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钧再次被招安”是近日艺术界的“热点”之一，场面看来十分反讽、滑稽——亦“泼皮”也。媒体的场面报道中有这样的话：
　　8月15日下午，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聘任仪式在画院美术馆举行。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宣布聘任方力钧为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杨晓阳称：我们今天举行的这个仪式，是我们经过反复的考虑，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上面的意见，下面的意见，美术界各个专业的意见，对于方力钧的学术水平，人品人格，组织能力以及他的影响、他取得的荣誉一致赞同，今天举办这个仪式将载入国家画院的史册。……主持人张晓凌副院长宣布：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简单但是庄重的聘任仪式。相信方力钧会用他的思路和智慧，积极推进相关课题的研究和创作，并会取得丰盛的成果，给当代艺术和当代美术界带来崭新的气象。
　　从“当代艺术”角度问“为什么是方氏受聘”，上面这个报道透露了或暗含着很多颇有意味的信息：第一，论年龄资格，“方力钧年届五十”，这年龄不算老，所谓F4里，张晓刚岁数几乎比他大一轮，论学术，同岁的刘小东界内评价更高更符合体制标准，若摆老资格，罗中立、栗宪庭摆在那里。第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上面的意见，下面的意见，美术界各个专业的意见”，杨晓阳其实想暗示“民主选拔”，但熟悉中国“人事制度”的人都知道，这“上面意见”才是最关键的。我要借此点提示的一个有趣疑问是：当代艺术这帮人是以先锋、前卫精神自号的，怎么一个过场就发现全在老套里跑龙套、陪笑脸迎合呢？第三，张晓凌副院长是个评论家，他有个代表性论调是“抵制‘妖魔化中国’创作倾向”，写出过《谁制造了“病态化中国”》的追责雄文，尔后发展写就《再塑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长文广发于媒体并获评论奖。在这两篇文章中，张院长依据“国际阴谋”论和“艺术立国”思维，忧虑地提问：“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滑稽的场面，为了迎合西方的胃口，国内文化机构对艺术家、艺术作品的选择采取了国际、国内双重标准，那些表现中国主体性价值观的作品因所谓的‘不适合国际展览’而被弃之不用，而‘泼皮’、‘政治波普’等却堂而皇之地代表中国登上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花了国家和国内企业的钱，为后殖民文化价值观作了注脚，这难道就是国内文化机构和策展人所津津乐道的‘国际化’？”文章里他恰好列举方力钧作品《系列2第6号》的高价拍卖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国际形象却大都是由泼皮、暴力、血腥、自残和政治符号所构成的负面形象”的例证。现在比对着看聘任仪式这个“滑稽的场面”，试问张晓凌副院长：作为招聘责任人之一，这是在什么样的“策略”之下决定聘任方力钧的？短短几年何以一百八十度转头突然“相信方力钧”？
　　面对质疑，方力钧的回应跟“泼皮”风格一样，爱理不理，一副无所谓模样，散发着嚣张意味，一句“谢谢招安”、“说招安吗？那就招安我吧”更像是“反讽”式回敬质疑者。面对这样的“泼皮”，最有“管教”责任的应该是张晓凌副院长，因为以他的身份最能明白他所说的“花了国家的钱”的含义和应该怀有的“服务”态度。其次，在答疑中方力钧称“没有薪酬”试图暗示自身高尚，表明他对“国家画院”这个劳民伤财的平台之性质直到受聘之日仍然缺乏准确的理解；而如果觉得纳税人的质疑确实伤不及自身毫毛故可搞艺术般耍“泼皮”对付，则证明他官没履任却早已深谙另一个逻辑体系！
　　其实呢，依近期的时事逻辑，我认为国家画院才更是“史上最牛违建”——所以我更关心的是整个国家画院应该“拆除”而不是方力钧该不该聘。最关键的是，晋身其内的“大师”们，都得诀于一种共同的“大师学术”传统，他们资源统筹、人脉周旋的“策略”如出一辙，比起“中医”、“风水”、“魔术”等让官员、明星神魂颠倒来，现在的艺术更被“大师”们提高到打造国家“国际形象”、立国方针的高度来宣讲。方氏自传《像野狗一样生存》里的“野狗”，是“没人管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制约你，你也不向任何人献殷勤，你献也没有用，因为你找不到对象，也找不到目标”，现在是当教授、当老板、当领导……争要“载入史册”，履历征程中分身有术，“野狗”的能耐真大，“泼皮”的能量真足，这找“主人”可真忙啊！从中国当代艺术院起，到现在方力钧再上路，已经是一个长长的“方力钧们”队伍，人数必然还将增加，当代艺术的“大师方阵”在主流权力舞台上开列起步……
　　一刊登方力钧受聘消息网站的同期主页上，有当代艺术老批评家彭德的一篇批评（《起点艺术的困境》）和“教父”栗宪庭的一篇访谈（《栗宪庭：没有盛世，80年代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总体评价这一点上，彭德说：“不要指望艺术史会给中国当代艺术留下太多的篇幅。用不了多少年，人类的艺术将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一个急骤的大转弯，当然不是转向过去而是转向未来。转变之后，中国艺术界会愣在那里发呆，然后会再来一次大洗牌，再次重复追随美国先锋艺术的运动……不关心未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我们除了感情和惯性，还有多少关心它的理由？”老栗说：“有人提这个问题，问怎么看艺术明星，我说成功的艺术家不在我的视野之内。后来有很多人追问我，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其实当时我也是急中生智，我不好说他们的作品不好，但是也不能说他们好，因为作品确实不好，我当时很狡猾地说了一句话。”他们说的是“艺术”、“作品”，但正如彭德的意思，说艺术总归是说“人”，担心“人确实不好”。两老很有理由悲观吧！
　　说到“人”，我注意到，彭德先生的批评文章用了“前喻文化”、“后喻文化”的说法，这80年代末就从国外引进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术语最近在因为郭敬明电影《小时代》而引发的讨论中被多次提到，“小粉丝”们捍卫自身权利、“教导”长辈的言论和决心，让大龄中老年慨叹现在是“后喻社会”。当下社会是“三喻”中的哪一“喻”成分更多，文化到底是老的哺育嫩的还是年幼的反哺老的，世代之间的传输是农耕方式还是“后现代”方式，社会学家也未必轻易精确统计。
　　就美术界而言，务虚的指标难说，但以这么多年来大家所喜好的拿拍卖数据说事——方力钧能受聘亦必得益于此——的事实看，中年“市场明星”的榜样、导师作用非常明显，他们到高校演讲掀动起来青年学子的围堵热情可以佐证，他们早早写传，也是看中了这个市场效应并显示了浓厚的成为“青年导师”的热望。这样说来，美术界更像是“前喻社会”，是另一个“小时代”。但是，与其关心什么“喻”，不如关心是谁以及他们如何向下一代“作喻”，这才是影响“艺术未来”的核心。“小时代”里艳俗、拜金、奢品位的年轻郭敬明们，“小圈子”中媚权、强欲、油滑投巧的中年方力钧们，他们不都因传承着与他们标榜的“后现代主义”、当代艺术相反的文化传统而活在同一个追求“名利并喻”的社会里？不正是前现代、“前喻”文化官僚机构需要的代言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