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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空间、文本、阐释这些概念充斥在詹姆逊著述的各个角落，其内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此刻我们将之并置一处，目的不是为了详细解析它们的含义，而是讨论它们在詹姆逊总体性理论中的关系。这幅结构关系图景将会揭示出，詹姆逊为何将文化和艺术批评的重心放在阐释上，以及这种阐释话语在西方审美现代性话语谱系中的位置。这个讨论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关键概念的关系结构，我们能够发现詹姆逊多维性文本阐释原则的核心向度，即以面向历史敞开的自在性文本为依据，挖掘席勒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功能：实现普遍的“政治自由”。正是在这种“席勒向度”中，詹姆逊不仅选择性地调整了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理论，而且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角度重建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意识。
一、住居在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
乌托邦曾因其空想性、弱革命性而招致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斥责，但詹姆逊提醒我们“恩格斯将乌托邦社会主义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意味着恩格斯并非反对乌托邦，而是那些匮乏实现理想手段的自由改革思想。[1]乌托邦思想在当代的复活表明，尽管它是一种非现实的和非历史的存在，却总是与特殊历史景观相联系。当历史情境发生变化，乌托邦式的叙事与沉思会召唤全新生活景观，它的意图不仅在于表达未来理想栖居形式，而且在于否定现实秩序的绝对化，建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可能世界———“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它采取一种执着地否定现存一切的形式。”[2]换言之，尽管乌托邦只能以非现实的文本形态存在，但并不意味着现实功能丧失，人们总是“希望它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在，并且扮演一个起着诊断以及批判作用的角色”。[3]正是乌托邦的现实诊断和批判作用，促成“我们走向一个场所，由此出发，一个贯穿我们当下所作所为的空间才得以开启自身”。[4]由此，乌托邦就不是一个单纯描述虚构理想国度的小说文体概念，而是揭示历史动机、充满建构历史冲动的实践理论。乌托邦的内容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可模仿的、可体验的虚拟世界，而要看到它作为思想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寻找居住场所的方式———隐性的、多元的、异质的文本乌托邦空间。
把乌托邦理解为文本中隐在的思想形式而非虚构的幸福体验景观，詹姆逊得益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布洛赫的启示。马尔库塞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机制的特征分析，将乌托邦想象力视为抵制现实、走向美好未来的积极力量。布洛赫对希望力量的洞见，表明乌托邦冲动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无意识景观。它以扭曲和虚假的内容形式进驻到大众文化文本和卑微的商品中，并以满足大众集体想象的方式表達着变革渴求。[5]布洛赫揭示了乌托邦冲动在资本主义晚期阶段选择的主要居住场所———大众文化文本和作为文本的商品，这也暗示了它曾经选择住居的文本方式。根据这一线索，詹姆逊认为终极意义上的乌托邦文本是关乎“政治无意识的强权叙述”：“它并不存在于经验形式之中，……必须在所有经验‘文本’的基础上进行重构，……个体潜意识的主宰性幻想则是通过梦境、价值、行为及文字的自由联想等的片断和征兆性文本进行重构。”[6]重构的经验文本大多以深隐的叙述形式给予表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文本考察的方式发现乌托邦冲动的踪迹和形态。
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冲动进驻的文本至少有三种形态。其一，显性的乌托邦小说。乌托邦小说是最集中的乌托邦叙事形式。作为一种言语建构的文本和想象虚构的新的生存空间，乌托邦小说表征着理想的人类生存空间，展现着它与现实的疏离关系以及现实与未来的张力。乌托邦小说旗帜鲜明地揭示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其乌托邦冲动并非是政治无意识，而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反抗意识。它以建构自给自足的封闭乌托邦的方式隔绝现实，借此表征理想未来存在空间与现实社会存在的差异与冲突。那些孤绝的小岛或某一处与世隔绝的区域并非是极权主义政治和绝对化秩序所想象的流放、漂流之所，而是托马斯·莫尔们在意识形态压抑机制面前采取的反抗。它的效果不是沉溺于空想和虚拟满足，而是面向未来的历史姿态。其二，征兆性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以其象征性的、复合虚拟的未来表达了某种关于现在的征兆。“现在”是一种包含着无数客体和个体生活经验的现实，是个人幻想及其衍生的大众文化幻想所遮蔽的现实，因而无法想象也无法获取。科幻小说抹除了具体而复杂的时间结构，并不提供未来影像，而只是“对我们的当下经验进行重构，使其陌生化”。[7]这样，科幻小说将“现在幻化成某种特定未来确定了的过去”，我们在它的想象结构中能够获得“未来世界的久远过去，就像身后的和集体的记忆”。[8]在这种经验重构的历史向度中，科幻小说以虚拟未来景观赋予进步的无意义性以结构上的可理解性，从而揭示科技进步意识形态之于人类未来重要性的观念幻象。进步理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进步观念并非集体的幻想和虚构，而是有着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科幻小说的野性叙事并不否认进步观念的认识论优先性，而是集中表达它作为一个矛盾故事的结局。特定的毁灭式结局或乌托邦式未来，都是现实矛盾的征兆性反映，是对我们自身特定历史时刻的经验分裂的象征。其三，反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乌托邦冲动的确认，或者说是在更高层次上反思了乌托邦经验的困局。尽管乌托邦是相对于现实的异质性经验空间，但对其内部来说，特定封闭的时空形式意味着自由的限度。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印证了这一点：技术与极权主义铸造的乌托邦圆整统一，但没有给予人们充分必要的自由。反乌托邦叙事由此承担了揭示意识形态遏制策略的功能，它对乌托邦罪恶目标的确认和攻击“导致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那就是为我们自己重新创造了一个乌托邦”。[9]那些反文化和反英雄主义的主人公最终越过历史梦魇，描绘了人类最古老的乌托邦渴望。这依然是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陌生化重组，是面向未来的实践性想象。
乌托邦冲动的普遍文本形态是异质性经验和思想的文本，它不仅表现在乌托邦叙述或论述中，也体现在非乌托邦叙事文本的结构中。异质性经验或思想的乌托邦属性在于，它是面向未来的现实经验重构与陌生化。这种乌托邦属性将未曾出现未曾存在的事物转化成“概念上无法与现实相区分”的经验现象，并为这种“为数不多的现象提供一种景观”。[10]异质性经验与思想的文本普遍否定被意识形态遏制策略掩盖的绝对秩序，在否定现实的想象中提供新生活的酵母，揭示历史的真正动机。因此，如果将所有的乌托邦叙事或论述文本都理解为“科幻小说的亚类型”[11]，那么异质性经验文本则可视为科幻小说的补充。它们同样去除了复杂的时间结构，以陌生、异质的经验表达关于现在的征兆。 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可视为一种乌托邦论述文本，这不仅在于他展示了“两种互相毁灭的力量之间不可解决的历史冲突”，而且突出地强调了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后果：“随着二人的毁灭，城邦本身的形式也不可挽回地崩溃了。”[12]国家意志与黑格尔的目的论历史观都没有取得胜利，只有黑格尔对历史中不可调和因素的沉思在叹息。黑格尔无法回避《安提戈涅》文本深处的乌托邦渴望，他的沉思因而也带有乌托邦的色调。黑格尔也看到了狄德罗赋予分裂性语言经验的乌托邦力量，“拉摩的侄兒”操持着放荡言语打破了“平静的、顽固坚持的统一体”，它进入“斗争语言”并因此“再次作为共同的因素进行决定性的干预”。[13]言语因现实经验的分化而分裂为多样性，它们之间无论是否交往，都不能阻碍一种言语进入另一种言语。在此，言语不仅呈现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交往特征，也投射出意识形态的压抑机制。分裂乃至对抗，正是意识形态遏制策略的必然结果。不过拉摩侄儿的言语并非是既定经验和思想要素的分裂物，而是异质性、超越性的重构经验，它具有阻断意识形态操控行为的乌托邦欲望，不断以否定的方式满足自身。这种言语经验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普遍的否定性和“传染性”———终结一种历史经验并开启未来。
就性质而言，文本作为表达的言语和经验的构成，它势必会进入某种斗争的话语秩序中，而否定现实的乌托邦冲动借此会摆脱作者意识形态观念以及情感结构的束缚，进驻到一切可能的文本形式与文本空间中。由此，任何言语文本都可能在表达异质性的经验和思想，任何话语结构都具有乌托邦功能，从18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到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主义小说，再到资本主义晚期的各种文化商品和文本，到处都有乌托邦冲动的身影。19世纪小说的历史想象就普遍存在着异质性经验书写的欲望和冲动。这些小说的作者无意于历史意识的探索，却无意中展现了一种与他们客观现实截然不同的经验世界。这些异质性经验———资本主义“价值观、生活节奏、文化习惯和时间意识”———主要对抗的对象是“适用于封建或部落体系、城邦的或是紫禁城中神圣君王的时间经验”。[14]即使同情波旁王朝的巴尔扎克，在《老姑娘》的书写中也潜在地表达了乌托邦欲望：老姑娘期冀自己能够嫁给那位英俊潇洒的远方亲戚，因为他兼有商人的精明和拿破仑的风度。这种重构的经验以其异质性和超越性出现在文本诸要素的断裂之处，恰到好处地构成了对老姑娘现实选择及其结局的反讽。普鲁斯特那不受控制的乌托邦冲动流淌在他的奇异的叙事结构中。他的追忆文本像一处静谧无风的房间，诸种文本要素和谐共振，象征性地表达着个体与历史和未来的可能联系。这种独特新颖的记忆叙事并不能掩盖作者的困窘：那些让人怦然心动的时刻都是在毫无预期的状况下发生的，它们已经消逝了。因此，当记忆的经验被书写重新有序地组织起来，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成为超越现实的异质性经验。[15]这是文本叙事要素和经验结构要素重构现实经验的结果，依然具有乌托邦冲动的踪迹。似乎所有的文本都不能逃离乌托邦欲望的法则，与此同时，乌托邦冲动裹挟的异质性经验又是隐秘的，它更倾向于住居在文本的讽喻结构中。这种结构文本不是叙述语言的反讽，而是卢卡奇意义上的整体叙事反讽。通过这种结构中介，文本叙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乌托邦要素的伦理建构作用，使乌托邦意义与现实融合一处，以异质性经验发酵现实经验，将人类生活指向可能的未来。
至此，我们能够看到詹姆逊关于乌托邦、文本以及二者关系的基本观念。他在马尔库塞和布洛赫的思想文本中看到了乌托邦在历史文化生活、现实文学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力量。乌托邦不再是列宁声言的非独立性的幻想和“软弱性的产物”，[16]而是迫切需要矫正的知识形式：既是关乎未来的思想形式和理论结果，也是关乎社会生活质量的实践和文化政治策略的谋划。[17]当它被意识形态遏制策略压抑并转化为无意识中的冲动，它会以进驻文本的方式完成自我欲望的满足。因此，乌托邦文本总是面向现实、历史和未来的，它的存在揭示了文本自律的假象，并始终确立着文本与文化现实、文化政治的关系。不过，乌托邦冲动既然是在无意识书写中流露的，且普遍表现为蛛丝马迹，那么如何确定它的普遍存在和价值。
二、作为乌托邦阐释学的元批评
在一篇评论海登·怀特的文章中，詹姆逊看到了“元历史”理论在文学阐释方面的独特价值，即它不是将文学“仅仅理解为一种构成或形式体验”，而是理解为一个“履行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政治原型的功能”的“既定形式的过程”，詹姆逊认为，只有从这种高度出发，“今天的文学研究才能重获一种紧迫的使命感”。[18]怀特的“元历史理论”不仅揭示了19世纪史学著作普遍采用的诗学叙述策略，而且论述了阐释理论在赋予历史整体以意义以及建构历史结构形式方面的巨大意义。这似乎表明，一种富于乌托邦意味的历史阐释原则远比堆砌杂乱无章的事件更有历史担当，元历史理论由此也印证了詹姆逊的元评论或元批评概念。元批评并不在意批评对象的内容，“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本质的和直接的意义”，元批评只是“对内容的一种揭示，一种展现，一种对受到潜意识压抑力歪曲的原始信息、原始经验的恢复”。[19]更准确地说，元批评是一种解码活动，它的目标是寻找文本中的乌托邦欲望———一种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所歪曲的原始经验：“政治无意识”。[20]意识形态具有认识和遮蔽认识的功能，具有隐匿历史真正动机的压抑机制，乌托邦冲动恰恰是对这种压抑机制的揭示和社会历史矛盾解决的象征。由此，元评论要回应文本中乌托邦冲动的召唤，“旨在发明一些方法把文本向文本外的各种关系敞开”，[21]从而回到历史本身寻找文本中乌托邦冲动被压抑的根本原因。如何回到历史本身？詹姆逊提示说：“理解文本的这三个范畴（社会物化、风格发明和叙事或诠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蕴含于生产、投射、补偿、压抑、错位等更加活跃的术语中的社会潜文本。”[22]社会潜文本是历史性的缺场要素，但可以通过分散在文本中的在场要素折射出来，元批评把握二者的张力关系，探寻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矛盾和断裂之处，就能发现政治无意识的踪迹，从而展现文本深处的乌托邦冲动。 在这种意义上说，所谓的政治无意识和乌托邦冲动并非是完全依赖于文本内容而存在，它需要充分地对文本外部缺场要素进行考察，经过批评阐释后对之补充，才能发现乌托邦冲动的存在方式。那么，哪一种批评可以做到文本补缺？在詹姆逊看来，还没有一种现成的上手的批评理论工具。不过，基于元批评的乌托邦阐释策略，詹姆逊认为，可以将卢卡奇的总体概念“改造成叙事分析工具”，从而发现文本的“形式框架和抑制策略”。[23]总体概念的非凡之处在于，它揭示出文本的这一事实：文本或作品的不同层面和构成要素由于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而处于断裂状态，总体的形式框架则将异质性要素以等级制的方式缝合起来，使文本促成统一的意义。用阿多诺的话说，这种文本异质性要素的“和解”并非是一种文本层面干涉或破坏另一层面，而是赋予文本不同层面以亲近性：“既超越了异质性，又超越了它本身之所是。”[24]文本要素之间的分裂、矛盾和相互冲撞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任意漂浮的符码，而是显示着文本断裂之处的特殊内容，即提供一个特殊文本如何在特殊历史特性中诞生的消息。总体概念改造后的文本叙事分析工具由此具有了重要的补缺功能，将文本内缺失的却又发挥了文本意义扭结功能的非在场要素填充进文本。这样，文本的总体性面貌不仅面向现实敞开，也面向历史和未来展开。文本内部分裂的要素，尤其是执行乌托邦冲动的异质性经验，就不会作为偶然的文本闯入者而遭到驱逐或蔑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本缺场要素的补充实际上是一种添加并改变文本结构的行为。这非常符合张江教授阐发的“强制阐释”批评的特征。在张江看来，强制阐释批评总是“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5]元批评首先要放弃对文本话语所描述的内容的兴趣，要以坚定不移的姿态寻找文本中的乌托邦踪迹。为此，元批评甚至需要调动非文本要素进入文本，以重置文本结构，得到人们期待的乌托邦异质经验。更重要的是，缺场的文本要素进入文本后，异质性经验不仅被总体形式黏附于文本结构上，而且使得整个文本叙事变成了反讽，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讽刺，变成了对他主观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个吊诡之处不仅揭示了元批评的暴力性质———以强力手段拆解、重置文本，而且暴露了元批评本身的反讽性———元批评既然无意于文本内容的诠释，那么为何多此一举地补充那些缺场要素？况且，那住居在文本中的异质性经验不是内容又是什么呢？对此，詹姆逊已经准备好了辩护词：“我们所称的‘强力’重写，以区别于对伦理符码的软弱的重写”，但对于探寻意识形态的“某种神秘化或抑制的机制，据此去寻求显义背后的隐义，或用更基本的阐释符码的更有力的语言去重写一个文本的表面范畴”，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合乎情理的。[26]言外之意，只要发挥元批评的历史建构性，即使触犯了阐释禁忌也在所不惜。
诸多迹象表明，元批评本身就是异质性经验的代言人，因而也是一种乌托邦文本。元批评不仅需要深沉的历史责任意识，而且需要意识到文学研究任务的紧迫感，不仅需要诸种理论的批判性应用，而且需要富于想象力的思维。元批评的乌托邦冲动并不亚于它所面对的文本，之所以对文本在场内容弃之不顾，根本的原因在于詹姆逊本人的忧虑。他认为，对文本既定形式和内容的批评很可能使我们陷入想象力的困境和沉重的思想壁垒之中，让“奔驰的乌托邦之脚陷入当前时代的泥招”，进而失去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前瞻能力。[27]元批评必须具有想象力，否则将会变得与精神分析批评一样庸俗不堪，因为“弗洛伊德阐释的特点是把具体日常生活经验的整个丰富随意多样的现实简约和重写成被控制的、在策略上事先限制的家庭叙事”。[28]与其说这是在揭示文本显义背后的隐义，还不如说是新的遮蔽。想象力本身是无意识满足的精神力量，与无意识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在透视乌托邦冲动方面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可惜，以探求无意识精神活动为己任的精神分析批评偏偏匮乏想象力，这无疑是一种反讽。元批评运用想象力，但不会像小孩子那样滥用想象力，不会像后期罗兰·巴尔特那样乐此不疲地做着解构的游戏：“把巴尔扎克重写为菲利普·索勒斯，重写成纯粹的文本和书写时，他又变成别的什么了。”[29]对詹姆逊来说，元批评的想象力不应该投射在文本既定内容的重构游戏中，而是要将曾经的历史要素通过想象力补充到文本中。这样既能激活文本形式总体的功能，给予乌托邦的异质性经验以文本位置，又能将元批评本身发展为异质性的乌托邦经验，从而在预测历史趋势、建构历史的功能方面达到元历史诗学叙事的高度。
通过元批评、辩证批评等概念的阐释，詹姆逊不仅放大了文本的乌托邦功能，而且将文学阐释也演绎为乌托邦投射。这种乌托邦阐释学要求批评具有重构文本内外要素、重构文本经验的能力，要求批评话语能够揭示文本的乌托邦欲望，探求本文话语深层结构中的病理症候。乌托邦阐释学的最终目标是指向作为未来历史的现在，否定现实的绝对秩序并面向未来，是乌托邦阐释学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元批评还是建立在前置立场之上，文学阐释的祛魅过程由此变成了单向度的政治判断。詹姆逊对此心知肚明，但为何还要坚持这种批评话语？
三、审美现代性话语的乌托邦
詹姆逊文化批评的理论来源颇多，总给人一种色彩斑斓的印象。就其著述的面向而言，詹姆逊操持最多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乌托邦阐释学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批判，通过这种批判，詹姆逊表达了对一个美好自由世界的渴望。这种面向还表明，其话语性质是内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并且通过对乌托邦的进一步概念化，他更接近传统马克思主义了。在乌托邦概念化的过程中，恩格斯、列宁、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布洛赫认为，在他之前，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概念化并不充分，尽管它“充实着每个人的意义和每个存在者的边缘域”，但却命运多舛，以至于“至今没有形成词语，更别说概念”。[30]布洛赫遗憾的是恩格斯、列宁对乌托邦概念中积极成分的忽视，法兰克福学派对乌托邦思想的复活之举也不够充分。在他看来，乌托邦既不是马尔库塞描述的那样是“真正伟大的和超越的力量”，[31]也不是哈贝马斯描述的那样是已经枯竭的力量，而是“朝向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愿望、希望和意向，……是客观实在整体的一个基本规定性”。[32]这种乌托邦概念的本体化定位，不仅确立了布洛赫在西方马克思主義话语体系中的独特位置，也让他的理论与审美现代性话语体系建立了根本联系。从詹姆逊对乌托邦概念化的努力角度说，他并未跟随马尔库塞的脚步，而是布洛赫。有证据表明，詹姆逊正是以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为基础，综合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等人的文化政治理论，才发展出辩证的乌托邦概念。它不仅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而且兼具元历史叙述的历史建构功能。从这个角度说，詹姆逊的乌托邦阐释学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也是审美现代性话语谱系的重要构成。 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审美话语在现代性结构中的特殊位置是由康德美学划定的。[33]康德美学致力于审美的概念化，通过趣味交往与判断、审美无功利、审美的游戏性、美的自由形象、艺术自律等细分概念的讨论，康德确立了审美领域与价值领域、实践领域的界限，并将判断力论证为连接理性和感性的唯一能力。天才概念的实证性因素也被康德赋予了启蒙功能，即天才的主体性是通过自由运用自身的判断力天赋而得以确证的。[34]这意味着处于审美经验中的主体能够摆脱日常经验的束缚，走向真实与真理。这种解放的审美主体因而会通过抵制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表现出自由自治，并通过携带异质性审美经验回归生活的举措，发挥陶冶心灵的社会政治功能。这些美学论述几乎决定了审美现代性的全部倾向：艺术活动中的审美经验是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异质性经验，它抵制日常经验的庸常性、开辟新的个人精神维度和历史向度、检视和矫正启蒙现代性诸种观念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学价值和文化政治意义。
基于对康德美学的理解，席勒提供了第一部具有批判理论特征的审美现代性话语文献———《审美教育书简》。[35]其中，席勒表述了一种失去任何社会类型特征的审美乌托邦：人们因艺术交往而凝聚，共同体的每个人都能自由充分的发展，没有人心存不满，没有人愿意离开。这种乌托邦显然是作为詹姆逊意义上的异质性经验存在的，它的目的并不是提供源源不断的审美快感，而是为了抵制现实的机械经验和观念。对此，詹姆逊引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正是这种丧失了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的状态，才在它自身内部含有并且事先显现出一个尚未达到的社会的理想。”[36]由此，席勒表达了一种文化政治诉求：人们需要政治自由。为此他呼吁理论话语介入审美经验研究，要求哲学精神进入“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以抵达政治自由的目标。[37]席勒在对待文学内容和形式体验的态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詹姆逊。在他看来，形式体验属于审美趣味的领域，“放任精致的审美文化极端危险！这意味着我们将自身直接抛给美感，让审美趣味上升为意志的立法者”。[38]形式后面的精神及其历史向度才是至关重要的，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提供美感的东西，而是精神———一种詹姆逊意义上的乌托邦情怀，它体现在嬉戏的或凄厉的讽刺诗中。[39]
席勒的审美现代性倾向在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谢林、诺瓦利斯、蒂克、荷尔德林那里获得了不同发挥，建构审美乌托邦的冲动也开始四处漫溢。尼采、海德格尔、布洛赫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干将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一话语建构，但在话语取向上却截然不同。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美学倾向性虽然浓厚，但对审美乌托邦的态度却十分谨慎。吊诡的是，承接布洛赫、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的詹姆逊却没有绕过席勒，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重新抵达席勒。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对待审美价值的态度是辩证的，马克思正是通过采用与美学临界的范畴和形式诠释了资本运动的历史特征。形式无论存在缺陷还是圆满，都是相应社会和历史结构的深层标记。[40]席勒的判断具有同样的视野，他认为哀歌和牧歌的缺陷正在于它们精致的形式，它们是诗人心灵被审美趣味俘虏的表征。尽管如此，感伤的哀歌或快乐的牧歌都表达着对自由精神的渴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的基本观点：从来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表面否定（消极）并充满焦虑的作品的内部形式，是肯定（积极）的幻想”。[41]
詹姆逊重返席勒的主观意图十分明确，他看重了审美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立场的契合点。乌托邦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形式，但如果缺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评维度，那么它的力量就会走向衰竭。就当代乌托邦的形式来说更是如此，它已经被意识形态遏制策略抑制到文本形式与结构层面，作为零散化的异质性经验隐匿着。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的阐释方法，乌托邦冲动就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只有乌托邦欲望获得满足，意识形态的压抑机制才能暴露，意识形态批判才不是无物之阵。这是詹姆逊走向席勒的关键因素。选择席勒向度的另一个因素是新左派运动。从回顾的角度说，新左派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思潮。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文化领导权观念正是在这一时期焕发生机的。这一理论事件后设性地折射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转向，即从武装斗争研究走向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领域。毛泽东、瞿秋白、卢卡奇和葛兰西都在这次文化转向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建树，但相对武装斗争的哲学研究而言，意识形态批判还处于从属地位。新左派运动重拾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因为语境已经刷新———武装斗争已经变为不可能。新左派运动失败后共产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压抑机制获得了重要更新，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也变成抵制文化霸权的理论批判。此时，许多左派理论家选择了退守，或者加入解构主义阵营打起了游击。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詹姆逊选择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积极寻找乌托邦冲动的踪迹，确实不是“难能可贵”能够形容的。他更像一位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不惧对无物之阵。
注释
[1]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思想》，《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2]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3]詹姆逊：《乌托邦与实际存在》，《詹姆逊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4]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5页。
[5]同[1]，第100、104頁。
[6]詹姆逊：《进步与乌托邦的对决，或是我们能想象未来？》，载布莱恩·沃利斯主编：《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宋晓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7]同[6]，第275页。
[8]同[6]，第274页。
[9]同[6]，第284页。
[10]同[3]，第370页。 [11]同[6]，第277页。
[12]詹姆逊：《集体精神：〈安提戈涅〉，或一分为二》，撰冀临译，载王逢振、蔡新乐主编：《理论、方法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3]同[12]，第14页。
[14]同[6]，第272页。
[15]同[6]，第275页。
[16]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17]同[1]，第98—101页。
[18]詹姆逊：《具象的相对主义或历史编撰诗学》，《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19]詹姆逊：《元评论》，《詹姆逊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20]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21]詹姆逊：《论阐释》，《詹姆逊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頁。
[22]同[21]，第168页。
[23]同[21]，第177页。
[24]TheodorW.Adorno，NegativeDialectics.LondonandNewYork：RoutIedge，1973，p.191.
[25]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5页。
[26]同[21]，第183页。
[27]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8]同[21]，第147页。
[29]同[21]，第144页。
[30]ErnstBloch，Theprincipleof Hope.CambridgeandMassachusetts：The MITPress，1986，p.6.
[31]HerbertMarcuse，AnEssayonLiberation.Boston：BeaconPress，1969，p.22.
[32]同[30]，p.7。
[33]JürgenHabermas，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seeM.P.d’Entrevew&S.Benhabib（ed.），HabermasandtheUnfinishedProjectofModernity：CriticalEssayson 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Cambridge：TheMITPress，1997，p.46.
[34]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4页。
[35]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36]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37]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38]Schiller，Frederick.Aestheticaland PhilosophicalEssays.Ed.Dole，Nathan Haskell.Boston：F.A.Niccolls&company，102，p.253.
[39]席勒：《秀美与尊严》，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页。
[40]詹姆逊：《辩证的批评》，《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41]同[40]，第81—84页。
一、住居在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
乌托邦曾因其空想性、弱革命性而招致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斥责，但詹姆逊提醒我们“恩格斯将乌托邦社会主义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意味着恩格斯并非反对乌托邦，而是那些匮乏实现理想手段的自由改革思想。[1]乌托邦思想在当代的复活表明，尽管它是一种非现实的和非历史的存在，却总是与特殊历史景观相联系。当历史情境发生变化，乌托邦式的叙事与沉思会召唤全新生活景观，它的意图不仅在于表达未来理想栖居形式，而且在于否定现实秩序的绝对化，建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可能世界———“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它采取一种执着地否定现存一切的形式。”[2]换言之，尽管乌托邦只能以非现实的文本形态存在，但并不意味着现实功能丧失，人们总是“希望它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在，并且扮演一个起着诊断以及批判作用的角色”。[3]正是乌托邦的现实诊断和批判作用，促成“我们走向一个场所，由此出发，一个贯穿我们当下所作所为的空间才得以开启自身”。[4]由此，乌托邦就不是一个单纯描述虚构理想国度的小说文体概念，而是揭示历史动机、充满建构历史冲动的实践理论。乌托邦的内容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可模仿的、可体验的虚拟世界，而要看到它作为思想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寻找居住场所的方式———隐性的、多元的、异质的文本乌托邦空间。
把乌托邦理解为文本中隐在的思想形式而非虚构的幸福体验景观，詹姆逊得益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布洛赫的启示。马尔库塞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机制的特征分析，将乌托邦想象力视为抵制现实、走向美好未来的积极力量。布洛赫对希望力量的洞见，表明乌托邦冲动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无意识景观。它以扭曲和虚假的内容形式进驻到大众文化文本和卑微的商品中，并以满足大众集体想象的方式表達着变革渴求。[5]布洛赫揭示了乌托邦冲动在资本主义晚期阶段选择的主要居住场所———大众文化文本和作为文本的商品，这也暗示了它曾经选择住居的文本方式。根据这一线索，詹姆逊认为终极意义上的乌托邦文本是关乎“政治无意识的强权叙述”：“它并不存在于经验形式之中，……必须在所有经验‘文本’的基础上进行重构，……个体潜意识的主宰性幻想则是通过梦境、价值、行为及文字的自由联想等的片断和征兆性文本进行重构。”[6]重构的经验文本大多以深隐的叙述形式给予表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文本考察的方式发现乌托邦冲动的踪迹和形态。
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冲动进驻的文本至少有三种形态。其一，显性的乌托邦小说。乌托邦小说是最集中的乌托邦叙事形式。作为一种言语建构的文本和想象虚构的新的生存空间，乌托邦小说表征着理想的人类生存空间，展现着它与现实的疏离关系以及现实与未来的张力。乌托邦小说旗帜鲜明地揭示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其乌托邦冲动并非是政治无意识，而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反抗意识。它以建构自给自足的封闭乌托邦的方式隔绝现实，借此表征理想未来存在空间与现实社会存在的差异与冲突。那些孤绝的小岛或某一处与世隔绝的区域并非是极权主义政治和绝对化秩序所想象的流放、漂流之所，而是托马斯·莫尔们在意识形态压抑机制面前采取的反抗。它的效果不是沉溺于空想和虚拟满足，而是面向未来的历史姿态。其二，征兆性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以其象征性的、复合虚拟的未来表达了某种关于现在的征兆。“现在”是一种包含着无数客体和个体生活经验的现实，是个人幻想及其衍生的大众文化幻想所遮蔽的现实，因而无法想象也无法获取。科幻小说抹除了具体而复杂的时间结构，并不提供未来影像，而只是“对我们的当下经验进行重构，使其陌生化”。[7]这样，科幻小说将“现在幻化成某种特定未来确定了的过去”，我们在它的想象结构中能够获得“未来世界的久远过去，就像身后的和集体的记忆”。[8]在这种经验重构的历史向度中，科幻小说以虚拟未来景观赋予进步的无意义性以结构上的可理解性，从而揭示科技进步意识形态之于人类未来重要性的观念幻象。进步理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进步观念并非集体的幻想和虚构，而是有着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科幻小说的野性叙事并不否认进步观念的认识论优先性，而是集中表达它作为一个矛盾故事的结局。特定的毁灭式结局或乌托邦式未来，都是现实矛盾的征兆性反映，是对我们自身特定历史时刻的经验分裂的象征。其三，反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乌托邦冲动的确认，或者说是在更高层次上反思了乌托邦经验的困局。尽管乌托邦是相对于现实的异质性经验空间，但对其内部来说，特定封闭的时空形式意味着自由的限度。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印证了这一点：技术与极权主义铸造的乌托邦圆整统一，但没有给予人们充分必要的自由。反乌托邦叙事由此承担了揭示意识形态遏制策略的功能，它对乌托邦罪恶目标的确认和攻击“导致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那就是为我们自己重新创造了一个乌托邦”。[9]那些反文化和反英雄主义的主人公最终越过历史梦魇，描绘了人类最古老的乌托邦渴望。这依然是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陌生化重组，是面向未来的实践性想象。
乌托邦冲动的普遍文本形态是异质性经验和思想的文本，它不仅表现在乌托邦叙述或论述中，也体现在非乌托邦叙事文本的结构中。异质性经验或思想的乌托邦属性在于，它是面向未来的现实经验重构与陌生化。这种乌托邦属性将未曾出现未曾存在的事物转化成“概念上无法与现实相区分”的经验现象，并为这种“为数不多的现象提供一种景观”。[10]异质性经验与思想的文本普遍否定被意识形态遏制策略掩盖的绝对秩序，在否定现实的想象中提供新生活的酵母，揭示历史的真正动机。因此，如果将所有的乌托邦叙事或论述文本都理解为“科幻小说的亚类型”[11]，那么异质性经验文本则可视为科幻小说的补充。它们同样去除了复杂的时间结构，以陌生、异质的经验表达关于现在的征兆。 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解读可视为一种乌托邦论述文本，这不仅在于他展示了“两种互相毁灭的力量之间不可解决的历史冲突”，而且突出地强调了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后果：“随着二人的毁灭，城邦本身的形式也不可挽回地崩溃了。”[12]国家意志与黑格尔的目的论历史观都没有取得胜利，只有黑格尔对历史中不可调和因素的沉思在叹息。黑格尔无法回避《安提戈涅》文本深处的乌托邦渴望，他的沉思因而也带有乌托邦的色调。黑格尔也看到了狄德罗赋予分裂性语言经验的乌托邦力量，“拉摩的侄兒”操持着放荡言语打破了“平静的、顽固坚持的统一体”，它进入“斗争语言”并因此“再次作为共同的因素进行决定性的干预”。[13]言语因现实经验的分化而分裂为多样性，它们之间无论是否交往，都不能阻碍一种言语进入另一种言语。在此，言语不仅呈现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交往特征，也投射出意识形态的压抑机制。分裂乃至对抗，正是意识形态遏制策略的必然结果。不过拉摩侄儿的言语并非是既定经验和思想要素的分裂物，而是异质性、超越性的重构经验，它具有阻断意识形态操控行为的乌托邦欲望，不断以否定的方式满足自身。这种言语经验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普遍的否定性和“传染性”———终结一种历史经验并开启未来。
就性质而言，文本作为表达的言语和经验的构成，它势必会进入某种斗争的话语秩序中，而否定现实的乌托邦冲动借此会摆脱作者意识形态观念以及情感结构的束缚，进驻到一切可能的文本形式与文本空间中。由此，任何言语文本都可能在表达异质性的经验和思想，任何话语结构都具有乌托邦功能，从18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到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主义小说，再到资本主义晚期的各种文化商品和文本，到处都有乌托邦冲动的身影。19世纪小说的历史想象就普遍存在着异质性经验书写的欲望和冲动。这些小说的作者无意于历史意识的探索，却无意中展现了一种与他们客观现实截然不同的经验世界。这些异质性经验———资本主义“价值观、生活节奏、文化习惯和时间意识”———主要对抗的对象是“适用于封建或部落体系、城邦的或是紫禁城中神圣君王的时间经验”。[14]即使同情波旁王朝的巴尔扎克，在《老姑娘》的书写中也潜在地表达了乌托邦欲望：老姑娘期冀自己能够嫁给那位英俊潇洒的远方亲戚，因为他兼有商人的精明和拿破仑的风度。这种重构的经验以其异质性和超越性出现在文本诸要素的断裂之处，恰到好处地构成了对老姑娘现实选择及其结局的反讽。普鲁斯特那不受控制的乌托邦冲动流淌在他的奇异的叙事结构中。他的追忆文本像一处静谧无风的房间，诸种文本要素和谐共振，象征性地表达着个体与历史和未来的可能联系。这种独特新颖的记忆叙事并不能掩盖作者的困窘：那些让人怦然心动的时刻都是在毫无预期的状况下发生的，它们已经消逝了。因此，当记忆的经验被书写重新有序地组织起来，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成为超越现实的异质性经验。[15]这是文本叙事要素和经验结构要素重构现实经验的结果，依然具有乌托邦冲动的踪迹。似乎所有的文本都不能逃离乌托邦欲望的法则，与此同时，乌托邦冲动裹挟的异质性经验又是隐秘的，它更倾向于住居在文本的讽喻结构中。这种结构文本不是叙述语言的反讽，而是卢卡奇意义上的整体叙事反讽。通过这种结构中介，文本叙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乌托邦要素的伦理建构作用，使乌托邦意义与现实融合一处，以异质性经验发酵现实经验，将人类生活指向可能的未来。
至此，我们能够看到詹姆逊关于乌托邦、文本以及二者关系的基本观念。他在马尔库塞和布洛赫的思想文本中看到了乌托邦在历史文化生活、现实文学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力量。乌托邦不再是列宁声言的非独立性的幻想和“软弱性的产物”，[16]而是迫切需要矫正的知识形式：既是关乎未来的思想形式和理论结果，也是关乎社会生活质量的实践和文化政治策略的谋划。[17]当它被意识形态遏制策略压抑并转化为无意识中的冲动，它会以进驻文本的方式完成自我欲望的满足。因此，乌托邦文本总是面向现实、历史和未来的，它的存在揭示了文本自律的假象，并始终确立着文本与文化现实、文化政治的关系。不过，乌托邦冲动既然是在无意识书写中流露的，且普遍表现为蛛丝马迹，那么如何确定它的普遍存在和价值。
二、作为乌托邦阐释学的元批评
在一篇评论海登·怀特的文章中，詹姆逊看到了“元历史”理论在文学阐释方面的独特价值，即它不是将文学“仅仅理解为一种构成或形式体验”，而是理解为一个“履行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政治原型的功能”的“既定形式的过程”，詹姆逊认为，只有从这种高度出发，“今天的文学研究才能重获一种紧迫的使命感”。[18]怀特的“元历史理论”不仅揭示了19世纪史学著作普遍采用的诗学叙述策略，而且论述了阐释理论在赋予历史整体以意义以及建构历史结构形式方面的巨大意义。这似乎表明，一种富于乌托邦意味的历史阐释原则远比堆砌杂乱无章的事件更有历史担当，元历史理论由此也印证了詹姆逊的元评论或元批评概念。元批评并不在意批评对象的内容，“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本质的和直接的意义”，元批评只是“对内容的一种揭示，一种展现，一种对受到潜意识压抑力歪曲的原始信息、原始经验的恢复”。[19]更准确地说，元批评是一种解码活动，它的目标是寻找文本中的乌托邦欲望———一种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所歪曲的原始经验：“政治无意识”。[20]意识形态具有认识和遮蔽认识的功能，具有隐匿历史真正动机的压抑机制，乌托邦冲动恰恰是对这种压抑机制的揭示和社会历史矛盾解决的象征。由此，元评论要回应文本中乌托邦冲动的召唤，“旨在发明一些方法把文本向文本外的各种关系敞开”，[21]从而回到历史本身寻找文本中乌托邦冲动被压抑的根本原因。如何回到历史本身？詹姆逊提示说：“理解文本的这三个范畴（社会物化、风格发明和叙事或诠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蕴含于生产、投射、补偿、压抑、错位等更加活跃的术语中的社会潜文本。”[22]社会潜文本是历史性的缺场要素，但可以通过分散在文本中的在场要素折射出来，元批评把握二者的张力关系，探寻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矛盾和断裂之处，就能发现政治无意识的踪迹，从而展现文本深处的乌托邦冲动。 在这种意义上说，所谓的政治无意识和乌托邦冲动并非是完全依赖于文本内容而存在，它需要充分地对文本外部缺场要素进行考察，经过批评阐释后对之补充，才能发现乌托邦冲动的存在方式。那么，哪一种批评可以做到文本补缺？在詹姆逊看来，还没有一种现成的上手的批评理论工具。不过，基于元批评的乌托邦阐释策略，詹姆逊认为，可以将卢卡奇的总体概念“改造成叙事分析工具”，从而发现文本的“形式框架和抑制策略”。[23]总体概念的非凡之处在于，它揭示出文本的这一事实：文本或作品的不同层面和构成要素由于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而处于断裂状态，总体的形式框架则将异质性要素以等级制的方式缝合起来，使文本促成统一的意义。用阿多诺的话说，这种文本异质性要素的“和解”并非是一种文本层面干涉或破坏另一层面，而是赋予文本不同层面以亲近性：“既超越了异质性，又超越了它本身之所是。”[24]文本要素之间的分裂、矛盾和相互冲撞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任意漂浮的符码，而是显示着文本断裂之处的特殊内容，即提供一个特殊文本如何在特殊历史特性中诞生的消息。总体概念改造后的文本叙事分析工具由此具有了重要的补缺功能，将文本内缺失的却又发挥了文本意义扭结功能的非在场要素填充进文本。这样，文本的总体性面貌不仅面向现实敞开，也面向历史和未来展开。文本内部分裂的要素，尤其是执行乌托邦冲动的异质性经验，就不会作为偶然的文本闯入者而遭到驱逐或蔑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本缺场要素的补充实际上是一种添加并改变文本结构的行为。这非常符合张江教授阐发的“强制阐释”批评的特征。在张江看来，强制阐释批评总是“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5]元批评首先要放弃对文本话语所描述的内容的兴趣，要以坚定不移的姿态寻找文本中的乌托邦踪迹。为此，元批评甚至需要调动非文本要素进入文本，以重置文本结构，得到人们期待的乌托邦异质经验。更重要的是，缺场的文本要素进入文本后，异质性经验不仅被总体形式黏附于文本结构上，而且使得整个文本叙事变成了反讽，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讽刺，变成了对他主观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个吊诡之处不仅揭示了元批评的暴力性质———以强力手段拆解、重置文本，而且暴露了元批评本身的反讽性———元批评既然无意于文本内容的诠释，那么为何多此一举地补充那些缺场要素？况且，那住居在文本中的异质性经验不是内容又是什么呢？对此，詹姆逊已经准备好了辩护词：“我们所称的‘强力’重写，以区别于对伦理符码的软弱的重写”，但对于探寻意识形态的“某种神秘化或抑制的机制，据此去寻求显义背后的隐义，或用更基本的阐释符码的更有力的语言去重写一个文本的表面范畴”，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合乎情理的。[26]言外之意，只要发挥元批评的历史建构性，即使触犯了阐释禁忌也在所不惜。
诸多迹象表明，元批评本身就是异质性经验的代言人，因而也是一种乌托邦文本。元批评不仅需要深沉的历史责任意识，而且需要意识到文学研究任务的紧迫感，不仅需要诸种理论的批判性应用，而且需要富于想象力的思维。元批评的乌托邦冲动并不亚于它所面对的文本，之所以对文本在场内容弃之不顾，根本的原因在于詹姆逊本人的忧虑。他认为，对文本既定形式和内容的批评很可能使我们陷入想象力的困境和沉重的思想壁垒之中，让“奔驰的乌托邦之脚陷入当前时代的泥招”，进而失去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前瞻能力。[27]元批评必须具有想象力，否则将会变得与精神分析批评一样庸俗不堪，因为“弗洛伊德阐释的特点是把具体日常生活经验的整个丰富随意多样的现实简约和重写成被控制的、在策略上事先限制的家庭叙事”。[28]与其说这是在揭示文本显义背后的隐义，还不如说是新的遮蔽。想象力本身是无意识满足的精神力量，与无意识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在透视乌托邦冲动方面是一种有力的工具。可惜，以探求无意识精神活动为己任的精神分析批评偏偏匮乏想象力，这无疑是一种反讽。元批评运用想象力，但不会像小孩子那样滥用想象力，不会像后期罗兰·巴尔特那样乐此不疲地做着解构的游戏：“把巴尔扎克重写为菲利普·索勒斯，重写成纯粹的文本和书写时，他又变成别的什么了。”[29]对詹姆逊来说，元批评的想象力不应该投射在文本既定内容的重构游戏中，而是要将曾经的历史要素通过想象力补充到文本中。这样既能激活文本形式总体的功能，给予乌托邦的异质性经验以文本位置，又能将元批评本身发展为异质性的乌托邦经验，从而在预测历史趋势、建构历史的功能方面达到元历史诗学叙事的高度。
通过元批评、辩证批评等概念的阐释，詹姆逊不仅放大了文本的乌托邦功能，而且将文学阐释也演绎为乌托邦投射。这种乌托邦阐释学要求批评具有重构文本内外要素、重构文本经验的能力，要求批评话语能够揭示文本的乌托邦欲望，探求本文话语深层结构中的病理症候。乌托邦阐释学的最终目标是指向作为未来历史的现在，否定现实的绝对秩序并面向未来，是乌托邦阐释学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元批评还是建立在前置立场之上，文学阐释的祛魅过程由此变成了单向度的政治判断。詹姆逊对此心知肚明，但为何还要坚持这种批评话语？
三、审美现代性话语的乌托邦
詹姆逊文化批评的理论来源颇多，总给人一种色彩斑斓的印象。就其著述的面向而言，詹姆逊操持最多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乌托邦阐释学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批判，通过这种批判，詹姆逊表达了对一个美好自由世界的渴望。这种面向还表明，其话语性质是内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并且通过对乌托邦的进一步概念化，他更接近传统马克思主义了。在乌托邦概念化的过程中，恩格斯、列宁、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过布洛赫认为，在他之前，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概念化并不充分，尽管它“充实着每个人的意义和每个存在者的边缘域”，但却命运多舛，以至于“至今没有形成词语，更别说概念”。[30]布洛赫遗憾的是恩格斯、列宁对乌托邦概念中积极成分的忽视，法兰克福学派对乌托邦思想的复活之举也不够充分。在他看来，乌托邦既不是马尔库塞描述的那样是“真正伟大的和超越的力量”，[31]也不是哈贝马斯描述的那样是已经枯竭的力量，而是“朝向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愿望、希望和意向，……是客观实在整体的一个基本规定性”。[32]这种乌托邦概念的本体化定位，不仅确立了布洛赫在西方马克思主義话语体系中的独特位置，也让他的理论与审美现代性话语体系建立了根本联系。从詹姆逊对乌托邦概念化的努力角度说，他并未跟随马尔库塞的脚步，而是布洛赫。有证据表明，詹姆逊正是以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为基础，综合卢卡奇、葛兰西、阿多诺等人的文化政治理论，才发展出辩证的乌托邦概念。它不仅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而且兼具元历史叙述的历史建构功能。从这个角度说，詹姆逊的乌托邦阐释学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也是审美现代性话语谱系的重要构成。 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审美话语在现代性结构中的特殊位置是由康德美学划定的。[33]康德美学致力于审美的概念化，通过趣味交往与判断、审美无功利、审美的游戏性、美的自由形象、艺术自律等细分概念的讨论，康德确立了审美领域与价值领域、实践领域的界限，并将判断力论证为连接理性和感性的唯一能力。天才概念的实证性因素也被康德赋予了启蒙功能，即天才的主体性是通过自由运用自身的判断力天赋而得以确证的。[34]这意味着处于审美经验中的主体能够摆脱日常经验的束缚，走向真实与真理。这种解放的审美主体因而会通过抵制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表现出自由自治，并通过携带异质性审美经验回归生活的举措，发挥陶冶心灵的社会政治功能。这些美学论述几乎决定了审美现代性的全部倾向：艺术活动中的审美经验是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异质性经验，它抵制日常经验的庸常性、开辟新的个人精神维度和历史向度、检视和矫正启蒙现代性诸种观念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学价值和文化政治意义。
基于对康德美学的理解，席勒提供了第一部具有批判理论特征的审美现代性话语文献———《审美教育书简》。[35]其中，席勒表述了一种失去任何社会类型特征的审美乌托邦：人们因艺术交往而凝聚，共同体的每个人都能自由充分的发展，没有人心存不满，没有人愿意离开。这种乌托邦显然是作为詹姆逊意义上的异质性经验存在的，它的目的并不是提供源源不断的审美快感，而是为了抵制现实的机械经验和观念。对此，詹姆逊引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正是这种丧失了任何类型的社会关系的状态，才在它自身内部含有并且事先显现出一个尚未达到的社会的理想。”[36]由此，席勒表达了一种文化政治诉求：人们需要政治自由。为此他呼吁理论话语介入审美经验研究，要求哲学精神进入“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以抵达政治自由的目标。[37]席勒在对待文学内容和形式体验的态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詹姆逊。在他看来，形式体验属于审美趣味的领域，“放任精致的审美文化极端危险！这意味着我们将自身直接抛给美感，让审美趣味上升为意志的立法者”。[38]形式后面的精神及其历史向度才是至关重要的，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提供美感的东西，而是精神———一种詹姆逊意义上的乌托邦情怀，它体现在嬉戏的或凄厉的讽刺诗中。[39]
席勒的审美现代性倾向在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谢林、诺瓦利斯、蒂克、荷尔德林那里获得了不同发挥，建构审美乌托邦的冲动也开始四处漫溢。尼采、海德格尔、布洛赫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干将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一话语建构，但在话语取向上却截然不同。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美学倾向性虽然浓厚，但对审美乌托邦的态度却十分谨慎。吊诡的是，承接布洛赫、马尔库塞乌托邦思想的詹姆逊却没有绕过席勒，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重新抵达席勒。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对待审美价值的态度是辩证的，马克思正是通过采用与美学临界的范畴和形式诠释了资本运动的历史特征。形式无论存在缺陷还是圆满，都是相应社会和历史结构的深层标记。[40]席勒的判断具有同样的视野，他认为哀歌和牧歌的缺陷正在于它们精致的形式，它们是诗人心灵被审美趣味俘虏的表征。尽管如此，感伤的哀歌或快乐的牧歌都表达着对自由精神的渴望。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的基本观点：从来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表面否定（消极）并充满焦虑的作品的内部形式，是肯定（积极）的幻想”。[41]
詹姆逊重返席勒的主观意图十分明确，他看重了审美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立场的契合点。乌托邦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形式，但如果缺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评维度，那么它的力量就会走向衰竭。就当代乌托邦的形式来说更是如此，它已经被意识形态遏制策略抑制到文本形式与结构层面，作为零散化的异质性经验隐匿着。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的阐释方法，乌托邦冲动就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只有乌托邦欲望获得满足，意识形态的压抑机制才能暴露，意识形态批判才不是无物之阵。这是詹姆逊走向席勒的关键因素。选择席勒向度的另一个因素是新左派运动。从回顾的角度说，新左派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思潮。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文化领导权观念正是在这一时期焕发生机的。这一理论事件后设性地折射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转向，即从武装斗争研究走向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领域。毛泽东、瞿秋白、卢卡奇和葛兰西都在这次文化转向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建树，但相对武装斗争的哲学研究而言，意识形态批判还处于从属地位。新左派运动重拾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因为语境已经刷新———武装斗争已经变为不可能。新左派运动失败后共产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压抑机制获得了重要更新，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也变成抵制文化霸权的理论批判。此时，许多左派理论家选择了退守，或者加入解构主义阵营打起了游击。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詹姆逊选择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积极寻找乌托邦冲动的踪迹，确实不是“难能可贵”能够形容的。他更像一位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不惧对无物之阵。
注释
[1]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思想》，《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2]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3]詹姆逊：《乌托邦与实际存在》，《詹姆逊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4]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5页。
[5]同[1]，第100、104頁。
[6]詹姆逊：《进步与乌托邦的对决，或是我们能想象未来？》，载布莱恩·沃利斯主编：《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宋晓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
[7]同[6]，第275页。
[8]同[6]，第274页。
[9]同[6]，第284页。
[10]同[3]，第370页。 [11]同[6]，第277页。
[12]詹姆逊：《集体精神：〈安提戈涅〉，或一分为二》，撰冀临译，载王逢振、蔡新乐主编：《理论、方法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3]同[12]，第14页。
[14]同[6]，第272页。
[15]同[6]，第275页。
[16]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17]同[1]，第98—101页。
[18]詹姆逊：《具象的相对主义或历史编撰诗学》，《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19]詹姆逊：《元评论》，《詹姆逊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20]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21]詹姆逊：《论阐释》，《詹姆逊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頁。
[22]同[21]，第168页。
[23]同[21]，第177页。
[24]TheodorW.Adorno，NegativeDialectics.LondonandNewYork：RoutIedge，1973，p.191.
[25]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第5页。
[26]同[21]，第183页。
[27]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8]同[21]，第147页。
[29]同[21]，第144页。
[30]ErnstBloch，Theprincipleof Hope.CambridgeandMassachusetts：The MITPress，1986，p.6.
[31]HerbertMarcuse，AnEssayonLiberation.Boston：BeaconPress，1969，p.22.
[32]同[30]，p.7。
[33]JürgenHabermas，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seeM.P.d’Entrevew&S.Benhabib（ed.），HabermasandtheUnfinishedProjectofModernity：CriticalEssayson 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Cambridge：TheMITPress，1997，p.46.
[34]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4页。
[35]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36]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下），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37]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38]Schiller，Frederick.Aestheticaland PhilosophicalEssays.Ed.Dole，Nathan Haskell.Boston：F.A.Niccolls&company，102，p.253.
[39]席勒：《秀美与尊严》，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293页。
[40]詹姆逊：《辩证的批评》，《詹姆逊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41]同[40]，第8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