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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阮籍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但二人在言谈、行为上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处世的“入”与“出”、行为的“达”与“敛”上大相径庭。本文通过对二人在生活态度、政治态度、处世行为、遗训后代、人生结局等方面的比较,揭示了封建文人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入世与出世抉择的痛苦,指出了政治乱世实是导致封建文人之悲的深刻根源。
关键词:阮籍 嵇康 命运 比较 文人之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阮籍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后人在研究二人的行为处世、文学风格和政治主张时,也总将二人归为由儒而玄的同类人。然而,他们除了一个终享天年、一个身首异处的差别,在言谈、行为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在处世的“入”与“出”、行为的“达”与“敛”上都是大相径庭的。
自两汉以来,文人们读书求学之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达则兼济天下”,而“穷则独善其身”只不过是“达不成”而最终的个人修养要求和不得已选择。作为读书人的阮籍与嵇康,自是不能跳出这一文人窠臼,然而,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是选择入世好?还是选择出世好?入,则有可能稍不留神,就会朝不保夕,也有可能善终,但却违背自己的内心操守陷入痛苦境地;出,则有可能被视为不合作、视为异己,为人落下口实而最终被害。籍与康,在人生抉择时,前者选择了入,后者选择了出。二人选择殊异,结果不同,但其痛苦身受,俱是存在的。本文试将此二人进行比较,探讨其不同命运,权为文人之得。
一 生活态度比较
阮籍与嵇康同属竹林七贤人物,其性情相近,皆为由儒入玄,行为俱怪诞不羁。阮籍选择了以“入世”的积极姿态来保护自己,嵇康则选择了“出世”的清高姿态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世事变幻莫测的时代背景下,二人的选择虽不同,心中的痛苦却是同样存在的。大隐如阮籍者,违心地周旋于俗人之间,不能以真性情示人,所以就只有借谈道参玄以避耳目,以纵酒赋诗来掩饰痛苦,他的《咏怀诗》是他生平诗作总集,旨在通过主观感受来反映人生,主题思想不外乎抒发对生活的感慨,反对名教,要求返朴归真,也有对当时政治的讥讽,但却写得含蓄、隐晦,胸中之悲难以言尽。“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感物怀殷忧,悄悄令人悲。”这许多的悲愁真是难以言诉啊!故鲁迅先生说“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小隐的嵇康,倒是以真性情示人,然而,也正是因为其“真”,在现实生活中,事事以“真”为标准,弄得自己人际关系紧张,“刚长疾恶,轻肆直言”,看别人不顺眼的结果是别人也看不顺他,遭人毁誉并伺机报复就在所难免了。嵇康连自己的好朋友山涛也不留情面,《与山巨源绝交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不愿从流从俗的思想与个性,这就得罪了权贵司马昭,由此埋下了祸根,最后的结局以吕安事被株连而临刑东市,其内心之苦也是难以言表的。在其《幽愤诗》中发出了对自己的悔疚感慨:“曰余不敏,好善暗人”、“性不伤物,频致怨憎”、“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免,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深刻地表现了嵇康痛与悔的悲恸。
二 政治态度比较
在政治态度上,二人也表现出截然相反的选择。阮籍采取的是“和而不同”的态度。求隐是对现实不满的结果,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表现出一种追求个人解脱和人生如梦的宿命论思想,是反抗的消极形式。所以,饮酒也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了。阮籍在政治上始终表现的是与当权者合作的态度的。由于其父的关系,阮籍先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后,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后来又找借口出任东平相,实则以东平盛酒所趋,后来又为步兵校尉。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始终是貌合神离的,于是何曾等人数度在司马昭面前诟恶,“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但每次都逃脱了惩处,说明司马氏对阮籍的器重非同一般。在激烈的政治漩涡和刀光剑影中,阮籍采取的正是“威武且避之”的态度,正如他在其诗中所言:“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飞回海,中路安将归?”言下之意很明白:没有必要为了美誉声名舍身取义。
嵇康采取的是“遗世独立”的态度。嵇康就任了那么一届中散大夫,其后再不出仕。罗宗强先生曾有精辟的论断:
“嵇康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
换句话说,嵇康就是庄周精神在现世的实践者。嵇康追求的是在田野之间畅游,在竹林间歌啸的自由生活,既然要遗世独立,那么,势必就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反复陈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种誓不合作的态度,最终激怒了权贵,落得了“临刑东市”的下场。
三 处世行为比较
阮籍很怪,怪到荒诞。《世说新语》载阮籍放达之事多达18篇,其中《任诞》便占其八。而《晋书》对阮籍的放达也多有评述:
“(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这就是世人眼中难以理解的狷狂之士阮籍的放诞行为,时人谓之“达”。阮籍的这种怪诞,并非真情,都是装出来借以消愁、免罪的,其种种怪诞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阮籍的行为是怪的话,那么,嵇康的行为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酷”,而且“酷”中带着潇洒:
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嘉鱼龙之逸豫,乐百卉之荣滋。理重华之遗操,慨远慕而长思。(《琴赋》)
这种和谐飘逸的境界,真可谓丰神俱秀。而真正体现嵇康“酷”的一面的,还在于临刑一节,一是从容,“神气不变,索琴弹之”,二是潇洒,“悼嵇生之永逝兮,顾日影而弹琴”,在即将被迫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人能做到“顾日影而弹琴”实在超脱!嵇康知道自己“刚长疾恶,轻肆直言”,又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既知自己的不好也知别人之长,但仍然不改初衷,其刚烈性格可见一斑,为人不虚假,不做作,正应了古人“宁可直中行,不愿曲中折”的一种品质,其性一何直也!其情一何专也!
四 遗训后代比较
阮籍不许子侄作达。阮氏一族,在魏晋之际下至东晋,人物辈出,《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引《竹林七贤论》,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可知陈留诸阮中至少阮籍阮咸叔侄一门,已在魏晋之际由儒学世家转为玄学世家。因此阮氏子弟大多擅长清谈,行事放达,性情弘旷清虚,《世说新语·赏誉》记载:“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阮)籍子浑,器量弘旷”。《晋书》本传载:
“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仲容即阮咸,《晋书》本传称咸“任达不拘”、“纵情越礼”,他“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又称:“(咸)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阮)籍弗之许”。阮氏后辈除了阮咸,阮籍都不允许他们“作达”、“慕通达”,何以如此?《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刘注:《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
嵇康遗训嵇绍。和阮籍一样,嵇康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步其后尘。所作《家戒》事无巨细,俨然作老于世故状,与其在人前的名士风度相去万里。其子嵇绍,经山涛举荐入侍晋廷,擢升侍中,于乱军中以身掩惠帝而死。嵇康之迕世背俗,为的是忘却纷争乱离的现世;他的迕世,并非一味针对司马氏的篡魏而言。他曾借《卜疑》中“太史贞父”之口道出了自己真正的处事原则:“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嵇康生前,无论是说话也好,作《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也好,只不过是文人的牢骚之辞。或抒发志向,或诋毁“名教”,并非如后人揣测的那样“跟司马家过不去”。我们从嵇康诗文中流露的情感断定,他恨的是魏晋这个时代,恨的是所有“行不仁而伪礼法”的奸徒,不是一家一姓。
五 人生结局比较
比较两人的人生结局似乎无太大意义,然而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入世”与“出世”两种态度带来的不同结果。在同时代人中,嵇康戮,向秀降,而阮籍独能“善终”,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阮籍“全生保真”,终其天年,确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研究的突出人物,阮籍之所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选择“入世”,确是达到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尚可“闻达于诸侯”的目的。
嵇康也想保全自己,他采取的是老庄逍遥避世、纵情山林之策,对于同样的“刀光剑影”,他总以为自己处江湖之远可以避祸,遗世独立可以自洁。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即便自己再怎么样远避,最终也难逃厄运,因为其刚直秉性,终于为友谊所迷,亦为其所絷。吕安和嵇康乃是至善,《晋书》本传说嵇康与吕安“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的友谊,其友情至笃如此。吕安兄吕巽同嵇康也是好友,但为人阴毒,在偷偷占有安妻之后,反诬吕安“不孝”。吕安被缉捕入狱,嵇康也被牵连了,史载:
“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锺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原本以为求老庄可以自保的嵇康,以“出世”可以远祸的名士,终于没有能够保全自己,
六 结语
由是观之,封建社会文人的命是很苦的,其间虽有如陶渊明等及早抽身者,然则有几人能保全欤?而人处社会中,我们又不能不对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不能简单地结论为“入”与“出”孰优孰劣,要怪,就只能怪时代的不与,政治的险恶。这就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文人的悲哀!李泽厚先生说:
“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分量。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着这种人生的忧惧,情感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异常复杂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为强烈地执著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是故我们不得不哀籍、康之不幸而生于魏晋,叹文人之悲而身处乱世也!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杂诗十二首其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
[2]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3]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任诞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华书局,1987年版。
[5] 《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6]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
[7] 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8] (三国)嵇康,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
[9]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琴赋》(卷一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
[10] 《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第三卷·卜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1] (晋)陈寿撰,裴松之注,卢守助校点:《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粲传》,《魏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2]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王自红,女,1976—,四川雅安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四川民族学院。
关键词:阮籍 嵇康 命运 比较 文人之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阮籍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后人在研究二人的行为处世、文学风格和政治主张时,也总将二人归为由儒而玄的同类人。然而,他们除了一个终享天年、一个身首异处的差别,在言谈、行为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在处世的“入”与“出”、行为的“达”与“敛”上都是大相径庭的。
自两汉以来,文人们读书求学之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达则兼济天下”,而“穷则独善其身”只不过是“达不成”而最终的个人修养要求和不得已选择。作为读书人的阮籍与嵇康,自是不能跳出这一文人窠臼,然而,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是选择入世好?还是选择出世好?入,则有可能稍不留神,就会朝不保夕,也有可能善终,但却违背自己的内心操守陷入痛苦境地;出,则有可能被视为不合作、视为异己,为人落下口实而最终被害。籍与康,在人生抉择时,前者选择了入,后者选择了出。二人选择殊异,结果不同,但其痛苦身受,俱是存在的。本文试将此二人进行比较,探讨其不同命运,权为文人之得。
一 生活态度比较
阮籍与嵇康同属竹林七贤人物,其性情相近,皆为由儒入玄,行为俱怪诞不羁。阮籍选择了以“入世”的积极姿态来保护自己,嵇康则选择了“出世”的清高姿态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世事变幻莫测的时代背景下,二人的选择虽不同,心中的痛苦却是同样存在的。大隐如阮籍者,违心地周旋于俗人之间,不能以真性情示人,所以就只有借谈道参玄以避耳目,以纵酒赋诗来掩饰痛苦,他的《咏怀诗》是他生平诗作总集,旨在通过主观感受来反映人生,主题思想不外乎抒发对生活的感慨,反对名教,要求返朴归真,也有对当时政治的讥讽,但却写得含蓄、隐晦,胸中之悲难以言尽。“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感物怀殷忧,悄悄令人悲。”这许多的悲愁真是难以言诉啊!故鲁迅先生说“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小隐的嵇康,倒是以真性情示人,然而,也正是因为其“真”,在现实生活中,事事以“真”为标准,弄得自己人际关系紧张,“刚长疾恶,轻肆直言”,看别人不顺眼的结果是别人也看不顺他,遭人毁誉并伺机报复就在所难免了。嵇康连自己的好朋友山涛也不留情面,《与山巨源绝交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不愿从流从俗的思想与个性,这就得罪了权贵司马昭,由此埋下了祸根,最后的结局以吕安事被株连而临刑东市,其内心之苦也是难以言表的。在其《幽愤诗》中发出了对自己的悔疚感慨:“曰余不敏,好善暗人”、“性不伤物,频致怨憎”、“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免,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深刻地表现了嵇康痛与悔的悲恸。
二 政治态度比较
在政治态度上,二人也表现出截然相反的选择。阮籍采取的是“和而不同”的态度。求隐是对现实不满的结果,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表现出一种追求个人解脱和人生如梦的宿命论思想,是反抗的消极形式。所以,饮酒也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了。阮籍在政治上始终表现的是与当权者合作的态度的。由于其父的关系,阮籍先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后,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后来又找借口出任东平相,实则以东平盛酒所趋,后来又为步兵校尉。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始终是貌合神离的,于是何曾等人数度在司马昭面前诟恶,“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但每次都逃脱了惩处,说明司马氏对阮籍的器重非同一般。在激烈的政治漩涡和刀光剑影中,阮籍采取的正是“威武且避之”的态度,正如他在其诗中所言:“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飞回海,中路安将归?”言下之意很明白:没有必要为了美誉声名舍身取义。
嵇康采取的是“遗世独立”的态度。嵇康就任了那么一届中散大夫,其后再不出仕。罗宗强先生曾有精辟的论断:
“嵇康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
换句话说,嵇康就是庄周精神在现世的实践者。嵇康追求的是在田野之间畅游,在竹林间歌啸的自由生活,既然要遗世独立,那么,势必就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嵇康反复陈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种誓不合作的态度,最终激怒了权贵,落得了“临刑东市”的下场。
三 处世行为比较
阮籍很怪,怪到荒诞。《世说新语》载阮籍放达之事多达18篇,其中《任诞》便占其八。而《晋书》对阮籍的放达也多有评述:
“(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这就是世人眼中难以理解的狷狂之士阮籍的放诞行为,时人谓之“达”。阮籍的这种怪诞,并非真情,都是装出来借以消愁、免罪的,其种种怪诞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阮籍的行为是怪的话,那么,嵇康的行为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酷”,而且“酷”中带着潇洒:
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乃携友生,以遨以嬉。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嘉鱼龙之逸豫,乐百卉之荣滋。理重华之遗操,慨远慕而长思。(《琴赋》)
这种和谐飘逸的境界,真可谓丰神俱秀。而真正体现嵇康“酷”的一面的,还在于临刑一节,一是从容,“神气不变,索琴弹之”,二是潇洒,“悼嵇生之永逝兮,顾日影而弹琴”,在即将被迫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人能做到“顾日影而弹琴”实在超脱!嵇康知道自己“刚长疾恶,轻肆直言”,又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既知自己的不好也知别人之长,但仍然不改初衷,其刚烈性格可见一斑,为人不虚假,不做作,正应了古人“宁可直中行,不愿曲中折”的一种品质,其性一何直也!其情一何专也!
四 遗训后代比较
阮籍不许子侄作达。阮氏一族,在魏晋之际下至东晋,人物辈出,《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引《竹林七贤论》,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可知陈留诸阮中至少阮籍阮咸叔侄一门,已在魏晋之际由儒学世家转为玄学世家。因此阮氏子弟大多擅长清谈,行事放达,性情弘旷清虚,《世说新语·赏誉》记载:“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阮)籍子浑,器量弘旷”。《晋书》本传载:
“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仲容即阮咸,《晋书》本传称咸“任达不拘”、“纵情越礼”,他“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又称:“(咸)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阮)籍弗之许”。阮氏后辈除了阮咸,阮籍都不允许他们“作达”、“慕通达”,何以如此?《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刘注:《竹林七贤论》曰:“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
嵇康遗训嵇绍。和阮籍一样,嵇康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步其后尘。所作《家戒》事无巨细,俨然作老于世故状,与其在人前的名士风度相去万里。其子嵇绍,经山涛举荐入侍晋廷,擢升侍中,于乱军中以身掩惠帝而死。嵇康之迕世背俗,为的是忘却纷争乱离的现世;他的迕世,并非一味针对司马氏的篡魏而言。他曾借《卜疑》中“太史贞父”之口道出了自己真正的处事原则:“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嵇康生前,无论是说话也好,作《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也好,只不过是文人的牢骚之辞。或抒发志向,或诋毁“名教”,并非如后人揣测的那样“跟司马家过不去”。我们从嵇康诗文中流露的情感断定,他恨的是魏晋这个时代,恨的是所有“行不仁而伪礼法”的奸徒,不是一家一姓。
五 人生结局比较
比较两人的人生结局似乎无太大意义,然而也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入世”与“出世”两种态度带来的不同结果。在同时代人中,嵇康戮,向秀降,而阮籍独能“善终”,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阮籍“全生保真”,终其天年,确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研究的突出人物,阮籍之所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选择“入世”,确是达到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且尚可“闻达于诸侯”的目的。
嵇康也想保全自己,他采取的是老庄逍遥避世、纵情山林之策,对于同样的“刀光剑影”,他总以为自己处江湖之远可以避祸,遗世独立可以自洁。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即便自己再怎么样远避,最终也难逃厄运,因为其刚直秉性,终于为友谊所迷,亦为其所絷。吕安和嵇康乃是至善,《晋书》本传说嵇康与吕安“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的友谊,其友情至笃如此。吕安兄吕巽同嵇康也是好友,但为人阴毒,在偷偷占有安妻之后,反诬吕安“不孝”。吕安被缉捕入狱,嵇康也被牵连了,史载:
“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锺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原本以为求老庄可以自保的嵇康,以“出世”可以远祸的名士,终于没有能够保全自己,
六 结语
由是观之,封建社会文人的命是很苦的,其间虽有如陶渊明等及早抽身者,然则有几人能保全欤?而人处社会中,我们又不能不对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不能简单地结论为“入”与“出”孰优孰劣,要怪,就只能怪时代的不与,政治的险恶。这就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文人的悲哀!李泽厚先生说:
“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分量。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着这种人生的忧惧,情感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异常复杂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为强烈地执著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是故我们不得不哀籍、康之不幸而生于魏晋,叹文人之悲而身处乱世也!
参考文献:
[1]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杂诗十二首其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
[2]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3]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任诞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华书局,1987年版。
[5] 《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6]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
[7] 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8] (三国)嵇康,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九》,中华书局,1982年版。
[9]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琴赋》(卷一八),中华书局,1977年版。
[10] 《鲁迅全集》(第九卷),《嵇康集第三卷·卜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1] (晋)陈寿撰,裴松之注,卢守助校点:《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王粲传》,《魏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2]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简介:王自红,女,1976—,四川雅安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四川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