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毛泽东在外交方面的成就和教训如何评价，国际国内都有很多看法。我的看法是，应该从两个视角上，找一个交叉点：一个视角是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的时候，面对的整个世界的时代特点是什么，这个时代要求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领导人，最善于去处理本国的外交关系；另一个视角是看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上，中国社会对中国外交的要求是什么。
这两个视角的交叉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冷战爆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它的建设过程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特殊阶段。它要清理１８４０年以来遗留的问题和由此带来的困难，其中还有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甚至需要继承的问题。但在革命刚刚胜利的阶段，人们可能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去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因为当时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政权、这个国家要获得安全、外交政策要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认同，这是非常紧迫的任务。这个政权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它面临的外部环境就是冷战，而中国当时的任何对外政策，都要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去思考、制定和选择。中国的任何外交问题都不能放弃对国际政治格局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解。
冷战爆发和新中国成立，这就构成了认识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影响的交叉点。中国历史的转折，正逢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的开始。历史给毛泽东的就是这样一个舞台，他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的能力、个性、魅力，也在此暴露他的缺陷。
使中华民族重新树立了自信
在这样一个时空交叉的舞台上，毛泽东在外交上的很多作为和决定，最突出的一点到现在都能经常感觉到：他使中华民族重新树立了自信，使这个民族知道要自尊。毛泽东说过，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鲁迅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反思。毛泽东说，在鲁迅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人的奴颜媚骨。毛泽东一生对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情感不容置疑，这种情感是由衷的，是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赞美，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热爱。从他的诗词歌赋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她的芸芸众生，都是用非常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的。在这样的感情下，从抗日战争开始，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几乎是有意识地在塑造中国人民的全新的心理状态，要中国人民带着这种心理状态去应对世界。
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曾做过一次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中国的时代问题、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和他对坚持抗战并且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基本信心表达得非常清楚。他在其中讲了这样三句话：“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回头来看，我们现在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根源还是在孙中山、毛泽东他们那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思想中产生出来的。面对强大的外部敌人，能不能打胜，应不应该坚持抵抗？当时有很多人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是像毛泽东这样说得如此简练而完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支持他进行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基本信念，是出于对这个民族的自信。
１９４５年８月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当时人们纷纷议论原子弹的威力，延安的报纸也有报道，毛泽东对这样的报道不以为然，他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首先是人心向背。毛泽东决非不知道武器的重要性，否则建国后也不会有一定要搞两弹一星的计划。他在１９４６年又专门和美国记者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说在他看来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他为什么这样讲，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太理解了。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得非常透彻。当时中共党内对于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是否进行反击，对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能不能提、应不应该提，还有不同意见。因为蒋介石是二战时各大国都支持的合法政府的代表人物，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完成一场社会改造，还会颠覆整个东亚地区美英苏几个大国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确立的格局。要推翻蒋介石政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东亚的国际秩序。
当时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进行军事干涉。毛泽东当时就说，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仗打了一百年都打败了，所以一提到外国干涉就害怕，精神不解放。他说苏联也有这个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喜欢美国烟卷，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他主要是指苏联不支持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也不积极支持。他就说南斯拉夫的铁托很了不起，南共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他说在中国要想取得革命胜利，首先就是不能怕。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要继续，要办革命的外交，首先就要精神解放，从一百年的耻辱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要相信自己的事业，要相信这个民族和人民能创造奇迹，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对于理解毛泽东来说，这些话就像是一个钥匙一样。只有理解了他的这些思想，才能理解他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建国后不久，他为什么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当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对于帝国主义的欺侮，他就是有一种不服气，他带出了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现在充满了自信。比照此前中国近代的历史，看看那时候外交的样子，就能理解精神解放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整个世界仍然用１００年来记忆的眼光看待她，认为她是积贫积弱、不堪一击，面对外来压力从来不敢抗争。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找印度大使转告美国说不要过三八线，否则我们就要管。杜鲁门却说这是共产党人的讹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却拿话来吓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边界问题上打了不少仗，可以说毛泽东由此给全世界树立了这样一个印象：中华民族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惜使用武力。对中国的这种意志，后来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的很多精神遗产和当时通过牺牲获得的成果。当一个国家树立了威信以后，这种威信就是无价之宝。毛泽东给这个民族带来的自信和自尊，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际形象，这一直是我们处理很多外交问题的基本根据。别人知道我们不好惹，现在看来这很简单，但在１９４９年前则不是如此，那时候谁都可以欺负中国。
我觉得，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这一系列军事上政治上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抗以及与苏联的对抗，毛泽东把他的那种精神气质带给了普通大众。有人问志愿军战士怕不怕原子弹，回答是不怕，问为什么，回答是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纸老虎，我们就不怕。那种精神力量是非常直接的。毛泽东那一代人领导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精神状态，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一步不让。当然还要承认，这里面也有美苏对抗、相互制约的背景，中国有回旋的余地。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有人说毛泽东不理性，他确实有不理性的时候，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他是个不理性的领导人。
完成了国家的身份认同
毛泽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通过他当时的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完成了中国民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拥护，实现了对新国家的对外政策的认同，这个认同一直延续到现在，基本方面没有改变，影响极其深远。这种认同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到苏联和斯大林谈判建立了中苏同盟。中苏同盟给了中国很大好处，很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给了中国基本的安全保证，中国获得了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援助。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中国认定了自己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
中国希望自己是、并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需要外部的认同。一个国家的认同是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建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身份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是通过与苏联结盟实现的，它与内部政策的互动，一直保留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是从毛泽东时代确定的。它对中国的影响是无法改变的，别人也是如此看待中国的。
二是在外交上结束屈辱历史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国地区强国的地位。到上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尼克松决定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五极之一，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美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中国在世界上这种地位的奠定，包括缓和中美关系和加入联合国，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实现的。从１８４０年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一直在下降，直到抗战才止跌回升。而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仅用四年的时间，到１９５４年就在日内瓦会议上奠定了自己地区强国的地位。国际社会都认识到，要解决亚洲问题，要解决印度支那、朝鲜半岛问题，没有中国参与是不行的。当苏联提出中国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时，西方国家也都接受了。周恩来在日内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外交才能发挥到了极致。直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地位一直没有改变。
地区强国就意味着责任，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牺牲。通过日内瓦会议，中国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强国，它敢于参加战争，也能实现和平，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中国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有着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决定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于涉及中国安全和威信的事，中国一定要管，要管就一定要插手，而且管的结果就是基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些胜利加上日内瓦会议在外交上的成功，奠定了中国的地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在军事上有多强，而是中国的影响力和威望在解决地区问题上是不可缺少的。
三是在毛泽东时代清楚界定了中国这样的身份和认同，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在１９５５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就确定了。当时不少亚非国家更多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共产主义国家，与苏联结盟，与美国作战。又加上中国是一个新兴起的地区强国，他们非常不喜欢或者深感怀疑。但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告诉别人，不要只把中国看作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周恩来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人的事情要亚洲人来管。周恩来说，我们到这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的。我们都有过共同的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历史，现在都希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听起来简单，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它说明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地区强国，也和亚非新型民族国家一样，有过遭受侵略的历史，是和这些国家有共同身份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也有共同的愿望，就是实现地区和平。到后来中国确定了永远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永远不称霸的政策，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基本的意识，直到现在。
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在上述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伦理，即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主持正义和无所畏惧的。例如毛泽东就特别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必须符合这些基本的伦理和价值，要维护和平，主持公道。这在中国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
他所展现的谋略
毛泽东第三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所展现出的谋略。冷战给了中国纵横捭阖的空间，可以让中国设法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毛泽东做的事情不能说多完美，但在利用美苏矛盾维护中国基本安全方面确实是有很多贡献的，比如中美关系的改善。毛泽东留下的教训很多，比如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而采取四面出击的做法，同时与美苏为敌，同时反对“帝修反”，使中国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外交孤立。但是缓和中美关系可以说一举扭转了中国外交不利的局面，这种大战略的策划现在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他在外交上的悲剧一面
毛泽东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有一些需要吸取的教训。毛泽东在外交上有悲剧的一面。他生长的年代使他形成的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导致他过度关注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对发展，特别是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新趋势的重要性和长远影响重视不够。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走上政治舞台的，那时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国际上是帝国主义战争，他看到的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这使他非常关注世界混乱的一面，他认为国际政治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弱肉强食，战后的巴黎和会又使本来是战胜国的中国屈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人对西方完全失去信心。
中国人对西方的失望使他们觉得无路可走，只能自己打出一片天下，通过革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就决定了那一代人对国际政治本质的理解，导致他们在建国后对世界上出现的要缓和要发展的潮流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们关注的要么是爆发战争，要么是出现革命，而从骨子里不相信缓和。
另外一点就是封闭，这一部分是外部封锁造成的，另一部分也是他自己的原因。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有足够的信心，但又有思想的局限。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不可能孤立发展。毛泽东有很开放的时候，比如《论持久战》中对中国抗战与世界局势的关系的分析，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与世界发展的同步性，这就是他的悲剧，他把民族带向了解放，但他把民族的发展放在了一个封闭、窒息的环境里，他仍然相信可以做到自力更生，他走到了一个极端。
一个民族在经历了百年屈辱以后，追求解放可能是非常英勇乃至悲壮，但很多时候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后来邓小平意识到的：在任何时候，发展是硬道理。要看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尤其是科学进步带来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后期，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对这方面的关注，他全部的精力受到前半生基本经验的影响，集中在革命和战争这些问题上。中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备战中，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毛泽东的时代完成了重大的历史使命，但也贻误了重大的历史机遇。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观点，对时代基本问题认识的偏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
总体来说，毛泽东的外交对中国外交在精神上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很难改变。毛泽东时代
奠定的中国外交的基本伦理，其中许多是有普世价值的。
这两个视角的交叉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冷战爆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它的建设过程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特殊阶段。它要清理１８４０年以来遗留的问题和由此带来的困难，其中还有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甚至需要继承的问题。但在革命刚刚胜利的阶段，人们可能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去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因为当时面临的直接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政权、这个国家要获得安全、外交政策要得到人们的支持和认同，这是非常紧迫的任务。这个政权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它面临的外部环境就是冷战，而中国当时的任何对外政策，都要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去思考、制定和选择。中国的任何外交问题都不能放弃对国际政治格局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解。
冷战爆发和新中国成立，这就构成了认识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影响的交叉点。中国历史的转折，正逢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的开始。历史给毛泽东的就是这样一个舞台，他要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的能力、个性、魅力，也在此暴露他的缺陷。
使中华民族重新树立了自信
在这样一个时空交叉的舞台上，毛泽东在外交上的很多作为和决定，最突出的一点到现在都能经常感觉到：他使中华民族重新树立了自信，使这个民族知道要自尊。毛泽东说过，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鲁迅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反思。毛泽东说，在鲁迅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人的奴颜媚骨。毛泽东一生对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情感不容置疑，这种情感是由衷的，是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赞美，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热爱。从他的诗词歌赋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国家和她的芸芸众生，都是用非常欣赏的眼光来看待的。在这样的感情下，从抗日战争开始，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几乎是有意识地在塑造中国人民的全新的心理状态，要中国人民带着这种心理状态去应对世界。
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曾做过一次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中国的时代问题、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和他对坚持抗战并且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基本信心表达得非常清楚。他在其中讲了这样三句话：“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回头来看，我们现在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根源还是在孙中山、毛泽东他们那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思想中产生出来的。面对强大的外部敌人，能不能打胜，应不应该坚持抵抗？当时有很多人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是像毛泽东这样说得如此简练而完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支持他进行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基本信念，是出于对这个民族的自信。
１９４５年８月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当时人们纷纷议论原子弹的威力，延安的报纸也有报道，毛泽东对这样的报道不以为然，他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首先是人心向背。毛泽东决非不知道武器的重要性，否则建国后也不会有一定要搞两弹一星的计划。他在１９４６年又专门和美国记者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说在他看来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他为什么这样讲，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太理解了。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中共中央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得非常透彻。当时中共党内对于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是否进行反击，对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能不能提、应不应该提，还有不同意见。因为蒋介石是二战时各大国都支持的合法政府的代表人物，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完成一场社会改造，还会颠覆整个东亚地区美英苏几个大国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确立的格局。要推翻蒋介石政府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东亚的国际秩序。
当时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进行军事干涉。毛泽东当时就说，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仗打了一百年都打败了，所以一提到外国干涉就害怕，精神不解放。他说苏联也有这个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喜欢美国烟卷，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他主要是指苏联不支持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对中国共产党也不积极支持。他就说南斯拉夫的铁托很了不起，南共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他说在中国要想取得革命胜利，首先就是不能怕。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要继续，要办革命的外交，首先就要精神解放，从一百年的耻辱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要相信自己的事业，要相信这个民族和人民能创造奇迹，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对于理解毛泽东来说，这些话就像是一个钥匙一样。只有理解了他的这些思想，才能理解他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建国后不久，他为什么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当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对于帝国主义的欺侮，他就是有一种不服气，他带出了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现在充满了自信。比照此前中国近代的历史，看看那时候外交的样子，就能理解精神解放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整个世界仍然用１００年来记忆的眼光看待她，认为她是积贫积弱、不堪一击，面对外来压力从来不敢抗争。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找印度大使转告美国说不要过三八线，否则我们就要管。杜鲁门却说这是共产党人的讹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却拿话来吓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边界问题上打了不少仗，可以说毛泽东由此给全世界树立了这样一个印象：中华民族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惜使用武力。对中国的这种意志，后来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毛泽东的很多精神遗产和当时通过牺牲获得的成果。当一个国家树立了威信以后，这种威信就是无价之宝。毛泽东给这个民族带来的自信和自尊，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国际形象，这一直是我们处理很多外交问题的基本根据。别人知道我们不好惹，现在看来这很简单，但在１９４９年前则不是如此，那时候谁都可以欺负中国。
我觉得，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这一系列军事上政治上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抗以及与苏联的对抗，毛泽东把他的那种精神气质带给了普通大众。有人问志愿军战士怕不怕原子弹，回答是不怕，问为什么，回答是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纸老虎，我们就不怕。那种精神力量是非常直接的。毛泽东那一代人领导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的精神状态，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含糊，一步不让。当然还要承认，这里面也有美苏对抗、相互制约的背景，中国有回旋的余地。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有人说毛泽东不理性，他确实有不理性的时候，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他是个不理性的领导人。
完成了国家的身份认同
毛泽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通过他当时的一系列重要的决策，完成了中国民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拥护，实现了对新国家的对外政策的认同，这个认同一直延续到现在，基本方面没有改变，影响极其深远。这种认同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毛泽东到苏联和斯大林谈判建立了中苏同盟。中苏同盟给了中国很大好处，很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给了中国基本的安全保证，中国获得了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援助。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中国认定了自己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
中国希望自己是、并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需要外部的认同。一个国家的认同是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建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身份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是通过与苏联结盟实现的，它与内部政策的互动，一直保留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是从毛泽东时代确定的。它对中国的影响是无法改变的，别人也是如此看待中国的。
二是在外交上结束屈辱历史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国地区强国的地位。到上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尼克松决定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的五极之一，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美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中国在世界上这种地位的奠定，包括缓和中美关系和加入联合国，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实现的。从１８４０年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一直在下降，直到抗战才止跌回升。而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仅用四年的时间，到１９５４年就在日内瓦会议上奠定了自己地区强国的地位。国际社会都认识到，要解决亚洲问题，要解决印度支那、朝鲜半岛问题，没有中国参与是不行的。当苏联提出中国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时，西方国家也都接受了。周恩来在日内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外交才能发挥到了极致。直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地位一直没有改变。
地区强国就意味着责任，敢于承担责任，勇于牺牲。通过日内瓦会议，中国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强国，它敢于参加战争，也能实现和平，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中国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有着非常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决定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于涉及中国安全和威信的事，中国一定要管，要管就一定要插手，而且管的结果就是基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些胜利加上日内瓦会议在外交上的成功，奠定了中国的地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在军事上有多强，而是中国的影响力和威望在解决地区问题上是不可缺少的。
三是在毛泽东时代清楚界定了中国这样的身份和认同，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在１９５５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就确定了。当时不少亚非国家更多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共产主义国家，与苏联结盟，与美国作战。又加上中国是一个新兴起的地区强国，他们非常不喜欢或者深感怀疑。但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告诉别人，不要只把中国看作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周恩来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人的事情要亚洲人来管。周恩来说，我们到这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的。我们都有过共同的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历史，现在都希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听起来简单，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它说明中国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地区强国，也和亚非新型民族国家一样，有过遭受侵略的历史，是和这些国家有共同身份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也有共同的愿望，就是实现地区和平。到后来中国确定了永远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永远不称霸的政策，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基本的意识，直到现在。
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在上述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伦理，即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主持正义和无所畏惧的。例如毛泽东就特别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必须符合这些基本的伦理和价值，要维护和平，主持公道。这在中国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
他所展现的谋略
毛泽东第三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所展现出的谋略。冷战给了中国纵横捭阖的空间，可以让中国设法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毛泽东做的事情不能说多完美，但在利用美苏矛盾维护中国基本安全方面确实是有很多贡献的，比如中美关系的改善。毛泽东留下的教训很多，比如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而采取四面出击的做法，同时与美苏为敌，同时反对“帝修反”，使中国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外交孤立。但是缓和中美关系可以说一举扭转了中国外交不利的局面，这种大战略的策划现在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他在外交上的悲剧一面
毛泽东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有一些需要吸取的教训。毛泽东在外交上有悲剧的一面。他生长的年代使他形成的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导致他过度关注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对发展，特别是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新趋势的重要性和长远影响重视不够。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走上政治舞台的，那时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国际上是帝国主义战争，他看到的世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这使他非常关注世界混乱的一面，他认为国际政治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弱肉强食，战后的巴黎和会又使本来是战胜国的中国屈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人对西方完全失去信心。
中国人对西方的失望使他们觉得无路可走，只能自己打出一片天下，通过革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就决定了那一代人对国际政治本质的理解，导致他们在建国后对世界上出现的要缓和要发展的潮流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们关注的要么是爆发战争，要么是出现革命，而从骨子里不相信缓和。
另外一点就是封闭，这一部分是外部封锁造成的，另一部分也是他自己的原因。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有足够的信心，但又有思想的局限。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不可能孤立发展。毛泽东有很开放的时候，比如《论持久战》中对中国抗战与世界局势的关系的分析，但遗憾的是他却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与世界发展的同步性，这就是他的悲剧，他把民族带向了解放，但他把民族的发展放在了一个封闭、窒息的环境里，他仍然相信可以做到自力更生，他走到了一个极端。
一个民族在经历了百年屈辱以后，追求解放可能是非常英勇乃至悲壮，但很多时候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后来邓小平意识到的：在任何时候，发展是硬道理。要看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尤其是科学进步带来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后期，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对这方面的关注，他全部的精力受到前半生基本经验的影响，集中在革命和战争这些问题上。中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备战中，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毛泽东的时代完成了重大的历史使命，但也贻误了重大的历史机遇。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观点，对时代基本问题认识的偏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
总体来说，毛泽东的外交对中国外交在精神上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很难改变。毛泽东时代
奠定的中国外交的基本伦理，其中许多是有普世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