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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她的老公在国外留学,我的老婆回国做项目,要走一年。她在网上说有没有人在卡城,喜欢运动,和她联系,并留下她的email地址。我就发信给她,说我刚来这个城市,没车,你要是愿意就来接我。
其实像这样的email我发过很多,在网上打磨时间,看到别人留下email就发信。信的内容大多相似,这种copy和paste的工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一个人在加拿大,工作找不到,学校上不成,人地两生,我好像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了,上网是我唯一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她居然回信给我了,开始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她说她是个女孩儿,结过婚,我要是没车是个麻烦事,她住在卡城北,我在卡城南,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另外,她说“你要是个男孩儿,那最好算了”。
这几句话倒勾起了我的兴趣。原因不单单是因为对方是个女孩儿,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对虚无缥缈的网络世界心存芥蒂,很少能感到一个人的真诚。我说:“好吧!我没车,住得远,又是结过婚的男人,不符合你的条件,算就算了吧!”不过我还是把我的电话告诉了她,说需要帮忙说一声。
这件事我很快就忘了,直到有一天夜里十二点,我睡得昏头雾脑的,被电话铃声吵醒。我还以为是我老婆打电话又忘了时差,正准备发火。她说她要找Jack,她叫Tina,是发email给我的那个女孩。
我想了许久才想起来,“噌”地一下从床上弹起,我说:“这么晚了,你有事吗?”
“聊聊可以吗?这个城市我没有别人的电话”她怯怯地说。
“那好吧!聊什么?其实我也没什么朋友。”我一边说,一边想她以前发的e-mail。
“随便吧!你太太呢?你说过你结过婚。”她问。
“我老婆在中国,她在那边有项目,不愿意移民到这来。”我答。
“那今晚就你一个人了?”
“算你就两个人。”我笑了。
“你怎么这样?我不告诉过你我也结婚了吗?”她也禁不住笑。
“那你老公呢?”我问。
“他在德国留学,走了一年多了。”她说。
“那你是说你在加拿大也一年多吗?”
“可以这么说吧。”我听到她在叹气。
“没事吧,一年多连个朋友也没有,老天,你怎么混的。”我又开始贫。
“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她这次没有笑,很平静。
“你是不是后悔移民了?你有孩子吗?回去还来得及。”我多少有些惊讶。
“后悔?可能有一点吧,我们不说这个好不好?”她说。
“那还能说什么?在加拿大,除了说工作、学习还能说什么?”我也学着叹气。
“就说说你吧?其实能和你讲几句话真的很开心。”
“我?我有什么好讲的?没工作,没钱,没车,没房,租别人的房子,月租400刀(dollars),厨房,卫生间share,包上网、水电。衣服两礼拜没洗,干衣机不会用,冰箱里的菜花刚发毛,牙膏用光了,肥皂剩个头,洗洁精用了一半多……”
“来加拿大都成什么样了!”她在电话那头剧烈地笑着,连带着我的听筒一起摇曳。
“我可是实事求是,你不是让我说说自己吗,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其实,其实我来卡城一年多了,还没像今天这样开心过,谢谢你。”她说得很煽情。
“同乐,同乐,我就这么一个人,你也别当真。”我的嘴得意地快碰到鼻子了。
“好了,不打搅你了,太晚了,谢谢你和我聊了这么久。”她的话柔柔的,很动听。
“咳,你别走呀,你……”
“嘟……”她挂线了。
那个晚上我没有睡好,遥望窗外,才发现卡城的冬夜原来出奇的静,出奇的美。
Tina没有留下她的电话,除了她的email和声音,我对她一无所知。
我老婆在北京轰轰烈烈做的项目中了标,她托朋友给我捎来几件很象样的羊毛衫和一些“银子”。在卡城的冬天,这些东西维持着我这样一个男人从生理到心理的御寒能力。
我又想起Tina了,发email给她,她没有回。
我来卡城的第四个月终于找到一份中餐馆的工,从洗碗到帮厨忙活了一个多月,直到一天不小心切了手指,缝了五针后,才只好在家躺着。
就在我老婆听说我受伤后要风风火火地赶来看我时,Tina出其不意地打电话给我了。她问我“你好吗?”
我说我前一阵子帮人装修,不小心被电锯切断了胳臂,残了。
她哇地一声就哭了,说你在哪儿,我去看你。
我哇地一声就笑了,我说我骗你呢,你怎么这么久不打电话给我了?
她显然是受了惊吓,半天没说出一句我能听明白的话。
我只好解释,“行了,以后不骗你了”。
“你是成心的,你知道我一个人,故意吓我的。”她还有些生气。
我早笑得一塌糊涂了。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直到隔壁的roommate使劲地敲墙,我才极不情愿地放下电话。我租的房子只有一根电话线,大家串在一起。
放电话前,她好像说她还是想来看看我,被我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不过我总算有了她的更多信息。她是和老公投资移民来卡城的,有车,有房,和我是两个阶级的对立面,老公去欧洲读MBA,她一个人在卡城开车,溜狗,干些花钱的营生。
我握着受伤的手指,感叹在这“万恶的旧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找到了共同语言。
以后的日子有所不同,她常打电话给我,我的生活也好像因为多了一点什么而充实起来。仿佛疲劳了一天的筋骨,会随着清脆的电话铃声,揉捏,熔化。
我们会从寂静的深夜聊到天明,聊到耳根儿发红,发胀,就是谁也不愿意放下电话,仿佛在这飘零枫叶的异乡,无人呵护的寒夜,彼此之间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虽明知会石沉海底,却也义无反顾。
我们会在卡城的冬夜等对方的电话,那种感觉如同初恋。
她终于和我说她后悔了。
“我真的很想和你聊”,她解释说,“但我每次打电话给你之后我都会后悔,会内疚,就觉得对不起我老公,我现在很少能和他聊这么久。”
“其实我也一样。”我在电话这头说不下去了。
我和老婆从认识到结婚整整七年,不知道是不是人们常说的“七年之痒”。我也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为什么和老婆的话会少得可怜。难道这就是现在我们想要的生活,男人想要改变,女人在骂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想说,我们要不见面吧,话到嘴边又生生地咽下去了。
或许不能用“精神外遇”或“网恋”这样简单的词来形容我和Tina的感觉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彼此的爱人回到各自的身边时,这一切都将结束。即使再宽容的妻子或丈夫也不能允许她(他)的爱人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彻夜长谈。我们又将开始各自平淡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夜里两点,在放电话的前一秒钟,她突然说:“我准备好了,我们见面吧!”
我说,“一直想告诉你,我老婆今天早晨八点的班机到卡城”,这话我说得很轻。
“那我们现在见面吧!”她很激动“还有六个小时,其实我们一直是友谊,不谈爱情,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找个人关心我一下,明天等你老婆回来了,一切都会结束,我保证不会再打电话给你”。
“是的,结束吧,不过也好,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喃喃地说。
“谁说不是呢?……”
电话两端,我们都没了言语。
其实像这样的email我发过很多,在网上打磨时间,看到别人留下email就发信。信的内容大多相似,这种copy和paste的工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一个人在加拿大,工作找不到,学校上不成,人地两生,我好像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了,上网是我唯一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
她居然回信给我了,开始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她说她是个女孩儿,结过婚,我要是没车是个麻烦事,她住在卡城北,我在卡城南,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另外,她说“你要是个男孩儿,那最好算了”。
这几句话倒勾起了我的兴趣。原因不单单是因为对方是个女孩儿,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对虚无缥缈的网络世界心存芥蒂,很少能感到一个人的真诚。我说:“好吧!我没车,住得远,又是结过婚的男人,不符合你的条件,算就算了吧!”不过我还是把我的电话告诉了她,说需要帮忙说一声。
这件事我很快就忘了,直到有一天夜里十二点,我睡得昏头雾脑的,被电话铃声吵醒。我还以为是我老婆打电话又忘了时差,正准备发火。她说她要找Jack,她叫Tina,是发email给我的那个女孩。
我想了许久才想起来,“噌”地一下从床上弹起,我说:“这么晚了,你有事吗?”
“聊聊可以吗?这个城市我没有别人的电话”她怯怯地说。
“那好吧!聊什么?其实我也没什么朋友。”我一边说,一边想她以前发的e-mail。
“随便吧!你太太呢?你说过你结过婚。”她问。
“我老婆在中国,她在那边有项目,不愿意移民到这来。”我答。
“那今晚就你一个人了?”
“算你就两个人。”我笑了。
“你怎么这样?我不告诉过你我也结婚了吗?”她也禁不住笑。
“那你老公呢?”我问。
“他在德国留学,走了一年多了。”她说。
“那你是说你在加拿大也一年多吗?”
“可以这么说吧。”我听到她在叹气。
“没事吧,一年多连个朋友也没有,老天,你怎么混的。”我又开始贫。
“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她这次没有笑,很平静。
“你是不是后悔移民了?你有孩子吗?回去还来得及。”我多少有些惊讶。
“后悔?可能有一点吧,我们不说这个好不好?”她说。
“那还能说什么?在加拿大,除了说工作、学习还能说什么?”我也学着叹气。
“就说说你吧?其实能和你讲几句话真的很开心。”
“我?我有什么好讲的?没工作,没钱,没车,没房,租别人的房子,月租400刀(dollars),厨房,卫生间share,包上网、水电。衣服两礼拜没洗,干衣机不会用,冰箱里的菜花刚发毛,牙膏用光了,肥皂剩个头,洗洁精用了一半多……”
“来加拿大都成什么样了!”她在电话那头剧烈地笑着,连带着我的听筒一起摇曳。
“我可是实事求是,你不是让我说说自己吗,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其实,其实我来卡城一年多了,还没像今天这样开心过,谢谢你。”她说得很煽情。
“同乐,同乐,我就这么一个人,你也别当真。”我的嘴得意地快碰到鼻子了。
“好了,不打搅你了,太晚了,谢谢你和我聊了这么久。”她的话柔柔的,很动听。
“咳,你别走呀,你……”
“嘟……”她挂线了。
那个晚上我没有睡好,遥望窗外,才发现卡城的冬夜原来出奇的静,出奇的美。
Tina没有留下她的电话,除了她的email和声音,我对她一无所知。
我老婆在北京轰轰烈烈做的项目中了标,她托朋友给我捎来几件很象样的羊毛衫和一些“银子”。在卡城的冬天,这些东西维持着我这样一个男人从生理到心理的御寒能力。
我又想起Tina了,发email给她,她没有回。
我来卡城的第四个月终于找到一份中餐馆的工,从洗碗到帮厨忙活了一个多月,直到一天不小心切了手指,缝了五针后,才只好在家躺着。
就在我老婆听说我受伤后要风风火火地赶来看我时,Tina出其不意地打电话给我了。她问我“你好吗?”
我说我前一阵子帮人装修,不小心被电锯切断了胳臂,残了。
她哇地一声就哭了,说你在哪儿,我去看你。
我哇地一声就笑了,我说我骗你呢,你怎么这么久不打电话给我了?
她显然是受了惊吓,半天没说出一句我能听明白的话。
我只好解释,“行了,以后不骗你了”。
“你是成心的,你知道我一个人,故意吓我的。”她还有些生气。
我早笑得一塌糊涂了。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直到隔壁的roommate使劲地敲墙,我才极不情愿地放下电话。我租的房子只有一根电话线,大家串在一起。
放电话前,她好像说她还是想来看看我,被我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不过我总算有了她的更多信息。她是和老公投资移民来卡城的,有车,有房,和我是两个阶级的对立面,老公去欧洲读MBA,她一个人在卡城开车,溜狗,干些花钱的营生。
我握着受伤的手指,感叹在这“万恶的旧社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找到了共同语言。
以后的日子有所不同,她常打电话给我,我的生活也好像因为多了一点什么而充实起来。仿佛疲劳了一天的筋骨,会随着清脆的电话铃声,揉捏,熔化。
我们会从寂静的深夜聊到天明,聊到耳根儿发红,发胀,就是谁也不愿意放下电话,仿佛在这飘零枫叶的异乡,无人呵护的寒夜,彼此之间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虽明知会石沉海底,却也义无反顾。
我们会在卡城的冬夜等对方的电话,那种感觉如同初恋。
她终于和我说她后悔了。
“我真的很想和你聊”,她解释说,“但我每次打电话给你之后我都会后悔,会内疚,就觉得对不起我老公,我现在很少能和他聊这么久。”
“其实我也一样。”我在电话这头说不下去了。
我和老婆从认识到结婚整整七年,不知道是不是人们常说的“七年之痒”。我也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为什么和老婆的话会少得可怜。难道这就是现在我们想要的生活,男人想要改变,女人在骂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有好几次,我都差点想说,我们要不见面吧,话到嘴边又生生地咽下去了。
或许不能用“精神外遇”或“网恋”这样简单的词来形容我和Tina的感觉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彼此的爱人回到各自的身边时,这一切都将结束。即使再宽容的妻子或丈夫也不能允许她(他)的爱人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彻夜长谈。我们又将开始各自平淡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夜里两点,在放电话的前一秒钟,她突然说:“我准备好了,我们见面吧!”
我说,“一直想告诉你,我老婆今天早晨八点的班机到卡城”,这话我说得很轻。
“那我们现在见面吧!”她很激动“还有六个小时,其实我们一直是友谊,不谈爱情,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找个人关心我一下,明天等你老婆回来了,一切都会结束,我保证不会再打电话给你”。
“是的,结束吧,不过也好,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喃喃地说。
“谁说不是呢?……”
电话两端,我们都没了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