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公众在参观文化遗产景点时，对各类项目的兴趣程度从文物本体到周边产品、娱乐消费项目依次降低。文化资本对一个人的考占遗址认知程度影响最大，印教育程度越高，越喜欢读书、旅游的人认知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则与遗址认知程度之间没有显著关联。同时，对于“公众”概念本身，通过因子分析进行兴趣类型的细化具体分成新兴技术、感触互动、宣传解说、娱乐消费四类，各类公众体现出不同特征，有助于今后考古遗址阐释与展示更具针对性。
关键词：考古遗址；公众；认知；态度；数据分析
一、背景与方法
公众考古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化遗产领域热点课题。具体而言，公众考古涉及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即公众与考古的关联。在实践层面，公众参观、参与考古的活动逐步开展，各类微信平台纷纷建立，甚至诞生了不少以通俗甚至娱乐化的语言介绍考古知识的媒介。这类实践遵循一个基本预设：公众对考古的认知程度并不高，但有足够的兴趣，需要创造通俗易懂的信息，通过各类媒介——如新媒体平台、参与考古活动、讲座等，满足其兴趣，提升其对考古的关注度与认知水平。
不过，这条预设并没有对一个核心概念——“公众”进行详细辨析。公众，并非泛指“所有人”，而应认识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群体。这些不同的背景，同时反过来影响着他们与考古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群体对考古的兴趣程度、兴趣点、认知程度、展示阐释方式的需求等等，都可能不尽相同。“娱乐化”、“萌化”的语言是否真的可以引起人的足够兴趣和重视？甚至可以说，在现有状态下，是不能指望某些群体对考古产生兴趣的。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进行细分，并对影响其考古兴趣、认知以及需求的要素进行考察，才能更有效的制定公众考古的具体策略，避免想当然的“专家视角”。
本项调查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跟踪研究”所发放的公众调查问卷，问卷主要考察公众对“大遗址”概念的认知与态度，其中多组变量可进行深入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公众的具体细分群体，及其对考古和考古遗址认知与兴趣的关系。
问卷于2013年6月至9月通过网络和实地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1592份，其中网络调查所占比例为44.7%，实地调查地点包括北京（东城区和丰台区）、陕西西安、山西太原、河南郑州、云南昆明和山东东营。问卷发放同时采用入户调查和街头访问两种方式。数据分析通过统计软件SPSS19进行。受访者基本信息如下：
二、公众的考古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针对公众的考古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项分析中，笔者将从事“文博行业”的受访者暂时筛除，以确定分析对象为纯粹意义的“公众”，之后会将文博行业从业者与普通公众进行对比分析。
1.考古遗址认知程度
为测量受访者对考古遗址的认知程度，问卷设计若干问题，包括对“考古”、“遗址”等几个概念是否听说过，是否能准确判断出哪些是考古遗址。问卷同时设计了一些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领域的其他概念，作为参考对比选项。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94.4%）听说过“考古”的概念，并能够准确说出考古工作的内容——通过研究古代社会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
在18个相关概念中，大多数概念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但“考古遗址公园”的认知率（73%）比“自然保护区”（96.4%）和“国家森林公园”（94.9%）的认知率低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文化遗产日的认知水平也一般（68.5%），认知率最低的则是“大遗址”，只有34.7%的人听说过这个概念。
对遗址的判断，问卷选择了10个遗产地，要求受访者判断其“是否属于遗址”。这些遗产地中，属于遗址的包括北京圆明园、西安兵马俑、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北京周口店，不属于遗址的包括西安大雁塔、北京故宫、龙门石窟、平遥古城、拉萨布达拉官。错误答案中选择是考古遗址比例最高的是龙门石窟（66.9%的人将其认为是遗址），略高于正确答案中选择率最低的大明宫（65.6%的人认为其是遗址）。我们可以推测，回答问卷的受访者在其拿不准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是遗址”，这也是造成将非遗址选为遗址的比率高于相反情况的原因。另外，问卷还提供了一个“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的选项，结果表明，殷墟、大明宫是“名气”最小的两个遗址，分别有12%和8.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而圆明园和故宫则几乎是满分。这与我们平日中的印象相吻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将每一道题的回答赋值的方式，计算每个个案在考古遗址认知程度上的得分。这个得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A：考古概念（听说过1分/没听说过0分）；
B：正确认知考古内容（选择正确选项一选择的错误选项数量），即最高分1分，最低分为一3；
C：大遗址、考古遗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4个概念（每听说过1个得1分）
D：遗址判断（判断正确1分/错误0分），即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
最终，考古遗址认知程度总分=A+B+C+D，最高分为16，最低分为-3，
下面两张图表，上图是普通公众的考古认知得分，下图是作为对比的文博行业从业者认知得分。对比而言，文博行业的平均分（11.59）比普通公众（9.71）高约两分，文博行业有效的151个案例中，有13人完全回答对了所有问题，比例大大高于普通公众（1352个案中有10人）。这也能够表明，本调查对考古认知程度的测算符合客观情况。
具体看普通公众的得分情况，有10位受访者完全答对了关于考古遗址知识认知的所有问题，最差的受访者得了2分。大多数受访者的得分集中在9分到11分之间，其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测量结果是可靠有效。
总体而言，如果将遗址认知总分的满分设为100分的话，那么众多受访者对于考古遗址的认识程度处于及格分数线周围，他们大都属于听说过考古，能够正确认识考古，听说过部分与考古相关的概念，不太了解大遗址，而且对考古遗址的判断能力一般。 如果做些简单的归类，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文物景点的兴趣以文物本身为核心，形成一个从文物到展示阐释再到附带项目的层次格局。其兴趣随着项目距离文物实际的距离拉大而减小。即使近年来新技术和宣传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但真正承载一个考古遗址对于公众的吸引力的，还是具有足够价值的“干货”。
2.因子分析——公众兴趣的细分
对公众的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不同人的类型和需求。上文呈现的公众兴趣的程度，只是从宏观角度列出了不同项目受总体游客青睐的程度。而具体的公众类别分析，则要借助于统计学的因子分析。简而言之，因子分析是将若干变量经过计算，化约为少数几个具有相同特质变量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上述14类项目视为14个产品的话，某类公众对其中几项产品的兴趣度，可能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某类人喜欢A产品，其同时喜欢C、D、G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公众根据其对不同产品的青睐度做出区分。
通过分析得出如下表格，兴趣选项被依次归为4类，并且得出各自的因子数值。然而，因子分析只是我们化约变量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得出的类别，归为一类的具体项目有什么共同特征？这是对新产生的类别命名的关键。根据仔细比对，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
组1：新兴技术类：包括互动触摸屏、微缩模型、历史场景数字模拟、自助导游器；
组2：感触互动类：包括真文物、文史讲座、参观/参与考古文物；
组3：宣传解说类：包括导游员解说、经典宣传册、宣传片；
组4：娱乐消费类：包括身着古装拍照、购买纪念品、文化演出。
这四个类别分别对应着游客的四种倾向，由于其分值之间不具相关性，所以以其分值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游客的背景与其兴趣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提出的是，“说明牌”在统计分析后，并没有被划分为任何一个类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一类。
3.兴趣影响因素
下面将通过回归分析的方式，对这四个类别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我们以这四个类别分别获得的公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体现受访者个人背景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具体结果如下：
对四类兴趣因子产生显著影响的要素包括（如无具体标注，则为正相关）：
组1：新兴技术——学历、年龄（负相关）、舞台演出、遗址认知；
组2：感触互动——行业、读书、音乐、旅游、遗址认知；
组3：宣传解说——收入、年龄、运动、志愿、游戏（负）；
组4：娱乐消费——学历（负）、收入（负）、年龄（负）、读书（负）、舞台演出、遗址认知（负）。
将以上结果汇总在下表中，能够清晰看出各因素和兴趣因子的关系，红色表示正相关，绿色表示负相关。
有几点需要进行分析。一是各类兴趣因子所受影响的因素并不一致，比如学历高低只对新兴技术兴趣具有正面影响，收入高低只对宣传解说兴趣有正面影响，而遗址认知程度高低则与是否喜欢宣传解说类项目无关。
第二是除了喜欢观看舞台演出的受访者更可能喜欢娱乐消费类项目之外，娱乐消费类项目与学历、收入、年龄、读书、遗址认知呈显著负相关。即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年龄越大、读书越多、遗址认知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不会喜欢娱乐消费类的项目。或换言之，这类人参观考古遗址的目的和需求并非娱乐消费，而是其他项目。
第三是我们可通过这个表格对具体的展示、阐释方式提供建议。比如，新兴技术类的展示、阐释项目的吸引力针对的是学历高、遗址认知度高而年龄相对年轻的游客，那么其设计便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提升内容的知识性，针对年轻人的心理进行文本的撰写，避免过度说教。另外如宣传解说类项目对收入高、年龄高且更愿意参加运动和志愿活动的人更有吸引力，这类人应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类人，在设计这类项目时，便可以考虑在解说词中加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责任、社会参与等方面内容，以鼓励其积极参加，并通过自身的资源带动周围人参加这类活动。
4.对遗址展示设施的态度
最后，问卷针对遗址的展示设施外观设置了一个问题：“设想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您可以去参观，您希望它是什么样子的？”由于大部分作答者没有考‘占学专业背景，其态度可反映普通公众在参观考古遗址时的喜好和倾向。结果显示，公众对考古遗址修建任何形式的保护棚都比较不认可，获得支持最多的选项是“挖掘出来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另外“用图片或文字等说明牌在遗址旁介绍它的情况”和“通过推测，把遗址的大小、范围、形状、空间、结构、材质等用其他方法模拟出来”也获得了一半左右的支持。与之相反，修建简易棚、古代样式或现代样式的房屋作为保护棚的方式都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支持，甚至不如完全复原获得的支持率高。
这个结果说明公众对遗址的态度是，对遗址本身，倾向于让其保持一种遗址的“残缺状态”，通过模拟等方式对其进行展示，并最大程度希望获得能够激发其“想象力”的遗址外观。一个普遍的倾向是拒绝“新建筑”，哪怕是对遗址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简单的保护棚，从心理上也难以接受。
将这个结果与上面所述的参观者对不同项目兴趣的结果可以对照着分析。我们可以将游客的兴趣和其对考古遗址外观的倾向分别分为三个层次：
因此，数据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公众对遗址的看重程度存在着一个直观接触一精神感悟一休闲娱乐三个层次的差别。这也提醒着遗址展示和阐释的工作者，在关注进行旅游开发之前，应该先对遗址本体的价值及其展示阐释的方法进行仔细考量。换句话说，如果遗址本身可看的、可触摸和理解感悟的信息非常有限，即使娱乐设施和方案做的再精彩，对于潜在游客来说，也是不具备任何吸引力的。
四、结论
1.公众对考古、遗址、大遗址等概念的认知水平及格。其中，对除大遗址外大部分概念的听说程度较高，但对遗址的真正含义理解不够。大遗址作为一个概念，知晓率偏低。
2.对文物景点的项目兴趣从文物到周边产品依次降低。去文物景点，公众主要还是对与文物本体相关的内容最感兴趣，对与文物本身的互动和知识兴趣浓厚，对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方式接受度一般，对导游、宣传册等讲解宣传方式兴趣度一般，对最外围的娱乐休闲要素兴趣度最低。文博行业与非文博行业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认知度更高，对新兴技术和感触互动类项目兴趣度更高。
3.公众对遗址外观的倾向性明显，基本上呈现对简单的外观倾向性高于复杂的外观。在公众意识中，遗址本体动的越少越好，模拟展示和说明牌属于简单的阐释方式，能够激发一定想象力；而大部分公众对在遗址本体上修建任何类型的建筑均不太能够接受。
这对遗址的展示和阐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问，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对遗址进行简单的展示和阐释，而不是进行大规模保护建筑的建设，那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的建设是否对促进遗址的展示有实质意义？诚然，公众对遗址保护中保护棚的重要功能可能理解不够，仅从视觉观感的角度去进行判断。但即使如此，简单的保护棚，加上有效的模拟展示以及说明牌的引导，是否足够达到对遗址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效果？
4.文化资本要素对认知程度具有影响，经济资本影响不大。一个人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越高，其对遗址的认知程度越高；但一个人是否有钱，对其认知遗址的程度没有任何影响。同时，文化资本背景对受访者对娱乐休闲类的项目具有负相关性。即一个人文化程度越高（教育水平高、爱读书、爱旅游，遗址认知程度高），其越不会喜爱文物景点的娱乐休闲类项目。
这一点给我们很多启示，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人对休闲娱乐类项目不感兴趣，是因为其发自内心地排斥这些项目，还是因为目前国内文物旅游的休闲娱乐类项目太过庸俗，导致其观感不佳？如果是前者，那么开展遗址旅游的周边休闲项目面临的困境会很大，将难以避免只能吸引文化层次较低游客的局限性。而如果是后者，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激发这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去进行消费？消费什么样的产品？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考量的问题。
关键词：考古遗址；公众；认知；态度；数据分析
一、背景与方法
公众考古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化遗产领域热点课题。具体而言，公众考古涉及两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即公众与考古的关联。在实践层面，公众参观、参与考古的活动逐步开展，各类微信平台纷纷建立，甚至诞生了不少以通俗甚至娱乐化的语言介绍考古知识的媒介。这类实践遵循一个基本预设：公众对考古的认知程度并不高，但有足够的兴趣，需要创造通俗易懂的信息，通过各类媒介——如新媒体平台、参与考古活动、讲座等，满足其兴趣，提升其对考古的关注度与认知水平。
不过，这条预设并没有对一个核心概念——“公众”进行详细辨析。公众，并非泛指“所有人”，而应认识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群体。这些不同的背景，同时反过来影响着他们与考古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群体对考古的兴趣程度、兴趣点、认知程度、展示阐释方式的需求等等，都可能不尽相同。“娱乐化”、“萌化”的语言是否真的可以引起人的足够兴趣和重视？甚至可以说，在现有状态下，是不能指望某些群体对考古产生兴趣的。因此，有必要对“公众”进行细分，并对影响其考古兴趣、认知以及需求的要素进行考察，才能更有效的制定公众考古的具体策略，避免想当然的“专家视角”。
本项调查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跟踪研究”所发放的公众调查问卷，问卷主要考察公众对“大遗址”概念的认知与态度，其中多组变量可进行深入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公众的具体细分群体，及其对考古和考古遗址认知与兴趣的关系。
问卷于2013年6月至9月通过网络和实地发放，共回收有效问卷1592份，其中网络调查所占比例为44.7%，实地调查地点包括北京（东城区和丰台区）、陕西西安、山西太原、河南郑州、云南昆明和山东东营。问卷发放同时采用入户调查和街头访问两种方式。数据分析通过统计软件SPSS19进行。受访者基本信息如下：
二、公众的考古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针对公众的考古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项分析中，笔者将从事“文博行业”的受访者暂时筛除，以确定分析对象为纯粹意义的“公众”，之后会将文博行业从业者与普通公众进行对比分析。
1.考古遗址认知程度
为测量受访者对考古遗址的认知程度，问卷设计若干问题，包括对“考古”、“遗址”等几个概念是否听说过，是否能准确判断出哪些是考古遗址。问卷同时设计了一些关于文化遗产和自然保护领域的其他概念，作为参考对比选项。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94.4%）听说过“考古”的概念，并能够准确说出考古工作的内容——通过研究古代社会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
在18个相关概念中，大多数概念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但“考古遗址公园”的认知率（73%）比“自然保护区”（96.4%）和“国家森林公园”（94.9%）的认知率低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文化遗产日的认知水平也一般（68.5%），认知率最低的则是“大遗址”，只有34.7%的人听说过这个概念。
对遗址的判断，问卷选择了10个遗产地，要求受访者判断其“是否属于遗址”。这些遗产地中，属于遗址的包括北京圆明园、西安兵马俑、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北京周口店，不属于遗址的包括西安大雁塔、北京故宫、龙门石窟、平遥古城、拉萨布达拉官。错误答案中选择是考古遗址比例最高的是龙门石窟（66.9%的人将其认为是遗址），略高于正确答案中选择率最低的大明宫（65.6%的人认为其是遗址）。我们可以推测，回答问卷的受访者在其拿不准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是遗址”，这也是造成将非遗址选为遗址的比率高于相反情况的原因。另外，问卷还提供了一个“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的选项，结果表明，殷墟、大明宫是“名气”最小的两个遗址，分别有12%和8.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而圆明园和故宫则几乎是满分。这与我们平日中的印象相吻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通过将每一道题的回答赋值的方式，计算每个个案在考古遗址认知程度上的得分。这个得分的计算方式如下：
A：考古概念（听说过1分/没听说过0分）；
B：正确认知考古内容（选择正确选项一选择的错误选项数量），即最高分1分，最低分为一3；
C：大遗址、考古遗址、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4个概念（每听说过1个得1分）
D：遗址判断（判断正确1分/错误0分），即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
最终，考古遗址认知程度总分=A+B+C+D，最高分为16，最低分为-3，
下面两张图表，上图是普通公众的考古认知得分，下图是作为对比的文博行业从业者认知得分。对比而言，文博行业的平均分（11.59）比普通公众（9.71）高约两分，文博行业有效的151个案例中，有13人完全回答对了所有问题，比例大大高于普通公众（1352个案中有10人）。这也能够表明，本调查对考古认知程度的测算符合客观情况。
具体看普通公众的得分情况，有10位受访者完全答对了关于考古遗址知识认知的所有问题，最差的受访者得了2分。大多数受访者的得分集中在9分到11分之间，其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测量结果是可靠有效。
总体而言，如果将遗址认知总分的满分设为100分的话，那么众多受访者对于考古遗址的认识程度处于及格分数线周围，他们大都属于听说过考古，能够正确认识考古，听说过部分与考古相关的概念，不太了解大遗址，而且对考古遗址的判断能力一般。 如果做些简单的归类，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文物景点的兴趣以文物本身为核心，形成一个从文物到展示阐释再到附带项目的层次格局。其兴趣随着项目距离文物实际的距离拉大而减小。即使近年来新技术和宣传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但真正承载一个考古遗址对于公众的吸引力的，还是具有足够价值的“干货”。
2.因子分析——公众兴趣的细分
对公众的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不同人的类型和需求。上文呈现的公众兴趣的程度，只是从宏观角度列出了不同项目受总体游客青睐的程度。而具体的公众类别分析，则要借助于统计学的因子分析。简而言之，因子分析是将若干变量经过计算，化约为少数几个具有相同特质变量的过程。如果我们将上述14类项目视为14个产品的话，某类公众对其中几项产品的兴趣度，可能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某类人喜欢A产品，其同时喜欢C、D、G产品的可能性也很大。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公众根据其对不同产品的青睐度做出区分。
通过分析得出如下表格，兴趣选项被依次归为4类，并且得出各自的因子数值。然而，因子分析只是我们化约变量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得出的类别，归为一类的具体项目有什么共同特征？这是对新产生的类别命名的关键。根据仔细比对，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
组1：新兴技术类：包括互动触摸屏、微缩模型、历史场景数字模拟、自助导游器；
组2：感触互动类：包括真文物、文史讲座、参观/参与考古文物；
组3：宣传解说类：包括导游员解说、经典宣传册、宣传片；
组4：娱乐消费类：包括身着古装拍照、购买纪念品、文化演出。
这四个类别分别对应着游客的四种倾向，由于其分值之间不具相关性，所以以其分值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游客的背景与其兴趣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值得提出的是，“说明牌”在统计分析后，并没有被划分为任何一个类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一类。
3.兴趣影响因素
下面将通过回归分析的方式，对这四个类别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我们以这四个类别分别获得的公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体现受访者个人背景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具体结果如下：
对四类兴趣因子产生显著影响的要素包括（如无具体标注，则为正相关）：
组1：新兴技术——学历、年龄（负相关）、舞台演出、遗址认知；
组2：感触互动——行业、读书、音乐、旅游、遗址认知；
组3：宣传解说——收入、年龄、运动、志愿、游戏（负）；
组4：娱乐消费——学历（负）、收入（负）、年龄（负）、读书（负）、舞台演出、遗址认知（负）。
将以上结果汇总在下表中，能够清晰看出各因素和兴趣因子的关系，红色表示正相关，绿色表示负相关。
有几点需要进行分析。一是各类兴趣因子所受影响的因素并不一致，比如学历高低只对新兴技术兴趣具有正面影响，收入高低只对宣传解说兴趣有正面影响，而遗址认知程度高低则与是否喜欢宣传解说类项目无关。
第二是除了喜欢观看舞台演出的受访者更可能喜欢娱乐消费类项目之外，娱乐消费类项目与学历、收入、年龄、读书、遗址认知呈显著负相关。即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年龄越大、读书越多、遗址认知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不会喜欢娱乐消费类的项目。或换言之，这类人参观考古遗址的目的和需求并非娱乐消费，而是其他项目。
第三是我们可通过这个表格对具体的展示、阐释方式提供建议。比如，新兴技术类的展示、阐释项目的吸引力针对的是学历高、遗址认知度高而年龄相对年轻的游客，那么其设计便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提升内容的知识性，针对年轻人的心理进行文本的撰写，避免过度说教。另外如宣传解说类项目对收入高、年龄高且更愿意参加运动和志愿活动的人更有吸引力，这类人应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一类人，在设计这类项目时，便可以考虑在解说词中加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责任、社会参与等方面内容，以鼓励其积极参加，并通过自身的资源带动周围人参加这类活动。
4.对遗址展示设施的态度
最后，问卷针对遗址的展示设施外观设置了一个问题：“设想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您可以去参观，您希望它是什么样子的？”由于大部分作答者没有考‘占学专业背景，其态度可反映普通公众在参观考古遗址时的喜好和倾向。结果显示，公众对考古遗址修建任何形式的保护棚都比较不认可，获得支持最多的选项是“挖掘出来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另外“用图片或文字等说明牌在遗址旁介绍它的情况”和“通过推测，把遗址的大小、范围、形状、空间、结构、材质等用其他方法模拟出来”也获得了一半左右的支持。与之相反，修建简易棚、古代样式或现代样式的房屋作为保护棚的方式都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支持，甚至不如完全复原获得的支持率高。
这个结果说明公众对遗址的态度是，对遗址本身，倾向于让其保持一种遗址的“残缺状态”，通过模拟等方式对其进行展示，并最大程度希望获得能够激发其“想象力”的遗址外观。一个普遍的倾向是拒绝“新建筑”，哪怕是对遗址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简单的保护棚，从心理上也难以接受。
将这个结果与上面所述的参观者对不同项目兴趣的结果可以对照着分析。我们可以将游客的兴趣和其对考古遗址外观的倾向分别分为三个层次：
因此，数据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公众对遗址的看重程度存在着一个直观接触一精神感悟一休闲娱乐三个层次的差别。这也提醒着遗址展示和阐释的工作者，在关注进行旅游开发之前，应该先对遗址本体的价值及其展示阐释的方法进行仔细考量。换句话说，如果遗址本身可看的、可触摸和理解感悟的信息非常有限，即使娱乐设施和方案做的再精彩，对于潜在游客来说，也是不具备任何吸引力的。
四、结论
1.公众对考古、遗址、大遗址等概念的认知水平及格。其中，对除大遗址外大部分概念的听说程度较高，但对遗址的真正含义理解不够。大遗址作为一个概念，知晓率偏低。
2.对文物景点的项目兴趣从文物到周边产品依次降低。去文物景点，公众主要还是对与文物本体相关的内容最感兴趣，对与文物本身的互动和知识兴趣浓厚，对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方式接受度一般，对导游、宣传册等讲解宣传方式兴趣度一般，对最外围的娱乐休闲要素兴趣度最低。文博行业与非文博行业存在显著差异，前者认知度更高，对新兴技术和感触互动类项目兴趣度更高。
3.公众对遗址外观的倾向性明显，基本上呈现对简单的外观倾向性高于复杂的外观。在公众意识中，遗址本体动的越少越好，模拟展示和说明牌属于简单的阐释方式，能够激发一定想象力；而大部分公众对在遗址本体上修建任何类型的建筑均不太能够接受。
这对遗址的展示和阐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问，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对遗址进行简单的展示和阐释，而不是进行大规模保护建筑的建设，那么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的建设是否对促进遗址的展示有实质意义？诚然，公众对遗址保护中保护棚的重要功能可能理解不够，仅从视觉观感的角度去进行判断。但即使如此，简单的保护棚，加上有效的模拟展示以及说明牌的引导，是否足够达到对遗址进行展示和阐释的效果？
4.文化资本要素对认知程度具有影响，经济资本影响不大。一个人所掌握的文化资本越高，其对遗址的认知程度越高；但一个人是否有钱，对其认知遗址的程度没有任何影响。同时，文化资本背景对受访者对娱乐休闲类的项目具有负相关性。即一个人文化程度越高（教育水平高、爱读书、爱旅游，遗址认知程度高），其越不会喜爱文物景点的娱乐休闲类项目。
这一点给我们很多启示，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人对休闲娱乐类项目不感兴趣，是因为其发自内心地排斥这些项目，还是因为目前国内文物旅游的休闲娱乐类项目太过庸俗，导致其观感不佳？如果是前者，那么开展遗址旅游的周边休闲项目面临的困境会很大，将难以避免只能吸引文化层次较低游客的局限性。而如果是后者，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激发这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去进行消费？消费什么样的产品？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考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