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不是最大的恶，滋生恶的土壤才是，而我是这片土壤的一部分。”杨斌说。她刚烈，网上很多人说她“呆在体制里骂体制”，质疑她“作秀”。以往她会尖锐地反驳，后来是沉默。但这些都不作数。你只有静静坐在那里听她说，内在更幽深的部分才有可能打开。
　　“别以为检察官有多了不起，尽管我当年也这么认为。”1992年，一个刚刚毕业、屈就花都一家农药厂以跻身珠三角这片热土的湖南女孩，一不小心撞开了花都检察院的大门。曾经她兴奋莫名，听着同事问，“你没背景能进来？我不信！”心里美得冒泡—彼时她是花都检察院第一个外地人、本科生。
　　然而20年后再回观：没完没了的伏案写材料、第一次开庭吓得手忙脚乱，这些辛酸还历历在目，唯独当年那个女孩小心翼翼仰视司法殿堂的神圣感，已被更多五味杂陈替代。“有时真心觉得，检察官什么都不是！”

对抗命运

　　中秋假期，太阳仍晃得人眼花的下午，敲开杨斌位于花都的宅门，开门的是老父杨天祥。头发全白的老人高大健壮，不说话，冲我们一笑，回头中气十足喊声“杨斌”—穿着红色小碎花睡衣的女儿马上小鹿似地，踢着拖鞋奔了出来。
　　沙发很大，杨斌盘起一条腿，整个人窝在里面，柔软放松，跟她微信的照片一点都不像。后者表情严肃、端正、坚硬，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符合人们对“铁面无私”的想象。
　　然而在杨斌眼里，这些想象全是幻象：办案就像写八股文或流水线，都是固定的套路；法律条文虽成千上万，日常运用的只有10几条。“我们那个年代，很多检察官都是转业军人，法盲办案很普遍。我也是属于典型的半路出家，没什么了不起的！”
　　她毫不留情地揭自己、揭职业的短，大概因为“不甘沉沦，渴望阔宽自由的天地”，这样的人尤其容易陷入对现实的失望当中。
　　2006年经办母亲溺死女童一案，是杨斌司法生涯最重大的转折点。案中作为起诉方的检察官表现出对被告人周模英异乎寻常的同情，一度在体制内外成为争议焦点。因为这件事的持续发酵，杨斌坐了几年“冷板凳”；同样因为这件事，她又以一个“另类检察官”的形象在媒体火速成名。
　　如今，女检察官杨斌已是司法界的名人。“我是被逼出来的，不甘心，内心有种骚动。”她说。这是烙印于生命早年的感受。
　　杨斌的父母都是湖南湘潭电子厂的工人。她记得，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国营工厂 ，数万职工，完整而封闭的社区，幼儿园、学校、医院、火葬场一应俱全，若是子承父业，一个人可以从出生到死亡一步都不离开厂区。
　　在父亲杨天祥眼里，女儿开窍得晚，两个儿子都聪明能干，唯独小女儿资质平庸。女儿初中毕业时，杨天祥曾担心她考不上大学，建议她念职中—那意味着什么？顶替父母的职位留在厂里，按部就班、生老病死？对别人来说这可能就是平凡的人生，但杨斌一想到要过“一眼就看得到头”的人生，就恐惧不已。
　　她不甘心，铆足了劲拼命读书，上到高中，果然突然“开窍”，成绩突飞猛进。可惜的是父亲没有及时修正对女儿的评价，高考填报志愿时，建议她报读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专业，原因是“冷門，估计报的人少，考上的几率比较大”。杨斌委屈地从了。高考放榜她才发现，自己的成绩完全可以上北大。
　　对杨斌来说，命运需要坚定不已、用尽全力去把握，一丝软弱，就会颠覆你的人生。“如果不是那一个决定，可能我的生命轨迹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曾经在广州市检察院担任杨斌的书记员的朱卓媚律师回忆，在市检的杨斌有个奇特的习惯。每天固定时间，检察院大楼播放广播体操音乐时，大家踢毽子、伸懒腰，各种休闲娱乐，唯独杨斌会真的一板一眼到走廊上做操，数年如一日。“我总觉得，早年有些东西仍印刻在她身上……”朱卓媚说，“总之，她认准的东西就会坚持去做，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
　　至少，她是离开那个只余岁月静好的老厂区了。

新迷茫

　　杨斌承认她常常对现实失望，或者说，一直在“现实-失望-理想-新现实-失望-新理想”的波峰与波谷间滑动。
　　“检察官做久了，有时案子就不是案子了。”在她看来，公诉是个易学难精的职业，它对人的挑战并不在于你会遇到多难办的案子，而在于每天接触社会最底层的阴暗面，会让人自动变得麻木，以减缓心灵受到的撞击。这使检察官难免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公诉机器，法律变得僵化、冰冷，活生生的人与命运湮没其间。
　　进入检察院对杨斌来说殊不容易。1992年大学毕业，如果服从分配，她还是要回湘潭电子厂 。不甘于此的她辗转在花县（当时的花都）找到一份农药厂的文秘工作。“想在这里先找个落脚点。”不料从花县赶回学校，统分已经开始，她只能跑着大小衙门以期跨省改派。碰壁无数次后，恰好一位高中女同学的父亲，彼时的湘潭市委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只打了一个电话，手续马上办妥。
　　然而，离开湘潭到花县农药厂报到的杨斌再次遇上意外，农药厂突然不要她了。这次，伸出援手的是当地人事局局长，推荐她到检察院面试。
　　这段一波三折的经历对杨斌影响无疑深远。挣脱既往束缚的无比艰难，让她对新生活抱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高期待。
　　1997年，一直在检察院写材料的杨斌被调至公诉科，正式开始办案。早期的她看重的是自我能力的体现，“铁面无私”，“对被告人特别无情，认为他们是社会的渣滓，完全不会去想犯罪背后的社会原因”。仅仅一年后，她就在1998年广州市优秀工作评比中被评为“优秀公诉员”。
　　最初，她觉得找到了新的工作动力和乐趣，但很快就陷入了迷茫：“办案就是这样而已？”一开始，她归因于“池塘太小”，在花都办的都是小案子，“法庭都是破破烂烂的”。2003年底，杨斌通过遴选进入广州市检察院。

法与情

　　杨斌以为，每个人内心都向往更广阔更自由的天地。她很快也明白，迷茫的关键并不在于平台大小，而在于自己的内心。
　　她承认，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在这些年里确实被毁坏良多。在西方，检察官和法官基本上能独立决定一个案子的命运。然而在13年的公诉人生涯中，她处理过很多复杂案件，这些案件是否起诉，如何量刑，往往需要根据复杂程度，历经复杂的系列程序。
　　“在这个过程中，检察官的专业性只能体现在，不管案子有什么背景，承受多大的压力，都要说出自己的专业观点。”然而，这也不过是安抚自己良心的举措而已。
　　杨斌说：“案子办错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文过饰非，有错不改，死不认错。当然，很多次当这些情况发生后，我最后什么也没做，什么也做不了。”
　　发现和接受这些现实的过程无比痛苦。其间她体会到，“要当一个对得住自己良知的检察官，必须对法律和对社会都有深刻理解，后者尤为重要”。
　　朱卓媚回忆，2004年跟着杨斌办案，就觉得这位女检察官很特别。“我跟她办的多是青少年犯罪的案子，对于初犯的青少年，她会和他们聊很多，希望他们真心悔改。”“很少有检察官会做这些事情。”
　　最绕不开的当然是杨斌赖以成名的2005年周模英案。亲生母亲辣手溺死女儿，这样的人伦惨剧对社会冲击极大，公愤滔天。“一开始我气得发抖。”杨斌说，但她随后陆续了解到案件背后的故事：贫困的家庭，冷漠的丈夫，久病不愈的女儿，无以为继的家庭经济……她开始理解和同情这个孤独无助的女人。
　　当年12月，在法庭上，作为公诉人，她顶着民意压力，为被告人周模英请求从轻处罚。周模英服刑的5年里，她数次到江西看望周的父母公婆以及孩子。
　　有人赞赏她的理念和行为，认为是“法中有爱”的主旋律体现；有人则批评她感情用事、滥用职权。
　　无论赞同还是批判，人们都倾向于把她的办案风格看成一种纯感性体现。有一位朋友甚至当面批评她，“你是无原则地站在弱者的一边。”
　　但在她看来，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我必须承认自己确是个感性的人，并为办了12年的案子依然没有变得麻木和冷漠而感到幸运。”杨斌说，然而对被告的同情，背后有她多年处于案件经办第一线对社会问题和司法体制的理性思考。
　　“在我经办的案子里，90%的被告都来自社会底层。农民工被这个时代挟裹着来到城市，既没有办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基本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呼声很难被听见……这注定了无助的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诱惑，沦为被害人或者被告。”
　　“他们是社会转型期的牺牲品！”她强调，正如她为周模英案所写的公诉书：“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何尝又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

如何坚守？

　　“正是这句‘社会、时代的悲剧’说得不妥。”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法界人士如此评价周模英事件里杨斌的表现，“你可以说她个人遭遇值得同情，但以检察官的身份说出‘时代悲剧’这种话，有欠周全。”
　　杨斌说“我不在乎”。2006年至2010年是她的一个低谷期：领导虽然不说，但心里有看法，“冷板凳坐定了，升迁、仕途都无望，就专心办案呗”。
　　直到2010年，周模英提前释放并来到广州，引发媒体报道，杨斌一时也成为热点人物。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在批示中指出：“杨斌的行为实实在在体现了检察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如何化解矛盾，如何弘扬善良和正义，如何延伸检察职能，做好群众工作，每一位检察官都应该向她学习。”这一次，算是在体制内为杨斌“正了名”。
　　尽管如此，争议尚未平息。围绕着该年新建县检察长因杨斌之故，动用关系为周模英一家特批一套经济适用房并解决其儿女在县城上学的问题，网上掀起了对杨斌“使用特权”的另一波质疑。有司法界人士亦认为，检察官帮助被告不是不可以，但帮助应限于个人行为，避免动用权力关系。
　　“周模英符合拿经济适用房的资格吗？”有人直接在她的微博质问。
　　对此，杨斌很是恼怒。“如果周模英都没有资格，那么谁有资格？质疑这些的人有没有思过‘不符合资格’背后的不公平？如果明知道它是不公平的，我们为什么不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改变？”
　　那一刻，她仿佛回到了大学毕业那会儿，当时她是那么深切地体会到，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穷尽所有都没办法敲开的一扇门，往往只需要手握权力者的举手之劳就可以轻轻推开—“这一举手，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这不是滥用权力，而是权力的回归。”她说。
　　关于这一切的争论当然难有定论。关键是，再怎么争议，杨斌总之是不再办案了。2010年底至今，体制在为她“正名”的同时，又先后将她两次调任。现在，她也离自己最热爱的案件经办一线越来越远了。
　　如今她被借调到政法委，重新回到每天写材料的生活。体制内的命运和前途对她来说，再一次滑向“未知”。不同的只是，现在的她已不再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