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到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对当场所有愿意听他倾诉的人表示，他即将隐退，远离成功的光环。他一再地对观众和访问他的记者说：“今后，我将封笔，不再写小说了。”这种表白真是怪异，语调却是全然地平静与欢欣，似乎没有人相信这不是戏言。当时他才六十岁，健康情况良好，是日本文坛大佬。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使得他的作品在日本书市的销售数量扶摇直上，国外出版商更竞相翻译、出版他的作品。大江看来既无疲态，也无沮丧，事实上，此时的他再平和不过了。隐退的决定只是个结束，而非危机。他说，之所以辍笔是因为他已完成了三十一年前赋予自己的任务，也就是为他那大脑严重受损的儿子代言。如今，他已不需要这么做了。不时发病，很少说话，几乎随时需要他人照料的儿子光（Hikari），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他刚完成几首非凡的钢琴和长笛的乐曲，被他的父亲形容为“有如草叶上晶亮的露珠”——此即他最近上市发行的第二片CD作品《大江光的音乐：第二辑》。
　　“有时，我儿子还以为赢得诺贝尔奖的人是他呢！”大江喜形于色，笑靥更加深了脸上的皱纹。“这个孩子真让我惊异，以那严重受损的大脑，还能继续不断地展现音乐的深度，真不简单。长久以来，我觉得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为他表达，然而现在的他能自己来，不需要代言人了。到头来，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角色。”
　　大江就是个全心奉献的父亲，而且毫无怨言。他说：“光照亮我意识深处中的黑暗。”他因光这个儿子而得救。
　　怪婴诞生
　　大江健三郎生于一九三五年，四国岛爱媛县多郡的大濑村。这个村子很久以前就并入另一个城镇，消失在地图上了。大江六岁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而失去了父亲和祖母。
　　大江在东京大学法文系就读时期，在创作上初试啼声，到了毕业时，亦即在一九五八年以《饲养》荣获芥川奖，立即声名大噪。那一年他也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拔芽击仔》，描述十五个少年感化院的孩子，因战争撤离至一个像是大濑村的村落。大江在文坛窜升的速度惊人，成为极受瞩目的作家。
　　“一开始，我的确志得意满，”他以清晰而略带迟疑的英语说道，“但是，到了二十五六岁时，我突然有股强烈的失落感，以前种种安定的感觉都消失了。有好几年，自杀这个念头不断地蛊惑着我。后来，我儿子在一九六三年出生时，这个小宝宝有如我所有阴郁的化身。由于头部异常成长，看来就像有两个头的怪婴。这一刻真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危机。医师要我们决定要不要帮他开刀。不开刀，光很快就会死亡，然而开刀后还需面对非常、非常艰苦的未来。光在六月十三日出生，我八月一日就去广岛了，那时光还在住院。我可以说是想飞快逃离这个孩子，这些羞愧的回忆真是不堪回首。我转往医院，看核爆浩劫后的生还者接受治疗的情形。主任是个伟大的医师，我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晚上我在饭店房间整理和那位医师谈话的内容——有关原子弹受害者的坚忍和毅力时，我心中开始浮现人类的新意象。原因很难解释，但我的想法的确已有改变。”
　　大江停下来注视着坐在房间另一端的儿子。光正捧起茶壶，从各个角度研究，也看着自己的脸在上面反射的影像，或膨胀，或收缩，有如凸透镜一般。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向父亲微笑，大江也给他一个笑。
　　“因此，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我告诉那位医师我儿子的情况。他也跟我说他手下一个年轻眼科医师的故事。广岛原爆的刹那，玻璃破裂、四处飞散，很多人的眼球因此受伤。那个失明的年轻医师最后因极度沮丧而自杀。他曾对我那位医师友人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对辐射的影响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要如何治疗那些病人。’这位友人答道：‘病人受伤必定很痛苦，即使束手无策，我们仍应尽全力去治疗他们，减轻他们的痛楚。’我听了这个故事后，觉得极度羞愧。之于我那不能言语、无法表达痛苦的儿子，我却袖手旁观。从此，我知道我必须面对那生病的宝宝，请医师帮他进行手术，尽力去照顾他。我回到东京后，儿子就进手术室了。”
　　“结果相当成功。光可以活下来了。由于光，我开始解构自己的人生，我的作品也有了转变，我发现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立足点来抵御自杀。之前，我是个消极的人，思想黑暗，倾向负面，对未来不抱着任何希望。内人则是个坚强而独立的人，由于悲观，我在她面前常深以自己为耻。尽管有这么好的伴侣，一个作家还是会走向自杀，我就是这种人。但是，由于儿子出生，我终于能解开心中的结。”
　　大雌鱼与小雄鱼之梦
　　在一篇作品《教我们延长疯狂》中，大江描述父子之间无言的沟通，如何传达那种至高而具体的怜悯之情。那极度痴肥的父亲尽管受到儿子的种种伤害，还是试着借由言语和肢体碰触来突破儿子静默的外壳，以照顾、保护他。“肥胖父亲相信他可以直接体会儿子感受到的每一种肉体的痛楚。一天，他在书中读到一种在丹麦深海相当普遍的鱼――胺糠（CeLaticis）。雄鱼依附在体积较大的雌鱼身上，有如肉赘一般。他梦想自己就是停留在深海中的一只雌鲛鲸鱼！儿子就如嵌在他身上的小雄鱼。这个梦是如此甜蜜，教人不忍醒来。”
　　大江说：“过去三十年来，光曾经历很多次的危机。我们一家三口面对困难，并设法超越。每一次通过考验，我们就觉得比以前要超脱一点，像是爬楼梯般，愈爬愈高。光生病时，我们也都病了，光治愈时，我们也都复原了。”
　　大江夫妇现在可以与光交谈。这种沟通正如大江在他的作品中展现的，是一种缓慢而难解的过程：“我们一步步地创造沟通的方式。一开始，光对与我们的沟通完全抱持着否定的态度，有如完全封闭在自己体内，无法自拔。然而，我们一直不忘伸出手，拉他一把。光四岁的时候，我们买了一片各种鸟叫的录音，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播放。在一阵鸟鸣之后，有一句说明：‘这是秧鸡’‘这是鸽子’或‘这是蓝背鸟’就这样，有两年之久，我们一再地播放给他听。在光六岁那年，有一天，我们去山上的别墅度假。我让光骑在我肩膀上，带他在林间漫步，听见一阵鸟啭，我不知道是哪一种鸟的叫声，突然间，我听到一句日文说：‘这是秧鸡’，身边没有别人，我还以为是自己的幻听。之后又传来一阵鸟鸣，又一句：‘这是秧鸡’。啊，是光！他说的没错。他似乎真有学习能力。后来，我们发现他可以辨认出录音中所有鸟类的叫声，多达七十种。真是天才。于是我和内人就开始跟他说话，一开始，我们就利用各种鸟类的名字来和他沟通。”
　　“接着，他母亲开始播放巴哈、莫扎特，以及其他音乐家的作品，大都是为了自己聆赏。然后，即使我们只播一小段乐曲，比方说布兰登堡协奏曲，光居然可以辨识出来。他的言语能力虽然没有多大进展，他的音乐却一直在进步。医师告诉我们，大脑分成两边，一边主宰语言，另一边则专司音乐。他说，光的两边大脑是分开的，中间只有极其微弱的联系，掌管音乐的则是比较强的一侧。”
　　大江夫妇请了个钢琴老师来教他，不久就发现光无法胜任弹奏钢琴的动作。然而，似乎光可以写下他所听到的乐音。一开始，老师以为光写的是巴哈和莫扎特音乐的片断，只不过随意重新排列而已。后来，她才发现这是光自己的音乐。两年前，在一位钢琴家和长笛家的协助下，光发行了第一片CD，还获得了日本音乐大奖。他的母亲说，这等于是全家人的成功。
　　大江说：“有些人批评我这是在剥削自己的儿子。但我已经跟他共同生活了三十一个年头。就照顾儿子方面，专家是我，不是他们。我想，我了解光的感受。他虽无法阅读我的书，但我深信，即使他能看得懂我的书，他也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我确定。”
　　飞翔的野鹅
　　站在观众和成堆摄影机之前的大江说起童年往事。儿时在偏远的乡间阅读《尼尔斯的奇妙探险》时，他得到一个灵感：他读到调皮的小男孩和野鹅沟通时，可感受到有两个预言将在他的生命中实现：“一是，有一天我可能会明了鸟类的语言，另一则是和我心爱的野鹅飞到我梦中的斯堪地那维亚。”
　　他轻轻地一笑，告诉大家他的儿子光如何由鸟啭的启发而发出人类的语言，最后还能作曲。他说：“因此，光帮我实现了第一个预言，也就是了解鸟的语言。”
　　接着，他的眼神停留在前排一位美丽的女士身上，她就是大江的夫人由加利。他说，由加利“正如故事中野鹅领队的化身，我跟着她飞到斯德哥尔摩来，此时此刻，第二个预言，也就实现了，真教人欣喜之至。”
　　大江健三郎和家人返回东京后，随即踏上新的旅程：就此封笔，专注读书，开始担任新的角色：杰出青年作曲家大江光的父亲。
　　（节选自《面对人生的恶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