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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小出生于美国的美籍华裔人被称作“香蕉人”,其生命历程经历着来自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击与挤压,而这种现象在汤亭亭的《女勇士》里被详细地加以描述,具体表现为东方文化对“香蕉人”的强制性侵入、“香蕉人”夹杂于两种文化中的困惑、“香蕉人”对西方强大话语权的顺从与反驳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汤亭亭 《女勇士》 香蕉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香蕉人”指的是从小在星条旗下长大的美籍华裔人,从外表看去,他们仍然是黄皮肤黑眼睛,但他们从小受到的都是西方式的教育,美国语言和美国风俗已经构成了他们的心灵要素,然而与此同时,和他们的遗传基因一样,他们不可更改地生活在父辈所遗传下来的东方文化的熏陶里,他们时时仍会像中国子民一样受到东方文化的制约。所以,在他们的人生观里,既有东方文化的古朴精深,又有西方文化的浪漫风情,于是黑眼睛黄皮肤下面长着一颗白心,就成了他们的特征,“香蕉人”就成了他们最贴切的比喻。
“香蕉人”的双语生活环境使他们得以用东方和西方的两种视野去了解世界,但与此同时,双重生活背景也使他们不时陷入到文化的冲突之中而尝受着双重的困惑。于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华裔美籍作家的作品中,这种身为“香蕉人”的文化困顿和他们边缘化的生活便成了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亮点,也使美国这个多民族的大熔炉里溶进了中国式佐料,而汤亭亭的《女勇士》正是这类反映“香蕉人”生活的成功之作。汤亭亭的《女勇士》借助于母亲所讲的故事、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和中国古老的习俗,反映了古老的中国和年青的美国之间的冲撞,同时也反映了母女之间的、分别代表着中国和美国文化的难以相融的个性纷争,《女勇士》的非美国本土式的风格恰恰成了此书的卖点,使汤亭亭和《女勇士》一举进入了美国人的视野。此书正是以“香蕉人”的生活视野,向美国国民展示了他们所不熟悉的东方文化,以及以汤亭亭为代表的一代“香蕉人”的文化困顿。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 东方文化的强制性侵入
“香蕉人”的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典型的东方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东方文化是留存于他们心中的集体记忆,东方文化才是教育后代的正统版本,于是,当他们的家庭移植到西方大陆上之后,他们仍希望使用东方版的教育理念把他们的后代与东方文化契合在一起,使后代不致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不希望子女们因疏远东方文化而进一步与父母也疏远起来。比如《女勇士》的第一个故事“无名女子”,其实是母亲借助于自己家族里的一个在婚后失去贞节的无名女子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在向女儿进行中国传统式的贞节观的教育,这种教育是由东方正版的儒家传统思想体系而来,在老一代的中国人眼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从一而终”的观念是不可动摇的,农耕和宗法仍然是这些美国移民的观念基础,所以在故事一开头母亲就用了充满诡秘色彩的语气对女儿说:“我对你讲的故事你不要对别人讲。”母亲讲述的无名姑妈的故事让人远离中国文化的女儿毛骨悚然,她看到在那个遥远的被称为“故乡”的地方,女性正承受着由她的性别所带来的责难和威压:
“爷爷奶奶把姑姑嫁到婆家去以后,他们就自己分掉了所有的买卖,所有的家产,让她一个人去遵循礼教,而那些现在生活在番夷中间的哥哥们却可以为所欲为而不被发觉。”
“在中文里,结婚的一个同义词是‘娶儿媳妇’,她公公婆婆可以把她卖出去,也可以用石头把她砸死。”
在这耸人听闻的故事里,古老的东方习俗是那么恶劣而恐怖,对于从小就生活美国这个多元化的追求个性张扬的社会之中的“香蕉人”来说,这种东方文化不仅让他们感到陌生,更让他们产生了厌恶,他们拒绝把产生这些怪事情、产生这些古怪人群的地方认同为自己的故乡,汤亭亭们看这类中国人的眼光相当冷漠:
“我们这些人自己孵小鸡,把鸡蛋和鸡脑袋当成珍品佳肴来吃,把鸡爪子泡在醋里,煮好了当做家宴来用,连鸡胗皮也要吃——只丢掉嗉囊里的沙子,难道这些人中间会产生一个放荡的姑姑吗?”
因此,父辈企图让“香蕉人”继承的东方文化是“香蕉人”所难以接受的,但他们客观上又生长在一个东方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里,必然在这种文化的强制性侵入下成长,被父辈强制性地纠缠于那个遥远国度的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往事阴影里:
“我的姑姑时常在我周围萦绕——她的鬼魂总是缠着我,因为50年来她无人理睬。”
无名姑姑其实已成了古老东方的象征,她的影响力是持久的,很显然,生活于这阴影下的“香蕉人”是被迫的,如果他们想摆脱这一切,就意味着将和父辈闹翻,说不定还要和以父辈为代表的整个守旧的家族断绝,因此在汤亭亭的《女勇士》里,“香蕉人”的这种对于东方文化强制性介入而产生的苦恼表现得十分突出。
二 夹杂于两种文化中的困惑
以汤亭亭为代表的身处两种文明交汇点上的华裔美籍作家最大的困境不是来自于经济上,而是来自于文化层面上的。对于中国人来说,“香蕉人”早已远离故乡,故乡已不再承认他们的中国人身份,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又是黄皮肤的少数民族,无论从生活习俗还是从生活理念上,他们都是真正边缘化的人群,而其中的“香蕉人”最能体会到夹杂于两种文化中的困惑,《女勇士》就描绘了“香蕉人”生活于父母和强大的西方文化中的苦恼,比如母亲,虽然她也是一位医生,受过一定的教育,却迷信鬼神,对送错药上门的店伙计不依不饶:
“我们不能饶恕这种给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带来损害的行为,不管是谁,只要他想让我的孩子生病,就休想一走了之。”
怒不可遏的母亲对女儿讲了在家乡里遇到这种事情的种种做法后,然后逼着女儿去药店里讨些糖果来“消灾”,结果是洋人无法弄清讨糖果的含意而把女儿当成了一个讨饭的孩子,这种结果让女儿“感到恶心”。而在另外许多场合,儿女也会为母亲的举动感到丢脸:
“他们听戏的时候把收音机的声音扭到最大,也震不坏他们的耳朵。大家同时在讲话,手舞足蹈,唾沫星横飞,美国人看到这样的妇女,脸上露出厌嫌的表情,中国人说话不仅声音大,而且也难听,在美国人听来铿锵刺耳。”
在这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生活细节中,“香蕉人”与其父母们发生的碰撞既细微又具体,既简单又严重,正如崔少元所言:
“中美的相遇就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对接,一边是老大的帝国,它一如既往地以一个血缘与地缘为基础延伸出来的静止的乡土社会,仍然以农耕和宗法为其特征,而西方各国,自大航海时代后,已经开始了我们称之为根本变化的诸如国家体制的社会变革。”
当一个古老僵硬的中国遇到新生活泼的美国时候,命里注定将会产生许多可笑的错误,当早期因贫穷而惶惶不安的中国移民踏上了陌生的大洋彼岸时,中美矛盾的种子就深深地种下了,以至于在今后第二代第三代“香蕉人”的成长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对他们的争夺一直是他们的心灵上双重的羁绊,所以他们要借汤亭亭的笔大声地喊出:
“我拒绝做饭。当需要洗碗刷盘时,我就故意摔坏一两个。‘坏丫头! ’妈妈喊道。有时候我并不哭,反而偷偷的笑。难道坏女孩不就是男孩吗?‘你长大要做什么?小姑娘?’‘去俄勒冈当伐木工。’”
“我不想听您讲故事,您讲的全是谎话。我搞不清哪些故事是真的,哪些是您编的。”
《女勇士》中的“我”对母亲讲过的那些故事感到厌恶,她声嘶力竭地对母亲喊道:
“我再也不听你们的故事了,它们没有逻辑,把我的脑子搅乱了,你们用故事撒谎,你们讲故事时,不是说‘这是真故事’和‘这是假故事’,我分不出真假来,我甚至不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
“香蕉人”的这种对东方文化的疏离感就像《女勇士》的副标题一样:“和鬼魂相处的女孩的生活记忆”,的确,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汤亭亭所经历的这些事件都是无法想象的:比如割小孩子的舌头、在月蚀的日子里敲铜盆、把初生的婴儿塞到井里去,往别人身上泼狗血等,在学校里常常不能说话和大笑等等,把如此恐怖的生活记忆叫做鬼怪记忆,一点也不为过。而这种惊恐的记忆只有生活在美籍华裔家庭里的女子才会有,才会产生如此恒久的影响,正如董鼎山所说:
“孩童的理智是很简单的,在白人社会中,因为自己肤色的不同,发生自卑自怜感,坚认自己是美国人,排拒父亲的语言与文化,这类复杂的心理,已使孩童们的精神上有了重担,但是他们一到成年以后又发生了相对的自惭心理,悔恨自己在幼时不学父母的语言文化。”
在这此消彼长的文化冲突之中,“香蕉人”渴望的东西方的融合愿景仍然停留在远方,就像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境,他们在既抗拒东方文化又得不到西方文化的认同的缝隙中沉重地生长着,等待着中美文化的调和,正如崔少元在采访汤亭亭时所说的那样:
“你的小说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融合,众所周知,华人在同美国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两大障碍——种族和性别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地说,从美国移民历史上来看,因黄皮肤的缘故,华人曾被视为‘黄祸’,华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处于劣势地位,他们被边缘化了。”
三 对西方强大话语权的顺从与反驳
费孝通曾说:“我们是维持东方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这正是汤亭亭等华裔美籍作家们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痛苦抉择。面对着强势的美国本土文化以及自己内心深处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汤亭亭当然是愿意顺从西方文化的走势,但又基于自己的“香蕉人”的身份,彻底地丢掉东方元素而从外到内地进入到西方本土文化之中,汤亭亭显得又那么不甘心。于是在《女勇士》里,汤亭亭就安排了《白虎山学道》与《羌笛野曲》(也译作《胡笳颂》)来讲叙自己的成长经历,汤亭亭有意把中国古老的花木兰从军的故事版式移植到了自己的小说里,表现了自己要以女儿之身与强大的传统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也是汤亭亭向中国的性别歧视和男权世界所发出的挑战书,因此在白虎山学道的“我”身上带有东西方两种文化混合后所产生的特异的气息:“我”可以像岳飞那样在身上刺字后然后去杀敌报国,也可以和自己相爱的人一见钟情,没有经过婚礼就怀孕生子:
“于是我有了一个伴侣。丈夫和我以及士兵一同并肩作战,就像当年在村中游戏一样。我怀孕了。分娩前四个月我把铠甲改制了一番,穿着看上去像一个粗壮的汉子。我与步兵行军,以免骑马伤了胎气。我现在裸体的时候,样子很是奇怪,背上刻着字,而前面挺着肚子。”
但“我”又幻想着有一天解甲归田,与丈夫一起在乡下男耕女织,过着真正的中国式的生活,这种既背叛了中国传统式的婚姻模式又回归了女性的家庭生活的女英雄,正是东西方精神合成的产物,正如汤亭亭所言:
“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你知道,这本书是描写文化融通的,在书中我试图将两种看起来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放在一起,我不时地徘徊在传统神话传说与冷峻的现实之间,去寻求问题的答案。我将小时候从我母亲那里所听到的中国传统神话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写成了这本书,旨在寻求关于生存的答案。”
汤亭亭要寻找的,既是现代的美国“香蕉人”的生存答案,也是未来东西方文化融汇的理想境界。因此在全书的结尾处,汤亭亭以蔡文姬的歌声表达了两种文化在进行了长时期的磨合之后优美地汇合在了一起:
“胡兵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歌唱,歌声洪亮而清晰,好像是唱给自己的孩子听。这曲调与他们的笛声非常的合拍。”
参考文献:
[1] 崔少元:《后现代主义与欧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费孝通:《重访英伦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罗钢:《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胡勇:《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5] [美]汤亭亭,李剑波、陆承译,张子清校译:《女勇士》,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范晖,女,1968—,河南开封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教学法等,工作单位:开封教育学院。
关键词:汤亭亭 《女勇士》 香蕉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香蕉人”指的是从小在星条旗下长大的美籍华裔人,从外表看去,他们仍然是黄皮肤黑眼睛,但他们从小受到的都是西方式的教育,美国语言和美国风俗已经构成了他们的心灵要素,然而与此同时,和他们的遗传基因一样,他们不可更改地生活在父辈所遗传下来的东方文化的熏陶里,他们时时仍会像中国子民一样受到东方文化的制约。所以,在他们的人生观里,既有东方文化的古朴精深,又有西方文化的浪漫风情,于是黑眼睛黄皮肤下面长着一颗白心,就成了他们的特征,“香蕉人”就成了他们最贴切的比喻。
“香蕉人”的双语生活环境使他们得以用东方和西方的两种视野去了解世界,但与此同时,双重生活背景也使他们不时陷入到文化的冲突之中而尝受着双重的困惑。于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华裔美籍作家的作品中,这种身为“香蕉人”的文化困顿和他们边缘化的生活便成了美国文学中独树一帜的亮点,也使美国这个多民族的大熔炉里溶进了中国式佐料,而汤亭亭的《女勇士》正是这类反映“香蕉人”生活的成功之作。汤亭亭的《女勇士》借助于母亲所讲的故事、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和中国古老的习俗,反映了古老的中国和年青的美国之间的冲撞,同时也反映了母女之间的、分别代表着中国和美国文化的难以相融的个性纷争,《女勇士》的非美国本土式的风格恰恰成了此书的卖点,使汤亭亭和《女勇士》一举进入了美国人的视野。此书正是以“香蕉人”的生活视野,向美国国民展示了他们所不熟悉的东方文化,以及以汤亭亭为代表的一代“香蕉人”的文化困顿。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 东方文化的强制性侵入
“香蕉人”的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典型的东方人,在他们的心目中,东方文化是留存于他们心中的集体记忆,东方文化才是教育后代的正统版本,于是,当他们的家庭移植到西方大陆上之后,他们仍希望使用东方版的教育理念把他们的后代与东方文化契合在一起,使后代不致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不希望子女们因疏远东方文化而进一步与父母也疏远起来。比如《女勇士》的第一个故事“无名女子”,其实是母亲借助于自己家族里的一个在婚后失去贞节的无名女子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在向女儿进行中国传统式的贞节观的教育,这种教育是由东方正版的儒家传统思想体系而来,在老一代的中国人眼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从一而终”的观念是不可动摇的,农耕和宗法仍然是这些美国移民的观念基础,所以在故事一开头母亲就用了充满诡秘色彩的语气对女儿说:“我对你讲的故事你不要对别人讲。”母亲讲述的无名姑妈的故事让人远离中国文化的女儿毛骨悚然,她看到在那个遥远的被称为“故乡”的地方,女性正承受着由她的性别所带来的责难和威压:
“爷爷奶奶把姑姑嫁到婆家去以后,他们就自己分掉了所有的买卖,所有的家产,让她一个人去遵循礼教,而那些现在生活在番夷中间的哥哥们却可以为所欲为而不被发觉。”
“在中文里,结婚的一个同义词是‘娶儿媳妇’,她公公婆婆可以把她卖出去,也可以用石头把她砸死。”
在这耸人听闻的故事里,古老的东方习俗是那么恶劣而恐怖,对于从小就生活美国这个多元化的追求个性张扬的社会之中的“香蕉人”来说,这种东方文化不仅让他们感到陌生,更让他们产生了厌恶,他们拒绝把产生这些怪事情、产生这些古怪人群的地方认同为自己的故乡,汤亭亭们看这类中国人的眼光相当冷漠:
“我们这些人自己孵小鸡,把鸡蛋和鸡脑袋当成珍品佳肴来吃,把鸡爪子泡在醋里,煮好了当做家宴来用,连鸡胗皮也要吃——只丢掉嗉囊里的沙子,难道这些人中间会产生一个放荡的姑姑吗?”
因此,父辈企图让“香蕉人”继承的东方文化是“香蕉人”所难以接受的,但他们客观上又生长在一个东方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里,必然在这种文化的强制性侵入下成长,被父辈强制性地纠缠于那个遥远国度的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往事阴影里:
“我的姑姑时常在我周围萦绕——她的鬼魂总是缠着我,因为50年来她无人理睬。”
无名姑姑其实已成了古老东方的象征,她的影响力是持久的,很显然,生活于这阴影下的“香蕉人”是被迫的,如果他们想摆脱这一切,就意味着将和父辈闹翻,说不定还要和以父辈为代表的整个守旧的家族断绝,因此在汤亭亭的《女勇士》里,“香蕉人”的这种对于东方文化强制性介入而产生的苦恼表现得十分突出。
二 夹杂于两种文化中的困惑
以汤亭亭为代表的身处两种文明交汇点上的华裔美籍作家最大的困境不是来自于经济上,而是来自于文化层面上的。对于中国人来说,“香蕉人”早已远离故乡,故乡已不再承认他们的中国人身份,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又是黄皮肤的少数民族,无论从生活习俗还是从生活理念上,他们都是真正边缘化的人群,而其中的“香蕉人”最能体会到夹杂于两种文化中的困惑,《女勇士》就描绘了“香蕉人”生活于父母和强大的西方文化中的苦恼,比如母亲,虽然她也是一位医生,受过一定的教育,却迷信鬼神,对送错药上门的店伙计不依不饶:
“我们不能饶恕这种给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带来损害的行为,不管是谁,只要他想让我的孩子生病,就休想一走了之。”
怒不可遏的母亲对女儿讲了在家乡里遇到这种事情的种种做法后,然后逼着女儿去药店里讨些糖果来“消灾”,结果是洋人无法弄清讨糖果的含意而把女儿当成了一个讨饭的孩子,这种结果让女儿“感到恶心”。而在另外许多场合,儿女也会为母亲的举动感到丢脸:
“他们听戏的时候把收音机的声音扭到最大,也震不坏他们的耳朵。大家同时在讲话,手舞足蹈,唾沫星横飞,美国人看到这样的妇女,脸上露出厌嫌的表情,中国人说话不仅声音大,而且也难听,在美国人听来铿锵刺耳。”
在这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生活细节中,“香蕉人”与其父母们发生的碰撞既细微又具体,既简单又严重,正如崔少元所言:
“中美的相遇就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对接,一边是老大的帝国,它一如既往地以一个血缘与地缘为基础延伸出来的静止的乡土社会,仍然以农耕和宗法为其特征,而西方各国,自大航海时代后,已经开始了我们称之为根本变化的诸如国家体制的社会变革。”
当一个古老僵硬的中国遇到新生活泼的美国时候,命里注定将会产生许多可笑的错误,当早期因贫穷而惶惶不安的中国移民踏上了陌生的大洋彼岸时,中美矛盾的种子就深深地种下了,以至于在今后第二代第三代“香蕉人”的成长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对他们的争夺一直是他们的心灵上双重的羁绊,所以他们要借汤亭亭的笔大声地喊出:
“我拒绝做饭。当需要洗碗刷盘时,我就故意摔坏一两个。‘坏丫头! ’妈妈喊道。有时候我并不哭,反而偷偷的笑。难道坏女孩不就是男孩吗?‘你长大要做什么?小姑娘?’‘去俄勒冈当伐木工。’”
“我不想听您讲故事,您讲的全是谎话。我搞不清哪些故事是真的,哪些是您编的。”
《女勇士》中的“我”对母亲讲过的那些故事感到厌恶,她声嘶力竭地对母亲喊道:
“我再也不听你们的故事了,它们没有逻辑,把我的脑子搅乱了,你们用故事撒谎,你们讲故事时,不是说‘这是真故事’和‘这是假故事’,我分不出真假来,我甚至不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
“香蕉人”的这种对东方文化的疏离感就像《女勇士》的副标题一样:“和鬼魂相处的女孩的生活记忆”,的确,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汤亭亭所经历的这些事件都是无法想象的:比如割小孩子的舌头、在月蚀的日子里敲铜盆、把初生的婴儿塞到井里去,往别人身上泼狗血等,在学校里常常不能说话和大笑等等,把如此恐怖的生活记忆叫做鬼怪记忆,一点也不为过。而这种惊恐的记忆只有生活在美籍华裔家庭里的女子才会有,才会产生如此恒久的影响,正如董鼎山所说:
“孩童的理智是很简单的,在白人社会中,因为自己肤色的不同,发生自卑自怜感,坚认自己是美国人,排拒父亲的语言与文化,这类复杂的心理,已使孩童们的精神上有了重担,但是他们一到成年以后又发生了相对的自惭心理,悔恨自己在幼时不学父母的语言文化。”
在这此消彼长的文化冲突之中,“香蕉人”渴望的东西方的融合愿景仍然停留在远方,就像一个遥远而美好的梦境,他们在既抗拒东方文化又得不到西方文化的认同的缝隙中沉重地生长着,等待着中美文化的调和,正如崔少元在采访汤亭亭时所说的那样:
“你的小说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融合,众所周知,华人在同美国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两大障碍——种族和性别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地说,从美国移民历史上来看,因黄皮肤的缘故,华人曾被视为‘黄祸’,华人在很长一个时期处于劣势地位,他们被边缘化了。”
三 对西方强大话语权的顺从与反驳
费孝通曾说:“我们是维持东方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这正是汤亭亭等华裔美籍作家们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痛苦抉择。面对着强势的美国本土文化以及自己内心深处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汤亭亭当然是愿意顺从西方文化的走势,但又基于自己的“香蕉人”的身份,彻底地丢掉东方元素而从外到内地进入到西方本土文化之中,汤亭亭显得又那么不甘心。于是在《女勇士》里,汤亭亭就安排了《白虎山学道》与《羌笛野曲》(也译作《胡笳颂》)来讲叙自己的成长经历,汤亭亭有意把中国古老的花木兰从军的故事版式移植到了自己的小说里,表现了自己要以女儿之身与强大的传统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也是汤亭亭向中国的性别歧视和男权世界所发出的挑战书,因此在白虎山学道的“我”身上带有东西方两种文化混合后所产生的特异的气息:“我”可以像岳飞那样在身上刺字后然后去杀敌报国,也可以和自己相爱的人一见钟情,没有经过婚礼就怀孕生子:
“于是我有了一个伴侣。丈夫和我以及士兵一同并肩作战,就像当年在村中游戏一样。我怀孕了。分娩前四个月我把铠甲改制了一番,穿着看上去像一个粗壮的汉子。我与步兵行军,以免骑马伤了胎气。我现在裸体的时候,样子很是奇怪,背上刻着字,而前面挺着肚子。”
但“我”又幻想着有一天解甲归田,与丈夫一起在乡下男耕女织,过着真正的中国式的生活,这种既背叛了中国传统式的婚姻模式又回归了女性的家庭生活的女英雄,正是东西方精神合成的产物,正如汤亭亭所言:
“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你知道,这本书是描写文化融通的,在书中我试图将两种看起来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放在一起,我不时地徘徊在传统神话传说与冷峻的现实之间,去寻求问题的答案。我将小时候从我母亲那里所听到的中国传统神话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写成了这本书,旨在寻求关于生存的答案。”
汤亭亭要寻找的,既是现代的美国“香蕉人”的生存答案,也是未来东西方文化融汇的理想境界。因此在全书的结尾处,汤亭亭以蔡文姬的歌声表达了两种文化在进行了长时期的磨合之后优美地汇合在了一起:
“胡兵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歌唱,歌声洪亮而清晰,好像是唱给自己的孩子听。这曲调与他们的笛声非常的合拍。”
参考文献:
[1] 崔少元:《后现代主义与欧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费孝通:《重访英伦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罗钢:《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胡勇:《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5] [美]汤亭亭,李剑波、陆承译,张子清校译:《女勇士》,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范晖,女,1968—,河南开封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教学法等,工作单位:开封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