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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和周恩来等20人。从组织结构来看，这20名党员代表可以分成三个系统类型，一是国内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共产党员系统；二是国内由工人阶级构成的共产党员系统；三是旅俄、旅法共产党员。由于代表结构的特殊性，大家都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有各自的认识，并通过会议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对这三个代表系统进行结构分析，可以具体看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确立过程的曲折性。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系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缺乏独立性，事事听从共产国际，因此中共四大通过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原则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
[关键词]中共四大；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四大代表；人员构成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3-0080-09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四川北路1468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陈潭秋、张太雷、王荷波、邓中夏、李维汉、彭述之、朱锦堂、杨殷、尹宽、李启汉、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罗章龙、谭平山、项英、向警予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中共从一大起内部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陈独秀曾这样说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1]P72四大前，中共内部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意见，1925年1月26日瞿秋白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信就谈及了以陈独秀、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瞿秋白自己之间产生的矛盾。信中说：“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2]P573尽管如此，中共四大中，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内部，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本文试从参加会议人员构成结构，系统分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过程。
一
从参加会议的人员构成来看，来源于三个系统。一是国内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共产党员系统，主要有陈独秀、陈潭秋、张太雷、邓中夏、杨殷、李启汉、罗章龙、谭平山8人；二是国内由工人阶级构成的共产党员系统，成员有王荷波、朱锦堂、项英3人；三是旅俄、旅法共产党员，有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尹宽、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向警予9人。
从国内知识分子党员系统来看，他们都是在十月革命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使他们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邓中夏的同学许寶驹曾回忆：“中夏同志在初入北大时……常焦虑慨叹中国国家民族将陷于沦亡，他这种焦虑、愤怒的心情，在日常谈话中随时都表现出来的。约在一九一七年底到一九一八年初，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中夏忽然非常沉默寡言（他一向是爱讲话，议论风生的），除拼命搜集、阅读各种进步书籍杂志外，经常陷于深思渊虑的状态。经过这个短短时期，他又活跃起来了。他向我不止一次地说：‘只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从此，他总是兴致勃勃地、终日辛勤地进行革命工作，我此后永远没有再看见他有过愁苦的脸。”[3]P3不只邓中夏这样，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经历。陈潭秋、董必武、李汉俊等人也是反复对比研究了中国和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才找到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确道路的：“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不断地失败呢？”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单纯利用军阀，“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中国应该“搞俄国马克思主义”，要像俄国那样实行“阶级革命”，搞“群众运动”，搞“人民武装”。[4]P24因此，中共四大知识分子构成的党员代表，很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中共的第一批党员，如陈独秀、陈潭秋、张太雷、邓中夏、罗章龙、李启汉、谭平山等。杨殷虽然是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非常坚定。他曾对考察他的杨章甫、梁复然详细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5]而且，他1922年底去苏联目睹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朝气蓬勃的场景后，更加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
中共一大后，国内知识分子党员分成两部分开展工作，一部分直接组织领导和参加工人运动，另一部分从事党所委托的其他工作。从出席四大的国内知识分子党员代表来讲，陈潭秋、邓中夏、杨殷、李启汉和罗章龙都直接组织领导了当地的工人运动。
陈潭秋和他的战友1921年9月组织和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大罢工、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大罢工、1922年2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3月武汉电话局工人罢工、10月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和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全国最为有名。瞿秋白指出：“‘二七’不但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关键，而且是民族革命运动史上的关键。”[6]
邓中夏早在1920年4月就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到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1922年8月组织领导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他还在上海小沙渡地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工友俱乐部，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杨殷从苏俄回来后，广州党组织就派他在广州、佛山、顺德等地组织各行业工会，发展党员，培养骨干。1924年春，党又派杨殷到铁路开展工人运动。在杨殷领导下，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中均建立了总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
李启汉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开拓者。早在1920年10月，李启汉与李中深入海军江南造船所，发起筹建机器工会，并主持了“上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同时在沪西小沙渡创办了最早的工人学校——工人半日学校。1921年8月，李启汉又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1922年3月帮助日华沙厂组织工会，1924年10月在湖南锡矿山、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 罗章龙也是著名的工运领袖。他曾参加举办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并到唐山等地做铁路工人状况调查。1921年底他领导了陇海铁路大罢工。1922年他先后参加领导了8月长辛店大罢工和10月开滦煤矿大罢工。他还致力于筹建全国铁路总工会。
由于陈潭秋、邓中夏和李启汉他们直接参与领导了工人运动，看到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因此，他们都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邓中夏指出：“工人的曲折内讧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我们应毫无疑义了。中国工人觉得群众有革命的趋向與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铁路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亦应毫无疑义了。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誉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惨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7]李启汉也如是说：“考察上海印刷工友没有运动的缘故，皆因没有团体。广州、长沙印刷工友之所以能胜利，无非团体的力量。现在上海印刷工人中的觉悟分子，极力进行工会组织，这虽是很好的现象，如果全体印刷工友还不一齐起来努力，那真是自己杀自己了！”[8]
陈独秀、张太雷和谭平山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但对工人运动爆发的力量还是感知到的。在这方面，陈独秀最为典型。陈独秀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指出：“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9]P183因此，陈独秀告诫做工人运动的人，“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是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劳动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10]P361也就是说，陈独秀在建党初期就把无产阶级摆在了一个主要的位置。因此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三大的党纲里明确指出：“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军（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速度。”[11]P139
至于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因此，“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2]P561-564乃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13]P76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以致一度在发表的文章中，过度地强调了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地修正这错误。针对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同意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以“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1924年9月7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又一代表维经斯基，指出：国民党口头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他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14]P528-529所以，有学者认为：“以往中共党史学术界普遍认为陈独秀一贯右倾，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但从9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共产国际的档案史料说明，事实恰恰相反，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鲍罗廷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陈独秀对此坚决反对。”[15]
像陈独秀一样，张太雷、谭平山也积极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但同时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张太雷指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不要丢掉自己的纲领和组织的独立性，要掌握住该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要把参加运动的广大群众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且要尽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迫使资产阶级跟着革命运动走，迫使他们在‘打倒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万岁’的口号下参加斗争，而在必要的时候，将他们从这个运动中驱逐出去。”[16]P68谭平山也同样强调：“毫无疑问，中国民族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若是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已经赢得了领导，已经是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夸大它的成就了。我们还必须急得革命领导权，办法是建立同农民，同一切革命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统一战线，以便通过这种途径成立一个反军阀制度的革命政府，以维护全民族利益，同帝国主义决一死战。这个政府一定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善于发挥最广大群众的威力。它必须极其坚决地保护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17]P415
综上所述，国内知识分子党员代表，无论是直接参加、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还是从事其他工作的，都把无产阶级领导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因此，中共四大确定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有思想基础的。
二
中共四大中另外一个知识分子党员代表群体，是来自旅俄共产党员代表和旅法共产党员代表。其中旅俄共产党员代表有瞿秋白、彭述之和何今亮（汪寿华），旅法共产党员代表有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尹宽、李立三、向警予。 从旅俄共产党员代表来看，他们在苏俄直接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直接感受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波澜壮阔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直接感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他们自然认为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者。
瞿秋白1920年10月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考察，并把考察的结果以通讯的方式在《晨报》上发表。在两年考察中，瞿秋白不但受到了列宁的亲自接见，而且看到了俄国“每个工人，每星期有一天的休息，共产党党员对于工作也异常的热心，他们大都在规定的时间外，再做几点钟自动而不受报酬的工作。到了休息的一天，还到乡村里去帮农人的忙。非共产党员受了这种感化，也有自愿延長工作时间，或到乡村里去帮助农民……凡是公事乘坐电车火车的，一律免费。并且若是有执照的到了站上，还可以免费得餐。富人的花园别墅，多已充公改为公园，任人游览。私家的藏书楼和私人所藏的古画及美术品，也都已充公，归为公有了。现在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可以得着生活费。所以卖淫的娼妓生涯，无形之中也就消灭了。”[18]P118他希望中国无产阶级像俄国一样，“享受人类幸福”，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一九一二年的革命并没有为我们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我们希望现在这个运动将不会重蹈覆辙，我们竭尽全力学习你们（俄国）的榜样。”[19]P174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瞿秋白继续大力宣传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大多数半无产阶级的份子，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而以严厉手段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遏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畏怯不前。”[20]P208
而同样从苏俄回国的彭述之也大力主张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彭述之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将来之唯一主人翁，并且是中国国民革命之真正领导者，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起来作领导才能作到底，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21]而工人阶级之所以成为天然领导者，是由于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与剥削极深，对革命敌人即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认识，比任何阶级都要明确；对外国资本家及本国军阀的仇恨，比任何阶级都更深刻，因而革命的觉悟更高，革命的要求更迫切。这是“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之唯一客观条件、根本原因。”[22]彭述之的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在党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汪寿华，据1929年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所编印的《牺牲》载：1919年冬，就准备组织“留俄团”，到俄国考察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学习革命经验，以揭破敌人封锁舆论、制造谣言之阴谋，并为中国革命之参考。一九二O年，“留俄团”部分成员由陆路抵哈尔滨，为奉系军阀侦悉，遭到逮捕。汪寿华并不以此馁志，于一九二一年由海道抵海参崴。在伯力及上乌金斯克一带华工中活动，为当地华工所景仰，于是进一步组织了华工团体，“以革命知识为训练，颇著成绩”。一九二三年，汪寿华被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次年，又被推为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同年，汪寿华创办五一俱乐部于海参崴之北京街，又组织远东一带中国矿工工会，及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于各地，苏联远东地区之华工，无不咸诵何景亮之名。[23]即汪寿华在俄国远东的土地上，按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就是“如果领导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掌握，那么，革命群众就会逐渐取得革命经验，沿着正确的道路达到既定目标”。[13]P27也就是说，汪寿华在实际工作中，已经确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而旅法共产党员代表初到欧洲勤工俭学时，并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据李维汉回忆：“我们都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我们又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比较先进的青年，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之苦，痛恨旧的社会制度。我们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但是，由于我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像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24]P10但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通过勤工俭学，一可以与现代社会大生产相接触，感知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二可以在实际工作中与各种思潮相比较，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在来法国半年时间里，蔡和森“猛看猛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籍，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蔡和森的推动下，李维汉和向警予也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的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主张进行激烈的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会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指出：“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25]P50李维汉和向警予在讨论和学习中，也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1921年2月的“求学运动”和9月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就是他们参加政治斗争的初步尝试。“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24]P23
周恩来也是通过在法国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通过比较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解除一切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26]P37“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26]P40 李立三、尹宽像蔡和森、周恩来等人一样，也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与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建的。李立三在简历中这样写道：“一九二零年我在法国一个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27]而且，李立三一回到国内，就参加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尹宽这样回忆道：“在我往山东以前，共产党在山东尚无全省统一的组织形式，只有一些个人的联系。党的领导机构没有正式名称，组织比较散漫，只有王尽美负总的责任。中央交给我任务时说：山东那边的工作同志都很能吃苦耐牢，只是缺乏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组织工作的经验也很不够，今后要首先建立起党的核心作用，发动工农群众的斗争，组织工会、农协及其他群众团体，并从中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主要是整理组织，重点放在职工运动方面。”[28]P175而李立三一回来，就被派到安源领导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又被派到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在组织工人运动过程中，李立三和尹宽都感知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领导权的重要。正如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指出：“我们这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去解决。终究我们是会得最后胜利的。”[29]P57
所以，无论旅俄共产党员代表，还是旅法共产党员代表，由于在异国或本国直接参加过工人运动，或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因此，在四大上基本上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彭述之指出：“在此次大會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30]蔡和森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也说道：“在第四次大会，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正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31]P64这充分反映出四大在无产阶级领导权上意见的统一。
三
四大代表另一个来源系统是工人阶级，尽管在参会代表中人数很少，只有王荷波、朱锦堂、项英3人，但代表了革命发展的趋势和共产党组织结构变化的态势。
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曾指出：“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二百八十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九百七十二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四百二十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有六十个。现有共青团员三万五千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二千三百六十五人。”[32]这固然反映了四大后工农运动的高涨，也反映了四大时工人运动的发展。
从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每个地方，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33]P12到四大时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中间经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知识分子党员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中，一些优秀的工人党员很快脱颖而出。其中项英、王荷波和朱锦堂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包惠僧回忆，项英初次见到他时就这样说道：“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34]P91-92并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帮助下，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而王荷波早年当过水手、机匠和钳工，深深感受洋人和工头的剥削。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南下到上海串联给他以很大的影响，当时他所在的南京浦镇机厂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在斗争中，王荷波逐步认识到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从1920年底起，他开始忙于筹办工会，并在斗争中教育、组织群众。1921年3月浦镇机厂的“中华工会”正式成立了，王荷波先后被选为工会副会长、会长。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来浦镇机厂开展工人运动，与王荷波取得了联系。1922年春，王荷波率领浦镇机厂工会加入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经罗章龙介绍，王荷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的第一个工人党员。[35]
朱锦堂与项英、王荷波一样，也是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后，以个人的工作经历，深深感受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1922年的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代表武汉区出席。“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他对党内的工人同志太少认为是个缺点，他常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成分在党中应该占有一定的比重，吸收大量的进步的工人入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34]P391
而早期的知识分子党员，也面临着一个如何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无产阶级化的问题。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1]P90知识分子党员要组建一个无产阶级化的“群众党”，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是首选对象。1924年5月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因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惟一组织。……为着使工人容易进党起见，所以照章只规定三个月的候补制度努力去征求铁路矿山工厂里的工人。应当立刻从S.Y之中把二十八岁以上的工人收入我们党。”[11]P244这样，党员人数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从三大的420多人发展到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其中工人党员占党员总数的50%强。[13]P107 工人党员的增多，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自然地凸显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又反过来促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更加注重工人运动，更加争夺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当时，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国共产党，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兴了。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共的首脑们总觉得孙是老资格，须让他领先。现在孙已去世，而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马君武、冯自由等已另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在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就顺理成章了。
而且，随着世界革命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共产国际也要求中共加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国民党同军阀勾结，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3]P76所以，在四大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也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
四大提出和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掀起了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36]P315
但是，不管是四大还是以后中共的其它会议，对无产階级夺取领导权的具体方式和方法都没有进行详细说明，只是抽象地指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直接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间接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11]P342“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在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而且实行上也在于能适应民族运动进展中职工运动易于发展，同时亦易于受民族主义者之利用的情形，力争职工运动的独立及进展，而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11]P345-346。但问题是，工人运动掀起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保持它的独立性，采取什么方式去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当时还没有找到良策。
尽管四大也提出了要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而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争深入群众。”[11]P346-347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纪律和组织上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11]P93因此，即使“三·二○”事件发生后国共关系处于分裂的边缘，共产国际还是要求中共“必须十分审慎行事……绝不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并要求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内。[37]P316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的上述意见，是导致中共四大通过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原则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四大及其以后的会议对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方式是采取和平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因此，在与国民党的争夺中，不知所措。面对国民党右派日益增加的军事力量，不是以军事斗争对军事斗争。相反，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37]P316，让共产党员从第一军退出。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这一做法，在另外一些共产党员看来，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右倾机会主义。蔡和森就这样说道：“陈独秀主义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和被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故自来就看不起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欲把工人阶级隶属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26]P820而瞿秋白认为，“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导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38]P291-293这样，四大代表建构起来的各组织成员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同，开始分化了。以蔡和森、瞿秋白为首的党员代表不满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妥协退让，而陈独秀本人对共产国际过份强调统一战线的团结并事事以国民党为中心也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四大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是不牢固的，没有能够完全彻底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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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共四大；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四大代表；人员构成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3-0080-09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四川北路1468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陈潭秋、张太雷、王荷波、邓中夏、李维汉、彭述之、朱锦堂、杨殷、尹宽、李启汉、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罗章龙、谭平山、项英、向警予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中共从一大起内部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陈独秀曾这样说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1]P72四大前，中共内部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意见，1925年1月26日瞿秋白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信就谈及了以陈独秀、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瞿秋白自己之间产生的矛盾。信中说：“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2]P573尽管如此，中共四大中，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内部，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本文试从参加会议人员构成结构，系统分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过程。
一
从参加会议的人员构成来看，来源于三个系统。一是国内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共产党员系统，主要有陈独秀、陈潭秋、张太雷、邓中夏、杨殷、李启汉、罗章龙、谭平山8人；二是国内由工人阶级构成的共产党员系统，成员有王荷波、朱锦堂、项英3人；三是旅俄、旅法共产党员，有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尹宽、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向警予9人。
从国内知识分子党员系统来看，他们都是在十月革命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使他们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邓中夏的同学许寶驹曾回忆：“中夏同志在初入北大时……常焦虑慨叹中国国家民族将陷于沦亡，他这种焦虑、愤怒的心情，在日常谈话中随时都表现出来的。约在一九一七年底到一九一八年初，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中夏忽然非常沉默寡言（他一向是爱讲话，议论风生的），除拼命搜集、阅读各种进步书籍杂志外，经常陷于深思渊虑的状态。经过这个短短时期，他又活跃起来了。他向我不止一次地说：‘只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从此，他总是兴致勃勃地、终日辛勤地进行革命工作，我此后永远没有再看见他有过愁苦的脸。”[3]P3不只邓中夏这样，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经历。陈潭秋、董必武、李汉俊等人也是反复对比研究了中国和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才找到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确道路的：“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不断地失败呢？”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单纯利用军阀，“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中国应该“搞俄国马克思主义”，要像俄国那样实行“阶级革命”，搞“群众运动”，搞“人民武装”。[4]P24因此，中共四大知识分子构成的党员代表，很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中共的第一批党员，如陈独秀、陈潭秋、张太雷、邓中夏、罗章龙、李启汉、谭平山等。杨殷虽然是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非常坚定。他曾对考察他的杨章甫、梁复然详细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5]而且，他1922年底去苏联目睹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朝气蓬勃的场景后，更加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
中共一大后，国内知识分子党员分成两部分开展工作，一部分直接组织领导和参加工人运动，另一部分从事党所委托的其他工作。从出席四大的国内知识分子党员代表来讲，陈潭秋、邓中夏、杨殷、李启汉和罗章龙都直接组织领导了当地的工人运动。
陈潭秋和他的战友1921年9月组织和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大罢工、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大罢工、1922年2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3月武汉电话局工人罢工、10月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和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全国最为有名。瞿秋白指出：“‘二七’不但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关键，而且是民族革命运动史上的关键。”[6]
邓中夏早在1920年4月就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到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1922年8月组织领导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他还在上海小沙渡地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工友俱乐部，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杨殷从苏俄回来后，广州党组织就派他在广州、佛山、顺德等地组织各行业工会，发展党员，培养骨干。1924年春，党又派杨殷到铁路开展工人运动。在杨殷领导下，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中均建立了总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
李启汉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开拓者。早在1920年10月，李启汉与李中深入海军江南造船所，发起筹建机器工会，并主持了“上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同时在沪西小沙渡创办了最早的工人学校——工人半日学校。1921年8月，李启汉又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1922年3月帮助日华沙厂组织工会，1924年10月在湖南锡矿山、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 罗章龙也是著名的工运领袖。他曾参加举办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并到唐山等地做铁路工人状况调查。1921年底他领导了陇海铁路大罢工。1922年他先后参加领导了8月长辛店大罢工和10月开滦煤矿大罢工。他还致力于筹建全国铁路总工会。
由于陈潭秋、邓中夏和李启汉他们直接参与领导了工人运动，看到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因此，他们都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邓中夏指出：“工人的曲折内讧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我们应毫无疑义了。中国工人觉得群众有革命的趋向與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铁路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亦应毫无疑义了。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誉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惨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7]李启汉也如是说：“考察上海印刷工友没有运动的缘故，皆因没有团体。广州、长沙印刷工友之所以能胜利，无非团体的力量。现在上海印刷工人中的觉悟分子，极力进行工会组织，这虽是很好的现象，如果全体印刷工友还不一齐起来努力，那真是自己杀自己了！”[8]
陈独秀、张太雷和谭平山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但对工人运动爆发的力量还是感知到的。在这方面，陈独秀最为典型。陈独秀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指出：“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9]P183因此，陈独秀告诫做工人运动的人，“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是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劳动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10]P361也就是说，陈独秀在建党初期就把无产阶级摆在了一个主要的位置。因此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三大的党纲里明确指出：“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军（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速度。”[11]P139
至于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因此，“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2]P561-564乃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13]P76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以致一度在发表的文章中，过度地强调了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地修正这错误。针对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同意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以“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1924年9月7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又一代表维经斯基，指出：国民党口头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他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14]P528-529所以，有学者认为：“以往中共党史学术界普遍认为陈独秀一贯右倾，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但从9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共产国际的档案史料说明，事实恰恰相反，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鲍罗廷把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陈独秀对此坚决反对。”[15]
像陈独秀一样，张太雷、谭平山也积极主张同国民党合作，但同时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张太雷指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不要丢掉自己的纲领和组织的独立性，要掌握住该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要把参加运动的广大群众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且要尽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迫使资产阶级跟着革命运动走，迫使他们在‘打倒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万岁’的口号下参加斗争，而在必要的时候，将他们从这个运动中驱逐出去。”[16]P68谭平山也同样强调：“毫无疑问，中国民族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若是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已经赢得了领导，已经是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夸大它的成就了。我们还必须急得革命领导权，办法是建立同农民，同一切革命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统一战线，以便通过这种途径成立一个反军阀制度的革命政府，以维护全民族利益，同帝国主义决一死战。这个政府一定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善于发挥最广大群众的威力。它必须极其坚决地保护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17]P415
综上所述，国内知识分子党员代表，无论是直接参加、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还是从事其他工作的，都把无产阶级领导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因此，中共四大确定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有思想基础的。
二
中共四大中另外一个知识分子党员代表群体，是来自旅俄共产党员代表和旅法共产党员代表。其中旅俄共产党员代表有瞿秋白、彭述之和何今亮（汪寿华），旅法共产党员代表有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尹宽、李立三、向警予。 从旅俄共产党员代表来看，他们在苏俄直接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直接感受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波澜壮阔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直接感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他们自然认为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者。
瞿秋白1920年10月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考察，并把考察的结果以通讯的方式在《晨报》上发表。在两年考察中，瞿秋白不但受到了列宁的亲自接见，而且看到了俄国“每个工人，每星期有一天的休息，共产党党员对于工作也异常的热心，他们大都在规定的时间外，再做几点钟自动而不受报酬的工作。到了休息的一天，还到乡村里去帮农人的忙。非共产党员受了这种感化，也有自愿延長工作时间，或到乡村里去帮助农民……凡是公事乘坐电车火车的，一律免费。并且若是有执照的到了站上，还可以免费得餐。富人的花园别墅，多已充公改为公园，任人游览。私家的藏书楼和私人所藏的古画及美术品，也都已充公，归为公有了。现在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可以得着生活费。所以卖淫的娼妓生涯，无形之中也就消灭了。”[18]P118他希望中国无产阶级像俄国一样，“享受人类幸福”，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一九一二年的革命并没有为我们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我们希望现在这个运动将不会重蹈覆辙，我们竭尽全力学习你们（俄国）的榜样。”[19]P174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瞿秋白继续大力宣传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中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大多数半无产阶级的份子，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而以严厉手段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遏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畏怯不前。”[20]P208
而同样从苏俄回国的彭述之也大力主张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彭述之指出：“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是中国将来之唯一主人翁，并且是中国国民革命之真正领导者，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起来作领导才能作到底，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21]而工人阶级之所以成为天然领导者，是由于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与剥削极深，对革命敌人即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认识，比任何阶级都要明确；对外国资本家及本国军阀的仇恨，比任何阶级都更深刻，因而革命的觉悟更高，革命的要求更迫切。这是“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之唯一客观条件、根本原因。”[22]彭述之的无产阶级“天然领导权”思想在党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汪寿华，据1929年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所编印的《牺牲》载：1919年冬，就准备组织“留俄团”，到俄国考察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学习革命经验，以揭破敌人封锁舆论、制造谣言之阴谋，并为中国革命之参考。一九二O年，“留俄团”部分成员由陆路抵哈尔滨，为奉系军阀侦悉，遭到逮捕。汪寿华并不以此馁志，于一九二一年由海道抵海参崴。在伯力及上乌金斯克一带华工中活动，为当地华工所景仰，于是进一步组织了华工团体，“以革命知识为训练，颇著成绩”。一九二三年，汪寿华被选为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次年，又被推为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同年，汪寿华创办五一俱乐部于海参崴之北京街，又组织远东一带中国矿工工会，及设立工人补习学校于各地，苏联远东地区之华工，无不咸诵何景亮之名。[23]即汪寿华在俄国远东的土地上，按照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就是“如果领导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掌握，那么，革命群众就会逐渐取得革命经验，沿着正确的道路达到既定目标”。[13]P27也就是说，汪寿华在实际工作中，已经确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而旅法共产党员代表初到欧洲勤工俭学时，并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据李维汉回忆：“我们都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我们又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比较先进的青年，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之苦，痛恨旧的社会制度。我们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但是，由于我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像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24]P10但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通过勤工俭学，一可以与现代社会大生产相接触，感知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二可以在实际工作中与各种思潮相比较，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在来法国半年时间里，蔡和森“猛看猛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籍，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蔡和森的推动下，李维汉和向警予也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的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主张进行激烈的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会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指出：“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25]P50李维汉和向警予在讨论和学习中，也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1921年2月的“求学运动”和9月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就是他们参加政治斗争的初步尝试。“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24]P23
周恩来也是通过在法国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通过比较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解除一切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26]P37“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26]P40 李立三、尹宽像蔡和森、周恩来等人一样，也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与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建的。李立三在简历中这样写道：“一九二零年我在法国一个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27]而且，李立三一回到国内，就参加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尹宽这样回忆道：“在我往山东以前，共产党在山东尚无全省统一的组织形式，只有一些个人的联系。党的领导机构没有正式名称，组织比较散漫，只有王尽美负总的责任。中央交给我任务时说：山东那边的工作同志都很能吃苦耐牢，只是缺乏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组织工作的经验也很不够，今后要首先建立起党的核心作用，发动工农群众的斗争，组织工会、农协及其他群众团体，并从中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主要是整理组织，重点放在职工运动方面。”[28]P175而李立三一回来，就被派到安源领导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又被派到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在组织工人运动过程中，李立三和尹宽都感知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领导权的重要。正如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指出：“我们这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去解决。终究我们是会得最后胜利的。”[29]P57
所以，无论旅俄共产党员代表，还是旅法共产党员代表，由于在异国或本国直接参加过工人运动，或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因此，在四大上基本上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彭述之指出：“在此次大會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30]蔡和森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文中也说道：“在第四次大会，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正确，党内的各种错误的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31]P64这充分反映出四大在无产阶级领导权上意见的统一。
三
四大代表另一个来源系统是工人阶级，尽管在参会代表中人数很少，只有王荷波、朱锦堂、项英3人，但代表了革命发展的趋势和共产党组织结构变化的态势。
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曾指出：“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二百八十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九百七十二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四百二十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有六十个。现有共青团员三万五千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二千三百六十五人。”[32]这固然反映了四大后工农运动的高涨，也反映了四大时工人运动的发展。
从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每个地方，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33]P12到四大时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中间经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知识分子党员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中，一些优秀的工人党员很快脱颖而出。其中项英、王荷波和朱锦堂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包惠僧回忆，项英初次见到他时就这样说道：“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点以上，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我希望您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34]P91-92并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帮助下，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而王荷波早年当过水手、机匠和钳工，深深感受洋人和工头的剥削。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南下到上海串联给他以很大的影响，当时他所在的南京浦镇机厂没有真正的工人组织。在斗争中，王荷波逐步认识到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从1920年底起，他开始忙于筹办工会，并在斗争中教育、组织群众。1921年3月浦镇机厂的“中华工会”正式成立了，王荷波先后被选为工会副会长、会长。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来浦镇机厂开展工人运动，与王荷波取得了联系。1922年春，王荷波率领浦镇机厂工会加入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经罗章龙介绍，王荷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的第一个工人党员。[35]
朱锦堂与项英、王荷波一样，也是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开始职业革命生涯后，以个人的工作经历，深深感受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1922年的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代表武汉区出席。“他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对党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对张国焘小组织活动也很憎恶。他对党内的工人同志太少认为是个缺点，他常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成分在党中应该占有一定的比重，吸收大量的进步的工人入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34]P391
而早期的知识分子党员，也面临着一个如何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无产阶级化的问题。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1]P90知识分子党员要组建一个无产阶级化的“群众党”，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自然是首选对象。1924年5月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指出：“因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惟一组织。……为着使工人容易进党起见，所以照章只规定三个月的候补制度努力去征求铁路矿山工厂里的工人。应当立刻从S.Y之中把二十八岁以上的工人收入我们党。”[11]P244这样，党员人数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从三大的420多人发展到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其中工人党员占党员总数的50%强。[13]P107 工人党员的增多，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自然地凸显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又反过来促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更加注重工人运动，更加争夺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当时，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国共产党，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兴了。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共的首脑们总觉得孙是老资格，须让他领先。现在孙已去世，而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马君武、冯自由等已另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在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就顺理成章了。
而且，随着世界革命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共产国际也要求中共加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防止国民党同军阀勾结，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3]P76所以，在四大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也是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
四大提出和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掀起了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36]P315
但是，不管是四大还是以后中共的其它会议，对无产階级夺取领导权的具体方式和方法都没有进行详细说明，只是抽象地指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直接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间接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11]P342“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在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而且实行上也在于能适应民族运动进展中职工运动易于发展，同时亦易于受民族主义者之利用的情形，力争职工运动的独立及进展，而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11]P345-346。但问题是，工人运动掀起后，中国共产党对如何保持它的独立性，采取什么方式去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当时还没有找到良策。
尽管四大也提出了要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而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争深入群众。”[11]P346-347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纪律和组织上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11]P93因此，即使“三·二○”事件发生后国共关系处于分裂的边缘，共产国际还是要求中共“必须十分审慎行事……绝不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并要求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内。[37]P316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的上述意见，是导致中共四大通过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原则不能很好地贯彻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四大及其以后的会议对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方式是采取和平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因此，在与国民党的争夺中，不知所措。面对国民党右派日益增加的军事力量，不是以军事斗争对军事斗争。相反，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37]P316，让共产党员从第一军退出。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这一做法，在另外一些共产党员看来，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右倾机会主义。蔡和森就这样说道：“陈独秀主义代表中国式的贵族工人和被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故自来就看不起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努力，而欲把工人阶级隶属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26]P820而瞿秋白认为，“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导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38]P291-293这样，四大代表建构起来的各组织成员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同，开始分化了。以蔡和森、瞿秋白为首的党员代表不满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妥协退让，而陈独秀本人对共产国际过份强调统一战线的团结并事事以国民党为中心也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四大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是不牢固的，没有能够完全彻底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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