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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基本上建立在现代都市财富和人才的基础之上，缺少中国社会草根阶层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蒋氏权力真空的沦陷区广大农村，以民族主义为号召，通过传播广泛动员各种抗日力量，建立了以国族认同、世仇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抗日共同体，并成为中共政治力量增长的基地，晋察冀根据地正是这种实践的开创者。1937年10月，平型关战役结束后，聂荣臻带领八路军一一五师留下的少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山西五台县筹备建立晋察冀军区，开创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在战乱频仍的敌后，晋察冀根据地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新闻出版事业在其建构的过程中是重要的想象中介。“Community这个词的复杂性是与历史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各种思潮复杂的互动有关：一方面，它具有‘直接、共同关怀’的意涵；另一方面，它意指各种不同形式的共同组织，而这些组织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充分表现出上述关怀。Community可能是充满感情、具有说服力的词，用来描述一组现存的关系，或者是另一组的关系。”①晋察冀根据地的建构过程就是一个利用传播联系广大抗日力量，形成共同关怀、建立组织关系的过程。有关晋察冀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描述性研究很多，但是能透过理论视角而形成解释力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对视觉媒介的研究更是稀缺，但是晋察冀画报社②的摄影工作是公认的红色抗日战线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亟待更深入的研究。本文以媒介理论为视角，关注摄影宣传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何以可能、因何被选用。
摄影条件的完善
晋察冀根据地的开创者聂荣臻非常重视摄影宣传，平型关大战后，他亲自任命投奔八路军的太原“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沙飞为军区摄影记者，沙飞也因此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机关由五台山移驻冀西阜平，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員的聂荣臻又将沙飞电召至阜平，任命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沙飞，是一个红色摄影力量的起点和代表。”③
青年时期的沙飞不满于当时社会上把摄影当做消闲娱乐的玩意儿，“不满于当时的摄影和画报工作，更不满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心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用摄影作为斗争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的方式去改造旧社会、改造旧画报，同时改造自己”。④晋察冀根据地为沙飞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39年2月，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创建了新闻摄影科，由沙飞任科长。后来，在沙飞的主持下，军区政治部还成立了摄影训练队，成批地培养摄影战士，并在各个分区建立了摄影组，培养了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力量。在沙飞的协助下，从平西调来可印钞票的制版器材和技工，又多方解决药品及铜版、锌版等材料之后，试制铜版成功。在1941年4月14日《抗敌三日刊》上登出了铜版照片《边区人民反对反共内战》，成为晋察冀出版的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新闻照片，解决了照片制版印刷的问题，扩大了摄影宣传的空间。1941年5月正式成立了画报筹备组，由沙飞全面负责，在聂荣臻的支持下，选调人才，通过地下组织购置了基本的器材。终于在1942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晋察冀画报社。画报社设编校、印刷、出版、总务四股，出版、印刷股下又分设制版、石印、铅印、排字、装订、刻字、铸字等组，全社共一百余人。正是以上的种种努力培养了摄影队伍，创制了印刷制版技术，建立了以图片为主的大型画报和摄影组织，为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宣传提供了技术、人员和组织的基础，完成了红色摄影的自我循环系统。
摄影作为宣传手段
聂荣臻开创晋察冀根据地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干部太少，兵力过于单薄，最关键的是必须有更多的武装力量，这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⑤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建设来动员群众之外，聂荣臻也特别注意文化教育建设，开展了广泛的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支持报纸出版和文艺团体抗战宣传，提高民众识字率和政治觉悟。摄影宣传正是文化教育建设的一部分。在根据地之外，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联合国影闻宣传处、英美各国新闻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及当时的国内诸多报刊就开始采用摄影图片的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⑥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也注意摄影力量的发展，但对于根据地的普通民众来说，摄影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这从沙飞、罗光达在蛟潭庄举办第一次晋察冀边区摄影展时当地群众中的反应就可以发现。展览举办后，一下子“山沟里来了照相的”便传开了。“当天下午附近的李家岸等村的群众都跑了好多里路前来参观。山沟里的老乡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照片，就是到城里照过相的，也不知道照相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观看的人群对展览感到特别新奇，展览场地也特别热闹。”⑦正是因为摄影对于当地群众的这种新鲜性、吸引力和现实的动员效果，为摄影成为一种宣传方式提供了合理性和发展的动力。
聂荣臻在观看了摄影展后，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把它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⑧而认为“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⑨的沙飞更是把摄影的优良品质总结为：“第一，它能最忠实地反映现实，因此它能给人们以最真实的感觉、最具体而深刻的印象，而为人们所最容易接受与欢迎。第二，它能最迅速地反映现实，并能最迅速地将反映出来的现实诸象广泛地传播出去。所以，毫无疑问的，它是一种负有报道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一种锐利的斗争武器。”⑩从红色摄影力量的这两位关键人物对摄影的描述来看，摄影的真实、形象的特点是他们的共识，但成为宣传工具的关键一点是它的受众范围广、交流无障碍，“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为人们所最容易接受与欢迎”，具有广泛影响群众的能力，而动员群众正是根据地建设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两位关键人物的摄影观念也是摄影作为一种宣传方式确立和发展的观念基础。这里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广泛影响群众的能力并不是摄影媒介的自然特性，而是以沙飞为首的红色摄影力量拍摄的题材就是这些群众生活的现实本身，所以才会有交流的无障碍，形成广泛的影响。沙飞还指出摄影要有时效性——迅速地反映现实、迅速地传播，这些特点正符合了以摄影为武器进行斗争的需要。
摄影作为想象抗日共同体的媒介
对于共同体的建构来讲，传播媒介如何建构时间、空间的横向和水平的共同性，从而影响人们的关系是媒介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心理事实的基本假设出发，把想象民族的条件归因于时间观念的改变——只有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才能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和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即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处边区，教育条件和教育普及率低，虽然中国共产党重视学校教育、民众教育和干部教育，努力提高识字率，但是报纸等以文字为主的印刷媒介对于解决迅速动员群众和建立广泛关系的问题效率显然不高，但是摄影对当地群众的吸引力能够迅速地让群众参与进来，敌人的暴行和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民主运动、群众运动以及军队训练、取得胜利的影像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一个反思自身的参照系和象征性秩序，群众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成为可能，更因为影像的“在场性”塑造出一种时间上的共时感，摄影媒介的应用为抗战动员和抗日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而在英尼斯看来，“时间和空间不仅用以区分媒介的物理特性，在更深层次上指的是与媒介相关的各种权力组织的动机和行为模式，以及由此而建立的该社会制度的特性”。英尼斯说的制度包括两个层面：“非正式的制度，如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价值观、信仰、态度和习俗；正式的制度，如法律规章、官僚体制、政治政策、社会阶层。”单就物理特性而言，摄影照片是空间偏向的媒介，质地轻巧，便于传输，适于广袤领土的治理，适于加强集中，往往带来集中化的效应，多受到倚重空间的组织把持，孕育出的是一元化行政体制和文化形态。而就“与媒介相关的各种权力组织的动机和行为模式，以及由此而建立的该社会制度的特性”而言，1937年5月，在为了确定新形势下的方针而在延安召开的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对抗战的任务、目标、方式都有明确的表述。一是毛泽东认为，当时已经进入抗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就是争取民主，实现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对日抗战的三位一体的政治；二是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民主共和国”的阶级构成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各抗日阶级，但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三是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行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张。在抗日与民主相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形成。毛泽东的主张中有着空间的偏向——团结各抗日阶级，也有集中化的诉求——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蒋氏政权的权力真空地带发展壮大，可谓倚重空间的组织，在被各种力量围剿、分割的根据地，摄影媒介的选择正符合中共团结各抗日阶级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这种空间上的广泛联系和制度上的权力集中诉求。
晋察冀根据地的开创是毛泽东主张的实践，選择摄影媒介作宣传是聂荣臻、沙飞组织、发展摄影力量的结果，是基于影像的现实动员效果和聂荣臻、沙飞摄影宣传观念的结果，也是实践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扩大生存空间、建立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建立抗日共同体的结果。
注 释：
①雷蒙·威廉斯[英]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1页。
②晋察冀画报社，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立最早的摄影与摄影画报出版相结合的组织，它以出版刊载摄影作品为主的《晋察冀画报》为中心，兼为其他画刊、画报、画册、影集、摄影理论书籍等出版物提供稿件、编辑、印刷和发行，它还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乃至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在抗日宣传、动员群众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③鲍昆：《抗战时期的中国摄影》，《艺术评论》，2005（4），第43页。
④⑨王雁：《沙飞纪念集》，深圳：海天出版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第98页。
⑤解力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长历程》，《炎黄春秋》，2005（8），第29页。
⑥舒宗侨：《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新闻摄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8页。
⑦罗光达：《晋察冀新闻摄影和画报出版工作》，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辑部编，《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⑧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⑩沙飞：《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序》，王雁主编，《沙飞纪念集：1912—1950》，深圳：海天出版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美]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李洁：《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第57页。
池田诚[日]编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译校：《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4页。
（作者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传播学硕士）
编校：董方晓
摄影条件的完善
晋察冀根据地的开创者聂荣臻非常重视摄影宣传，平型关大战后，他亲自任命投奔八路军的太原“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沙飞为军区摄影记者，沙飞也因此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机关由五台山移驻冀西阜平，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員的聂荣臻又将沙飞电召至阜平，任命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沙飞，是一个红色摄影力量的起点和代表。”③
青年时期的沙飞不满于当时社会上把摄影当做消闲娱乐的玩意儿，“不满于当时的摄影和画报工作，更不满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心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用摄影作为斗争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的方式去改造旧社会、改造旧画报，同时改造自己”。④晋察冀根据地为沙飞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39年2月，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创建了新闻摄影科，由沙飞任科长。后来，在沙飞的主持下，军区政治部还成立了摄影训练队，成批地培养摄影战士，并在各个分区建立了摄影组，培养了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力量。在沙飞的协助下，从平西调来可印钞票的制版器材和技工，又多方解决药品及铜版、锌版等材料之后，试制铜版成功。在1941年4月14日《抗敌三日刊》上登出了铜版照片《边区人民反对反共内战》，成为晋察冀出版的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新闻照片，解决了照片制版印刷的问题，扩大了摄影宣传的空间。1941年5月正式成立了画报筹备组，由沙飞全面负责，在聂荣臻的支持下，选调人才，通过地下组织购置了基本的器材。终于在1942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晋察冀画报社。画报社设编校、印刷、出版、总务四股，出版、印刷股下又分设制版、石印、铅印、排字、装订、刻字、铸字等组，全社共一百余人。正是以上的种种努力培养了摄影队伍，创制了印刷制版技术，建立了以图片为主的大型画报和摄影组织，为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宣传提供了技术、人员和组织的基础，完成了红色摄影的自我循环系统。
摄影作为宣传手段
聂荣臻开创晋察冀根据地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干部太少，兵力过于单薄，最关键的是必须有更多的武装力量，这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⑤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建设来动员群众之外，聂荣臻也特别注意文化教育建设，开展了广泛的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支持报纸出版和文艺团体抗战宣传，提高民众识字率和政治觉悟。摄影宣传正是文化教育建设的一部分。在根据地之外，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联合国影闻宣传处、英美各国新闻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及当时的国内诸多报刊就开始采用摄影图片的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⑥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也注意摄影力量的发展，但对于根据地的普通民众来说，摄影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这从沙飞、罗光达在蛟潭庄举办第一次晋察冀边区摄影展时当地群众中的反应就可以发现。展览举办后，一下子“山沟里来了照相的”便传开了。“当天下午附近的李家岸等村的群众都跑了好多里路前来参观。山沟里的老乡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照片，就是到城里照过相的，也不知道照相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观看的人群对展览感到特别新奇，展览场地也特别热闹。”⑦正是因为摄影对于当地群众的这种新鲜性、吸引力和现实的动员效果，为摄影成为一种宣传方式提供了合理性和发展的动力。
聂荣臻在观看了摄影展后，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把它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⑧而认为“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⑨的沙飞更是把摄影的优良品质总结为：“第一，它能最忠实地反映现实，因此它能给人们以最真实的感觉、最具体而深刻的印象，而为人们所最容易接受与欢迎。第二，它能最迅速地反映现实，并能最迅速地将反映出来的现实诸象广泛地传播出去。所以，毫无疑问的，它是一种负有报道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一种锐利的斗争武器。”⑩从红色摄影力量的这两位关键人物对摄影的描述来看，摄影的真实、形象的特点是他们的共识，但成为宣传工具的关键一点是它的受众范围广、交流无障碍，“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为人们所最容易接受与欢迎”，具有广泛影响群众的能力，而动员群众正是根据地建设所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两位关键人物的摄影观念也是摄影作为一种宣传方式确立和发展的观念基础。这里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广泛影响群众的能力并不是摄影媒介的自然特性，而是以沙飞为首的红色摄影力量拍摄的题材就是这些群众生活的现实本身，所以才会有交流的无障碍，形成广泛的影响。沙飞还指出摄影要有时效性——迅速地反映现实、迅速地传播，这些特点正符合了以摄影为武器进行斗争的需要。
摄影作为想象抗日共同体的媒介
对于共同体的建构来讲，传播媒介如何建构时间、空间的横向和水平的共同性，从而影响人们的关系是媒介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心理事实的基本假设出发，把想象民族的条件归因于时间观念的改变——只有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才能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和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即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处边区，教育条件和教育普及率低，虽然中国共产党重视学校教育、民众教育和干部教育，努力提高识字率，但是报纸等以文字为主的印刷媒介对于解决迅速动员群众和建立广泛关系的问题效率显然不高，但是摄影对当地群众的吸引力能够迅速地让群众参与进来，敌人的暴行和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民主运动、群众运动以及军队训练、取得胜利的影像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一个反思自身的参照系和象征性秩序，群众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成为可能，更因为影像的“在场性”塑造出一种时间上的共时感，摄影媒介的应用为抗战动员和抗日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可能。
而在英尼斯看来，“时间和空间不仅用以区分媒介的物理特性，在更深层次上指的是与媒介相关的各种权力组织的动机和行为模式，以及由此而建立的该社会制度的特性”。英尼斯说的制度包括两个层面：“非正式的制度，如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价值观、信仰、态度和习俗；正式的制度，如法律规章、官僚体制、政治政策、社会阶层。”单就物理特性而言，摄影照片是空间偏向的媒介，质地轻巧，便于传输，适于广袤领土的治理，适于加强集中，往往带来集中化的效应，多受到倚重空间的组织把持，孕育出的是一元化行政体制和文化形态。而就“与媒介相关的各种权力组织的动机和行为模式，以及由此而建立的该社会制度的特性”而言，1937年5月，在为了确定新形势下的方针而在延安召开的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对抗战的任务、目标、方式都有明确的表述。一是毛泽东认为，当时已经进入抗日民族革命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就是争取民主，实现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对日抗战的三位一体的政治；二是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民主共和国”的阶级构成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各抗日阶级，但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三是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行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主张。在抗日与民主相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形成。毛泽东的主张中有着空间的偏向——团结各抗日阶级，也有集中化的诉求——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蒋氏政权的权力真空地带发展壮大，可谓倚重空间的组织，在被各种力量围剿、分割的根据地，摄影媒介的选择正符合中共团结各抗日阶级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这种空间上的广泛联系和制度上的权力集中诉求。
晋察冀根据地的开创是毛泽东主张的实践，選择摄影媒介作宣传是聂荣臻、沙飞组织、发展摄影力量的结果，是基于影像的现实动员效果和聂荣臻、沙飞摄影宣传观念的结果，也是实践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扩大生存空间、建立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建立抗日共同体的结果。
注 释：
①雷蒙·威廉斯[英]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1页。
②晋察冀画报社，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立最早的摄影与摄影画报出版相结合的组织，它以出版刊载摄影作品为主的《晋察冀画报》为中心，兼为其他画刊、画报、画册、影集、摄影理论书籍等出版物提供稿件、编辑、印刷和发行，它还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乃至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在抗日宣传、动员群众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③鲍昆：《抗战时期的中国摄影》，《艺术评论》，2005（4），第43页。
④⑨王雁：《沙飞纪念集》，深圳：海天出版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第98页。
⑤解力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长历程》，《炎黄春秋》，2005（8），第29页。
⑥舒宗侨：《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新闻摄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8页。
⑦罗光达：《晋察冀新闻摄影和画报出版工作》，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辑部编，《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⑧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⑩沙飞：《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序》，王雁主编，《沙飞纪念集：1912—1950》，深圳：海天出版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美]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李洁：《传播技术建构共同体？——从英尼斯到麦克卢汉》，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第57页。
池田诚[日]编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译校：《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4页。
（作者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传播学硕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