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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力，即传播所产生的一种综合效力，也即是传播的生命力。无生命何以谈力?力之大小，决定于生命能量的大小，质量的优劣。而思想则是传播生命力之魂。
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人能思想，人有思想。世界因人而改变，历史因人而创新，也就是世界因有思想而改变，历史因有思想而创新。一个人，一个团体组织，乃至一个民族、国家，在思想这个天平上较高低，比优劣。而思想是通过传播来沟通的，来变成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通过无数的传播渠道使思想变成现实的历史。因而，有思想的传播才是有生命承传价值的传播，才是有持久影响力的传播，才是高层次的传播。无论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还是大众传播，皆同此理。
从近代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始，中国新闻事业的前驱就强调报刊传播思想的神圣使命。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导其端也”。他表白心迹说：“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虽蚊虻之力无取负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他总结《清议报》的特色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等4个方面。在说到“厉国耻”时，他引申其义为：“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
从“五四”至建国时的现代报刊发展阶段，最有思想的报刊也同样是最有传播生命力的报刊。《新青年》无疑是佼佼者，它是中国报刊的经典。《新青年》高倡民主、科学的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成为一个崭新时代开端的标志。陈独秀撰写的可作《新青年》发刊词看的《敬告青年》一文，为青年“谨陈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他告诫青年说，要救治中国社会陈腐朽败之“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他斩钉截铁地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塞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通过《新青年》这一传媒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力，成为当时最有话语权的思想家，成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青年》成为当时传媒界乃至整部中国新闻传播史、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乃至整部中国历史一片最耀眼的天幕，缀着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蔡元培等一群思想巨星，璀璨无比。由他们高擎的民主、科学的大旗及为民族责无旁贷的勇猛精进的献身精神，构成了《新青年》的不朽魂魄，融贯于《新青年》的整个生命行程。当时的进步报刊、乃至当时所有的觉醒中的中国人都唯《新青年》马首是瞻，而今天先进的中国人还在接着说《新青年》说过的话。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创办的报刊更注重思想传播的功能，党的报刊成为党的忠实的思想传播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是通过党的报刊及党的其他媒体传播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党的媒体高擎思想的火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导航。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大众传播得到极度的扩张，构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景观。报纸越来越厚、越来越多；电视覆盖面越来越宽，频道、栏目不断翻新，你争我夺，五花八门；互联网的网站数不胜数，在大众传播中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广告铺天盖地，音像制品堆积如山，图书、杂志的装帧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注意“第一视觉冲击力”，等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对大众传播的价值理念与运作模式产生影响。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思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传播的中心位置、乃至完全退出传播的舞台，而以娱乐、消遣、纯感官的刺激取而代之呢?在传播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先进、传播技术的力量越来越强劲的背景下，“思想”的力量是不是应该退居其次，甚而忽略呢?回答是不能的。
首先，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命之魂无疑是思想和文化，没有思想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没有发展的底蕴，没有凝聚的旗帜，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传播思想和文化应是大众传播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职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预言21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新世界的冲突根源不复在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如果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必定将是文明之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发展趋势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文明的冲突，其深层即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思维的冲突和思想的冲突。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受到尊重，原因之一是它有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底蕴，它的文明极具个性化，也极具生命活力。一个民族的文明要自立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首先是必须有个性的生命力。假如我们把汉语丢掉，把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唐诗、宋词、元曲、曹雪芹、鲁迅等等都丢掉，让中国的城市都变成钢筋水泥的载体，让中国的建筑都变成一式“鸽子笼”，让中国的传媒都去迎合大众文化的世界狂潮，那么中国文明就被极大地弱化了，中国文明的影响力也就逐渐被消解掉，不用多久，民族的自信力就会消失。当我们看到有些青少年连国歌都不会唱的时候，这个危机感就应该深刻地感受到了。当今的大众文化狂潮，有着严重的藐视经典、亵渎经典和消解经典的趋向，这是民族文化之忌。腾天的泡沫构成没有生命质量的文化表象，一大批“玩家”在传媒，在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玩”得得心应手。“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是流氓谁怕你”，构成与典雅高贵的中国文化极不协调的“流氓腔”。“王朔现象”成为中国特有的历史时期的一种典型文化现象，他打造了所 谓的“骂文化”。从传媒来说，包装王朔，其实是一种应合市场的经营策略。中国的大众传媒应该肩负起建设中国文化、打造中国的文化经典的历史使命，而不应去为消解、亵渎中国文化的经典摇旗呐喊。今天中国那种消解经典、挑战经典的大众文化狂潮，实质上和“枪打出头鸟”、趋同求同、藐视思想的亚细亚小农经济的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市场消解思想，消解文化，权力消解思想，消解文化，久而久之，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会永远丧失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大众传媒应该站在捍卫中华民族文化和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去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赢得生命承传的力量，而不负民族赋予的使命。
其次，大众文化本身也应该以健康的理念和思想作为它的传播生命力之魂。大众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的方面军。大众文化的基本要素应包括商业化的运行方式，世俗化的价值尺度，都市化的社会条件和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工具等。大众文化的整个生产和运作机制是以市场经济作为最基本的构成条件的。它以商业原则消解意识形态，以欲望满足和世俗的体验取代崇高的思想追求和审美追求。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丢掉思想和文明的高层次追求。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样式、文明形态，假如是使人类越来越理性、智慧和文明，就值得肯定，反之，就值得质疑。大众文化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它由市场控制的媚俗的倾向，不应视为天经地义的必然。从历史来看也是如此。比如明末的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就是当时的“大众文化”，但却是俗文学的经典之作。作品以市井生活为题材主体，尤其是对小市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中《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崔待诏生死冤家》、《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从不同的生活侧面，表现了市井小民的情爱生活；而《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则写的是市井公案。这些小说，都是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明三代短篇话本小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他将拟话本小说推上了艺术的最高峰。在这些通俗的大众型作品中，他不但表现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而且表现了深邃的思想。他坚持以“情”为本，提出了“情教”说，强调情感的社会教化功能。他说：“《六经》皆为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睢》，《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作为明末的一位启蒙主义者，冯梦龙崇情尚情，高扬情感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旗帜，与同时代的汤显祖通过《临川四梦》来鼓吹“情至”，呼唤人性的解放，可谓一脉相承。他尽写市井俗人的酒色财气欲望，打破程朱理学“尊天理，灭人欲”的精神枷锁，表现了反封建的进步的思想倾向。正因为他的作品有思想之魂，又有很高的艺术追求，所以获得了千古不朽的艺术生命力。现代有邹韬奋为楷模。邹韬奋致力于大众文化建设，以崇高的思想理念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比如重视读者就是邹韬奋办报刊的一贯的思想。他不像有些报人投合读者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他是把读者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自己的老师和自己的知心朋友的。他曾说：“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处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一大堆的来信，手拆目送，百感交集，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辑也以极诚恳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而歌泣，随他们的喜怒而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握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可见出邹韬奋为读者呕心沥血的赤诚。正因为邹韬奋有这样明确的崇高向上的读者意识，他的以大众为服务对象的报刊才获得了广远的传播生命力。今天的大众文化同样不能以媚俗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娱乐并非低俗，娱乐并非纵欲，轻松并非一定要以抛弃思想作为代价。传播大众文化同样应当传播健康向上的思想，同样应当尽到教化的责任。
总之，思想是传播生命力之魂，这是一个规律。在当今大众传播、大众文化得到极度扩张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强调这一规律，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对于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自我定位，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 王利明
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人能思想，人有思想。世界因人而改变，历史因人而创新，也就是世界因有思想而改变，历史因有思想而创新。一个人，一个团体组织，乃至一个民族、国家，在思想这个天平上较高低，比优劣。而思想是通过传播来沟通的，来变成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通过无数的传播渠道使思想变成现实的历史。因而，有思想的传播才是有生命承传价值的传播，才是有持久影响力的传播，才是高层次的传播。无论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还是大众传播，皆同此理。
从近代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始，中国新闻事业的前驱就强调报刊传播思想的神圣使命。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导其端也”。他表白心迹说：“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虽蚊虻之力无取负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他总结《清议报》的特色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等4个方面。在说到“厉国耻”时，他引申其义为：“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
从“五四”至建国时的现代报刊发展阶段，最有思想的报刊也同样是最有传播生命力的报刊。《新青年》无疑是佼佼者，它是中国报刊的经典。《新青年》高倡民主、科学的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成为一个崭新时代开端的标志。陈独秀撰写的可作《新青年》发刊词看的《敬告青年》一文，为青年“谨陈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他告诫青年说，要救治中国社会陈腐朽败之“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他斩钉截铁地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塞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通过《新青年》这一传媒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力，成为当时最有话语权的思想家，成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青年》成为当时传媒界乃至整部中国新闻传播史、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乃至整部中国历史一片最耀眼的天幕，缀着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蔡元培等一群思想巨星，璀璨无比。由他们高擎的民主、科学的大旗及为民族责无旁贷的勇猛精进的献身精神，构成了《新青年》的不朽魂魄，融贯于《新青年》的整个生命行程。当时的进步报刊、乃至当时所有的觉醒中的中国人都唯《新青年》马首是瞻，而今天先进的中国人还在接着说《新青年》说过的话。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创办的报刊更注重思想传播的功能，党的报刊成为党的忠实的思想传播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是通过党的报刊及党的其他媒体传播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党的媒体高擎思想的火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导航。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大众传播得到极度的扩张，构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景观。报纸越来越厚、越来越多；电视覆盖面越来越宽，频道、栏目不断翻新，你争我夺，五花八门；互联网的网站数不胜数，在大众传播中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广告铺天盖地，音像制品堆积如山，图书、杂志的装帧越来越讲究，越来越注意“第一视觉冲击力”，等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对大众传播的价值理念与运作模式产生影响。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思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传播的中心位置、乃至完全退出传播的舞台，而以娱乐、消遣、纯感官的刺激取而代之呢?在传播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先进、传播技术的力量越来越强劲的背景下，“思想”的力量是不是应该退居其次，甚而忽略呢?回答是不能的。
首先，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命之魂无疑是思想和文化，没有思想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没有发展的底蕴，没有凝聚的旗帜，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传播思想和文化应是大众传播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职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他预言21世纪将是“文明冲突”的世纪，“新世界的冲突根源不复在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如果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必定将是文明之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发展趋势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文明的冲突，其深层即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思维的冲突和思想的冲突。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受到尊重，原因之一是它有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底蕴，它的文明极具个性化，也极具生命活力。一个民族的文明要自立于世界民族文明之林，首先是必须有个性的生命力。假如我们把汉语丢掉，把孔、孟、老、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唐诗、宋词、元曲、曹雪芹、鲁迅等等都丢掉，让中国的城市都变成钢筋水泥的载体，让中国的建筑都变成一式“鸽子笼”，让中国的传媒都去迎合大众文化的世界狂潮，那么中国文明就被极大地弱化了，中国文明的影响力也就逐渐被消解掉，不用多久，民族的自信力就会消失。当我们看到有些青少年连国歌都不会唱的时候，这个危机感就应该深刻地感受到了。当今的大众文化狂潮，有着严重的藐视经典、亵渎经典和消解经典的趋向，这是民族文化之忌。腾天的泡沫构成没有生命质量的文化表象，一大批“玩家”在传媒，在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玩”得得心应手。“我是流氓我怕谁”，“你是流氓谁怕你”，构成与典雅高贵的中国文化极不协调的“流氓腔”。“王朔现象”成为中国特有的历史时期的一种典型文化现象，他打造了所 谓的“骂文化”。从传媒来说，包装王朔，其实是一种应合市场的经营策略。中国的大众传媒应该肩负起建设中国文化、打造中国的文化经典的历史使命，而不应去为消解、亵渎中国文化的经典摇旗呐喊。今天中国那种消解经典、挑战经典的大众文化狂潮，实质上和“枪打出头鸟”、趋同求同、藐视思想的亚细亚小农经济的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市场消解思想，消解文化，权力消解思想，消解文化，久而久之，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会永远丧失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大众传媒应该站在捍卫中华民族文化和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去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去赢得生命承传的力量，而不负民族赋予的使命。
其次，大众文化本身也应该以健康的理念和思想作为它的传播生命力之魂。大众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的方面军。大众文化的基本要素应包括商业化的运行方式，世俗化的价值尺度，都市化的社会条件和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工具等。大众文化的整个生产和运作机制是以市场经济作为最基本的构成条件的。它以商业原则消解意识形态，以欲望满足和世俗的体验取代崇高的思想追求和审美追求。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丢掉思想和文明的高层次追求。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样式、文明形态，假如是使人类越来越理性、智慧和文明，就值得肯定，反之，就值得质疑。大众文化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它由市场控制的媚俗的倾向，不应视为天经地义的必然。从历史来看也是如此。比如明末的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就是当时的“大众文化”，但却是俗文学的经典之作。作品以市井生活为题材主体，尤其是对小市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中《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崔待诏生死冤家》、《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从不同的生活侧面，表现了市井小民的情爱生活；而《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则写的是市井公案。这些小说，都是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明三代短篇话本小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他将拟话本小说推上了艺术的最高峰。在这些通俗的大众型作品中，他不但表现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而且表现了深邃的思想。他坚持以“情”为本，提出了“情教”说，强调情感的社会教化功能。他说：“《六经》皆为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睢》，《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作为明末的一位启蒙主义者，冯梦龙崇情尚情，高扬情感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旗帜，与同时代的汤显祖通过《临川四梦》来鼓吹“情至”，呼唤人性的解放，可谓一脉相承。他尽写市井俗人的酒色财气欲望，打破程朱理学“尊天理，灭人欲”的精神枷锁，表现了反封建的进步的思想倾向。正因为他的作品有思想之魂，又有很高的艺术追求，所以获得了千古不朽的艺术生命力。现代有邹韬奋为楷模。邹韬奋致力于大众文化建设，以崇高的思想理念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比如重视读者就是邹韬奋办报刊的一贯的思想。他不像有些报人投合读者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他是把读者当成自己的服务对象、自己的老师和自己的知心朋友的。他曾说：“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处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一大堆的来信，手拆目送，百感交集，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辑也以极诚恳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而歌泣，随他们的喜怒而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握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可见出邹韬奋为读者呕心沥血的赤诚。正因为邹韬奋有这样明确的崇高向上的读者意识，他的以大众为服务对象的报刊才获得了广远的传播生命力。今天的大众文化同样不能以媚俗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娱乐并非低俗，娱乐并非纵欲，轻松并非一定要以抛弃思想作为代价。传播大众文化同样应当传播健康向上的思想，同样应当尽到教化的责任。
总之，思想是传播生命力之魂，这是一个规律。在当今大众传播、大众文化得到极度扩张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强调这一规律，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对于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自我定位，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 王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