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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批科学家步入中年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科学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苏联所受到的荒诞待遇。当他们步入晚年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科学所遭遇的复杂境遇——核武器、高科技战争、军工企业以及生态运动。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曾为维护科学的启蒙和进步而努力，但每个人却都不得不吞下许多痛苦、失望与耻辱。
——英国学者罗伯特·杨在为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科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所作传记序中所言。
1952年新年刚过，一份有关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便被呈送到毛泽东面前。
这时，冷战的阴云遍布全球。新兴的中国，正在朝鲜半岛与联合国军对峙，同时面临着西方世界的外交经济封锁。此时发生的细菌战问题，无疑为正在寻找外交出路的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这一问题处理得当，将不仅可以证明美帝的本质，还能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
于是，炮火之外的另一场战役打响了。
李约瑟的心结
1952年5月，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接到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钱三强，钱三强在信中转达了中国科学院对他的邀请，希望他参加一个前往中国与朝鲜，搜集和报告有关细菌武器问题的国际调查团。
此时，有关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件已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和早在二战期间的东亚战场上就接触过细菌战的专家，李约瑟自然也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
对于中国政府向他发出邀请函，李约瑟并不感到吃惊，毕竟他在1943——1946年间就曾前往中国，协助中国科学界重建学术研究工作，担任了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这一时期他还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领导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并与许多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的中国科学家成为莫逆之交。从与中国的关系上而言，他确是这一时期最适合前往中国的人选，但李约瑟对此次中国之行却非常慎重。
1952年，正是李约瑟一生事业的转折点，40年代的中国之行，使他深深迷上了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到英国后，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学术事业进行了重新规划，决定从生物学家转为从事科学史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前，李约瑟已经开始收集资料，组织人力筹备编写，但这一计划却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被打断。在此时，不仅李约瑟，就连整个西方学术界，也无人能顺利进入中国从事科学研究和搜集资料，更遑论得到中国科学界的支持了。
与新中国学术界，尤其中国科学院重新建立联系，以便实现他后半生的研究计划，成为李约瑟这一时期的当务之急。但他又不愿在并非自己专长的细菌学和昆虫学领域内，扮演专家和证人的角色。他不愿意加入国际科学调查团，却又十分渴望前往中国。
察觉到李约瑟的心结，中国政府立刻调整了动员策略。6月1日，郭沫若直接从北京致函李约瑟，他在信中说：“我们希望您在暑假中能来中国做一次学术旅行，以交流科学研究的经验。我们负担一切旅费开支。”
短短数十个字，意味深长，没有提及细菌战，却能让李约瑟心领神会。于是在6月中旬，一个折中方案在李约瑟与钱三强之间达成。李约瑟以与中国科学院进行学术交流的名义进入中国，在华期间如果“恰逢国际考察团也在彼处”，他将以联络员的身份协助细菌战国际调查。
6月16日，李约瑟到达前往中国的第一站布拉格。
《黑皮书》
6月22日，李约瑟在钱三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受中国政府邀请的另外五名国际科学家陆续抵达。
邀请李约瑟来中国，是中国政府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其实在李约瑟来到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在国际上做过动员，早在细菌战问题发生时，一些恰好在华访问的西方友好人士，就在中英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支持中国，谴责美方的文章。
5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北京接见了英国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专门安排他参观了正在北京举行的细菌战展览。约翰逊在离开中国时表示“回国一定把美国细菌战情形加以宣传。”
回国后的约翰逊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呼吁》的小册子，详细描述他在中国参观细菌战展览，在中国东北沈阳、抚顺等地实地调查等带给他的深刻印象。他在书中写道：“我向上帝呼吁，我向坎伯雷大主教呼吁……我向全体英国人民的善良、正直和勇敢呼吁，请他们坚决不参与这种集体屠杀的罪行、决不参与这种细菌战的罪行。”
但这些来华访问的友好人士中，没有一个是专职科学家。他们虽然愿意为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寻求正义，可毕竟他们的证词缺乏科学的说服力。与约翰逊同来中国的牛津大学讲师戴伊就说道，“约翰逊教长可以用神来作证，我们却需要更多的证据。”
基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动员有声望的西方科学家来华调查取证，并在国际上为中国辩护。而中国动员的第一重点还不是李约瑟，而是法国著名科学家，时任世界和平组织领导人的约里奥·居里。
此时的约里奥·居里，正在为联合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共同禁止核武器而奔走，接到中国发出的呼吁后，他立即以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的名义，发表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是“继用原子弹在几十秒内毁灭广岛和长崎几十万人民，那种同样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的声明。4月2日，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通过题为“反对细菌战”的告全世界男女书，决定组织一个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中国和朝鲜。
这为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打开了一扇门，但就在组团即将开始之际，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因以共产党员身份担任法国原子能总署高级官员，约里奥便受到西方舆论的质疑，以美国为首的新闻媒体不断发表文章，攻击约里奥的政治立场。这一刻对他的攻击更是达到了顶峰，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丁（Warren E·Austin）就公开在媒体上指责他是“赤色分子”、“滥用科学”。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约里奥在法国科学界处境相当尴尬，很难再继续承担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的组团工作。
由于约里奥的退出，中国才决定把动员西方科学家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英国，李约瑟就成为这一刻最适合的人选。
很快，李约瑟便与中国邀请的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科学家第一次见面，但他发现这批人的专业素质比他预想的要低，因此开始担心调查的质量和合法性。察觉到李约瑟的担忧，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加大了对他的动员力度。
6月下旬，李约瑟在给妻子李大斐的一封信中说，钱三强告诉他中国科学院将邀请他“到各地讲学并参观科学技术方面的东西……包括研究所和大学”。李约瑟对此无比激动，对李大斐说：“你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超乎寻常的令人鼓舞，或许我们应该记住像这样的机会恐怕在今后的七八年内都不会再发生了。”李约瑟所指的机会，就是钱三强对他的承诺，允许他到北京后考察中国的科技史并搜集资料。正是在这一强烈愿望的驱使下，李约瑟决定不再保持低调，而是以团员身份正式参加国际调查团。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李约瑟与调查团一起在中朝两地奔波，访问细菌战现场，复查实物标本，与中国科学家座谈，访谈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8月底，由李约瑟主笔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在北京完成。因该书的封面是黑色而被国际间称为《细菌战调查黑皮书》，李约瑟在书中声明：
委员会已得出如下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8月31日，在北京台基厂9号，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行了由用英、法、俄、中四种文字印刷的报告书的签字仪式，12月20日，中国代表再次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上宣读了有关细菌战调查的报告。至此，细菌战在中国的调查暂告一段落。
但对李约瑟来说，有细菌战调查引起的风波远未平息，《黑皮书》的发表只是另一场风波来临的先兆。
科学讨论还是政治辩论
1952年9月中旬，李约瑟回到英国，但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整个英伦三岛舆论的重重包围与质疑。
1952年，英国与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国际关系等问题上正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反共”正是这一时期多数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英国政府将李约瑟的报告视作对国家利益的直接威胁与严重挑战在所难免。
以《泰晤士报》为首的英国主流媒体率先对他发难，刊登了许多针对他本人以及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的攻击性文章，指责他在细菌战问题上偏袒共产党中国。英国国会下院也对细菌战调查报告进行了激烈辩论，质疑李约瑟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就连他在剑桥大学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同事也对报告表示怀疑，指责他不恰当地利用其学术地位参与政治问题。
1952年9月26日，李约瑟出席了英国记者协会在伦敦皇家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会议一开始，就有记者将中国歧视性地称作“警察国家”，从根本上质疑细菌战调查的可信性。记者还质疑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质量，质问李约瑟为什么没有邀请英国科学家参与调查。对于参与调查的中国科学家，记者则怀疑他们的学术资格和专业能力，怀疑他们参与细菌战调查背后的政治动机。在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一位记者还将细菌战指控与希特勒当年炮制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在强烈的“反共”浪潮中，身处夹缝的李约瑟自然会被推上风口浪尖。一个月后，英国国会也开始对李约瑟发难。
10月24日，国会下院议员、国家外交事务联席副秘书长安东尼·纳丁（Anthony Nutting）和伦敦威斯敏斯特区国会议员约翰·贝克(John Baker)，在有关细菌战调查报告的国会听证中对李约瑟大加批评质疑。纳丁将细菌战调查报告嘲笑为一个“老掉牙的共产主义故事”，他说“所有（调查团）六名成员都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整个报告充满了对共产主义同情的痕迹，我不知道什么才能证明。”
贝克则采用了更具杀伤力的战术，试图从个人信誉上推翻李约瑟作为细菌战指控证人的资格。在他给李约瑟的信中就一再以律师口吻，要求李约瑟说明在抗战期间到底是受谁指示涉入对日军细菌战调查一事。贝克出身律师，在此之前他已经翻遍了英国外交部档案，在其中没有找到李约瑟当年调查报告的原件，而当年李约瑟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般官员，又没有资格从事此类调查。这正是贝克的杀手锏，因为贝克知道，证人在其他问题上的不良信誉可以削弱证人在法庭提供证词的可信度，而挑出李约瑟在日本细菌战报告上的漏洞，就等于动摇了他在整个细菌战问题上的信誉与证人资格。
然而这一些都还不是令李约瑟最难堪的时刻，学术界对他的批评几乎让他走入绝境。学术界对他首先发难的就是两位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亨利·戴尔（Henry Dale）与罗伯特·罗宾逊（Robert Robinson）。二人在10月17号的《泰晤士报》上联合撰文，声称李约瑟的学术界地位“对他是否胜任在（细菌战调查）报告涉及的问题上做出公正裁决并无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强调李约瑟头上的优秀科学家与皇家学会会员两顶帽子，并不能保证他的细菌战调查报告的可靠。
这两位资深科学家的这番言论更是引起剧烈的连锁反应。一些李约瑟曾经邀请过，但没有参加细菌战调查的科学家在这时纷纷推翻自己原来的说法，将李约瑟推向更加不利的处境。
此前曾得到李约瑟邀请的威格尔·斯沃博士，就推翻了自己在调查发生前所坚持的“细菌战系美军下级单位在没有得到华盛顿授权情况下发动的小规模试验”的说法，在此时给李约瑟的信中强调“中国人和朝鲜人对细菌战的焦虑是虚构的，是为了宣传而编造的故事。”
另外有一些教授则干脆指责李约瑟的调查报告毫无事实根据，是“一派胡言”。剑桥大学基督文本学院院长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就在《新政治家》报上刊载文章，声称李约瑟卷入细菌战调查事件证明：“甚至对一个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来说，要想放弃一个虽然缺乏证据支持，但十分投他个人所好的假设也不那么容易。”英国高级科学会的希尔（A·V·Hill）教授更是将李约瑟的报告说成“科学沦为妓女，为宣传服务。”
这场科学讨论，最终演变成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辩论。李约瑟在后来就将其称之为“在英美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下的暴力迫害。”
——英国学者罗伯特·杨在为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科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所作传记序中所言。
1952年新年刚过，一份有关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便被呈送到毛泽东面前。
这时，冷战的阴云遍布全球。新兴的中国，正在朝鲜半岛与联合国军对峙，同时面临着西方世界的外交经济封锁。此时发生的细菌战问题，无疑为正在寻找外交出路的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这一问题处理得当，将不仅可以证明美帝的本质，还能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
于是，炮火之外的另一场战役打响了。
李约瑟的心结
1952年5月，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接到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钱三强，钱三强在信中转达了中国科学院对他的邀请，希望他参加一个前往中国与朝鲜，搜集和报告有关细菌武器问题的国际调查团。
此时，有关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事件已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和早在二战期间的东亚战场上就接触过细菌战的专家，李约瑟自然也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
对于中国政府向他发出邀请函，李约瑟并不感到吃惊，毕竟他在1943——1946年间就曾前往中国，协助中国科学界重建学术研究工作，担任了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这一时期他还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领导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并与许多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的中国科学家成为莫逆之交。从与中国的关系上而言，他确是这一时期最适合前往中国的人选，但李约瑟对此次中国之行却非常慎重。
1952年，正是李约瑟一生事业的转折点，40年代的中国之行，使他深深迷上了中国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到英国后，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学术事业进行了重新规划，决定从生物学家转为从事科学史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前，李约瑟已经开始收集资料，组织人力筹备编写，但这一计划却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被打断。在此时，不仅李约瑟，就连整个西方学术界，也无人能顺利进入中国从事科学研究和搜集资料，更遑论得到中国科学界的支持了。
与新中国学术界，尤其中国科学院重新建立联系，以便实现他后半生的研究计划，成为李约瑟这一时期的当务之急。但他又不愿在并非自己专长的细菌学和昆虫学领域内，扮演专家和证人的角色。他不愿意加入国际科学调查团，却又十分渴望前往中国。
察觉到李约瑟的心结，中国政府立刻调整了动员策略。6月1日，郭沫若直接从北京致函李约瑟，他在信中说：“我们希望您在暑假中能来中国做一次学术旅行，以交流科学研究的经验。我们负担一切旅费开支。”
短短数十个字，意味深长，没有提及细菌战，却能让李约瑟心领神会。于是在6月中旬，一个折中方案在李约瑟与钱三强之间达成。李约瑟以与中国科学院进行学术交流的名义进入中国，在华期间如果“恰逢国际考察团也在彼处”，他将以联络员的身份协助细菌战国际调查。
6月16日，李约瑟到达前往中国的第一站布拉格。
《黑皮书》
6月22日，李约瑟在钱三强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受中国政府邀请的另外五名国际科学家陆续抵达。
邀请李约瑟来中国，是中国政府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其实在李约瑟来到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在国际上做过动员，早在细菌战问题发生时，一些恰好在华访问的西方友好人士，就在中英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支持中国，谴责美方的文章。
5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北京接见了英国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专门安排他参观了正在北京举行的细菌战展览。约翰逊在离开中国时表示“回国一定把美国细菌战情形加以宣传。”
回国后的约翰逊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呼吁》的小册子，详细描述他在中国参观细菌战展览，在中国东北沈阳、抚顺等地实地调查等带给他的深刻印象。他在书中写道：“我向上帝呼吁，我向坎伯雷大主教呼吁……我向全体英国人民的善良、正直和勇敢呼吁，请他们坚决不参与这种集体屠杀的罪行、决不参与这种细菌战的罪行。”
但这些来华访问的友好人士中，没有一个是专职科学家。他们虽然愿意为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寻求正义，可毕竟他们的证词缺乏科学的说服力。与约翰逊同来中国的牛津大学讲师戴伊就说道，“约翰逊教长可以用神来作证，我们却需要更多的证据。”
基于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动员有声望的西方科学家来华调查取证，并在国际上为中国辩护。而中国动员的第一重点还不是李约瑟，而是法国著名科学家，时任世界和平组织领导人的约里奥·居里。
此时的约里奥·居里，正在为联合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共同禁止核武器而奔走，接到中国发出的呼吁后，他立即以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的名义，发表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是“继用原子弹在几十秒内毁灭广岛和长崎几十万人民，那种同样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的声明。4月2日，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通过题为“反对细菌战”的告全世界男女书，决定组织一个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中国和朝鲜。
这为中国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打开了一扇门，但就在组团即将开始之际，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因以共产党员身份担任法国原子能总署高级官员，约里奥便受到西方舆论的质疑，以美国为首的新闻媒体不断发表文章，攻击约里奥的政治立场。这一刻对他的攻击更是达到了顶峰，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丁（Warren E·Austin）就公开在媒体上指责他是“赤色分子”、“滥用科学”。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约里奥在法国科学界处境相当尴尬，很难再继续承担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的组团工作。
由于约里奥的退出，中国才决定把动员西方科学家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英国，李约瑟就成为这一刻最适合的人选。
很快，李约瑟便与中国邀请的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科学家第一次见面，但他发现这批人的专业素质比他预想的要低，因此开始担心调查的质量和合法性。察觉到李约瑟的担忧，钱三强与中国科学院加大了对他的动员力度。
6月下旬，李约瑟在给妻子李大斐的一封信中说，钱三强告诉他中国科学院将邀请他“到各地讲学并参观科学技术方面的东西……包括研究所和大学”。李约瑟对此无比激动，对李大斐说：“你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超乎寻常的令人鼓舞，或许我们应该记住像这样的机会恐怕在今后的七八年内都不会再发生了。”李约瑟所指的机会，就是钱三强对他的承诺，允许他到北京后考察中国的科技史并搜集资料。正是在这一强烈愿望的驱使下，李约瑟决定不再保持低调，而是以团员身份正式参加国际调查团。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李约瑟与调查团一起在中朝两地奔波，访问细菌战现场，复查实物标本，与中国科学家座谈，访谈被俘的美军飞行员。
8月底，由李约瑟主笔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在北京完成。因该书的封面是黑色而被国际间称为《细菌战调查黑皮书》，李约瑟在书中声明：
委员会已得出如下结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8月31日，在北京台基厂9号，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行了由用英、法、俄、中四种文字印刷的报告书的签字仪式，12月20日，中国代表再次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上宣读了有关细菌战调查的报告。至此，细菌战在中国的调查暂告一段落。
但对李约瑟来说，有细菌战调查引起的风波远未平息，《黑皮书》的发表只是另一场风波来临的先兆。
科学讨论还是政治辩论
1952年9月中旬，李约瑟回到英国，但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整个英伦三岛舆论的重重包围与质疑。
1952年，英国与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国际关系等问题上正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反共”正是这一时期多数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英国政府将李约瑟的报告视作对国家利益的直接威胁与严重挑战在所难免。
以《泰晤士报》为首的英国主流媒体率先对他发难，刊登了许多针对他本人以及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的攻击性文章，指责他在细菌战问题上偏袒共产党中国。英国国会下院也对细菌战调查报告进行了激烈辩论，质疑李约瑟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就连他在剑桥大学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同事也对报告表示怀疑，指责他不恰当地利用其学术地位参与政治问题。
1952年9月26日，李约瑟出席了英国记者协会在伦敦皇家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会议一开始，就有记者将中国歧视性地称作“警察国家”，从根本上质疑细菌战调查的可信性。记者还质疑细菌战国际调查团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质量，质问李约瑟为什么没有邀请英国科学家参与调查。对于参与调查的中国科学家，记者则怀疑他们的学术资格和专业能力，怀疑他们参与细菌战调查背后的政治动机。在记者招待会接近尾声时，一位记者还将细菌战指控与希特勒当年炮制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在强烈的“反共”浪潮中，身处夹缝的李约瑟自然会被推上风口浪尖。一个月后，英国国会也开始对李约瑟发难。
10月24日，国会下院议员、国家外交事务联席副秘书长安东尼·纳丁（Anthony Nutting）和伦敦威斯敏斯特区国会议员约翰·贝克(John Baker)，在有关细菌战调查报告的国会听证中对李约瑟大加批评质疑。纳丁将细菌战调查报告嘲笑为一个“老掉牙的共产主义故事”，他说“所有（调查团）六名成员都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整个报告充满了对共产主义同情的痕迹，我不知道什么才能证明。”
贝克则采用了更具杀伤力的战术，试图从个人信誉上推翻李约瑟作为细菌战指控证人的资格。在他给李约瑟的信中就一再以律师口吻，要求李约瑟说明在抗战期间到底是受谁指示涉入对日军细菌战调查一事。贝克出身律师，在此之前他已经翻遍了英国外交部档案，在其中没有找到李约瑟当年调查报告的原件，而当年李约瑟作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般官员，又没有资格从事此类调查。这正是贝克的杀手锏，因为贝克知道，证人在其他问题上的不良信誉可以削弱证人在法庭提供证词的可信度，而挑出李约瑟在日本细菌战报告上的漏洞，就等于动摇了他在整个细菌战问题上的信誉与证人资格。
然而这一些都还不是令李约瑟最难堪的时刻，学术界对他的批评几乎让他走入绝境。学术界对他首先发难的就是两位前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亨利·戴尔（Henry Dale）与罗伯特·罗宾逊（Robert Robinson）。二人在10月17号的《泰晤士报》上联合撰文，声称李约瑟的学术界地位“对他是否胜任在（细菌战调查）报告涉及的问题上做出公正裁决并无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强调李约瑟头上的优秀科学家与皇家学会会员两顶帽子，并不能保证他的细菌战调查报告的可靠。
这两位资深科学家的这番言论更是引起剧烈的连锁反应。一些李约瑟曾经邀请过，但没有参加细菌战调查的科学家在这时纷纷推翻自己原来的说法，将李约瑟推向更加不利的处境。
此前曾得到李约瑟邀请的威格尔·斯沃博士，就推翻了自己在调查发生前所坚持的“细菌战系美军下级单位在没有得到华盛顿授权情况下发动的小规模试验”的说法，在此时给李约瑟的信中强调“中国人和朝鲜人对细菌战的焦虑是虚构的，是为了宣传而编造的故事。”
另外有一些教授则干脆指责李约瑟的调查报告毫无事实根据，是“一派胡言”。剑桥大学基督文本学院院长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就在《新政治家》报上刊载文章，声称李约瑟卷入细菌战调查事件证明：“甚至对一个经验丰富的科学家来说，要想放弃一个虽然缺乏证据支持，但十分投他个人所好的假设也不那么容易。”英国高级科学会的希尔（A·V·Hill）教授更是将李约瑟的报告说成“科学沦为妓女，为宣传服务。”
这场科学讨论，最终演变成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辩论。李约瑟在后来就将其称之为“在英美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下的暴力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