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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明遗民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黄宗羲提出了契合时代精神的“风雷之文”诗学思想学说。他认为，“风雷之文”的产生是一种客观规律，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具有特定内涵：创作主体方面，应具备强烈的爱国精神、爱民仁民的高尚道德、匡时救世的精神、敢于创新的勇气、追求真理的毅力、战胜困难的精神等。文本方面，内容上，风雷之文说强调诗人应注重表现真历史、真感情；形式上，风雷之文说推崇诗人因遭遇乱世产生的情感所表现出来的诗歌的奔放、刚烈、直露的阳刚美和悲愤、孤冷、压抑的感伤美的风格。诗歌功能方面，风雷之文说强调诗歌的社会批评功能，尤其突出“史”的作用。
关键词： 黄宗羲 风雷之文 诗学思想内涵
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学问家黄宗羲，是一位坚定的明遗民代表人物，明清交替之际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使他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在诗学领域，他提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风雷之文”说。
一、“风雷之文”诗学思想的提出
在《缩斋文集序》中，黄宗羲借助评论其弟黄宗会文章之机，提出了“风雷之文”说：
虽然泽望之文可以弃之，使其不显于天下，终不可灭之，使其不留于天地。其文盖天地之阳气也。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阴气在下，重阳包之，则搏而为风。商之亡也，《采薇》之歌，非阳气乎？然武王之世，阳明之世也，以阳遇阳，则不能为雷。宋之亡也，谢皋羽、方韶卿、龚圣予之文，阳气也，其时遁于黄钟之管，微不能吹纩转鸡羽，未百年而发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灵之文，阴气也，包以开国之重阳，蓬蓬然起于大隧，风落山为盅，末几而散矣[1]13。
黄宗羲指出，阳刚的文风，遇到盛世，以阳对阳，则感染力不强；阴柔的文风，遇到盛世，阴阳激而为风，但时间不长即散去，影响不远。唯独阳刚之文，遇到乱世，才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里的所谓“阳气”，实际上是民族的普遍的心理精神愿望和需要。在易代之际，这种愿望和需要遭到禁锢，受到压抑，一旦迸发，“留于天地”，则“搏而为风”、“击而为雷”，“发为迅雷”之文。
在黄宗羲看来，遗民的使命就在于在民族危亡之际，燃烧自己以把民族精神的心灵之光和民族文化的智慧之火传给后人。诚如他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所讲的那样：“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谣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1]49
黄宗羲认为，遗民应自觉地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的神圣使命，当然，这种传承方式应该是多样的，在残酷的铁蹄蹂躏下，在血与火的现实前，要么挺身浴血，要么逃迹山野，不是抗争，就是沉默。但即使是沉默，也是愤苦之火的内焚形态，依然是一种励志自守式的抗争。
作为一位有着洞穿古今，瞻视未来的高远眼光和淑世热肠的遗民，黄宗羲无法忍受异族统治的黑暗现实，他要抗争，除了直接组织兵力，参加武装斗争之外，还诉诸另一种斗争形势——文学。“诗在明亡之后，不啻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2]。
从这个角度，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诗学理论，特别是“风雷之文”说。
遗民，是特定时代急剧的政治风云变换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黄宗羲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明季遗民的代表者，易代的痛苦体验使他作为一个诗论家，特别重视诗与时代的关系。他着眼于阐述诗对时代的依附和作用于时代的关系，最终形成了“风雷之文”的诗学思想。
二、“风雷之文”诗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黄宗羲把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现象作为规律揭示了出来。我们可以得出其“风雷之文”诗学思想理论的基本内涵。
从创作的主体上看，黄宗羲认为，遗民是以“不寄于众而寄于独，不寄于繁华而寄于岑寂” [1]108的形式而存在，他们“独”且“岑寂”，正所谓“天生豪杰，为斯世所必不可无之人”[1]681 。但他们是“天地之元气”，是“豪杰”，这种“天地之元气”的豪杰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种精神品格：
一是强烈的爱国精神。“盖忠义者天地之元气，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事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欻起收之，甚之为碧血穷燐，次之为土室牛车，此皆气之所凭依也”[1]520。这种爱国的“忠义”精神平时可以“韬为道术，发为事功”，当家国巨变时，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表现为激烈的斗争或隐居生活。当然，后者是黄宗羲所不赞同的，是“次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尽管钱谦益诗歌艺术水平很高，二人又私交甚笃，钱谦益临终前委托黄宗羲为其撰写墓志铭，但黄宗羲终究没有动笔，其原因盖出于钱谦益为贰臣之故。
二是爱民仁民的高尚道德。“仁者爱人”是儒家基本的民本思想，作为深受儒家精神浸染的士人，更当亲身实践之。易代之际，生灵惨遭涂炭，更需要这种精神。黄宗羲从“志仁者从民生起见”的认识出发[1]146，指出豪杰应当从天下民众的生存出发，而不应当“从一己之见”，否则的话，利己害民，成为“小人”或者“暴君”。特别是后者，危害更大，是“寇仇”、“独夫”，因为他们“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1]2，所以黄宗羲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5，豪杰就应当终其一生追求这种“爱民仁民”的高尚品德。
三是以匡时救世为旨归。在《破邪论·从祀》中，黄宗羲把那些在现实中实践了儒家匡时救世精神的人与创始了理学系统的人并举于同等地位，突出匡时救世的重要性。“上下千古，如汉之诸葛亮，唐之陆贽，宋之韩琦、范仲淹、李纲、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诚，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于疾风狂涛之中，世界以之为轻重有无，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张、朱，不当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过学孔子之学，以有其行，岂别有所授受出于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门户乎？抑孔子之学，逗飣拘谨，止于自为，不与治乱相关，凡古今震动之豪杰，一概沟而出之欤？”[1]193在理论方面，诸葛亮等七人虽没有周、程诸人的功劳大，但同样以天下为己任，“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于疾风狂涛之中”，这些“古今震动之豪杰”，无不爱民亲民，讲求仁义，而仁义与事功是相结合的。在《国勋倪君墓志铭》里，黄宗羲指出：“古今无事功之仁义，亦无不本仁义之事功。”[1]498再结合上文分析的他所坚持的经世致用的遗民观，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强调匡时救世的精神。毕竟“儒者之学，经纬天地”，那种“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1]433者是“腐儒”、“俗儒”，不是勇于重任、建功立业的豪杰。 四是要敢于创新。黄宗羲认为，人具有能动性，身外之物都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如果墨守成规，则不可能获得“元气”，成为豪杰，“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宛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6黄宗羲深刻指出：“学莫先于立志，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凡民。凡民之后兴者，草上之风必偃耳。吾因而有概。如洛闽大儒之门下，碌碌无所表见，仅以问答传注，依样葫芦，依大儒以成名者，是皆凡民之类也。故吾读宋之文集，遇此等便不欲观，无奈世眼易欺，不敢置可否于其间，使此学日流于肤浅耳。”[1]151这就是说，具有“元气”的豪杰与“凡民”的最大区别就是创新精神，因为立志于创新，豪杰便生机勃勃，卓然超众，因为没有创新，凡民便庸庸碌碌，暮气沉沉。
五是要有追求真理的毅力。黄宗羲强调：“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1]351圣贤所阐发的根本道理，为各家各派所发扬，“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也。”[1]48“有至有不至”，这就需要我们去鉴别，去探索，但这探索的过程是漫长的。“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1]48黄宗羲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喟者。”[1]3他用实践证明了认识真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六是要有战胜困难的精神。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对具有豪杰精神的遗民来说，尤其如此。“古来多少豪贤士，遭乱流利只苟全”，[3]政治上，遗民们不断受到清廷的打压，经济上，近乎赤贫的困顿，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他们无法保持道德的高扬。黄宗羲痛心疾首地指出：“余观今世之为遗老退士者，大抵龌齪治生，其次丐贷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举场屋之心胸，原无耿耿；治乱存亡之故事，亦且愦愦。”[1]341这样“龌齪治生”、“ 丐贷江湖”、“ 拈香嗣法”，还谈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不仕新朝的遗民空壳。
在《张元岵先生墓志铭》里，黄宗羲记述了遗民沈继震做学问的艰辛：“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经》，妇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风凛然，不知世间富贵为何物。”[1]402黄宗羲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在《吾悔集题辞》中，他诉说了自己为“米盐俗事”所困的窘局。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里，黄宗羲又强调了遗民“生”的不易：“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1]284面对这样的困境，黄宗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了很好的回答。“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1]4。凭着这样一种不畏艰难的精神，黄宗羲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在《靳熊封诗序》中，黄宗羲说：
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老、庄之道德，申、韩之刑名，左、迁之史，郑、服之经，韩、欧之文，李、杜之诗，下至师旷之音声，郭守敬之律历，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则若龙挛虎跛，壮士囚缚，拥勇郁遏，坌愤激讦，溢而四出，天地为之动色，而况于其他乎？[1]62
在论述中，黄宗羲指出，诗歌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杰出人物“一生之精神所寓”，这种“精神”是作家的理想和愿望。反映遗民诗人理想和愿望的诗文，不会为当权者所容，无人敢传播张扬，但这并不能使遗民诗文被消灭掉而不存于人间，因为它代表的是时代的精神，是民族的愿望。高扬的天地正气，“坌愤激讦”，终究要“溢而四出”，流传后世。这样的作品就是豪杰理想人格的生动体现。
正是具有了上述品格，黄宗羲才最终能成为一代豪杰，在诗学等领域他用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人，所以钱钟书先生把他和顾炎武、王夫之等比较后指出：“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梨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4]
从文本的特征来看，内容上，“风雷之文”说强调诗人应注重表现一个字——真，即真历史、真感情。
真历史方面，反映晚明政治腐败、官吏贪暴、民生艰难；记录明清战争，揭露清兵残酷暴行；歌颂民族忠烈、抗清志士等是风雷之文创作的主要内容。如钱秉镫的“狂贼昔猖獗，诸蕃皆炭塗”[5]374，反映了晚明士风日下，民生艰难的事实。“可怜佳丽地，士女成炭塗”[5]380，揭露了清兵疯狂杀戮的“扬州十日”的史实。黄宗羲也写下了《卓烈妇》一首，赞扬了扬州陷于清兵铁蹄下的普通妇女的忠义行为，“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 [5]288。
此外，对民族英雄史可法、陈子龙、张煌言等人的歌颂，在遗民诗人的笔下均可成为风雷之文。黄宗羲曾指出：“中土时文之士，大抵无心肝如此。岂知海外一二孤老遗臣，心悬落日，血溅鲸波，其魂魄不肯荡为冷风野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1]111 可见，他的目的就是激扬社会正气，让后来者通过阅读遗民的历史事实，感受遗民崇高的精神品格。所谓“读者追想其风慨，累嘘而不能已”[1]519。
就表现的真性情来说，缅怀故国，志在恢复之前；流连山水，寄托襟怀之情；畅谈友情、亲情，激励志节之情等都是可以入诗的。黄宗羲认为：“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1]669风雷之文更是如此，是否具有真感情是其取舍标准，特别是对于遗民来说，浅斟低唱，无以表达其内心的亡国之痛，只有那些包含了真情的正气冲天的风雷之文才足以“感天地动鬼神”[1]48。
就形式而言，黄宗羲指出：“古来论诗者有二，有文人之诗，有诗人之诗。文人之诗由学力所成，诗人之诗从锻炼而得。”[1]8在这段话里，他把诗歌分为两种，即“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 文人之诗”是“学力”的凝聚，是“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1]204，“诗人之诗”是“锻炼”的 结果，“刻画于篇章字句间，求其形似而已”[1]58，是远离真情的。风雷之文说推崇诗人因遭遇乱世产生的情感所表现出来的诗歌的奔放、刚烈、直露的阳刚美和悲愤、孤冷、压抑的感伤美的风格。就黄宗羲个人创作而言，有学者指出，他的诗歌具有下字重拙、造语生新、取境荒寒、句法拗折、以俗为雅等艺术特色[6]，始终让人感到一种悲愤与感伤。这可以说是他内心真实世界的外在表现，唯其如此，诗人的那种遗民情操和爱国精神才能力透纸背，得以最大限度的宣泄。 从诗文的功能来看，风雷之文说强调诗歌的社会批评功能，尤其突出“史”的作用，即真实地记录遗民的抗清史实。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7]对于黄宗羲来说，这话同样适用。“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于兽，兽不可杂于人也”[1]12。面对清朝入侵，民族文化即将覆灭的可能，他发出“国可灭，史不可灭”[1]309的呐喊。在《朱人远墓志铭》中，他说：“至于学道之君子，其凄楚蕴结，往往出于穷饿愁思一身之外，则其不平愈甚，诗直寄焉而已。”[1]484强调诗人在现实世界的不平遭遇要通过诗歌反映出来。在这种民族矛盾尖锐时期，特别是清朝政府已经建立的时局下，那些为抗清斗争而努力的爱国志士，为保持节操而坚守民族文化的遗民尤其需要大书特书，以补正史之阙。在《南雷文定凡例四则》里，黄宗羲说：“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廓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1]83在《海外恸哭记》中黄宗羲就记载了明代遗民林化熙的“吾头戴吾发，吾发表吾心。一死还天地，名义终古钦”[1]216的誓死宣言。从这层意义上看，风雷之文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抗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所表现出的鲜明的反清思想，强烈的民族情感是为当朝所不容的。这就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所谓的“内集”，即不公开流传的作品集。全祖望在为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甬上诗社的李杲堂诗文集作序时便指出：“残明甬上诸遗民，述作极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转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内集。夫其内之云者。盖亦将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泄，百年以来，霜摧雪剥，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户部次公、……其秘钞甚多，然而半归乌有。予苦搜.得次公、荔堂、披云三家于劫灰中，水功、隐学尚余残断者存，而象来、正庵、霜皋，则不可得矣。然诸公犹非其绝无者.若骆寒厓、李玄象、高废翁.则竞不可得。”[8]但恰恰是这些“内集”，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批评功能，具有“史”的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方便。
总之，从遗民诗人的视角来看，易代的惨痛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创造辉煌的历史条件，“国家不幸诗家幸”，遗民内心尖锐、激烈冲突的爆发点的最佳形式，当诉诸诗文之时就是“风雷之文”，它是诗人主体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迸发。“遗民之学，是个人求生存之学，也是民族求生存之学”[9]。或许，黄宗羲就是这种遗民意识觉醒的先行者和遗民价值观的实践者。
参考文献：
[1]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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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钱仲联.清诗纪事·明遗民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374.
[6]张仲谋.论黄宗羲的诗歌创作[J].文学评论.1998（3）.
[7]刘桂生，张步洲.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4.
[8]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22.
[9]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304.
关键词： 黄宗羲 风雷之文 诗学思想内涵
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学问家黄宗羲，是一位坚定的明遗民代表人物，明清交替之际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使他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在诗学领域，他提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风雷之文”说。
一、“风雷之文”诗学思想的提出
在《缩斋文集序》中，黄宗羲借助评论其弟黄宗会文章之机，提出了“风雷之文”说：
虽然泽望之文可以弃之，使其不显于天下，终不可灭之，使其不留于天地。其文盖天地之阳气也。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阴气在下，重阳包之，则搏而为风。商之亡也，《采薇》之歌，非阳气乎？然武王之世，阳明之世也，以阳遇阳，则不能为雷。宋之亡也，谢皋羽、方韶卿、龚圣予之文，阳气也，其时遁于黄钟之管，微不能吹纩转鸡羽，未百年而发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灵之文，阴气也，包以开国之重阳，蓬蓬然起于大隧，风落山为盅，末几而散矣[1]13。
黄宗羲指出，阳刚的文风，遇到盛世，以阳对阳，则感染力不强；阴柔的文风，遇到盛世，阴阳激而为风，但时间不长即散去，影响不远。唯独阳刚之文，遇到乱世，才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里的所谓“阳气”，实际上是民族的普遍的心理精神愿望和需要。在易代之际，这种愿望和需要遭到禁锢，受到压抑，一旦迸发，“留于天地”，则“搏而为风”、“击而为雷”，“发为迅雷”之文。
在黄宗羲看来，遗民的使命就在于在民族危亡之际，燃烧自己以把民族精神的心灵之光和民族文化的智慧之火传给后人。诚如他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所讲的那样：“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谣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1]49
黄宗羲认为，遗民应自觉地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的神圣使命，当然，这种传承方式应该是多样的，在残酷的铁蹄蹂躏下，在血与火的现实前，要么挺身浴血，要么逃迹山野，不是抗争，就是沉默。但即使是沉默，也是愤苦之火的内焚形态，依然是一种励志自守式的抗争。
作为一位有着洞穿古今，瞻视未来的高远眼光和淑世热肠的遗民，黄宗羲无法忍受异族统治的黑暗现实，他要抗争，除了直接组织兵力，参加武装斗争之外，还诉诸另一种斗争形势——文学。“诗在明亡之后，不啻士人的一种生存方式”[2]。
从这个角度，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诗学理论，特别是“风雷之文”说。
遗民，是特定时代急剧的政治风云变换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黄宗羲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明季遗民的代表者，易代的痛苦体验使他作为一个诗论家，特别重视诗与时代的关系。他着眼于阐述诗对时代的依附和作用于时代的关系，最终形成了“风雷之文”的诗学思想。
二、“风雷之文”诗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黄宗羲把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现象作为规律揭示了出来。我们可以得出其“风雷之文”诗学思想理论的基本内涵。
从创作的主体上看，黄宗羲认为，遗民是以“不寄于众而寄于独，不寄于繁华而寄于岑寂” [1]108的形式而存在，他们“独”且“岑寂”，正所谓“天生豪杰，为斯世所必不可无之人”[1]681 。但他们是“天地之元气”，是“豪杰”，这种“天地之元气”的豪杰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种精神品格：
一是强烈的爱国精神。“盖忠义者天地之元气，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事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欻起收之，甚之为碧血穷燐，次之为土室牛车，此皆气之所凭依也”[1]520。这种爱国的“忠义”精神平时可以“韬为道术，发为事功”，当家国巨变时，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表现为激烈的斗争或隐居生活。当然，后者是黄宗羲所不赞同的，是“次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尽管钱谦益诗歌艺术水平很高，二人又私交甚笃，钱谦益临终前委托黄宗羲为其撰写墓志铭，但黄宗羲终究没有动笔，其原因盖出于钱谦益为贰臣之故。
二是爱民仁民的高尚道德。“仁者爱人”是儒家基本的民本思想，作为深受儒家精神浸染的士人，更当亲身实践之。易代之际，生灵惨遭涂炭，更需要这种精神。黄宗羲从“志仁者从民生起见”的认识出发[1]146，指出豪杰应当从天下民众的生存出发，而不应当“从一己之见”，否则的话，利己害民，成为“小人”或者“暴君”。特别是后者，危害更大，是“寇仇”、“独夫”，因为他们“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1]2，所以黄宗羲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5，豪杰就应当终其一生追求这种“爱民仁民”的高尚品德。
三是以匡时救世为旨归。在《破邪论·从祀》中，黄宗羲把那些在现实中实践了儒家匡时救世精神的人与创始了理学系统的人并举于同等地位，突出匡时救世的重要性。“上下千古，如汉之诸葛亮，唐之陆贽，宋之韩琦、范仲淹、李纲、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诚，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于疾风狂涛之中，世界以之为轻重有无，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张、朱，不当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过学孔子之学，以有其行，岂别有所授受出于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门户乎？抑孔子之学，逗飣拘谨，止于自为，不与治乱相关，凡古今震动之豪杰，一概沟而出之欤？”[1]193在理论方面，诸葛亮等七人虽没有周、程诸人的功劳大，但同样以天下为己任，“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于疾风狂涛之中”，这些“古今震动之豪杰”，无不爱民亲民，讲求仁义，而仁义与事功是相结合的。在《国勋倪君墓志铭》里，黄宗羲指出：“古今无事功之仁义，亦无不本仁义之事功。”[1]498再结合上文分析的他所坚持的经世致用的遗民观，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强调匡时救世的精神。毕竟“儒者之学，经纬天地”，那种“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1]433者是“腐儒”、“俗儒”，不是勇于重任、建功立业的豪杰。 四是要敢于创新。黄宗羲认为，人具有能动性，身外之物都是我们的认识对象，如果墨守成规，则不可能获得“元气”，成为豪杰，“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宛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6黄宗羲深刻指出：“学莫先于立志，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凡民。凡民之后兴者，草上之风必偃耳。吾因而有概。如洛闽大儒之门下，碌碌无所表见，仅以问答传注，依样葫芦，依大儒以成名者，是皆凡民之类也。故吾读宋之文集，遇此等便不欲观，无奈世眼易欺，不敢置可否于其间，使此学日流于肤浅耳。”[1]151这就是说，具有“元气”的豪杰与“凡民”的最大区别就是创新精神，因为立志于创新，豪杰便生机勃勃，卓然超众，因为没有创新，凡民便庸庸碌碌，暮气沉沉。
五是要有追求真理的毅力。黄宗羲强调：“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1]351圣贤所阐发的根本道理，为各家各派所发扬，“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也。”[1]48“有至有不至”，这就需要我们去鉴别，去探索，但这探索的过程是漫长的。“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天下之最难致者，一时穷之而未尽，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1]48黄宗羲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喟者。”[1]3他用实践证明了认识真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六是要有战胜困难的精神。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对具有豪杰精神的遗民来说，尤其如此。“古来多少豪贤士，遭乱流利只苟全”，[3]政治上，遗民们不断受到清廷的打压，经济上，近乎赤贫的困顿，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他们无法保持道德的高扬。黄宗羲痛心疾首地指出：“余观今世之为遗老退士者，大抵龌齪治生，其次丐贷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举场屋之心胸，原无耿耿；治乱存亡之故事，亦且愦愦。”[1]341这样“龌齪治生”、“ 丐贷江湖”、“ 拈香嗣法”，还谈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不仕新朝的遗民空壳。
在《张元岵先生墓志铭》里，黄宗羲记述了遗民沈继震做学问的艰辛：“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经》，妇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风凛然，不知世间富贵为何物。”[1]402黄宗羲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在《吾悔集题辞》中，他诉说了自己为“米盐俗事”所困的窘局。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里，黄宗羲又强调了遗民“生”的不易：“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1]284面对这样的困境，黄宗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了很好的回答。“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1]4。凭着这样一种不畏艰难的精神，黄宗羲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在《靳熊封诗序》中，黄宗羲说：
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老、庄之道德，申、韩之刑名，左、迁之史，郑、服之经，韩、欧之文，李、杜之诗，下至师旷之音声，郭守敬之律历，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则若龙挛虎跛，壮士囚缚，拥勇郁遏，坌愤激讦，溢而四出，天地为之动色，而况于其他乎？[1]62
在论述中，黄宗羲指出，诗歌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杰出人物“一生之精神所寓”，这种“精神”是作家的理想和愿望。反映遗民诗人理想和愿望的诗文，不会为当权者所容，无人敢传播张扬，但这并不能使遗民诗文被消灭掉而不存于人间，因为它代表的是时代的精神，是民族的愿望。高扬的天地正气，“坌愤激讦”，终究要“溢而四出”，流传后世。这样的作品就是豪杰理想人格的生动体现。
正是具有了上述品格，黄宗羲才最终能成为一代豪杰，在诗学等领域他用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人，所以钱钟书先生把他和顾炎武、王夫之等比较后指出：“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梨洲欲另辟途径，殊为豪杰之士也。”[4]
从文本的特征来看，内容上，“风雷之文”说强调诗人应注重表现一个字——真，即真历史、真感情。
真历史方面，反映晚明政治腐败、官吏贪暴、民生艰难；记录明清战争，揭露清兵残酷暴行；歌颂民族忠烈、抗清志士等是风雷之文创作的主要内容。如钱秉镫的“狂贼昔猖獗，诸蕃皆炭塗”[5]374，反映了晚明士风日下，民生艰难的事实。“可怜佳丽地，士女成炭塗”[5]380，揭露了清兵疯狂杀戮的“扬州十日”的史实。黄宗羲也写下了《卓烈妇》一首，赞扬了扬州陷于清兵铁蹄下的普通妇女的忠义行为，“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 [5]288。
此外，对民族英雄史可法、陈子龙、张煌言等人的歌颂，在遗民诗人的笔下均可成为风雷之文。黄宗羲曾指出：“中土时文之士，大抵无心肝如此。岂知海外一二孤老遗臣，心悬落日，血溅鲸波，其魂魄不肯荡为冷风野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1]111 可见，他的目的就是激扬社会正气，让后来者通过阅读遗民的历史事实，感受遗民崇高的精神品格。所谓“读者追想其风慨，累嘘而不能已”[1]519。
就表现的真性情来说，缅怀故国，志在恢复之前；流连山水，寄托襟怀之情；畅谈友情、亲情，激励志节之情等都是可以入诗的。黄宗羲认为：“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1]669风雷之文更是如此，是否具有真感情是其取舍标准，特别是对于遗民来说，浅斟低唱，无以表达其内心的亡国之痛，只有那些包含了真情的正气冲天的风雷之文才足以“感天地动鬼神”[1]48。
就形式而言，黄宗羲指出：“古来论诗者有二，有文人之诗，有诗人之诗。文人之诗由学力所成，诗人之诗从锻炼而得。”[1]8在这段话里，他把诗歌分为两种，即“文人之诗”和“诗人之诗”，“ 文人之诗”是“学力”的凝聚，是“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1]204，“诗人之诗”是“锻炼”的 结果，“刻画于篇章字句间，求其形似而已”[1]58，是远离真情的。风雷之文说推崇诗人因遭遇乱世产生的情感所表现出来的诗歌的奔放、刚烈、直露的阳刚美和悲愤、孤冷、压抑的感伤美的风格。就黄宗羲个人创作而言，有学者指出，他的诗歌具有下字重拙、造语生新、取境荒寒、句法拗折、以俗为雅等艺术特色[6]，始终让人感到一种悲愤与感伤。这可以说是他内心真实世界的外在表现，唯其如此，诗人的那种遗民情操和爱国精神才能力透纸背，得以最大限度的宣泄。 从诗文的功能来看，风雷之文说强调诗歌的社会批评功能，尤其突出“史”的作用，即真实地记录遗民的抗清史实。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7]对于黄宗羲来说，这话同样适用。“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于兽，兽不可杂于人也”[1]12。面对清朝入侵，民族文化即将覆灭的可能，他发出“国可灭，史不可灭”[1]309的呐喊。在《朱人远墓志铭》中，他说：“至于学道之君子，其凄楚蕴结，往往出于穷饿愁思一身之外，则其不平愈甚，诗直寄焉而已。”[1]484强调诗人在现实世界的不平遭遇要通过诗歌反映出来。在这种民族矛盾尖锐时期，特别是清朝政府已经建立的时局下，那些为抗清斗争而努力的爱国志士，为保持节操而坚守民族文化的遗民尤其需要大书特书，以补正史之阙。在《南雷文定凡例四则》里，黄宗羲说：“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廓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1]83在《海外恸哭记》中黄宗羲就记载了明代遗民林化熙的“吾头戴吾发，吾发表吾心。一死还天地，名义终古钦”[1]216的誓死宣言。从这层意义上看，风雷之文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抗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所表现出的鲜明的反清思想，强烈的民族情感是为当朝所不容的。这就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所谓的“内集”，即不公开流传的作品集。全祖望在为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甬上诗社的李杲堂诗文集作序时便指出：“残明甬上诸遗民，述作极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转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内集。夫其内之云者。盖亦将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泄，百年以来，霜摧雪剥，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户部次公、……其秘钞甚多，然而半归乌有。予苦搜.得次公、荔堂、披云三家于劫灰中，水功、隐学尚余残断者存，而象来、正庵、霜皋，则不可得矣。然诸公犹非其绝无者.若骆寒厓、李玄象、高废翁.则竞不可得。”[8]但恰恰是这些“内集”，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批评功能，具有“史”的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方便。
总之，从遗民诗人的视角来看，易代的惨痛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创造辉煌的历史条件，“国家不幸诗家幸”，遗民内心尖锐、激烈冲突的爆发点的最佳形式，当诉诸诗文之时就是“风雷之文”，它是诗人主体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迸发。“遗民之学，是个人求生存之学，也是民族求生存之学”[9]。或许，黄宗羲就是这种遗民意识觉醒的先行者和遗民价值观的实践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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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22.
[9]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