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一个“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
　　许知远关心全世界的年轻人。
　　在他的访谈节目《十三邀》里，他总是试图追问他的采访对象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他问林志玲，怎么看东亚社会审美的单调性？他问俞飞鸿，你那么美，为什么要拍那么庸俗的剧？他问李诞，生活哪有这么严峻？他问木村拓哉，有没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变日本？他问张艺谋，你为什么要拍一部烂片？他笨拙而执着地发问，除了把天儿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称为“最不会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无比尴尬的公知”。
　　在这个时代，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一个被群嘲的词。在之前的采访中，许知远的朋友还特意叮嘱记者，千万别把许知远写成“公知”。许知远没有这种担忧，“我当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我从不讳言这一点。”
　　他成了被攻击的“靶子”。在接受“红板报”采访时他说：“在这样一个反智的时代，我坚定地声称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它必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冲突。”
　　许知远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他当然知道一旦涉足大众传播，就不可避免招来非议，“你也可以非常爱惜羽毛，就在知识分子世界里，与大众不发生关系，你的形象或状态一直是那个样子。”这是很多人的选择，但不是许知远的。
　　也许是因为他足够自恋，也许是因为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决定还是要做一个“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要“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他写专栏，开书店，录电台，做访谈……
　　在《十三邀》里不断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试图唤醒采访对象却屡屡碰壁之后，许知远或许在另一个时空里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气出版了两本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和《游荡集》。
　　许知远说前者是他“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品”。书里回顾了梁启超从出生到百日维新失败流亡日本的岁月。这不过是梁启超传的前奏，许知远计划要写三卷，使其成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这是他在视频访谈中最想从嘉宾身上得到的，但要么被云淡风轻地一笔带过，要么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诨过去，要么被正襟危坐地忽视了。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應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许知远强烈的共鸣。这或许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十三邀》，他追问梁启超，时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请梁启超上《十三邀》，会如何自我介绍？”记者问他。
　　许知远没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随者”。很快，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会很诚恳地跟他说我想追随他。”
　　散文集《游荡集》则收集了许知远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片段。
　　他是个游荡者，穿梭在不同时空，只寻找一个答案。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许知远选了罗振宇作为《十三邀》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这简直是一次灾难性的对谈——一个“可怜唱挽歌的人”与一个“那个唱挽歌的人”。许知远不认为知识应该如此实用，而罗振宇却觉得“本该如此”。
　　第一次尝试，许知远没能找到“知识分子”的知己。也许，往回找会运气好一些。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许知远再三向蔡澜强调，自己很喜欢这句话。蔡澜的父亲蔡文玄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是一位爱国青年，曾在汕头办报呼吁“谋国之士奋然兴起”。许知远以为从小耳濡目染的蔡澜也许能解答他的问题。他相信，“感官主义者”蔡澜内心一定是“道德主义者”，面对当下这个社会，他如何自处？
　　蔡澜四两拨千斤，用琳琅满目的吃吃喝喝挡了过去。许知远再追问，蔡澜劝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类似挫败是常态。对许知远而言，写梁启超传是一个“避难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强烈的，想去改变社会、参与行动的那种热情所打动了，因为我们这代人其实普遍属于行动无能的一代人”。
　　梁启超是在许知远游荡书店时被发现的。2013年，刚过37岁的许知远厌倦新闻业，从北京搬到旧金山。他喜欢到哥伦布街上的城市之光书店打发时间。他记得那天一进门，就在推荐书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梁启超。那是一本印着很多人的书刊封面，大约30岁的梁启超一扭头，就能挨上印度诗人泰戈尔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许知远一下子被击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时候读过的课文《少年中国说》里知道梁启超的。许知远的偶像、台湾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里写过梁启超。决定写梁启超之后，他数度翻开《北京法源寺》，带着它去法源寺闲坐，想象李敖笔下的那个世界，这能帮助他理解当时的社会情绪和人物内心。
　　在“被书架上的梁启超注视了两年之后”，许知远终于在2015年9月的一个晚上写下了第一行字：“对于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启超日后写道，是太平天国在南京覆灭后的第十年，大学士曾国藩逝世一年后，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三年，意大利则在这一年于罗马建国。”他独居，喝着酒，也许是苏格兰威士忌，BBC古典音乐台24小时持续流淌着音乐。
　　后来他好几次想过要修改这个开头，“但不知道怎么改，就放在那了”。
　　第一笔凿下去，进度“很缓慢”。许知远将这次写作视为“一桩彻头彻尾的苦役”。偶尔，笔尖触到酒精，火花四溅，灵光乍现。
　　许知远记得在写梁启超序言的那晚，他喝了好多威士忌，“不知道哪来的亢奋”，从晚上10点写到凌晨4点，洋洋洒洒写了六千多字。那一节写的正好是梁启超到日本使馆避难随即逃亡日本的历程。
　　奔命的梁启超，疾书的许知远。 　　不过，“大部分时候基本上就是在挤牙膏那样写”，许知远不避讳谈创作中的焦虑。好友马希哲记得，许知远在写梁启超时，“无时无刻不在说‘写不出来怎么办’‘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就算是挤牙膏，还是要写下去，“当牙膏挤到一半或是开始挤的时候，不挤更痛苦”，许知远开玩笑地说。
　　马希哲觉得，许知远写梁启超是很合适的，因为“两人的职业生涯轨迹很相似”。
　　许知远跟梁启超都曾是报人，都喜欢到处旅行，对世界有好奇心，“我觉得我们都算很单纯的人”。
　　他花了整整三个章节写梁启超办《时务报》的经历。他想关注的问题太多，从报纸的发行到报社内部的股东。
　　许知远二十几岁做主笔，写专栏，也创办杂志，身上还有没蜕干净的报人气质。马希哲记得许知远每次发来的书稿都会做成双栏，行距和字间距都是仔细调过的固定格式。
　　许知远觉得，梁启超那一代人跟现在这一代人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历史的俘虏。他想知道，此刻的中国对梁启超会有何种回响，“写他其实是对此刻困境的一种回应”。他问梁启超，也问所有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我就像一个树洞，一个收集者”

　　许知远曾说，自己仅用30%的时间做节目，剩下70%的时间都用来写作。
　　其实那70%的时间未必都埋头在书桌前。
　　很多人说，许知远的耐心不怎么好。他坦承，“我讨厌固定的方式”。写不出文章的时候，就去做些别的，这是他所谓的“交替式休息”，“写梁启超是逃避《十三邀》的休息，拍《十三邀》是写梁启超的休息，做播客是另一种休息，都休息不过来的时候，就去管理公司。他们都说，管得很糟，也是一种休息。”
　　他也会去找朋友喝酒，用咖啡、酒精和音乐来“刺激感受力”，四季酒店和宝格丽酒店都是不错的选择。再者，还能去旅行。
　　对许知远说，旅行的意义，“逃离当下和追求新鲜，必然是同时发生的”。
　　许知远的旅行是从30岁之后开始的。这一年，他遇到了一个名叫“王子陶”的女人。在《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自序里，许知远说她是个“不屈不挠、观察力惊人的旅伴，她通过色彩、味道与人们不经意的小动作，拓展了我对陌生人与陌生社会的理解”。在这之前，许知远每次旅行都很不自在，“总带着书，不想乱走”。那位极有好奇心和语言天赋的恋人从2008年起带他走过很多地方。
　　2010年，他在另一本游记散文《祖国的陌生人》中写道：“我潜意识里希望，它（旅行）能够帮我找到一把理解中國的钥匙。”旅行中，他与矿工、退伍老兵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聊天。
　　许知远喜欢作家威廉·福克纳说过的一句话：“过去从未消逝，它甚至从未过去。”出门旅行和追溯历史对他来说都一样有意思，因为“它们都是陌生的地方”。更多时候，他贪心地将鱼和熊掌兼得：站在当时当地，勾连历史未来。
　　在《游荡集》的线下活动中，许知远说他喜欢“找一个地方变革的痕迹”。对他来说，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有极其特殊的、转折性的时刻。那个时刻总会遗留下一些印记，从中可以看到人是如何反应的，“我们最好和最坏的时刻，都是在这种危险中诞生的”。
　　许知远被一场革命吸引去了亚美尼亚。这是一个亚洲和欧洲交界处的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制国家。很少有中国人知道这个国家，倘若一定要说一样颇有记忆点的事，那就是长期承包美国热搜的明星金·卡戴珊是亚美尼亚裔。
　　2018年4月23日，在长达1个月的和平抗议后，连续当政10年的独裁者宣布辞职。许知远觉得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却的时刻，“这是个童话式的故事”。为了感受这种快乐结尾的愉悦，他来到这个陈旧又年轻的国家。
　　旅行的时候，早上出门头一件事就是找咖啡馆喝咖啡。他喜欢在咖啡馆坐一下午，看街上的人，“他们都是很好看的，每一个都是openbooks”。当然，他也期待有个特别迷人的女人能带自己走一程，“不过不知道怎么让她带我，想想就算了”。——李诞曾在《十三邀》中提醒他不要在镜头前用“女人”这个词，显得油腻，得罪观众，但许知远满不在乎，照用不误。
　　有意外收获的旅行可以称之为“完美”。
　　许知远曾在旧金山唐人街意外遇到一位洪门致公堂的“龙头大哥”。洪门是中国传统的民间组织，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则起源于1848年。
　　“梁先生是保皇党，是中华总会接待他，孙先生倒是每次都来的。”洪门大哥周国祥告诉许知远。在流亡岁月中，他们给予了孙中山支持。
　　许知远与这个身上有两条青龙，“8岁入道，9岁捅人，12岁嫖妓，只读到小学3年级”的大哥一起喝了咖啡，吃了广东菜，“原本模模糊糊的那段历史就这样以生动具体的方式呈现在了眼前”。
　　无论是《祖国的陌生人》还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无论是《十三邀》还是《游荡集》，许知远说，他在跟大量的陌生人聊天，“我就像一个树洞，一个收集者。”他选择从更多人那里寻找困境的解决之道。

“没有历史，只有传记”

　　许知远坚称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个享乐主义者，“我不是那种为理念献身的人，我没那么勇敢，没那么决绝。”
　　他的前女友之一王子陶现在住在罗马，买了块地造房子。就在前几天，他们还有过联系，她向他分享了自己去地中海的旅行。“我挺喜欢她的，实际上挺吉普赛精神，”他的语气变得舒缓，“我挺喜欢这样的人。”
　　他无法成为这样的人。
　　许知远记得在非洲坦桑尼亚旅行时，曾碰上六七个持刀少年的夹击。他料想自己肯定打不过少年，也无法想象挨一刀是什么体验，只能一路跑到一家银行。当地治安很乱，银行保安都是真枪实弹，帮他们吓跑了少年。事后，他和旅伴把身上绝大部分现金都给了保安。现在想起来他还有些害怕。
　　他渴望冒险，又不敢冒险。许知远心里最想做的职业是去亚马逊寻找大蟒蛇、攀爬悬崖、去湖里钓食人鱼，但“完全不敢，太恐惧了”。 　　他觉得，相比起来，“活在人们中间，去了解陌生的地方”安全系数高一些。不过，作为一个访谈者，面对陌生人，许知远还是紧张的，在视频中，在书中，他都不掩饰这一點。
　　写作才是他最擅长的事。大部分时候许知远都待在办公室翻阅各种关于梁启超的史料，一旦发现可能有用的就抄下来，“从这个抄到那个，从那个抄到这个”。
　　“我在写作时，有时候猜想自己是他（梁启超）。”许知远说。当他想说一些话的时候，他藏在了梁启超身后。有一些读者质疑：许知远想象的梁启超到底距离历史上的梁启超有多远？许知远像美国作家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他觉得“历史不是只有史实，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如同写日记总要拎出一条逻辑，这逻辑并非真实逻辑。历史学者马勇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历史不仅要有材料，历史学还要有想象，要有感觉，否则就是编大事记”。
　　许知远觉得自己在历史想象力方面“不太受学院派的束缚”，学院派想象会被同行骂。马勇也对记者说：“不要用历史学术界的看法作为评估这本书（《青年变革者》）的参照。”
　　他用想象当黏合剂，把历史材料黏连成了一个“许知远版的梁启超”。
　　许知远说，写梁启超让他变得practical，马希哲则觉得许知远变得更有耐心了。许知远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去等待，等那些抄下来的历史材料之间形成某种关联。许知远常常会在半夜想到某个很牛的片段，爬起来记在本子上。第二天早上一看，这怎么能作为开头呢？
　　有时难免缺一块史料，只能靠“猜想”。许知远坦言，尤其在最后一章，梁启超作为一个边缘的年轻维新者，几乎没什么记载，他也不知道那时的梁启超在干嘛，“只能个人少写一点，多去营造当时环境”。
　　他从风土人情写到社会政局，在“梁启超传”第一卷中，梁启超有时隐没在嘈杂的市井生活中，全书更像一幅清末的社会时局长卷。
　　许知远由梁启超引着在清末的城市风土间旅行。许知远就是那个活在多个维度中的游荡者，在学术史里瞧一瞧，到风俗史里凑个热闹。
　　许知远不会把自己完全扔到陌生环境中，“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怕真正受挫”。只是游荡，没有目的，四处徘徊，不会停下，最后“还要留有一个根据地”。对他来说，“根据地”就是公司单向空间。在逃离固定和追求新鲜的催促下，这个“容易厌倦的观光者”一次次出发，看到的都是许知远眼里的风景。

　　（祖丽荐自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