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忝为人师27年之久，由于天性愚笨，对如何当好老师，还是懵懵懂懂。”在《大师课徒》自序中，魏邦良这样表达自己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困惑。的确，“如何当好老师”，这可能是每一位有责任心的老师都会常常自问的一个问题。“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昌黎先生关于师道的定义已成为中国人的千年训诫。然而这毕竟离我们太过遥远，也太过抽象，从中，我们很难捕获到关于师道的具体形象。今人喜从各种“教学法”中习得教授指导学生的方法，虽也能有所斩获，但顶多只是一“匠人”而已；这如同古希腊的辩术士，他们擅长以修辞和演讲二术授人，但从不对正义、节制这些美德报以敬畏。那么，什么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真谛？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教书匠”的庸名，做一名真正的“师者”？《大师课徒》一书试图用那些为人熟知的大师教授弟子的故事，来寻找到答案。
　　在书中，魏邦良选取了民国时期13位大师，记述了他们作为教师的人格、学识和课徒经历。这13位大师中，既有学贯中西却钟情于本国文化的吴宓，也有因批判传统文学而“暴得大名”，却被蒋介石誉为“旧道德的楷模、新思想的师表”的胡适；既有长于“旧学”的钱穆，也有将现代语言学“玩儿”到极致的赵元任；既有崇尚“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陈寅恪，也有对“科学救国”怀抱坚定信念的叶企孙。他们的学术经历和思想观念或有不同，但是在为学为师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那就是：以崇高的人格力量示以人，以深厚的学问功底授予人，以谦卑严谨的态度感染人。他们用行动诠释着昌黎先生所倡导的师道尊严，也为吾辈树立了楷模。
　　传道：崇高人格的力量
　　在为师的三项责任中，昌黎先生首重“传道”。可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道”是作为一名教师自我修养的第一要务。李叔同认为，“先识器后文艺”是从事教育的基本前提。“首重人格修养，再谈文艺学习”，不仅学生要这样，师长更应如此。为勉励自己，李叔同特意将“身体力行”四字题写在刘宗周所著《人谱》一书的封面，而“先识器后文艺”的典故正是出自此书。可以说，“身体力行”正是李叔同传道的主要方式。“李叔同皈依佛门后，更多是通过身教而不是言传来教诲弟子，更多是通过自责而不是责人来感染他人。”
　　其实，不单李叔同，民国大师们何尝不是这样理解“传道”的。“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吴宓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吴宓毕生用行动诠释了这些话的含义，为弟子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篇注定流芳千古的绝世铭文，不仅是陈寅恪对王国维一生治学的高度评价，也在表明自己的心迹。而在他晚年，陈寅恪几乎凭一己之力践行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高贵的品格。可以说，大师们的“道”或有不同，然“先识器后文艺”，身体力行，求道传道，在这方面，他们是一致的。
　　授业：真学问的魅力
　　何谓真学问。对于今日之大学老师来说，论文数量、核心期刊成为衡量有无学问的指标，教书育人反倒成为副业。姑且不论论文质量如何，疏于教学，对于一名大学老师来说，显然不能算作合格。然而在民国大师们看来，真学问不仅在于自己去苦心经营，还要薪火相传，遗泽后辈。书中论及的13位大师，不仅各个学力雄浑，而且都不只满足于自己学术的涵养，更在教书育人上倾囊相授。如吴宓“上课像划船的艄公那样卖劲”；刘文典上课以“新、细、活、准、奇、入”给学生留下难忘印象；再如陈寅恪授课，每堂课都突出一个新字。钱钟书先生渊博的学识已为世人了解，然其授业风采或许鲜为人知。在他的弟子们眼中，“讲台上的钱钟书，学识渊博，口才绝佳，引经据典，挥洒自如”。许国璋赞叹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李赋宁则在钱先生的旁征博引中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气势，振聋发聩。许李二人以后能在各自领域成就斐然，我看，必与能够亲历像钱钟书这样的大师讲课授业有很大关系。
　　与钱钟书相比，口才不好，又不喜交际的叶企孙本不适合做教师，但是为了改变祖国贫弱的面貌，他毅然放弃成为科学家的理想，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中，在短短的20年就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科技精英。叶企孙对自己的短处也颇有自知之明，一次，他对学生说：“我课上得不好，对不住你们，但我有一点却对得住你们，我请来教你们的老师个个比我强。”读到此处，掩卷而思，怎能不对这些大师们认真的态度景仰有加。倾尽所学，春风化雨，这正是民国大师们真学问的魅力所在。
　　课徒：大师的谦卑与严谨
　　在叶圣陶为一年级小学生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中，有这样一篇课文，内容是学生与先生互道早安。丰子恺为这篇课文配的图画是这样：小朋友恭敬地向先生鞠躬说“先生，早”；先生也鞠躬回礼说“小朋友，早”。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图画时，深为感动也颇为震撼，因为对于今人来说，很难想象，老师对学生能如此谦恭和蔼、以礼相待。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女儿所在的小学，校门口每天有两名“红领巾”值日，他们的任务就是向每一位进来的老师行礼问好，以示尊敬师长，然而每当此时，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一副目不斜视、目无表情的样子。我不想说今天的老师不懂礼数，或许他们觉得这是学生起码的礼貌，也是自己身为老师应得的回报；但不得不说，当他们享受着孩子们的敬礼时，他们对孩子表现得的确不够尊重。可以说，从丰子恺的绘画中，我看到的是民国先生们的谦卑；而从今日老师的反应中，我们只能读到傲慢。
　　那么，丰子恺先生为什么能画出这样一幅画？我想，在民国时期，这或许就是一个基本的礼节。除此之外，如果我们相信言传身教的力量的话，他也定然从师长李叔同那里感受到这样的谦卑，因为“在丰子恺眼中，李叔同从不疾言厉色批评学生。有学生在课堂上犯了错，他只在下课后和颜悦色向对方指出，然后向这位学生鞠一躬”。当然，谦卑不仅是一种礼貌的表现，更表达了大师们对弟子的拳拳爱心和平等待人的诚挚之情。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时，时逢学潮，蒋介石想处置闹事的学生并查处其中的共产党员，当场遭到刘的拒绝，两人并因此而生起争执，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当即下令逮捕刘文典，准备来个杀一儆百。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刘文典的高贵气节，也看到他为保护学生勇于“犯上”的担当。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谦卑这一美好的品质在大师们的身上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但是谦卑并不意味着纵容，尤其涉及治学为人，如遇弟子有错，大师们总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指正。胡适对其弟子罗尔纲生活上关怀备至，然而一旦发现他治学上犯了信口开河的毛病，一向温和宽厚的胡适便会提出严厉批评甚至“大为光火”。正是这种严谨，让罗尔纲获益匪浅，“倘若没有胡适的严厉批评严格要求，罗尔纲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也就不会那么一丝不苟了”。
　　谦卑和严谨让大师们有了一种优秀的人格魅力。在评价叶企孙时，魏邦良写道：“有人说，大科学家是由大科学家挑选和培养出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大师是由大师挑选和培养出来的。”在我看来，这个评价适用于书中论及的所有大师。而大师与大师之间的薪火相传，正是因为谦卑和严谨这两个美好品质的激励。这同时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何众多民国老课本时至今日仍然能够散发魅力？我想，这恐怕也在于那些编写教材的大师，能够放下他们那高贵的身段，以一颗谦卑和严谨之心，倾尽所能，为孩子留下他们宝贵的见识。
　　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而大师之大，不仅在于有学問，还在于有真学问；不仅在于有真学问，还在于求道；不仅在于求道，还在于传道。正是这求道传道，形塑了一辈辈大师，文化凭以传承，文明得以演进。然时至今日，斯世已去，大师课徒，已是传奇。
　　魏邦良在本书自序中写道：“写这本书，是朝圣之旅，也是取经之旅。倘若，日后在教学中，能从大师那里‘偷’得一招半式的‘武功’，那就是笔者的福分与造化了。”引此文，以为吾辈同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