越族后，最先把“亡人”“罪人”“贾人”“赘婿”迁徙到岭南，然后才是囤边的军人和无土地贱民，以便建立边关生态和秩序;环珠三角湾区文化形成初期，文化的更迭始终被当作危险的异己看待，其商贸文化因为种种原因被封建朝廷强行遮蔽和约束，在所涉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中，广州口岸和澳门外海关不过是明清两代王朝的权宜之计，与其说是封建国家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主动，不如说是朝廷内务府考量上的皇家用计来源，即天子南库谋略。到了民国，来自政治话语的屏蔽依然没有结束，蒋介石离开广东定都南京后始终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遗余力地对广东地方势力进行打击和削藩，与港澳两地形成对立和钳制，以至湾区三地在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一直处于国家异己地位，即使中日第五次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赢取战争宣传和资金物质的国际支持长期经营香港，除中宣部、三青团、BIS和CC外，几乎所有国家部委、银行和实业公司都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银行和公司重要董事和总经理长期生活在香港，看起来政府在香港下了大力气，实则对湾区只是投机的周旋和利用考量，而非文化认同和建设意义上的交互态度。
环珠三角湾区真正形成文化同构的价值讲述，并且对中国和地缘政治和经济构成影响，大致有两个阶段。我这里没有把近代澳门在鸦片输入中的地位算进来，因为澳门不具有鸦片改变中国这一历史链上的必然，没有澳门，大嶼山和外伶仃洋的其他岛屿，以及后来的香港也都充当了鸦片转运点和鸦片商的生活基地。我也没有把抗战时期环珠三角湾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贡献算进来，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各种说法，不在本次话题中讨论。同样的原因，二十世纪中期到“文革”结束的三十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彼此敌意和文化污名的对立立场，中国国门紧闭，与外界长期脱钩，环珠三角湾区成为中国大陆唯一通往海外的口岸，客观上对中国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以及香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作用对历史影响非常大，但传统语言和文字在这一时期相对固化，时间原因，这里不作观察。
我说的环珠三角湾区文化对内地形成重大影响的两个阶段，一个是近代历史变革时期，湾区西樵山康有为、香山孙中山等人提供了现代思想和文化前景的描述和想象;五四运动自语言起，湾区新会人梁启超为此准备了大量文化资料准备并首倡文学改良;孙中山更是以港省为据，凡举思想、组织、武装、资金、策援行动基地和指挥部，在湾区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大本营，并由此终结了两千四百多年中国封建史，改变了中国政体，影响了东亚地缘政治乃至世界政治格局。
环珠三角湾区作为资本主义思想和革命文化的发源地，近代革命组织和武装组织的大本营，有个和语言有关的例子耐人寻味。史料记载，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广东籍代表何香凝和吴永生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要求，对大会报告和决议做全程粤语翻译，经主席团认可，大会执行主席邓泽如当即请粤籍代表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和丁惟汾的发言译成粤语，路友于作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时也由粤籍代表陈公博翻译成粤语，但会议并没有在广东籍代表用粤语发言时将粤语译成国语。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不在广州开，在南京开，在讨论开除国民党二大中央机构中共委员的国民党籍及处分相关人员名单时，代表们发生激烈辩论， 胡汉民分别以国语和粤语发表演讲，再度将粤语与国语并列。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当代后“文革”时期。“文革”结束，国门渐启，探索市场经济，广东因得天独厚的政治和经济地理位置最早进入变革。1979年，国家批准第一批经济特区试点，汕头、深圳、珠海都在广东，后两者就在环珠江三角洲。广东有近代国际商贸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双重基因，承担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实验地的工作，在改革开放上先行一步，一时风头无两，以至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广东的市场经济实践在内地进行推广时，举国学习粤语成了一种显在的文化现象，与我上面讲的国民党三届代表大会上的粤语风头形成一种历史暗合。也正是这一时期，经过黄金十年高速发展，香港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同时形成独特的人文文化，在世界范围充当着重要角色，不但港商成为首批返回内地的投资者，港台电影、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明星演艺资讯、电子产品等流行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快速自香港—深圳传入，深刻影响着内地文化，内地后来日渐风盛的大众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至今仍留下深刻的港台文化痕迹。 以上是对环珠三角湾区语言文字历史的简单观察，接下来说说三地湾区语言文字的现状。先说个小插曲。大约一个月前，我和家里几个孩子去福中三路喝啤酒，不到三小时，孩子们在笑闹中交替使用了汉语普通话、白话和英语三种语言，实际上如果梗到了，他们还可以熟练地使用武汉方言、西北方言、东北方言、日语和简单的韩语。这种情况是湾区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很多场合都能碰到。
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大湾区人口近7000万，年增150万，主要使用汉语普通话、广府话、客家话、潮汕话、其他汉语方言，以及英语、葡语和其他国家语言，文字有中文简体和繁体、英文、葡文和其他国家文字，属于多语言多文字并行。我看过一份大湾区主要机构官方网站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它列出了大湾区文字和语言的具体使用数据：文字方面，使用人群在总人数中的占比，中文简化字80.3%，中文繁体字14.2%，英文5.4%;语种方面，使用人群在总人数中的占比，单语40.9%，双语51%，多语8.2%。也就是说，湾区中有6000万人使用中文简体字，800万人使用中文繁体字，近200万人使用其他文字，汉语普通话、粤方言、汉语其他方言及英语、葡语和其他语种同时并存。实际上，以上数据只是大概貌，官方对大湾区的划分是9加2，即9座环珠江三角洲城市加上两个珠江入海口的行政特区，这11个城市的官方网站同时使用中、英、葡三种语言和文字，涉及中文的，也都有简繁体两种汉字。以澳门和香港为例，在相当长历史阶段中，两地官方语言和文字一直是葡语和英语、葡文和英文，1997和1999年之前，被多数人使用同时也是中国第二大语言的粤语和中国官方文字中文并不属于两地官方语言和文字，直到今天两地官方使用的中文还是繁体中文。但是，自有人群聚居起，九声六调的粤方言和汉语方块字在澳门和香港就是第一大语言和文字，甚至于，在港澳两地政府之外的领域，你想要绕过粤方言、汉语普通话和中文，几乎寸步难行。可见，即使站在语言和文字通用性这个条件上，语言文字的官方通用和民间通用区别也很大，既有交叉，也有分蘖，这就在语言文字的通用层面出现了两种不同表述，给文学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观察和描述工作提出了相当高的辨识要求。
说到港澳之外9个城市，像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等地，因为内地移民数量巨大，语言情况更为复杂。以环珠三角洲人口第二大城市深圳为例，人们都说深圳是广东地域内的北方城市，因为它的第一语言是汉语普通话，公共场合完全使用普通话。可这是表面现象，进入细节生活，你会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在公共领域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并不使用普遍话，而是习惯使用各自的方言母语，且有相当比例者不会说普通话，越是低层级社区族群越是如此。深圳有350万湖南籍常住人口，250万湖北籍常住人口，超过本市人口总数百分之十以上，即使在环珠三角湾区中，湘方言和鄂方言的使用者数量也远远超过葡语使用人数，可是，这两种语言并没有被列入湾区主要语言。现代汉语是个庞杂的语言系统，即使普通话作为未来汉语言的口语归宿，也是包涵在现代汉语之中，無法覆盖现代汉语的全部内容，尤其反应环珠三角地区生活的文学作品，使用汉语普通话则失去粤语、客家话、潮汕话、英语和葡语所携带的文化内容。比如粤东地区，它不在官方划定的9加2湾区城市群里，可不光在湾区概念中，就是在全球华人中，粤东潮汕人也是一支数得上的社群，18声母、61韵母、8声调的潮语自然是环珠三角城市群中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以文学为例，潮汕有林大钦、饶宗颐和秦牧等文化大家，还有“左联”时期杜国庠、洪灵菲、冯铿等一批激进作家，如今潮汕青年作家中的“三陈”，陈培浩、陈再见、陈崇正，以及林培源等也是风头正劲，他们的作品大量涉及潮语和潮汕文化。我和澄海籍作家厚圃聊过他的长篇小说《拖神》，他写水流神的故事，水流神是澄海揭阳一带的传统文化，其他地方没有或不显著，用普通话汉语写作根本无法充分表现潮语中的丰富构成内容。多语言文字并存的情况在内地不那么明显，在环珠三角湾区则是一种历史悠久成因复杂的现实，从文学角度进入，则不能简单地以语言文字的通用原则来考量。
再举个稍微极端一点的例子。语言活跃在民间，文化自尊也在民间，但现实冲突是，形成时间百年左右的汉语普通话被尊为国语，形成时间两千年的广府、客家、潮汕方言则被称为“土话”，广东几乎所有中小学校都没有双语教学，所有学校里都贴着诸如“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的标语，社会认知也如此，满街都能看到“讲普通话，做文明人”这样带有强烈族群母语歧视的标语，以至有调查指证，很多广东孩子不会说广东话，成为原生地捞仔。仅我在环珠三角湾区生活的这十来年观察，有关语言矛盾酿成的冲突就有广州粤方言事件、香港教育局识简能力事件、香港浸会大学普通话事件、TVB简体字幕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直接源自语言文字的官方和民间冲突。上述例子只是环珠三角湾区内部跨语言和文字的呈现和交互情况，如果换一个框架观察，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湾区与内地其他地区，与世界各地早已形成并且日益密切着的交互关系，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入，则情况更复杂。
以上是我对环珠三角湾区语言文字情况的一点静止和碎片式的描述，多数资料来自文献，少数分析来自自己的观察，归纳起来，环珠三角湾区历史上经历了中原和岭南、海内和海外、东方和西方等文化交融，多语言和多文字并存是湾区的历史和现实，意味着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共同构成湾区历史和现状这样一个跨文化事实。正如弗朗西斯·培根评价由蒙古铁骑带到欧洲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时，他认为，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以至没有任何帝国、派别、星球能比这些技术的发明对人类事物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培根说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和航海方面做了上述改变，他说到了文学在时代递进关系中的思想发萌意义和领航价值。文学是一种精神生活行为，符合自发与反思这样两种心理发展的普遍规律，通常不会使用数字这把钥匙开启观察之门，所循的是历史和现实的伦理逻辑，以及作为人的情感和精神的意义逻辑，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冲突、纠缠甚至坍塌，无一不构成文学表达的先在要素。在独尊政治学和经济学现实法则上讨论环珠三角湾区文学，尤其在共同体前提下讨论其融合性，实践起来是件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让人警惕的事情。事实上，通观一些学术资源丰富的大湾区文学主题活动，官员和学者们基本围绕着意识形态概念作价值图解，缺乏整体的研究视角，尤其缺乏对其思想突破点的构成分析，以及语言多样性现实的关注，很难对现实的复杂性自圆其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一种情况是，我们目前读到的和听到的大湾区文学讲述基本是对本土文化夸饰的强调，跨文化内容的博弈和湮淤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对文学从业者是个致命问题，反映的恰恰是文化焦虑实质。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族群心态看似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实则非常脆弱，人们习惯于动辄从文化主权角度思考问题，从政府到学者莫不如此。可是，任何新文化概念的形成都需要渐进的思维建构过程，无论是否意在某种轴心文化的张扬，以便建立类似于本雅明·史华兹所称的超越现有世俗秩序的积极驱动力，都必须承认，除了体制不同外，环珠三角湾区也存在着语言和文字、情感与思想、生活经历与经验，乃至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差异，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识别和体认视而不见，对湾区丰富的历史和现状采取制式认知，文学又如何进入人们的感情生活和道德生活？那样的文学首先是对语言现实的伤害，对本土文化的不尊重，由此展开的叙事不要说谈不上精神创造，恐怕连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也谈不上了，其结果无法企及文学所要表达的真实内容。
说到个人，我更愿意见到这样的讨论：它承认人类是发展的，也尊重文化是传承的，并非击掌而成;它承认文学的独特和差异，尊重多样性是历史发展的现实结果，各呈其见是文学缤纷的未来，任何偏执地遮蔽文学差异现状的所谓主流讲述，都会对文学生态形成粗暴的破坏。在讨论文学共同体问题时，需要证明融合不是表达的一致，而是人人享有表达的权利，在表达中彼此欣赏、包容与合作，在表达中彰显人性、守望相助，同时有足够的自由渠道去实现它们。
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文创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