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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变奏曲
春节蕴涵着浓浓的传统色彩和厚重的亲情，也是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驿站，记录着每个人的脚步和历史，记录着每个人的收获和错失。生于30、40、50年代、60年代的我们，或许更能在这种回忆中感受到岁月的沧桑变幻。这也许是一段一段不轻松的回忆，虽然苦涩，却也有着亦是难以被“80后、90后”理解的特殊含义，拥有这50年历史性春节的人是有幸还是不幸呢？也许永远无法回答，但正因为苦过，所以我们额外懂得珍惜当下。
50年代的春节
1953年的大年初一，正赶上日偏食，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大清早起来拜年，都发现与往常有了一点不一样，从7点27分开始，日偏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1954年春节刚过，中央决定准备正式兴建武汉长江大桥，大桥全长1000多米，自古被称为天堑的长江，将随着大桥的建成变为火车窗外的一道风景。
1958年除夕，最热闹的要算十三陵水库工地。两万七千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1959年春节，周恩来总理与赫鲁晓夫再次碰杯，中苏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决定未来8年，由苏联方面帮助我国建设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
这是我们对50年代春节的记忆。除了喜庆欢乐，还伴随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过节的人们才找到了欢乐的理由。
60年代的春节
紧日子里过出好兴致，60年代的春节因此令人难忘。平日里粗粮细做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显得分外香；平日里没有零花钱，春节里糊个纸灯笼，买个风车，哪怕是逛趟厂甸什么也不买，都能让孩子大人高兴一年；平日里父母儿女被隔离，能吃上一顿团圆饭，哪怕只是萝卜白菜，都是平生之幸事。
集体性是60年代春节的特征。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
从1962年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大批北京青年奔赴东北、陕北和内蒙古草原，年复一年地体味着远离亲人的春节滋味。无论冰天雪地还是穷山恶水，都无法阻止他们发现并放大生活中的细微欢乐。
70年代的春节
我变我变我变——温瑞安武侠小说中的这个标题最能提示70年代的变化。从生活话语去理解时代变化是贴切的。戴着各种帽子的人摘去帽子，不敢往来的亲友恢复往来，一色的蓝蚂蚁、绿军装到喇叭裤、西服，一色样板戏、革命歌曲到乡恋、流行歌曲，电影从《上甘岭》、《创业》到《追捕》、《巴黎圣母院》，从“戳穿人类之爱的谎言”(1969.12.20日《北京日报》)到“给爱情以应有的位置”(1979.12月《北京日报》)，从“上山下乡受教育”到“恢复高考”，从打倒“美帝”到“中美建交”，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禁锢下的生活形态的改变是顷刻间发生的。
70年代末春节的传统色彩加强了，庙会、传统小吃恢复了，人们嗑瓜子、放鞭炮、包饺子、发压岁钱、互相拜年，而另一方面是一些年轻人穿起喇叭裤、蓄长发、拎着录音机放着流行歌曲招摇过市。时尚的改变是如此让人错愕，我们对时尚的理解也渐趋开放。粉碎“四人帮”以后另一大时尚是学习英语，造成了板砖录音机的走俏流行。而70年代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人性的复归，人们对亲情、友情、交际的热爱也达到了巅峰，从这个意义上讲，70年代末的中国人可能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80年代的春节
1983年，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一炮打响，收到观众来信16万封。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七首歌曲。1984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参加春节晚会，“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一曲《我的中国心》全国传唱，《难忘今宵》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
大年三十儿，一家人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饭，一边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与荧屏上的影、视、歌、曲艺明星同喜同乐———80年代，中国百姓渐渐约定俗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过节方式，学者称之为“新民俗”。一台晚会，不仅把一家人聚在一块儿，而且造就了小品等一些文艺形式，更为如黄宏、宋丹丹、赵本山、巩汉林、蔡明、郭达等一大批笑星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土壤。
春节蕴涵着浓浓的传统色彩和厚重的亲情，也是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驿站，记录着每个人的脚步和历史，记录着每个人的收获和错失。生于30、40、50年代、60年代的我们，或许更能在这种回忆中感受到岁月的沧桑变幻。这也许是一段一段不轻松的回忆，虽然苦涩，却也有着亦是难以被“80后、90后”理解的特殊含义，拥有这50年历史性春节的人是有幸还是不幸呢？也许永远无法回答，但正因为苦过，所以我们额外懂得珍惜当下。
50年代的春节
1953年的大年初一，正赶上日偏食，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大清早起来拜年，都发现与往常有了一点不一样，从7点27分开始，日偏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1954年春节刚过，中央决定准备正式兴建武汉长江大桥，大桥全长1000多米，自古被称为天堑的长江，将随着大桥的建成变为火车窗外的一道风景。
1958年除夕，最热闹的要算十三陵水库工地。两万七千多名民工、官兵、干部、学生的劳动歌声响彻了大年三十的整个晚上。
1959年春节，周恩来总理与赫鲁晓夫再次碰杯，中苏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决定未来8年，由苏联方面帮助我国建设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
这是我们对50年代春节的记忆。除了喜庆欢乐，还伴随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过节的人们才找到了欢乐的理由。
60年代的春节
紧日子里过出好兴致，60年代的春节因此令人难忘。平日里粗粮细做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显得分外香；平日里没有零花钱，春节里糊个纸灯笼，买个风车，哪怕是逛趟厂甸什么也不买，都能让孩子大人高兴一年；平日里父母儿女被隔离，能吃上一顿团圆饭，哪怕只是萝卜白菜，都是平生之幸事。
集体性是60年代春节的特征。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
从1962年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大批北京青年奔赴东北、陕北和内蒙古草原，年复一年地体味着远离亲人的春节滋味。无论冰天雪地还是穷山恶水，都无法阻止他们发现并放大生活中的细微欢乐。
70年代的春节
我变我变我变——温瑞安武侠小说中的这个标题最能提示70年代的变化。从生活话语去理解时代变化是贴切的。戴着各种帽子的人摘去帽子，不敢往来的亲友恢复往来，一色的蓝蚂蚁、绿军装到喇叭裤、西服，一色样板戏、革命歌曲到乡恋、流行歌曲，电影从《上甘岭》、《创业》到《追捕》、《巴黎圣母院》，从“戳穿人类之爱的谎言”(1969.12.20日《北京日报》)到“给爱情以应有的位置”(1979.12月《北京日报》)，从“上山下乡受教育”到“恢复高考”，从打倒“美帝”到“中美建交”，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禁锢下的生活形态的改变是顷刻间发生的。
70年代末春节的传统色彩加强了，庙会、传统小吃恢复了，人们嗑瓜子、放鞭炮、包饺子、发压岁钱、互相拜年，而另一方面是一些年轻人穿起喇叭裤、蓄长发、拎着录音机放着流行歌曲招摇过市。时尚的改变是如此让人错愕，我们对时尚的理解也渐趋开放。粉碎“四人帮”以后另一大时尚是学习英语，造成了板砖录音机的走俏流行。而70年代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人性的复归，人们对亲情、友情、交际的热爱也达到了巅峰，从这个意义上讲，70年代末的中国人可能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80年代的春节
1983年，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一炮打响，收到观众来信16万封。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七首歌曲。1984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参加春节晚会，“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一曲《我的中国心》全国传唱，《难忘今宵》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
大年三十儿，一家人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饭，一边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与荧屏上的影、视、歌、曲艺明星同喜同乐———80年代，中国百姓渐渐约定俗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过节方式，学者称之为“新民俗”。一台晚会，不仅把一家人聚在一块儿，而且造就了小品等一些文艺形式，更为如黄宏、宋丹丹、赵本山、巩汉林、蔡明、郭达等一大批笑星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