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归去来兮辞》流传千古，于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其作者陶渊明的形象便是那个“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风雅名士。但张炜先生却在《陶渊明的遗产》一书中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失所、乞食，甚至潦倒终老的“胜利者”陶渊明。
　　一个潦倒之徒谈何胜利？作者在这部由七篇录音整理稿会集而成的著述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将直面一个结果，即‘丛林法则’和人类的‘文明法则’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个不可调和，在陶渊明全部的人生里得到了细致而充分的诠释。这正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跟大多数陶渊明的研究者一样，作者首先着眼于诗人所处的那个“八表同昏”的魏晋时代，却并不强调陶渊明身上所谓出世、入世的社会性，抑或与时代抗争的道德性，而是由诗人“柔弱和强悍交织一身”的独特个性切入，发现他虽然远离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避了最大的风险，却以回归田园后宁可穷困，不丢尊严的隐忍和持守，实现了“运用文明这个柔弱而持久的武器来进行斗争”的胜利。
　　这便是文明法则的胜利，亦即人性、尊严的胜利。
　　不难看出，在整部著述中，作者是怀着一种心向往之的态度，将陶渊明视作一位伸手可及的邻居，甚至是“晋代的兄长”，以如此切近的视角，向有兴趣的读者们展示了一个生动活泼的陶渊明———他既不是同时代的颜延之眼中那样一个人品清高却诗文平直的名士，也不简简单单是钟嵘在《诗品》里所评价的“隐逸诗人之宗”，甚至都不是欧阳修和苏东坡用想象美化和拔高出来的那个“闲适”的田园诗人———他只是个“匍匐泥土的农人”；“他全部的人生归结为独处和劳动，包括伴随其间的自我吟味。他的一生是尽可能不受侵犯的个人性的保护与保存。”
　　剥落了因种种“误读”而打上的标签以后，陶渊明显得平易了许多。我想不止是作者，恐怕所有陶渊明“同好会”的成员们都会油然生发出一股“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冲动吧。把酒畅谈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作者还是善意地提醒了一句：“遥感一个特异的生命很重要，基础却是熟读文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限接近那个真实的陶渊明。然而在我们各凭诗文“遥感”以前，也不妨听听作者与其“兄长”的交谈内容。
　　陶渊明这个“会写诗的农民，会种地的诗人”留给后世的诗文委实不多，但作者还是特意将《感士不遇赋》《饮酒二十首》《咏三良》和《咏荆轲》单独视为其“近晚年”的代表作。这就不同于一般学界将陶渊明的创作时期划分为青年、中年和晚年三期的做法，因为他从上述诗文中看到了“一种悲愤的色彩”，既不同于中青年时期的“明丽和恬淡”，亦有别于晚年时期的“通达和畅快”。在他看来，“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这样铿锵有力的诗句是对屈原诗赋中“愤怒”的强化。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随着田园生活的持续，诗人的内心却并不是一味趋于平静的，相反，他的心绪曾有过很大的起伏，只因“心之一角还潜藏了许多欲念”———既有无所建树、愧对先人的遗憾，又有贫病交加、愧对后人的哀叹———这样的陶渊明何其真实自然。而当我们将其人与其文“提炼”为一个个精简、美丽的词语时，那个原可与我们把酒畅谈的邻翁也便转身远去了。
　　在这场与陶渊明的对谈中，有时感觉作者就像一个仔细的采访者，事先把陶诗中许多瑰丽的意象都一一记录下来，然后才与诗人讨论其蕴含的意味。譬如酒———您的身侧是否一直摆放着一杯苦酒和一杯甜酒？这杯苦酒的度数是否一直在增高，而为何您却没有被它所击溃？您的《止酒》一诗为何读来反而有浓浓的调侃意味？又譬如孤云、柳树和菊花———这些意象又与您的人生志趣有何关联？作者甚至兴味盎然地向诗人打趣道，为何您的这片田园里独独少了动物的踪影，没有猫狗相伴的生活总多少有些寂寥吧？
　　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作者也不忘将自己读过的外国哲人、诗人和艺术家信手拈来，与陶渊明做一番简单的比较，探究他们之间的同与不同。譬如苏格拉底———虽然你们都曾热切追寻过死亡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但您终究是不承认有另一个世界之存在的吧；又譬如高更和梭罗———他们对于自然的追求似乎比您更加艺术化、更具实验性，也更为高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些或许并不十分深入的谈论中，作为听众的我们却常常被点亮了思维的火花———一个热爱哲学的听众可能就会更深入地思考陶渊明与奥古斯丁、与维特根斯坦的异同；一个热爱诗歌的听众也许就会更仔细地探究陶渊明笔下的云与华兹华斯所咏是否具有相似的形状或色彩；而一个对译介学有兴趣的听众大概也会循着法国诗人瓦雷里和亨利·米修对陶渊明之接受这条线索，做出一番别有洞天的研究。
　　然而作者虽然对陶渊明这位“兄长”抱持着十分推崇的态度，认为其诗文的艺术价值属于全人类所共有，却也在多番比较之后中肯地评价他的思考缺乏独特的深度。这种缺乏不仅体现在他少了游牧民族诗人那份“远方的见识”以及“周游四方的野性与豪迈”上，就是与本民族的屈原和李白相比较，这位田园上的躬耕者也少了份“来自星空的慰藉，他的慰藉更多是来自脚下的土地，或顶多是来自周边的那片原野”———这一平视或俯视的角度阻碍了诗人的神思飘向形而上的高处，而那个更为吸引作者的“高处”就已经超出他与陶渊明的谈论范围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在其《楚辞笔记》和《也说李白与杜甫》两部著述中窥豹一斑。
　　而当我们重又回到大地的怀抱之中，却终于发现“陶渊明对于我们的最大意义，就是启示一个人怎样度过坎坷的人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大地的故事”。正是在这一向度上，他得到了作者最具诗意的颂扬：“陶渊明不像魏晋某些人那样，脸上没有涂抹什么油彩，一点也不怪诞，只平平常常过日子，将清贫的生活坚持下来。这样的一个诗人，是针对畸形的现代最好的一味药。”
　　可以说，张炜先生对陶渊明之现实价值的发掘大概正是本书最富華彩的篇章，这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敏锐，更体现了一个文学家所应有的现实关照。他用本书启示我们思考：如果说彼时的陶渊明尚能在田园的怀抱中运用文明法则取得人性的胜利，那么今天早已失却田园与故乡的我们，又是否能够突出“丛林”，取得一场更为艰难的胜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