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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国内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物价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等几方面的压力，随着中国劳动力廉价历史的一步步结束，尤其是零关税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寻找到柬埔寨这些成本低廉的东盟国家办厂的机会。
既穷又严格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的许多外资工厂里，一般都分别有着数百至数千名的柬埔寨工人在里面工作，目前他们的月工资大多介于70～90美元之间，不过柬埔寨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期一年有20多天。
“目前柬埔寨工人的工资很低，大约只是中国工人的1／3左右，而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很多，所以我们很愿意把工厂建到这里来。”金边一家制衣厂的台湾商人郑先生说，“我以前在广东开厂，现在东南亚几个国家都有厂，也许未来会考虑把工厂更多搬到越南和柬埔寨。”
他表示，目前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条件相比，各有利弊，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好，各种政府服务也相对规范，而东南亚国家的土地、人工费比较低，而且东南亚国家对于外来投资更加渴望，国内也没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所以目前许多商人都还同时多处办厂，还没有把工厂全部搬出中国的想法。
“但是从工人素质和勤劳上对比，东南亚工人远远不如中国工人，中国工人不但普遍吃苦耐劳，而且对生产技术的掌握很到位。”郑先生说，“目前，许多原先在中国投资建厂的公司倘若要在越南、柬埔寨建同类新工厂，总是要从中国带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起过来，而这些人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原先的工厂里。”
在柬埔寨的华商杨小燕则认为，由于柬埔寨工人工资太低，许多人都出国到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打工，致使柬埔寨劳动力大量外流，事实上柬埔寨国内目前劳动力已经很有限了，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样丰富。要改变这样的情况，让柬埔寨人回来工作，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人工资要提高，否则即使把工厂从中国搬到柬埔寨也没有用。
一名在柬埔寨制衣厂做技术指导的中国籍女工说：“柬埔寨工人的文化素质很低，致使他们在学习技术时很吃力，总是不如中国人聪明，也没有中国工人能吃苦，而且他们普遍都有宗教信仰，对生活的要求没有中国工人那么高，所以工作上也不愿意太卖力。”
“但是柬埔寨的法律在劳工保护方面很严格，致使许多工厂所追求的生产效率远远达不到。”新加坡K.C.P律师集团驻柬埔寨的中国籍律师储建富说，“这种既穷又严格的情况让许多外来投资商人很头疼，建议想到这里投资的商人多多权衡，也许这里的情况并不是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
储建富表示，东南亚许多国家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是在法律设计方面比中国健全，由于许多中国商人不习惯、不愿意使用律师提供正式的法律服务，致使经营环节中麻烦迭出，“比如柬埔寨虽然腐败很普遍，但是人家要用法律来对付中国商人时，的确是能够找到依据的”。
另外，柬埔寨频繁的政治冲突和混乱的投资环境也令人担忧。一名在柬埔寨的中国福建商人说：“目前柬埔寨的投資环境并不理想，特别是官员们的腐败很严重，政府发给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如果要获得更多投资，柬埔寨政府需要在惩治腐败方面多花点力气。”
对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台湾商人郑先生说：“事实上中国的政府和商人都很愿意，但是东南亚许多地方不一样，许多国家都是政府官员愿意，而商人们不愿意；因为政府官员们总是能够在各种商业活动中得到好处，而商人们就不一样了，目前他们都无法和中国的商人和产品进行竞争。”
“其实类似柬埔寨、越南、老挝和缅甸等国家自身的工厂和产品都很少，所以要谈与中国产品的竞争似乎有点悬乎。”他说，“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对于柬埔寨这样的国家而言，对于产品零关税的问题，它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而很难有话说。”
中国商人的坏习惯
在柬埔寨被讨论和非议的不仅仅是中国产品，还包括中国的商人。
“中国商人的习惯很不好，他们来到柬埔寨做生意，每一个人首先都是千方百计地和政府那些大官来往，给大官们好处来换得自己的方便。”柬埔寨金边的华商杨小燕说，“开始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商人们不愿意与柬埔寨商人合作，后来我终于知道他们在中国就是这样做生意的。”
她表示，中国商人到柬埔寨，通过收买大官们的确做成了许多事情，但是花费也肯定不小，“比如每次入境他们都会被索要一两美元小费，于是他们决定认识一位大官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殊不知他们要结识大官的花费更多，而且很多时候不_定有用”。
正在金边进行法律服务工作的美国律师Jay Cohen说：“有一点很奇怪，东南亚国家的官员和警察一般只向中国人索要小费和贿赂，却很少向欧美国家的人开口，比如我自己就几乎没有遇到过。我听说的情况是中国人自己也愿意通过贿赂来得到方便，同时中国人要获得当地大使馆的帮助也比美国人困难得多。”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很强大，中国商人做生意很厉害，但是他们的做法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尤其是柬埔寨商人的不满。”杨小燕说，“和柬埔寨当地人合作当然能够给中国人带来许多方便，但是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柬埔寨的商人，而不是柬埔寨的官员，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她认为，柬埔寨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很严重，影响了柬埔寨的国家形象和经济发展，柬埔寨政府也不断对此进行打击，所以经常出现官员被更换的情况，而每一个新的官员上台，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中国商人必须重新花钱建立关系。
杨小燕说：“很多事情如果由我们柬埔寨商人出面就简单多了，即使要私下送钱也不需要那么多，毕竟我们都是本地人，互相都是认识的人，大官们也不可能太过分。而中国商人总是想把我们柬埔寨商人甩开自己赚钱，时间久了彼此肯定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
华裔学者陈子豪则认为：“中国政府一向对通过商贸活动促进外汇流入国内的制造商予以奖励，与此同时对那些以不道德方式经营的商人很少惩罚，这样的情况已经使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名声受损。”
他建议，中国人不能总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和办事情，在东南亚尤其要避免“大中国”、“大汉族”的心态，特别应该向两种人学习：一是当地华人，二是台湾人；华人很勤奋，与当地人的沟通很好，所以很成功，而台湾人依靠团结当地华人融入本地的情况也很好。
“台湾商人之所以能够在东南亚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贸易比较紧密，除了进入比较早以外，更有与当地人成功沟通的因素，尤其是与当地掌握大量经济力量的华人成功沟通的因素。”他说，“中国企业不能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考虑问题，比如总是希望把自己的产品带过去，包括中国的工人，这样当地人肯定不能接受。中国商人急功近利的情况在东南亚早已经众所周知，他们都很少有长期投资的兴趣，只想更快地赚钱走人，这样的情况会慢慢丧失东南亚国家的信任。”
既穷又严格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的许多外资工厂里，一般都分别有着数百至数千名的柬埔寨工人在里面工作，目前他们的月工资大多介于70～90美元之间，不过柬埔寨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期一年有20多天。
“目前柬埔寨工人的工资很低，大约只是中国工人的1／3左右，而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很多，所以我们很愿意把工厂建到这里来。”金边一家制衣厂的台湾商人郑先生说，“我以前在广东开厂，现在东南亚几个国家都有厂，也许未来会考虑把工厂更多搬到越南和柬埔寨。”
他表示，目前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条件相比，各有利弊，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好，各种政府服务也相对规范，而东南亚国家的土地、人工费比较低，而且东南亚国家对于外来投资更加渴望，国内也没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所以目前许多商人都还同时多处办厂，还没有把工厂全部搬出中国的想法。
“但是从工人素质和勤劳上对比，东南亚工人远远不如中国工人，中国工人不但普遍吃苦耐劳，而且对生产技术的掌握很到位。”郑先生说，“目前，许多原先在中国投资建厂的公司倘若要在越南、柬埔寨建同类新工厂，总是要从中国带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起过来，而这些人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原先的工厂里。”
在柬埔寨的华商杨小燕则认为，由于柬埔寨工人工资太低，许多人都出国到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打工，致使柬埔寨劳动力大量外流，事实上柬埔寨国内目前劳动力已经很有限了，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样丰富。要改变这样的情况，让柬埔寨人回来工作，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人工资要提高，否则即使把工厂从中国搬到柬埔寨也没有用。
一名在柬埔寨制衣厂做技术指导的中国籍女工说：“柬埔寨工人的文化素质很低，致使他们在学习技术时很吃力，总是不如中国人聪明，也没有中国工人能吃苦，而且他们普遍都有宗教信仰，对生活的要求没有中国工人那么高，所以工作上也不愿意太卖力。”
“但是柬埔寨的法律在劳工保护方面很严格，致使许多工厂所追求的生产效率远远达不到。”新加坡K.C.P律师集团驻柬埔寨的中国籍律师储建富说，“这种既穷又严格的情况让许多外来投资商人很头疼，建议想到这里投资的商人多多权衡，也许这里的情况并不是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
储建富表示，东南亚许多国家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是在法律设计方面比中国健全，由于许多中国商人不习惯、不愿意使用律师提供正式的法律服务，致使经营环节中麻烦迭出，“比如柬埔寨虽然腐败很普遍，但是人家要用法律来对付中国商人时，的确是能够找到依据的”。
另外，柬埔寨频繁的政治冲突和混乱的投资环境也令人担忧。一名在柬埔寨的中国福建商人说：“目前柬埔寨的投資环境并不理想，特别是官员们的腐败很严重，政府发给他们的工资少得可怜。如果要获得更多投资，柬埔寨政府需要在惩治腐败方面多花点力气。”
对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台湾商人郑先生说：“事实上中国的政府和商人都很愿意，但是东南亚许多地方不一样，许多国家都是政府官员愿意，而商人们不愿意；因为政府官员们总是能够在各种商业活动中得到好处，而商人们就不一样了，目前他们都无法和中国的商人和产品进行竞争。”
“其实类似柬埔寨、越南、老挝和缅甸等国家自身的工厂和产品都很少，所以要谈与中国产品的竞争似乎有点悬乎。”他说，“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对于柬埔寨这样的国家而言，对于产品零关税的问题，它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而很难有话说。”
中国商人的坏习惯
在柬埔寨被讨论和非议的不仅仅是中国产品，还包括中国的商人。
“中国商人的习惯很不好，他们来到柬埔寨做生意，每一个人首先都是千方百计地和政府那些大官来往，给大官们好处来换得自己的方便。”柬埔寨金边的华商杨小燕说，“开始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商人们不愿意与柬埔寨商人合作，后来我终于知道他们在中国就是这样做生意的。”
她表示，中国商人到柬埔寨，通过收买大官们的确做成了许多事情，但是花费也肯定不小，“比如每次入境他们都会被索要一两美元小费，于是他们决定认识一位大官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殊不知他们要结识大官的花费更多，而且很多时候不_定有用”。
正在金边进行法律服务工作的美国律师Jay Cohen说：“有一点很奇怪，东南亚国家的官员和警察一般只向中国人索要小费和贿赂，却很少向欧美国家的人开口，比如我自己就几乎没有遇到过。我听说的情况是中国人自己也愿意通过贿赂来得到方便，同时中国人要获得当地大使馆的帮助也比美国人困难得多。”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很强大，中国商人做生意很厉害，但是他们的做法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尤其是柬埔寨商人的不满。”杨小燕说，“和柬埔寨当地人合作当然能够给中国人带来许多方便，但是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柬埔寨的商人，而不是柬埔寨的官员，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她认为，柬埔寨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很严重，影响了柬埔寨的国家形象和经济发展，柬埔寨政府也不断对此进行打击，所以经常出现官员被更换的情况，而每一个新的官员上台，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中国商人必须重新花钱建立关系。
杨小燕说：“很多事情如果由我们柬埔寨商人出面就简单多了，即使要私下送钱也不需要那么多，毕竟我们都是本地人，互相都是认识的人，大官们也不可能太过分。而中国商人总是想把我们柬埔寨商人甩开自己赚钱，时间久了彼此肯定会产生矛盾，甚至冲突。”
华裔学者陈子豪则认为：“中国政府一向对通过商贸活动促进外汇流入国内的制造商予以奖励，与此同时对那些以不道德方式经营的商人很少惩罚，这样的情况已经使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名声受损。”
他建议，中国人不能总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问题和办事情，在东南亚尤其要避免“大中国”、“大汉族”的心态，特别应该向两种人学习：一是当地华人，二是台湾人；华人很勤奋，与当地人的沟通很好，所以很成功，而台湾人依靠团结当地华人融入本地的情况也很好。
“台湾商人之所以能够在东南亚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贸易比较紧密，除了进入比较早以外，更有与当地人成功沟通的因素，尤其是与当地掌握大量经济力量的华人成功沟通的因素。”他说，“中国企业不能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考虑问题，比如总是希望把自己的产品带过去，包括中国的工人，这样当地人肯定不能接受。中国商人急功近利的情况在东南亚早已经众所周知，他们都很少有长期投资的兴趣，只想更快地赚钱走人，这样的情况会慢慢丧失东南亚国家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