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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旅游地环境保护主体的旅游者，其所表现的环境责任行为是促进旅游地资源持续有效利用的重要推手。揭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是引导旅游者选择绿色旅游，进而实现目的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前提。本文基于地理学研究中的地方理论，从人（旅游者）—地（目的地）互动角度，综合考虑个体因素和地方特征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构建目的地地方特征、旅游者个体特征、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之间的概念模型。通过对475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旅游者对目的地的地方依恋情感是环境责任行为形成的重要驱动要素。目的地地方特征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目的地的氛围、公共服务、旅游服务和目的地环境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子。从旅游者的个体特征来看，相比于男性，女性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受教育水平越高，地方依恋水平越低；而到访次数越多，地方依恋越高；相较于组团游客，自由行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另外，旅游者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与其环境责任行为表现呈现正向的直接影响关系。据此，目的地管理者应发挥旅游者在绿色旅游中的主动作用，在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实施旅游者情感管理；通过营造目的地氛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举措来培育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情感；注重塑造目的地的地方特征，充分考虑目的地地方的独特元素对旅游者的情感影响；并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来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
关键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地方特征；个体特征；地方依恋；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7-016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7.022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世界旅游趋势与展望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旅游人数达到10.87亿人次，到2020年全球旅游人数预测将达到14亿人次；到2030年，这一数据则将攀升至18亿人次。而在中国，受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节假日制度的影响，旅游市场需求旺盛，2013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32.62亿人次。然而，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改变着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系统及其生态要素，包括地质地貌、土壤、植被、水质、野生动物、大气环境等。而且，旅游者的人为破坏给旅游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给目的地的生态保护带来巨大的压力。
旅游者是绿色旅游框架的重要参与者和实施者，他们的环境破坏行为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诸如随意丢垃圾、践踏植被、乱折花草树木、随意给动物投食等现象屡见报端。在目的地管理过程中，游客是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其所表现的环境责任行为是促进目的地资源持续利用的重要推手。因此，积极引导和培育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已经成为绿色旅游领域的重要问题，而深入理解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在国内，无论是绿色旅游的发展，还是游客环境责任旅游行为的推广，均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揭示中国旅游者环境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效应是当前首要任务。
1相关研究评述
环境责任行为，又称为亲环境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为推动环境可持续利用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人们发现，很多旅游者具有良好的环境态度，他们会在旅游过程中主动地表现出环境责任行为，如分类回收垃圾、规劝他人保护环境、乘坐节能交通工具，通过参与公益活动、自愿捐助等方式投入到环保活动中，甚至会在景区生态恢复期主动减少甚至放弃游览以最大化降低对环境的干扰。这些都促使学者重新审视游客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引发了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大量研究。早期该领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旅游者的环保行为特征、环境意识、环境态度等方面的调查与分析。近年来，随着环境行为研究视角向社会学、心理学的转向，学者们则多从旅游者主观角度探讨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分析了旅游者形象认知、感知价值、旅游者参与、环保承诺、环境知识等与环境保护行为的关系。而且，研究情境主要选择生态旅游区、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因为此类旅游地资源易受破坏且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对游客的素质和环保行为有较为严格的限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7期
从地方理论分析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是近期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地方理论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等角度来阐述人与地方的复杂关系，由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营造、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地方性等理论概念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构成，主要应用于人地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过对“思乡之情”、“大地情结”、“故地重游”等现象的观察发现，人与特定地方，如故乡、居住地、社区、宗教场所以及旅游景区会有不同程度的情感关联，个体的主体性体验会赋予特定地方某种精神层面的意义，这些地方“不仅仅是人的物质来源或者是要适应的自然力量，也是安全和快乐的源泉、寄予深厚情感和爱的所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心理学者Willams等人提出了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认为人在特定场所进行活动会产生对该环境的依恋，而且这种情感独立于资源或设施物。该概念强调人与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表征了旅游活动过程塑造的一种新型的人-地关系模式。研究表明，当个体对特定地方产生依恋情感时，更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环境保护行为，如主动捡拾垃圾 、自愿为保护环境付费、参与环境公益活动、提供志愿者服务 等。
目前，现有文献对于旅游者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作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已有研究也证实了地方依恋这种社会心理因素能够显著影响旅游者环保行为。但是从地方理论角度分析，人们在体验地方的过程中形成的情感决定了其行为反应。这意味着个体积极行为的产生取决于个体与地方环境的良性互动，地方及个体特征将在个体情感、行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Altman和Low就曾指出，在将地方依恋纳入研究时，既要注意个体的因素，更需要考虑地方本身的特性。然而，现有的成果并没有把它们综合起来考量，更没有将其置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框架中。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将目的地地方特征、旅游者的个体特征和地方依恋作为因变量，从地方理论视角分析其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作用和影响关系，从而为目的地有效实施绿色旅游模式，推广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提供针对性建议和措施。 2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2.1地方特征与地方依恋
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地方是游客对特定环境进行感应和认知的结果 。因此，这里所说的地方特征，是从游客视角对地方属性的主观认知。地方依恋是地方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最初用于描述人和有意义的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结。通常情况下，个体最容易对自身熟悉的环境，如家乡、社区以及家园形成依恋情感；但对那些特殊的地方，如宗教圣地、游憩活动地以及自然遗产地等，个体经常的拜访以及长时间的活动参与也会形成不同程度的依恋。在目的地情境下，地方依恋专指旅游者与特定目的地或景区之间的精神纽带。近年来，关于地方依恋维度的研究也趋近于成熟。Willams等人 提出的两个基本维度——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与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被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模型所采用。地方依赖是指人对地方的功能性依赖，反映了地方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特定功能与设施条件；地方认同是指人对地方的精神性依赖，即个人在情感上认为自己是地方的一部分，地方是“自我展示和认同的关键要素”。
地方依恋的产生源于地方特征，包括地方的社会与物理环境特征。其中，社会特征强调人与地方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的建立。Lee和Shen研究发现，喜欢养宠物狗的社区居民依赖于一些特定城市公园是因为这些公园能够满足他们带宠物散步的休闲需求，并因此可以结交众多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从而增加了自身的社会资本。同样，这种社会诉求也会发生在外来居住人口、短时间逗留的旅游者以及第二居所房主身上。物理环境特征主要包括自然风光、城市建设、设施水平等，特别是对于旅游者而言，依恋的产生多半是源于环境特征。尤其是那些有特定偏好或钟情于某种活动的游客而言，他们对物理环境特征及设施条件的要求将会更高。Gross和Brown以到访南澳大利亚五个地区滞留一天的游客为样本，将当地的食物和酒水作为目的地核心特征纳入模型中，发现这一变量对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都有积极影响。罗文斌等以长沙市游客的现场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城市特征与游客的满意度评价显著相关。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地方特征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地方依恋是个体与地方互动作用形成的正向情感联结，具有强烈的动机和行为倾向性。当个体对环境有较高程度的依恋时，就会表现出更强的环境保护意愿，并且会逐渐养成环境保护承诺，且更倾向于主动实施环境责任行为。这种影响关系已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被证实，如Ramkissoon等人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一个高休闲性质的国家公园Dandenong Ranges National Park中，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多样化的休闲活动设施为游客地方依恋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这种情感显著影响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如自愿参与公园保护项目、参加与公园管理相关的公众会议，即使这种行为需要他们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进一步验证目的地情境下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个体特征与地方依恋
由于旅游是人们对非惯常环境的体验和生活方式，所以引发旅游者依恋情感产生的因素很复杂，有可能是旅游活动中的独特体验（如潜水、钓鱼、徒步等），也可能是旅游过程中的某种行为（如亲社会行为），还可能是旅游过程中某种场景（如宗教仪式）。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专属地方的依恋，但是依恋的要素及强度与个人的生活阅历、成长经历以及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Moore和Graefe的研究表明，旅游活动、停留时间和游客背景等对地方依恋有显著影响；George对游览印度两个著名目的地的游客进行了调研，实证结果发现过去到访的经历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影响他们未来的重游行为，其原因很可能是个体频繁光顾目的地生成的熟悉感促进了良性情感反馈环路的生成，从而促使个体再次拜访。因此，本文选择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月收入、到访次数、旅游方式作为旅游者的个体特征要素，并提出以下假设：
H3：旅游者的个体特征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影响。
2.4个体特征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其社会经济属性相关。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旅游者，其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偏好有很大差异。旅游者的性别、年龄、收入、学历等个体特征对其是否实施环境责任行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多文献研究发现，关心生态的消费者具有以下人口学特征：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较高收入阶层和较高经济社会地位。Cottrell指出，个体的收入、年龄、教育以及政治地位能够显著影响其环境关注度以及环境知识。此外，龚文娟、雷俊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系及环境友好型行为存在性别差异。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旅游者的个体特征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根据地方理论，本文提出驱动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三个因素为：地方特征、个体特征和地方依恋，并认为旅游者个体特征直接影响地方依恋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地方特征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结构方程模型和研究假设如图1所示。
3实证研究
3.1研究区域与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岛作为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厦门岛具有优越的海滨环境和休闲文化氛围，是近年来国内旅游目的地的热点城市。②游客对厦门岛的积极评价较高。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1月，厦门游客满意度已经连续五年排名全国前十。③游客以散客为主，且具有较高的重游率。这都说明游客极有可能具有较高水平的地方依恋。④由于知名度的快速提升，在旅游旺季厦门岛内人满为患，给岛内的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分析该区域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机制可以帮助当地旅游相关部门有效管理游客行为。 数据采集时间为2014年5月至7月期间。针对环岛海滨、鼓浪屿、曾厝庵、观音山等主要景区旅游者进行现场拦截式调查，累计发放问卷520份，回收整理后获得有效问卷475份，有效率为913%。在性别上，男性占415%，女性占585%；在年龄上，主要集中在19-45岁，占到了815%；在学历层次上，初中及以下、高中、本科、硕士以上分别占到132%、235%、164%、357%、112%；在月收入上，以6000元以下为主，占到766%；职业以学生、企业职员、专业人士为主，分别占到298%、261%、217%。
3.2变量测量指标的选取
除了地方特征外，本文对地方依恋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均采用现有文献已经使用过的量表，以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地方依恋测量参考Williams 、Yuksel等人 的研究，包括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共8个题项，受访者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非常同意）。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采用Chiu等人 的测量量表，共有7个题项，受访者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可能；2=不可能；3=中立；4=可能；5=非常可能）。为了检验变量维度的结构，笔者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支持量表的维度结构，剔除了因子负荷小于0.4的题项，最终保留7个题项测量地方依恋，5个题项测量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对于地方特征的测量，罗文斌等认为，可以选择经济、社会、交通、旅游、环境、旅游资源6大变量。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与30名游客（这部分游客没有参与之后正式的问卷调查）访谈的结果对题项进行了调整，初步得到10个题项。最后通过与3名专家讨论和对30名一年级硕士生的预调查，删除两个因子负荷低于0.4的题项，最终得到由8个问项组成的量表（表1）。
3.3测量模型
本文中除了个体特征外，其它变量均为潜变量，需要在检验结构方程模型之前评估测量模型 。采用AMOS21.0
3.4结构方程模型
使用最大似然法对理论模型进行估计，检验所提出的假设。结构模型的χ2/d.f.=2.546，RMR为0.042，GFI 、NFI、CFI、TLI分别为0.913、0.925、0.915、0.907，RMSEA为0.054，这些拟合指标都达到了参考标准，表明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整体拟合优度。
结构模型分析结果与各个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如图2所示。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证实了地方特征对地方依恋的正向显著影响，H1得到支持。同时，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正向显著影响也得到验证，H2也得到支持。而性别、教育水平对地方依恋具有负向影响，而到访次数、旅游方式正向影响地方依恋，故H3被部分支持。另外，个体的年龄和教育水平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有显著的影响，所以H4也被部分支持。复合相关系数（SMC=R2，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表明个体特征和地方特征的影响效应能解释地方依恋36.2%（SMC=0.362）的变异，对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45.7%（SMC=0.457）的变异能够被所有变量的总效应所解释。
为了验证地方特征可以作为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前置变量，笔者将未考虑地方特征的整体模型和考虑地方特征的研究模型进行比较检验。结果发现，与未考虑地方特征的整体模型相比，研究模型中的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路径关系与方向均没有改变，且R2都有所提高。因此，将地方特征引入整体模型中可以明显提升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解释能力。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碳排放、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生态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厘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与影响机制对于实施和推进可持续旅游至关重要。正如Urry所言，“旅游是一个消费地方的过程，除此无其他”。作为当前地方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地方依恋概念吻合了旅游作为一种追求新奇和愉悦满足的活动特质，同时也为人们认识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地方的情感和行为关系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基于此，本文探讨了目的地地方特征、旅游者的个体特征以及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上述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存在正向显著影响，说明旅游者与目的地是否具有正向的情感联结是其产生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基础。经过信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3个步骤后，本文围绕地方依恋保留下的观测变量也反映了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而且从因子负荷量可以看出，地方认同的四个题项（PA4、
PA5、 PA6、PA7）都是分值较高的负荷因子，说明地方认同在地方依恋的培育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激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目的地管理者需要强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依恋情感，并充分考虑地方认同的重要性。
（2）地方特征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来实现， 间接影响效应为0.159。地方特征的营造会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产生明显的间接效果，说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通过模型比较检验，旅游地地方特征可以作为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前置变量。这为分析“地方特征→地方依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复杂实现路径提供了一手实证依据。在地方特征的各个要素中，位于前四位的重要影响因子依次为目的地氛围（PF1）、公共服务（PF5）、旅游服务（PF6）、目的地环境（PF3）。这说明，作为旅游者认知结果的地方特征并非局限于旅游景观，而是源于对城市环境风貌以及服务水平的整体感知，所以具有良好地方特征的目的地环境是促成游客地方依恋产生的重要因素。在访谈中，很多游客表示非常欣赏厦门“温馨、小清新”的城市氛围和“闲适”的生活方式。显然，整个城市展现出的独特气质迎合了现代休闲度假游客 “深度旅游”甚至“慢游”的诉求，城市也因为游客的到来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3）旅游者个体特征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本文选取的个体特征中，性别、教育水平对地方依恋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相比于女性，男性的地方依恋较弱，该结果支持了社会学中关于情感体验性别差异的结论，即男女在社会互动中的情感反应有明显的不同，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体验到情感且体验更强烈。此外，个体教育水平越高，地方依恋水平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喜欢寻求新奇、探索未知，并倾向于体验不同类型的目的地。另外，到访次数越多，地方依恋越高；相较于组团游客，自由行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因为多次或以自助游的方式游览目的地，本身就意味着旅游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游览目的地，从而更容易形成与目的地的依恋情感。
（4）旅游者个体特征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年龄直接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效应为0.076，也就是说年长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表现更好，这可能是因为年长旅游者随着知识阅历的积累更为关注可持续旅游的相关信息，并且可能具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教育活动。教育水平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既有直接影响，直接影响效应为0.056，也有通过地方依恋作用的间接影响，间接影响效应为-0.063。所以说教育水平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明显削弱了其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
（5）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观测变量。本文对因变量的测量使用了其他学者的量表，在经过一系列的计量检验之后，保留下来的观测变量各有特点。从最后的路径系数中发现，ERB1、ERB2和ERB3是因子负荷值较高的影响因子，这三个观测变量可以进一步归纳为“遵守型的环境责任行为”，而ERB4和ERB5因子负荷值较低，它们可以归纳为“主动型的环境责任行为”。该结果说明，大多数旅游者虽然已经在行动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环境责任行为，但还处于责任认知和初级层次的行为表现阶段，主动型的环境责任行为还比较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当前在倡导绿色旅游的大背景下，旅游者的主动参与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当然，这一结论仅限于本研究，由于条件与技术限制，未能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做更为严谨的处理，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做专题探讨。
4.2启示
（1）发挥旅游者在绿色旅游中的主动作用。一直以来，旅游者破坏环境行为屡见不鲜，社会各界多归因于旅游者的素质低、保护意识淡薄，基于这样的逻辑，政府和管理者多通过宣传教育、制定规章制度或奖惩措施进行治理，而事实证明说明这种方法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奏效。实际上，很多旅游者是明知故犯，逃避责任，甚至还对绿色旅游和环境危机问题持消极心态，有学者将这种心态称为“鸵鸟心态”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认识和引导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实证表明旅游者与目的地依恋情感的建立是产生环境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虽然旅游者的个体因素会影响环境责任行为的产生，但是它的影响效果小于地方依恋的直接影响。这意味着目的地管理者在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实施旅游者情感管理将是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做法。传统治理方法只能使旅游者的行为达到基本的道德或法律要求，但培养具有环境责任行为的旅游者能从根本上解决目的地的环境问题。所以，管理者应该重新审视旅游者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及作用，启动旅游者主动采取环境责任行为的内部机制，使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内化成可以指引行为的强有力态度。
（2）全面培育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情感。地方依恋表征了旅游者与地方环境互动作用形成的正向情感联结，这种情感一旦建立，就会表现出积极的环境责任行为。一般来说，地方依恋情感越高的旅游者对环境的破坏和干扰程度就会越小，他们不仅身体力行，还会说服他人参与，甚至会通过捐助、法律途径去影响当局的决策行为，为目的地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积极的行动。进一步观测地方依恋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量发现，地方认同因子负荷量均大于地方依赖，说明地方认同在对环境责任行为的正向影响中做出了较大贡献。因此，目的地管理者还应充分认识到地方依恋各要素的重要性，并通过营造目的地氛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举措来培育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情感。
（3）注重塑造目的地地方特征。尽管地方特征无法直接指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却可通过作用于地方依恋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这给目的地管理者和旅游相关部门的启示是：地方特征是决定旅游者与目的地互动质量水平的重要因素。现代旅游者既关注产品质量的好坏和价格的高低，也看重所参与的活动或购买的产品与自身精神追求的吻合程度，更重视旅游活动给自己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认同。因此旅游目的地管理机构要把握现代旅游者休闲需求的特点，充分考虑目的地地方的独特元素对旅游者的情感影响。特别是在与旅游者进行互动时，重视他们的情感反馈，使旅游者充分感受实施环境责任行为带来的快乐体验价值。英国学者Malone等将这种体验价值进一步分解为“互惠账户的建立”和“自由的情感状态”两部分，前者是指旅游者意识到自身的行为给社区居民带来利益，互惠关系的建立让他们感觉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而后者表明这种旅游方式为旅游者表达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提供了机会，“自由的情感状态”让他们的旅行富有乐趣。
（4）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来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本文结果表明，年龄和教育水平对环境责任行为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其它人口特征因素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而且，教育水平对于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地方依恋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但是大多数个体特征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地方依恋程度的差异，所以考虑到地方依恋因素的作用，有必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培育其情感体验，从而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特别是对于学历水平较低的年轻旅游者，是需要当地管理者重点关注的目标群体。
同时，本文建议后续研究向旅游者个体的心理特征领域延伸，剖析其他类型目的地的地方特征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差异，以及目的地居民以及管理者的环境责任行为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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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地方特征；个体特征；地方依恋；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7-0161-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7.022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世界旅游趋势与展望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旅游人数达到10.87亿人次，到2020年全球旅游人数预测将达到14亿人次；到2030年，这一数据则将攀升至18亿人次。而在中国，受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节假日制度的影响，旅游市场需求旺盛，2013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32.62亿人次。然而，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改变着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系统及其生态要素，包括地质地貌、土壤、植被、水质、野生动物、大气环境等。而且，旅游者的人为破坏给旅游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给目的地的生态保护带来巨大的压力。
旅游者是绿色旅游框架的重要参与者和实施者，他们的环境破坏行为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诸如随意丢垃圾、践踏植被、乱折花草树木、随意给动物投食等现象屡见报端。在目的地管理过程中，游客是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其所表现的环境责任行为是促进目的地资源持续利用的重要推手。因此，积极引导和培育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已经成为绿色旅游领域的重要问题，而深入理解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在国内，无论是绿色旅游的发展，还是游客环境责任旅游行为的推广，均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揭示中国旅游者环境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效应是当前首要任务。
1相关研究评述
环境责任行为，又称为亲环境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为推动环境可持续利用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人们发现，很多旅游者具有良好的环境态度，他们会在旅游过程中主动地表现出环境责任行为，如分类回收垃圾、规劝他人保护环境、乘坐节能交通工具，通过参与公益活动、自愿捐助等方式投入到环保活动中，甚至会在景区生态恢复期主动减少甚至放弃游览以最大化降低对环境的干扰。这些都促使学者重新审视游客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引发了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大量研究。早期该领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旅游者的环保行为特征、环境意识、环境态度等方面的调查与分析。近年来，随着环境行为研究视角向社会学、心理学的转向，学者们则多从旅游者主观角度探讨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主要分析了旅游者形象认知、感知价值、旅游者参与、环保承诺、环境知识等与环境保护行为的关系。而且，研究情境主要选择生态旅游区、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因为此类旅游地资源易受破坏且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对游客的素质和环保行为有较为严格的限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7期
从地方理论分析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机制是近期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地方理论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等角度来阐述人与地方的复杂关系，由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营造、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地方性等理论概念以及相应的指标体系构成，主要应用于人地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过对“思乡之情”、“大地情结”、“故地重游”等现象的观察发现，人与特定地方，如故乡、居住地、社区、宗教场所以及旅游景区会有不同程度的情感关联，个体的主体性体验会赋予特定地方某种精神层面的意义，这些地方“不仅仅是人的物质来源或者是要适应的自然力量，也是安全和快乐的源泉、寄予深厚情感和爱的所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心理学者Willams等人提出了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认为人在特定场所进行活动会产生对该环境的依恋，而且这种情感独立于资源或设施物。该概念强调人与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表征了旅游活动过程塑造的一种新型的人-地关系模式。研究表明，当个体对特定地方产生依恋情感时，更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环境保护行为，如主动捡拾垃圾 、自愿为保护环境付费、参与环境公益活动、提供志愿者服务 等。
目前，现有文献对于旅游者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作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已有研究也证实了地方依恋这种社会心理因素能够显著影响旅游者环保行为。但是从地方理论角度分析，人们在体验地方的过程中形成的情感决定了其行为反应。这意味着个体积极行为的产生取决于个体与地方环境的良性互动，地方及个体特征将在个体情感、行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Altman和Low就曾指出，在将地方依恋纳入研究时，既要注意个体的因素，更需要考虑地方本身的特性。然而，现有的成果并没有把它们综合起来考量，更没有将其置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框架中。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将目的地地方特征、旅游者的个体特征和地方依恋作为因变量，从地方理论视角分析其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作用和影响关系，从而为目的地有效实施绿色旅游模式，推广旅游者环境负责任行为提供针对性建议和措施。 2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2.1地方特征与地方依恋
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地方是游客对特定环境进行感应和认知的结果 。因此，这里所说的地方特征，是从游客视角对地方属性的主观认知。地方依恋是地方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最初用于描述人和有意义的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结。通常情况下，个体最容易对自身熟悉的环境，如家乡、社区以及家园形成依恋情感；但对那些特殊的地方，如宗教圣地、游憩活动地以及自然遗产地等，个体经常的拜访以及长时间的活动参与也会形成不同程度的依恋。在目的地情境下，地方依恋专指旅游者与特定目的地或景区之间的精神纽带。近年来，关于地方依恋维度的研究也趋近于成熟。Willams等人 提出的两个基本维度——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与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被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模型所采用。地方依赖是指人对地方的功能性依赖，反映了地方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特定功能与设施条件；地方认同是指人对地方的精神性依赖，即个人在情感上认为自己是地方的一部分，地方是“自我展示和认同的关键要素”。
地方依恋的产生源于地方特征，包括地方的社会与物理环境特征。其中，社会特征强调人与地方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的建立。Lee和Shen研究发现，喜欢养宠物狗的社区居民依赖于一些特定城市公园是因为这些公园能够满足他们带宠物散步的休闲需求，并因此可以结交众多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从而增加了自身的社会资本。同样，这种社会诉求也会发生在外来居住人口、短时间逗留的旅游者以及第二居所房主身上。物理环境特征主要包括自然风光、城市建设、设施水平等，特别是对于旅游者而言，依恋的产生多半是源于环境特征。尤其是那些有特定偏好或钟情于某种活动的游客而言，他们对物理环境特征及设施条件的要求将会更高。Gross和Brown以到访南澳大利亚五个地区滞留一天的游客为样本，将当地的食物和酒水作为目的地核心特征纳入模型中，发现这一变量对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都有积极影响。罗文斌等以长沙市游客的现场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城市特征与游客的满意度评价显著相关。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地方特征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地方依恋是个体与地方互动作用形成的正向情感联结，具有强烈的动机和行为倾向性。当个体对环境有较高程度的依恋时，就会表现出更强的环境保护意愿，并且会逐渐养成环境保护承诺，且更倾向于主动实施环境责任行为。这种影响关系已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被证实，如Ramkissoon等人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一个高休闲性质的国家公园Dandenong Ranges National Park中，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多样化的休闲活动设施为游客地方依恋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这种情感显著影响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如自愿参与公园保护项目、参加与公园管理相关的公众会议，即使这种行为需要他们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进一步验证目的地情境下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3个体特征与地方依恋
由于旅游是人们对非惯常环境的体验和生活方式，所以引发旅游者依恋情感产生的因素很复杂，有可能是旅游活动中的独特体验（如潜水、钓鱼、徒步等），也可能是旅游过程中的某种行为（如亲社会行为），还可能是旅游过程中某种场景（如宗教仪式）。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专属地方的依恋，但是依恋的要素及强度与个人的生活阅历、成长经历以及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Moore和Graefe的研究表明，旅游活动、停留时间和游客背景等对地方依恋有显著影响；George对游览印度两个著名目的地的游客进行了调研，实证结果发现过去到访的经历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影响他们未来的重游行为，其原因很可能是个体频繁光顾目的地生成的熟悉感促进了良性情感反馈环路的生成，从而促使个体再次拜访。因此，本文选择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月收入、到访次数、旅游方式作为旅游者的个体特征要素，并提出以下假设：
H3：旅游者的个体特征对地方依恋具有显著影响。
2.4个体特征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其社会经济属性相关。具有不同属性特征的旅游者，其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偏好有很大差异。旅游者的性别、年龄、收入、学历等个体特征对其是否实施环境责任行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多文献研究发现，关心生态的消费者具有以下人口学特征：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较高收入阶层和较高经济社会地位。Cottrell指出，个体的收入、年龄、教育以及政治地位能够显著影响其环境关注度以及环境知识。此外，龚文娟、雷俊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系及环境友好型行为存在性别差异。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旅游者的个体特征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根据地方理论，本文提出驱动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三个因素为：地方特征、个体特征和地方依恋，并认为旅游者个体特征直接影响地方依恋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地方特征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结构方程模型和研究假设如图1所示。
3实证研究
3.1研究区域与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岛作为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厦门岛具有优越的海滨环境和休闲文化氛围，是近年来国内旅游目的地的热点城市。②游客对厦门岛的积极评价较高。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1月，厦门游客满意度已经连续五年排名全国前十。③游客以散客为主，且具有较高的重游率。这都说明游客极有可能具有较高水平的地方依恋。④由于知名度的快速提升，在旅游旺季厦门岛内人满为患，给岛内的生态环境保护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分析该区域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机制可以帮助当地旅游相关部门有效管理游客行为。 数据采集时间为2014年5月至7月期间。针对环岛海滨、鼓浪屿、曾厝庵、观音山等主要景区旅游者进行现场拦截式调查，累计发放问卷520份，回收整理后获得有效问卷475份，有效率为913%。在性别上，男性占415%，女性占585%；在年龄上，主要集中在19-45岁，占到了815%；在学历层次上，初中及以下、高中、本科、硕士以上分别占到132%、235%、164%、357%、112%；在月收入上，以6000元以下为主，占到766%；职业以学生、企业职员、专业人士为主，分别占到298%、261%、217%。
3.2变量测量指标的选取
除了地方特征外，本文对地方依恋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均采用现有文献已经使用过的量表，以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和信度。地方依恋测量参考Williams 、Yuksel等人 的研究，包括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共8个题项，受访者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非常同意）。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采用Chiu等人 的测量量表，共有7个题项，受访者基于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可能；2=不可能；3=中立；4=可能；5=非常可能）。为了检验变量维度的结构，笔者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支持量表的维度结构，剔除了因子负荷小于0.4的题项，最终保留7个题项测量地方依恋，5个题项测量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对于地方特征的测量，罗文斌等认为，可以选择经济、社会、交通、旅游、环境、旅游资源6大变量。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与30名游客（这部分游客没有参与之后正式的问卷调查）访谈的结果对题项进行了调整，初步得到10个题项。最后通过与3名专家讨论和对30名一年级硕士生的预调查，删除两个因子负荷低于0.4的题项，最终得到由8个问项组成的量表（表1）。
3.3测量模型
本文中除了个体特征外，其它变量均为潜变量，需要在检验结构方程模型之前评估测量模型 。采用AMOS21.0
3.4结构方程模型
使用最大似然法对理论模型进行估计，检验所提出的假设。结构模型的χ2/d.f.=2.546，RMR为0.042，GFI 、NFI、CFI、TLI分别为0.913、0.925、0.915、0.907，RMSEA为0.054，这些拟合指标都达到了参考标准，表明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整体拟合优度。
结构模型分析结果与各个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如图2所示。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证实了地方特征对地方依恋的正向显著影响，H1得到支持。同时，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正向显著影响也得到验证，H2也得到支持。而性别、教育水平对地方依恋具有负向影响，而到访次数、旅游方式正向影响地方依恋，故H3被部分支持。另外，个体的年龄和教育水平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有显著的影响，所以H4也被部分支持。复合相关系数（SMC=R2，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表明个体特征和地方特征的影响效应能解释地方依恋36.2%（SMC=0.362）的变异，对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45.7%（SMC=0.457）的变异能够被所有变量的总效应所解释。
为了验证地方特征可以作为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前置变量，笔者将未考虑地方特征的整体模型和考虑地方特征的研究模型进行比较检验。结果发现，与未考虑地方特征的整体模型相比，研究模型中的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路径关系与方向均没有改变，且R2都有所提高。因此，将地方特征引入整体模型中可以明显提升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解释能力。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与碳排放、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生态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厘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与影响机制对于实施和推进可持续旅游至关重要。正如Urry所言，“旅游是一个消费地方的过程，除此无其他”。作为当前地方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地方依恋概念吻合了旅游作为一种追求新奇和愉悦满足的活动特质，同时也为人们认识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地方的情感和行为关系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基于此，本文探讨了目的地地方特征、旅游者的个体特征以及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上述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地方依恋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存在正向显著影响，说明旅游者与目的地是否具有正向的情感联结是其产生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基础。经过信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3个步骤后，本文围绕地方依恋保留下的观测变量也反映了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而且从因子负荷量可以看出，地方认同的四个题项（PA4、
PA5、 PA6、PA7）都是分值较高的负荷因子，说明地方认同在地方依恋的培育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激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目的地管理者需要强化旅游者对目的地的依恋情感，并充分考虑地方认同的重要性。
（2）地方特征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来实现， 间接影响效应为0.159。地方特征的营造会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产生明显的间接效果，说明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通过模型比较检验，旅游地地方特征可以作为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前置变量。这为分析“地方特征→地方依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复杂实现路径提供了一手实证依据。在地方特征的各个要素中，位于前四位的重要影响因子依次为目的地氛围（PF1）、公共服务（PF5）、旅游服务（PF6）、目的地环境（PF3）。这说明，作为旅游者认知结果的地方特征并非局限于旅游景观，而是源于对城市环境风貌以及服务水平的整体感知，所以具有良好地方特征的目的地环境是促成游客地方依恋产生的重要因素。在访谈中，很多游客表示非常欣赏厦门“温馨、小清新”的城市氛围和“闲适”的生活方式。显然，整个城市展现出的独特气质迎合了现代休闲度假游客 “深度旅游”甚至“慢游”的诉求，城市也因为游客的到来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3）旅游者个体特征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本文选取的个体特征中，性别、教育水平对地方依恋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这说明相比于女性，男性的地方依恋较弱，该结果支持了社会学中关于情感体验性别差异的结论，即男女在社会互动中的情感反应有明显的不同，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体验到情感且体验更强烈。此外，个体教育水平越高，地方依恋水平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喜欢寻求新奇、探索未知，并倾向于体验不同类型的目的地。另外，到访次数越多，地方依恋越高；相较于组团游客，自由行游客的地方依恋水平较高，因为多次或以自助游的方式游览目的地，本身就意味着旅游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游览目的地，从而更容易形成与目的地的依恋情感。
（4）旅游者个体特征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年龄直接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效应为0.076，也就是说年长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表现更好，这可能是因为年长旅游者随着知识阅历的积累更为关注可持续旅游的相关信息，并且可能具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教育活动。教育水平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既有直接影响，直接影响效应为0.056，也有通过地方依恋作用的间接影响，间接影响效应为-0.063。所以说教育水平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明显削弱了其对环境责任行为的直接影响。
（5）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观测变量。本文对因变量的测量使用了其他学者的量表，在经过一系列的计量检验之后，保留下来的观测变量各有特点。从最后的路径系数中发现，ERB1、ERB2和ERB3是因子负荷值较高的影响因子，这三个观测变量可以进一步归纳为“遵守型的环境责任行为”，而ERB4和ERB5因子负荷值较低，它们可以归纳为“主动型的环境责任行为”。该结果说明，大多数旅游者虽然已经在行动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环境责任行为，但还处于责任认知和初级层次的行为表现阶段，主动型的环境责任行为还比较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当前在倡导绿色旅游的大背景下，旅游者的主动参与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当然，这一结论仅限于本研究，由于条件与技术限制，未能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做更为严谨的处理，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做专题探讨。
4.2启示
（1）发挥旅游者在绿色旅游中的主动作用。一直以来，旅游者破坏环境行为屡见不鲜，社会各界多归因于旅游者的素质低、保护意识淡薄，基于这样的逻辑，政府和管理者多通过宣传教育、制定规章制度或奖惩措施进行治理，而事实证明说明这种方法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奏效。实际上，很多旅游者是明知故犯，逃避责任，甚至还对绿色旅游和环境危机问题持消极心态，有学者将这种心态称为“鸵鸟心态”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认识和引导旅游者的环境责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实证表明旅游者与目的地依恋情感的建立是产生环境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虽然旅游者的个体因素会影响环境责任行为的产生，但是它的影响效果小于地方依恋的直接影响。这意味着目的地管理者在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实施旅游者情感管理将是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做法。传统治理方法只能使旅游者的行为达到基本的道德或法律要求，但培养具有环境责任行为的旅游者能从根本上解决目的地的环境问题。所以，管理者应该重新审视旅游者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及作用，启动旅游者主动采取环境责任行为的内部机制，使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内化成可以指引行为的强有力态度。
（2）全面培育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情感。地方依恋表征了旅游者与地方环境互动作用形成的正向情感联结，这种情感一旦建立，就会表现出积极的环境责任行为。一般来说，地方依恋情感越高的旅游者对环境的破坏和干扰程度就会越小，他们不仅身体力行，还会说服他人参与，甚至会通过捐助、法律途径去影响当局的决策行为，为目的地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积极的行动。进一步观测地方依恋观测变量的因子负荷量发现，地方认同因子负荷量均大于地方依赖，说明地方认同在对环境责任行为的正向影响中做出了较大贡献。因此，目的地管理者还应充分认识到地方依恋各要素的重要性，并通过营造目的地氛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等举措来培育旅游者的地方依恋情感。
（3）注重塑造目的地地方特征。尽管地方特征无法直接指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却可通过作用于地方依恋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这给目的地管理者和旅游相关部门的启示是：地方特征是决定旅游者与目的地互动质量水平的重要因素。现代旅游者既关注产品质量的好坏和价格的高低，也看重所参与的活动或购买的产品与自身精神追求的吻合程度，更重视旅游活动给自己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认同。因此旅游目的地管理机构要把握现代旅游者休闲需求的特点，充分考虑目的地地方的独特元素对旅游者的情感影响。特别是在与旅游者进行互动时，重视他们的情感反馈，使旅游者充分感受实施环境责任行为带来的快乐体验价值。英国学者Malone等将这种体验价值进一步分解为“互惠账户的建立”和“自由的情感状态”两部分，前者是指旅游者意识到自身的行为给社区居民带来利益，互惠关系的建立让他们感觉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而后者表明这种旅游方式为旅游者表达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提供了机会，“自由的情感状态”让他们的旅行富有乐趣。
（4）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来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本文结果表明，年龄和教育水平对环境责任行为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其它人口特征因素和环境责任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而且，教育水平对于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地方依恋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但是大多数个体特征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地方依恋程度的差异，所以考虑到地方依恋因素的作用，有必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培育其情感体验，从而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特别是对于学历水平较低的年轻旅游者，是需要当地管理者重点关注的目标群体。
同时，本文建议后续研究向旅游者个体的心理特征领域延伸，剖析其他类型目的地的地方特征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差异，以及目的地居民以及管理者的环境责任行为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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