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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但作为就业的主力军，二本毕业生们的现状却鲜少有人关注，甚至很多人自己眼中的未来也面目模糊。
在各种就业调研报告上， “二本学校”的表述被折叠在除“双一流”以外的“地方本科院校”之中，在其中生活学习的年轻人，成了舆论场上沉默的大多数。
前段时间，广东F学院的黄灯老师出版《我的二本学生》一书，用自己15年的一线教学经验，通过对4500多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走访，向我们勾画出一条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他们艰难走过应试教育这一道关卡，并不算成功地通过高考，历经众多就业挫折和社会捶打，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最终与社会撞个满怀，摸爬滚打，跌跌撞撞，融入生活的洪流当中。
有人说，他们是当今转型期中国最忧伤、迷茫的一群人。“二本学生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黄灯老师说。
在夹缝中就业
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显著下跌，同比下降1.4%。史上最难毕业季，被巨量的毕业生迎面撞上。疫情影响下，大量企业或裁员或缩招，最先感到寒意的，往往是二本学生。
南开大学在数年前曾对二本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更低于三本学校的毕业生：
一本学生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本学生，这不必说，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也有利于他們的就业和前途。
二本学生夹在其中，既没有原生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扶持，也受困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剧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甩出。“自主择业”，轻飘飘的四个字，略过了二本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平等。
黄灯老师带过的2019届毕业生，去年就业情况也很一般。来自湛江遂溪的美芽进入了广州市某巴士公司，这是班里少数几个进入事业单位的同学。
得益于广东F学院的特殊金融属性，往年即便不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很多也能进入银行工作，但比例明显降低。更多的情况是，学生们在选无可选之下，进入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或者微小型企业，从事公众号运营等边缘工作。
教育行业一直都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热门。由于近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班的火爆，黄灯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教育培训机构。2013级的陈雪，就是其中的一员。
经过层层选拔和培训，陈雪毕业后顺利进入新东方任教。和她一同竞争的，不乏985、211高校的本科毕业生，甚至还有研究生，这种“同台竞争”让她感到安慰。
但不久之后陈雪就发现，尽管凭借能力获得了工作机会，但因为来自一所二本学校，自己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
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但从就业结果上来看，美芽、陈雪已经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更多的二本学生，还在“生存”这条基础线上苦苦挣扎。
黄灯的另一个学生何文秀，毕业后辗转珠三角一带的各类公司，干过文员、外贸，后来因为一次领导的非分要求，愤然离职。离职之后，是漫长的迷茫和无助，快三个月过去，何文秀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共同遭遇。他们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无情地告知就业困难，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丢到劳动力市场后，才真切体会到这种压力的残酷与沉重。
就业压力，很多时候并不单单指向有没有企业愿意和自己签署三方协议，而是更进一步，作为一个二本学生，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感觉有尊严，也让父母觉得“过得去”的工作。
从宏观的统计数据来看，二本学生的就业率可以和重点大学，甚至985、211的学生比肩，但数据之外，就业质量却大相径庭，许多二本学生并不能马上在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以至于很多人毕业多年，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转行、将就中无限纠结。
据黄灯老师说，在自己那么多年“经手”的学生中，只有一两个学生仍然坚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岗位上。个人发展空间不够、薪资福利低、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与自己不符，都是他们离职的原因。
我们无法否认，学历是这些二本学生的首要限制，在一开始就标定了天花板的高度。凭借个人努力，就想要突破这层透明天花板，又谈何容易？
在新东方任职多年的陈雪，经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厌倦了教育机构向家长营造的焦虑，她原先的教师梦，在现实的熨烫下，悄然变化形态。历经过职场生活，陈雪坚定地说：“我以后如果有了孩子，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报班。”
更多二本学生的结局，则像何文秀一样，没有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机遇，生活上也无惊无喜，漫长的人生，或许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就早已注定，不会再有更多突围。
“打工人”之伤
二本学生与自身学历背景的缠斗，并不会因为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结束，求职或许才只是个开始。
因为入校时就知道学历对自己今后就业的限制，很多二本学生早早学会“认命”，尝试在学历之外的其他地方，谋划自己的未来。
毕业四年多的珍芳，已经换了五份工作。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她觉得自己一直处于“随时可以被替换”的状态。
作为广东一所知名二本学校的新闻专业学生，珍芳在校期间就早早去媒体实习，为自己之后的就业打下基础。
大四开始，她先后在广东各大传统媒体实习，去过报纸、杂志，也进过当地电视台。每一份实习，她都十分努力，争取能够转正，可每次都因各种原因，最终事与愿违。
让珍芳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当时在一家晚报转正期间，时任主编和她的一次谈话，对方说：“姑娘你人很好，可惜来得不是时候。”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她。 “2015年，正值传统媒体走下坡路。行业整体环境并不好，我的能力又没有达到可以让他破格录取的程度。”事后珍芳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她并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归纳到自己的二本学历上。
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各种“风声”中强烈感受到二本学历对他们这些人的限制。
珍芳的同学李涛，毕业后同样在广州的一家媒体工作，有事业编制、工作稳定，但每次聚会，李涛都会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活多钱少”。
更令人无奈的，单位评奖和晋升，往往与职员在校期间的表现挂钩。每当这种时候，李涛总会矮人一截。“我们学校对参赛、评奖这些方面并不重视，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珍芳说。
互联网时代，看似众生平等的信息资源，也成了二本学生们面临的桎梏之一。
学历证书背后，是学术资源上的全面掉队，从优质学术讲座，到学校为课外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再到学生能否通过各种“弱关系”获取各类学科竞赛的通知。
黄灯老师从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认为“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了”。
学生一进校就习惯了这种氛围——既然这所学校是自己不得已的选择，那么自然也不会怀有多高的期待。
反过来，在就业率指标的催促下，学校也会默默迎合学生的期待，给学生安排各种专业外的技能课程，把学生的课表填得满满的，只求学生走出校门后，立刻就有企业抢着要，如此便告“培养成功”。
学生的就业焦虑和学校的评级需求，无形之中互为因果。
但在更多时候，学生在学校接受的知识训练，和日后的工作需求是脱节的。这种教育上的供求矛盾，广泛存在于各个层次的院校当中，无论是一本、二本、三本，还是专科。
于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年轻人们从自己身上找：自主择业，还得更加努力奋斗。一旦这类努力失败，大部分指责和标签都会落在个体身上，例如“丧”“低欲望”“废物”……
体制性的无奈，并不总能经由个体的觉醒和奋发而超脱。左冲右突而不得出路的年轻人，很容易颓丧起来。
陈雪、珍芳这样有危机意识，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或许还能闯出一片天，但那些浑浑噩噩的“后进生”，面对的只有更为狭窄的人生。
黄灯老师做班主任期间，有一项核心工作，就是配合辅导员，做一些所谓“后进生”的思想工作。
“他们逃课、考试不及格、不愿意打扫卫生、反感被迫去听讲座、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以一种辅导员头疼的方式，保留了凝聚于叛逆气质之上的生命力。”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这些孩子全部以最原始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这些学生在学校期间，往往沉溺于网络小说和游戏，或许他们希望借此掩盖自己对于未来的焦虑感。但时间从不会停下飞速前进的脚步，等这些“后进生”不得不离开校园、面对真实世界时，便一脚跌入巨大的现实旋涡中。
当然，二本学校中也有一些没有进入职场的学生。
吴志勇是黄灯的学生，毕业后，他在老师的介绍下，进入珠三角某地的公安局工作，但仅仅待了十天就断然辞职。
在这之后，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当过社工，经营过服装网店，加入过美容机构，做过纹绣培训师……摸爬滚打多年，吴志勇的工作终于被金钱驱动。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吴志勇最终和哥哥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赚的也不多，没有多余的利润雇人帮忙。
“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为完成网络和电话的订单，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在黄灯老师的转述中，我们亦能感受到匆忙和辛劳。
吴志勇并不是孤例。相比于进出各种招聘会，有些学生干脆选择回家学一门手艺，早早养活自己。在他们往后的人生中，那张文凭证书，几乎不再会发生什么作用。
这也让身为一线教师的黄灯时常思考：到底是按工业化生产的流程培养学生更重要，还是按以前精细化的农业模式培养学生更重要。
当然，这个问题的选择权，早已不在老师手上，甚至也不在学校手上了。
在狭路中转轨
学历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一观點在当下，仍然没有完全过时。
应试教育在二本学生们头上蒙上一层阴影，有人很早就接受了这一事实，也有人希望通过努力，扭转第一学历的弱势。
黄灯老师所带的2015级学生，从大一开始，决心考研比例就直线上升，人数也早早过半。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了黄灯办公室的门，向她咨询考研的问题。“仿佛他们读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黄灯感慨。
因为广东F学院实行一本、二本双线招生，很多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是超过一本线的。对于他们来说，用一本线进入一所二本学校，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遗憾，通过考研实现学历晋升是顺理成章的事。
虽然身处大学这座象牙塔，但社会的焦虑自然会渗透进来，很快，学生们就能通过对家庭经济条件和个人能力的精密计算和反复权衡，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1989年出生的刘婉丽，因为家中经济困难，从小一直处于辍学的恐慌之中，这无形之中在她内心埋下一颗“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的种子。
大四那年考研失败，刘婉丽错过了就业的高峰期。毕业后，她先后在一家小报社和图书馆工作，工作内容繁杂疲累，且完全没有成长的机会，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她更坚定了考研的决心。
大学毕业两年后，刘婉丽再次参加了研究生考研，因为第一学历的原因，她被调剂到一所普通高校，但这个结果已经让她很满意。
今年刚过30岁的珍芳，最近也在考虑辞职考研。四年时间换了五份工作，工作内容其实都大同小异，无法再有更多提升。随着年龄的增长，摆在她面前的两条道路逐渐清晰：是通过考研转换一下职业轨道，还是先完成生子这项人生任务。 老公明确表示支持她的任何决定，经过一个多月的斟酌，她向直属领导提交了辞职申请。
不久之后，她自然流产了。
事情发生得太过于突然，此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只是那段时间觉得身体很累，她本以为是频繁加班的缘故。辞职考研的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加入考研大军，但毕竟真正能“上岸”并不容易，况且研究生毕业时的求职，依旧存在许多不确定。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进入体制是他们的终极梦想和最好出路。
在黄灯老师带领的06级学生中，有一个叫赵国凯的男孩子，没有制定什么可靠的职业规划，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春招和秋招，毕业之后，他只好进入遍布广州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四年时间换了六份工作。
在广州实在待不下去了，赵国凯决定回乡考公务员。十余年前的公考，还不像今天这般竞争激烈，赵国凯认真准备了一个月，考入当地国税局，过上了很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
之后他很快结婚、生子，生活依旧不算富裕，但因为有这份体制内的工作，一切问题似乎都有了解法。
在很多人眼中，公务员未必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对于像赵国凯这样的二本学生来说，考公务员意味着通过一次相对公平的竞争，通往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有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为今后的人生兜底，其他一切人生选择，都会显得更加从容不迫。
因为公务员考试对于参考人员的年龄限制并不算严苛，所以很多二本学生会选择在毕业很多年后，重新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
舆论场中，有人渴求这份稳定，也有人鄙夷这份稳定。说到底，无非是人们所拥有的条件和所面对的境遇各不相同。
黄灯认为，考公务员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学院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与体制内岗位背向而行的，大概要算自主创业了。每年的毕业生里，总有少数勇敢者选择创业，以此跳出常规的职业评价体系。
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黄灯也渐渐发现，自己每届班上的学生，都有一些人在校期间，就很喜欢做生意，这或许是受广东的商业氛围影响。
有时候，几个学生会拿着几罐皮鞋油，来敲黄灯办公室的门，向老师们推荐自己的产品，并热情地让她们试用。
渐渐地，黄灯老师发现，自己办公室里永远有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
这种商业上的“试水”可能只是学生间的小打小闹，赚的钱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却能赋予他们极大的成就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至少有能力把东西推销出去。
毕业之后，这些学生不一定全都会创业，即便创业，也不一定能迅速找到财富密码，走上人生巅峰。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像当初一间间敲响老师办公室门一样的事情——成为一个小小的微商、网商。
面对单薄的人生，文凭有时是一种坚持，有时亦是一种支撑。
和一些早早中断教育的同龄人相比，短暂的四年学习，毕竟给了学生们些许底气，让他们得以面对日后的挫折和困境，避免自己的人生像烟头一样，徐徐燃尽，又被丢弃在地上。
原生家庭的挣扎
名校生与二本生渐渐拉大的差距，看上去取决于个体的能力，实际上往往牵连着背后的原生家庭。
一方面，与重点大学比起来，二本学校的农村学生更多。另一方面，在当下彻底市场化的就业环境下，国家和社会能给予学生个人的帮助已经极其有限，很多时候，个体只能退回到最传统的家庭关系之中，依赖上一辈积攒下的资源，寻求出路。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黄灯坦言，在自己的学生当中，那些条件成熟早日买房的，因为抓住了房价并未过高的时间窗口，后来大多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那些错过了买房黄金时期的学生，此后的生活则陷入了被动的泥淖。
房子，往往成为底层青年分野的关键因素。
黄灯的15级学生莫源盛，出生在广东西部的郁南县，因为考上大学，他得以走出贫困大山。
村里人都以为源盛毕业之后，工作就能包分配，但只有源盛自己知道，广州日渐上涨的房价，或许是他这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二本学历的天花板，更牵绊住他在广州立足的脚步。
这种学生的生存困境，无形之中也积蓄在老师黄灯心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对年轻人的挤压，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真实。”她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如此写道。
有时候，黄灯的这种担忧会不自觉在课程之中流露出来，但她又明白，老师不应该向学生们灌输太多这些负面情绪，尤其是那些社会上赤裸裸的竞争关系，这让她十分矛盾。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黄灯试图引导她的学生去观察现实，鼓励他们走出校门，去城中村看一下房价的变化，跟周围的普通劳动者们聊聊天，他们一天的收入是多少，生活成本又是多少，“因为这就是他们以后要面对的生活”。
在公共課上，黄灯也会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鼓励他们去关注自己的村庄，了解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真实生活。她希望通过这种训练，让学生回到最原始的、婴孩般的感受状态和思考状态，借此唤醒他们的生命力。
如果让学生写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会有很多话要讲，这是一种学生内心的自我梳理，在这个过程中，黄灯将自己的一些理念传达给学生：贫穷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可以不接受这些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农村的孩子，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都来自于负载于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帮他们把这些东西隔绝一下，不要总让它们来影响孩子们。”黄灯说。
在各种就业调研报告上， “二本学校”的表述被折叠在除“双一流”以外的“地方本科院校”之中，在其中生活学习的年轻人，成了舆论场上沉默的大多数。
前段时间，广东F学院的黄灯老师出版《我的二本学生》一书，用自己15年的一线教学经验，通过对4500多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十几年的跟踪走访，向我们勾画出一条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他们艰难走过应试教育这一道关卡，并不算成功地通过高考，历经众多就业挫折和社会捶打，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最终与社会撞个满怀，摸爬滚打，跌跌撞撞，融入生活的洪流当中。
有人说，他们是当今转型期中国最忧伤、迷茫的一群人。“二本学生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黄灯老师说。
在夹缝中就业
据麦克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1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显著下跌，同比下降1.4%。史上最难毕业季，被巨量的毕业生迎面撞上。疫情影响下，大量企业或裁员或缩招，最先感到寒意的，往往是二本学生。
南开大学在数年前曾对二本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二本院校毕业生的签约率不仅远低于重点大学，更低于三本学校的毕业生：
一本学生的整体就业竞争力明显高于二本学生，这不必说，而三本学生的家境普遍较好，也有利于他們的就业和前途。
二本学生夹在其中，既没有原生家庭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扶持，也受困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剧烈的就业竞争中被无情甩出。“自主择业”，轻飘飘的四个字，略过了二本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遭受到的结构性不平等。
黄灯老师带过的2019届毕业生，去年就业情况也很一般。来自湛江遂溪的美芽进入了广州市某巴士公司，这是班里少数几个进入事业单位的同学。
得益于广东F学院的特殊金融属性，往年即便不是金融专业的学生，很多也能进入银行工作，但比例明显降低。更多的情况是，学生们在选无可选之下，进入一些小的媒体公司或者微小型企业，从事公众号运营等边缘工作。
教育行业一直都是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热门。由于近年来中小学课外辅导班的火爆，黄灯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进入教育培训机构。2013级的陈雪，就是其中的一员。
经过层层选拔和培训，陈雪毕业后顺利进入新东方任教。和她一同竞争的，不乏985、211高校的本科毕业生，甚至还有研究生，这种“同台竞争”让她感到安慰。
但不久之后陈雪就发现，尽管凭借能力获得了工作机会，但因为来自一所二本学校，自己还是被降级为普通老师。
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但从就业结果上来看，美芽、陈雪已经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更多的二本学生，还在“生存”这条基础线上苦苦挣扎。
黄灯的另一个学生何文秀，毕业后辗转珠三角一带的各类公司，干过文员、外贸，后来因为一次领导的非分要求，愤然离职。离职之后，是漫长的迷茫和无助，快三个月过去，何文秀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共同遭遇。他们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无情地告知就业困难，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丢到劳动力市场后，才真切体会到这种压力的残酷与沉重。
就业压力，很多时候并不单单指向有没有企业愿意和自己签署三方协议，而是更进一步，作为一个二本学生，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感觉有尊严，也让父母觉得“过得去”的工作。
从宏观的统计数据来看，二本学生的就业率可以和重点大学，甚至985、211的学生比肩，但数据之外，就业质量却大相径庭，许多二本学生并不能马上在毕业后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以至于很多人毕业多年，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转行、将就中无限纠结。
据黄灯老师说，在自己那么多年“经手”的学生中，只有一两个学生仍然坚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岗位上。个人发展空间不够、薪资福利低、单位管理制度和文化与自己不符，都是他们离职的原因。
我们无法否认，学历是这些二本学生的首要限制，在一开始就标定了天花板的高度。凭借个人努力，就想要突破这层透明天花板，又谈何容易？
在新东方任职多年的陈雪，经历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厌倦了教育机构向家长营造的焦虑，她原先的教师梦，在现实的熨烫下，悄然变化形态。历经过职场生活，陈雪坚定地说：“我以后如果有了孩子，绝对不让我的孩子报班。”
更多二本学生的结局，则像何文秀一样，没有一份从天而降的工作机遇，生活上也无惊无喜，漫长的人生，或许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就早已注定，不会再有更多突围。
“打工人”之伤
二本学生与自身学历背景的缠斗，并不会因为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就结束，求职或许才只是个开始。
因为入校时就知道学历对自己今后就业的限制，很多二本学生早早学会“认命”，尝试在学历之外的其他地方，谋划自己的未来。
毕业四年多的珍芳，已经换了五份工作。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她觉得自己一直处于“随时可以被替换”的状态。
作为广东一所知名二本学校的新闻专业学生，珍芳在校期间就早早去媒体实习，为自己之后的就业打下基础。
大四开始，她先后在广东各大传统媒体实习，去过报纸、杂志，也进过当地电视台。每一份实习，她都十分努力，争取能够转正，可每次都因各种原因，最终事与愿违。
让珍芳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当时在一家晚报转正期间，时任主编和她的一次谈话，对方说：“姑娘你人很好，可惜来得不是时候。”就这样委婉地拒绝了她。 “2015年，正值传统媒体走下坡路。行业整体环境并不好，我的能力又没有达到可以让他破格录取的程度。”事后珍芳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她并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归纳到自己的二本学历上。
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各种“风声”中强烈感受到二本学历对他们这些人的限制。
珍芳的同学李涛，毕业后同样在广州的一家媒体工作，有事业编制、工作稳定，但每次聚会，李涛都会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活多钱少”。
更令人无奈的，单位评奖和晋升，往往与职员在校期间的表现挂钩。每当这种时候，李涛总会矮人一截。“我们学校对参赛、评奖这些方面并不重视，通常都是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我们学生根本不知道。”珍芳说。
互联网时代，看似众生平等的信息资源，也成了二本学生们面临的桎梏之一。
学历证书背后，是学术资源上的全面掉队，从优质学术讲座，到学校为课外活动提供的资金支持，再到学生能否通过各种“弱关系”获取各类学科竞赛的通知。
黄灯老师从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出发，认为“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了”。
学生一进校就习惯了这种氛围——既然这所学校是自己不得已的选择，那么自然也不会怀有多高的期待。
反过来，在就业率指标的催促下，学校也会默默迎合学生的期待，给学生安排各种专业外的技能课程，把学生的课表填得满满的，只求学生走出校门后，立刻就有企业抢着要，如此便告“培养成功”。
学生的就业焦虑和学校的评级需求，无形之中互为因果。
但在更多时候，学生在学校接受的知识训练，和日后的工作需求是脱节的。这种教育上的供求矛盾，广泛存在于各个层次的院校当中，无论是一本、二本、三本，还是专科。
于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年轻人们从自己身上找：自主择业，还得更加努力奋斗。一旦这类努力失败，大部分指责和标签都会落在个体身上，例如“丧”“低欲望”“废物”……
体制性的无奈，并不总能经由个体的觉醒和奋发而超脱。左冲右突而不得出路的年轻人，很容易颓丧起来。
陈雪、珍芳这样有危机意识，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或许还能闯出一片天，但那些浑浑噩噩的“后进生”，面对的只有更为狭窄的人生。
黄灯老师做班主任期间，有一项核心工作，就是配合辅导员，做一些所谓“后进生”的思想工作。
“他们逃课、考试不及格、不愿意打扫卫生、反感被迫去听讲座、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以一种辅导员头疼的方式，保留了凝聚于叛逆气质之上的生命力。”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这些孩子全部以最原始的方式被记录下来。
这些学生在学校期间，往往沉溺于网络小说和游戏，或许他们希望借此掩盖自己对于未来的焦虑感。但时间从不会停下飞速前进的脚步，等这些“后进生”不得不离开校园、面对真实世界时，便一脚跌入巨大的现实旋涡中。
当然，二本学校中也有一些没有进入职场的学生。
吴志勇是黄灯的学生，毕业后，他在老师的介绍下，进入珠三角某地的公安局工作，但仅仅待了十天就断然辞职。
在这之后，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当过社工，经营过服装网店，加入过美容机构，做过纹绣培训师……摸爬滚打多年，吴志勇的工作终于被金钱驱动。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吴志勇最终和哥哥开了一家饮食店。饮食店的工作极为繁忙，赚的也不多，没有多余的利润雇人帮忙。
“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快递小哥一样，为完成网络和电话的订单，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在黄灯老师的转述中，我们亦能感受到匆忙和辛劳。
吴志勇并不是孤例。相比于进出各种招聘会，有些学生干脆选择回家学一门手艺，早早养活自己。在他们往后的人生中，那张文凭证书，几乎不再会发生什么作用。
这也让身为一线教师的黄灯时常思考：到底是按工业化生产的流程培养学生更重要，还是按以前精细化的农业模式培养学生更重要。
当然，这个问题的选择权，早已不在老师手上，甚至也不在学校手上了。
在狭路中转轨
学历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一观點在当下，仍然没有完全过时。
应试教育在二本学生们头上蒙上一层阴影，有人很早就接受了这一事实，也有人希望通过努力，扭转第一学历的弱势。
黄灯老师所带的2015级学生，从大一开始，决心考研比例就直线上升，人数也早早过半。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了黄灯办公室的门，向她咨询考研的问题。“仿佛他们读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黄灯感慨。
因为广东F学院实行一本、二本双线招生，很多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是超过一本线的。对于他们来说，用一本线进入一所二本学校，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遗憾，通过考研实现学历晋升是顺理成章的事。
虽然身处大学这座象牙塔，但社会的焦虑自然会渗透进来，很快，学生们就能通过对家庭经济条件和个人能力的精密计算和反复权衡，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1989年出生的刘婉丽，因为家中经济困难，从小一直处于辍学的恐慌之中，这无形之中在她内心埋下一颗“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的种子。
大四那年考研失败，刘婉丽错过了就业的高峰期。毕业后，她先后在一家小报社和图书馆工作，工作内容繁杂疲累，且完全没有成长的机会，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她更坚定了考研的决心。
大学毕业两年后，刘婉丽再次参加了研究生考研，因为第一学历的原因，她被调剂到一所普通高校，但这个结果已经让她很满意。
今年刚过30岁的珍芳，最近也在考虑辞职考研。四年时间换了五份工作，工作内容其实都大同小异，无法再有更多提升。随着年龄的增长，摆在她面前的两条道路逐渐清晰：是通过考研转换一下职业轨道，还是先完成生子这项人生任务。 老公明确表示支持她的任何决定，经过一个多月的斟酌，她向直属领导提交了辞职申请。
不久之后，她自然流产了。
事情发生得太过于突然，此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只是那段时间觉得身体很累，她本以为是频繁加班的缘故。辞职考研的事情就此搁置下来。
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加入考研大军，但毕竟真正能“上岸”并不容易，况且研究生毕业时的求职，依旧存在许多不确定。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进入体制是他们的终极梦想和最好出路。
在黄灯老师带领的06级学生中，有一个叫赵国凯的男孩子，没有制定什么可靠的职业规划，错过了含金量颇高的春招和秋招，毕业之后，他只好进入遍布广州街头的各类培训机构，四年时间换了六份工作。
在广州实在待不下去了，赵国凯决定回乡考公务员。十余年前的公考，还不像今天这般竞争激烈，赵国凯认真准备了一个月，考入当地国税局，过上了很多人羡慕的“安稳生活”。
之后他很快结婚、生子，生活依旧不算富裕，但因为有这份体制内的工作，一切问题似乎都有了解法。
在很多人眼中，公务员未必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对于像赵国凯这样的二本学生来说，考公务员意味着通过一次相对公平的竞争，通往一份相对安稳的工作。有了公务员这个“铁饭碗”为今后的人生兜底，其他一切人生选择，都会显得更加从容不迫。
因为公务员考试对于参考人员的年龄限制并不算严苛，所以很多二本学生会选择在毕业很多年后，重新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体制内。
舆论场中，有人渴求这份稳定，也有人鄙夷这份稳定。说到底，无非是人们所拥有的条件和所面对的境遇各不相同。
黄灯认为，考公务员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二本学生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学院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与体制内岗位背向而行的，大概要算自主创业了。每年的毕业生里，总有少数勇敢者选择创业，以此跳出常规的职业评价体系。
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黄灯也渐渐发现，自己每届班上的学生，都有一些人在校期间，就很喜欢做生意，这或许是受广东的商业氛围影响。
有时候，几个学生会拿着几罐皮鞋油，来敲黄灯办公室的门，向老师们推荐自己的产品，并热情地让她们试用。
渐渐地，黄灯老师发现，自己办公室里永远有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
这种商业上的“试水”可能只是学生间的小打小闹，赚的钱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却能赋予他们极大的成就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至少有能力把东西推销出去。
毕业之后，这些学生不一定全都会创业，即便创业，也不一定能迅速找到财富密码，走上人生巅峰。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做了一件像当初一间间敲响老师办公室门一样的事情——成为一个小小的微商、网商。
面对单薄的人生，文凭有时是一种坚持，有时亦是一种支撑。
和一些早早中断教育的同龄人相比，短暂的四年学习，毕竟给了学生们些许底气，让他们得以面对日后的挫折和困境，避免自己的人生像烟头一样，徐徐燃尽，又被丢弃在地上。
原生家庭的挣扎
名校生与二本生渐渐拉大的差距，看上去取决于个体的能力，实际上往往牵连着背后的原生家庭。
一方面，与重点大学比起来，二本学校的农村学生更多。另一方面，在当下彻底市场化的就业环境下，国家和社会能给予学生个人的帮助已经极其有限，很多时候，个体只能退回到最传统的家庭关系之中，依赖上一辈积攒下的资源，寻求出路。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黄灯坦言，在自己的学生当中，那些条件成熟早日买房的，因为抓住了房价并未过高的时间窗口，后来大多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那些错过了买房黄金时期的学生，此后的生活则陷入了被动的泥淖。
房子，往往成为底层青年分野的关键因素。
黄灯的15级学生莫源盛，出生在广东西部的郁南县，因为考上大学，他得以走出贫困大山。
村里人都以为源盛毕业之后，工作就能包分配，但只有源盛自己知道，广州日渐上涨的房价，或许是他这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二本学历的天花板，更牵绊住他在广州立足的脚步。
这种学生的生存困境，无形之中也积蓄在老师黄灯心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对年轻人的挤压，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真实。”她在《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如此写道。
有时候，黄灯的这种担忧会不自觉在课程之中流露出来，但她又明白，老师不应该向学生们灌输太多这些负面情绪，尤其是那些社会上赤裸裸的竞争关系，这让她十分矛盾。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黄灯试图引导她的学生去观察现实，鼓励他们走出校门，去城中村看一下房价的变化，跟周围的普通劳动者们聊聊天，他们一天的收入是多少，生活成本又是多少，“因为这就是他们以后要面对的生活”。
在公共課上，黄灯也会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鼓励他们去关注自己的村庄，了解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真实生活。她希望通过这种训练，让学生回到最原始的、婴孩般的感受状态和思考状态，借此唤醒他们的生命力。
如果让学生写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会有很多话要讲，这是一种学生内心的自我梳理，在这个过程中，黄灯将自己的一些理念传达给学生：贫穷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可以不接受这些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农村的孩子，内心深处最大的困惑，都来自于负载于家庭之上的生存挣扎，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帮他们把这些东西隔绝一下，不要总让它们来影响孩子们。”黄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