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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那年，一位“准童工”进了一家军工厂当了名喷漆工。18岁那年，他穿了一身肥大的军装进了军营，当过报务员，喂过猪，做过炊事员和文书。到地方后，从临时工干起，最后成为一名公务员。这位自称“业余诗人”的公务员没想到自己还获得了“中国十佳诗人”的桂冠。
做官，需要严谨与稳重；作诗，需要浪漫与激情。二者在“官员诗人”车延高身上得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诗歌对我来说，是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另一只眼睛。”车延高说，诗歌创作是自己的业余爱好，这与本职工作并不矛盾。从工作来说，是“居庙堂之高”，而作为诗人，则是“处江湖之远”。
从喷漆工到纪委书记
车延高的父亲是军人，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母亲早在1947年就加人中共。车延高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做任何事以公为大。在他们身上一直保持着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进城后担任领导干部，生活上照样简朴。”
车延高是家中的老大，一岁时随父母到了上海，后到镇江、重庆。在歌乐山曙光小学读至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他被迫中断学业。
16岁那年，车延高进入陕西国营792厂(现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一位喷漆工。喷漆是一个有害工种，作业时必须全副武装，裹得结结实实。尤其是夏天，油漆挥发快，气味十分呛人，再加上密不透气的工装，一场活下来，常常一身汗水。然而，车延高任劳任怨，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1975年，报名入伍，成了84673部队的报务员。部队在青海西宁，空气高度缺氧，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然而，车廷高没有因此而退缩，更没有因环境艰苦而消沉，而是努力地工作。报务员工作要求政治素质高，对信号、电波长波有高度的灵敏度，最初训练时，打电键手指会裂开，渗出血，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咬牙坚持。由于当时生活异常艰苦，常年连蔬菜都难得吃上，整天是土豆，连馒头也蒸不熟，两年后车延高的身体垮下来了，不适应报务员工作，于是连队安排他喂猪，当炊事员，后看他有一定文字功力，就安排他当文书。
当时，车延高负责过部队的墙报，所写的文章与一手字让战友羡慕不已。为此，他曾被抽调到西宁军区政治部编撰过《红四方面军青海蒙难记》。这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反映部队生活。1978年，《青海日报》副刊发表了车延高的处女作。尽管是一首小诗，但这是第一篇作品，他足足兴奋了一个星期，那种感觉至今难以忘怀。
6年的部队生活，练就了车延高坚韧、果断、雷厉风行的秉性或办事风格。1981年转业后，车延高先后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办事处、劳动街办事处，江岸区委、硚口区委工作，后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1年5月任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2003年2月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其间，组织上曾派他到国家行政学院学习3个月，1991年车延高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我深深感到是祖国养育了我，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一起共事的领导和同志们帮助了我。我受人民之托，要谋人民之事，当好人民公仆。”
车延高清楚，自己长期在城区工作，思维方式、工作能力、实际水平都有局限性，组织上调自己到政府办公厅工作，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给了自己一个学习、锻炼的新平台。2006年12月20日下午，中共武汉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车延高当选为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另一只眼睛
2008年，车延高的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被《十月》杂志评为三年度文学奖，同年被《芳草》杂志推举为双年十佳诗人，2009年又被《诗选刊》评为年度“中国十佳诗人”。《诗选刊》给车延高的颁奖词是：“车延高的诗歌具有将广泛的题材予以丰富其内在活力的创作能力，充分体现了现代诗对传统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进行美学经验吸取的努力和尝试，体现出了从容的大智慧，大视角和大悲悯。”
“诗是属于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去侍弄的；是长在花季，用花朵的眼睛看世界的人去写的；是形象思维大于理性思维的人去写的；是带着情感肆意挥霍文字的人去写的；是满世界找灵感，用血熬心写字的人去写的。这些好像都不属于我——从年龄看，我属于激情已被岁月榨干了的年龄。但命运还是鬼使神差，让我在不惑之年迈进诗歌创作的苦旅。”尽管车延高在诗歌上很有成就、反响很大，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诗歌界的一位“新兵”，他自2005年初才正式开始诗歌业余创作。
业余创作于车延高来说，最稀缺的资源是时间，除了工作，他是那种“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的写作狂，有一点时间就去琢磨诗。“最初写诗是一种无奈。没到重要领导岗位之前，写什么都是一己之见，任职以后就不同了，一篇杂文出去，别人随时可能对号入座，麻烦就来了。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别人不易对号入座的文体，最后选定了诗歌。诗歌抒情多论理少，不太容易惹麻烦。就这样，从2005年2月开始，我迈进了诗歌创作的苦旅。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我写诗另一个工作所迫的原因是工作太忙，而诗歌短，可以一气呵成。我是靠每天早晨5:30到7:40这段时间写作。”
因为身份特殊，官员写诗为人所诟病，往往遭到“不务正业”和“附庸风雅”之类的非议和责难。对此，车延高如此解释：“诗歌对我来说，是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又一只眼睛。有了这只眼睛，可以使我在讴歌生活时有一种清醒，眼睛不离泥土和根，不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写作才会和社会息息相关。所以我写诗时追求一种坚持和对生活的切入，抗冰雪，抗震，奥运会，我都会让我的笔站起来说话。我认为这时最能见一个诗人的功力和责任。我说句不对也不错的话，命题作文是最难写的，你要按社会的要求去熬心写字，而不是在自己的小情绪里自慰。”
《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报刊都发表过车延高的诗歌作品，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还曾被《新华文摘》转发。“现在挤时间写诗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这种乐趣就是在调整和转换中让时间给自己奉献成果。坐在办公桌前，我是公仆，我的成果是勤政为民，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坐在电脑桌前，我是诗人，我的成果是草就一首好诗，让自己激动，让欣赏的人在阅读中增加幸福指数。”
车延高有一个习惯，平时随时都带有纸与笔，哪怕是散步，每有灵感突现，他会及时记 下来。他说：“不要小看灵感的积蓄，其实有一些东西的发酵就可以成为诗。”
“他们习惯于扎堆儿／三五一群，在树荫下躲着／他们习惯坐在自己的扁担上／就像坐在稳稳的江山／……”车延高这首《把自己当扁担的人》就是灵感喷发而出的文字。他说：“我为写这首诗我到街头看挑夫看了好几次，看他们坐在扁担上等待，他们坐在扁担上像坐在稳稳的江山。其实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个灵感。”
诗人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个体而存在的，但诗人又区别于普通人，诗人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作为一名官员，车延高直接投身于社会大变革的洪流，作为一位诗人，他乐此不疲地为大时代放声歌唱。
在同事、朋友的眼中，车延高是“很理性的”。他自己也说：“如果不看我的诗，没人会相信，我心里流淌着一条情感的大河。”翻阅车延高的诗作，看不到常见的逃避现实的吟风弄月，也看不到故作高雅的无病呻吟。他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尝试在形式上打破拘泥。
如今，很多人都有写网络日记即博客的习惯。车延高不是一位爱追逐“时尚”的官员，也不是一位爱“作秀”的官员，几年前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对于他来说只是闲情逸致，内容不涉及政事活动，全是个人的诗歌作品。“我在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时，就注意到网络的力量，于是开始接触网络。后来，考虑到自己爱写诗，何不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向社会推推自己的作品，就开了诗歌博客。社会上有人说，官员博客多半是假的，是秘书代写的，不论人家如何评价，我的博客是自己亲自写，以此对自己写作形成一种压力，经常更新就要坚持。每天晚上，别人在打扑克牌的时候或忙于其他应酬，我就看书或写博，每天早上是我写作的黄金时段。”
让“阳光”下的廉政成为文化力量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员干部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明显增多，经常面临诱惑与反诱惑、腐蚀与反腐蚀的考验。因此，任武汉市纪委书记后，车延高很注重加大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意识。他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把握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现状、思想动态，深入研究领导干部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特点，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尽可能让教育内容易于为教育对象接受，能够真正触及灵魂、规范行为。
“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这句最近颇为流行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与制度的互补关系。观念激荡，需常洗心灵之垢；物欲诱惑，应常敲警世之钟。在利益诉求多元、价值观念多样的今天，反腐倡廉不仅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同时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法律有到达不了的地方，文化却无所不入。车延高清楚，再完备的制度，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文化支持，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甚至会出现所谓的“潜规则”。他于是着意营造廉政文化。
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方面，车延高与武汉市纪委一班人按市委的要求，以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为载体，深入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在全市开展送廉政短信、廉政贺卡、廉政文章，推荐廉政书籍的“三送一荐”活动，创办手机“廉政周刊”，面向全国组织廉政短信、廉政小品、廉政诗歌的征集活动。同时，武汉市纪委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举办“行风连线”互动节目，形成“一次上线、四次见面”的格局，认真听取民声，拓宽群众诉求渠道，“零距離”接受百姓“问政”。
反腐倡廉，既要惩治于已然，又要防患于未然。为加强警示教育，他们探索运用“算账”、“现身说法”、“以案代训”等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警示教育活动。此外，武汉市纪委还设有“特邀监察员”、“暗访队伍”、“局长直通车”等。他们还在中共“五大”会址筹建了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为加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纪委机关，车延高提出“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的口号，自己做出“样子”，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将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他积极推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基建、物资采购制度。在车延高看来，领导干部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生活的习惯，是正确行使权力的客观要求。在他眼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让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可能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他主动接受监督，以坚强的党性、良好的作风、规范的制度和人格的魅力抓班子带队伍，为更好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领导水平。
车延高注意在小事上约束自己，父母去世时，他力求不惊动人，悄悄地安排了老人的后事。自己住院时，往往只有亲人与秘书知道，好几次住院没有人觉察到。他对家人要求严格，为人极为低调，不让人感觉到是一位领导干部的亲属。对于他人的宴请，他总是善意谢绝，尽可能排除人情干扰。
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每逢过年过节，车延高都要提前向党政机关干部“打招呼”，强调要带头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禁巧立名目突击花钱或违反规定发放津贴补贴及福利，坚决制止奢靡之风和铺张浪费。他说：“对干部的严格监督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我们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做到打招呼在前，教育在先，减少和避免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
职务犯罪是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有结合的产物，预防职务犯罪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教育管理打破这种结合。车延高积极探索预防职务犯罪的有关环节，努力让广大公务人员修品行，让其不想；健机制，让其不愿；严法纪，让其不敢；绝机会，让其不能，最终达到消除职务犯罪的终极目标。车延高说，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对干部任命，武汉市纪委划定有“硬杠杠”，所有干部上岗必须先过“考廉”关，防止和纠正“带病上岗”、“带病提职”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的发生。车延高密切关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腐败及腐败犯罪的新趋向、新问题，使腐败“无擦边球可打”，露头即打，施以重拳，使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进而彻底消除一些存在的侥幸心理，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尽管武汉市纪委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车延高和所带领的一班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始终坚守一个原则：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以自己的卓越行为践行着自己铿锵的入党誓言，书写最新最美的诗行……
做官，需要严谨与稳重；作诗，需要浪漫与激情。二者在“官员诗人”车延高身上得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诗歌对我来说，是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另一只眼睛。”车延高说，诗歌创作是自己的业余爱好，这与本职工作并不矛盾。从工作来说，是“居庙堂之高”，而作为诗人，则是“处江湖之远”。
从喷漆工到纪委书记
车延高的父亲是军人，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母亲早在1947年就加人中共。车延高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做任何事以公为大。在他们身上一直保持着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进城后担任领导干部，生活上照样简朴。”
车延高是家中的老大，一岁时随父母到了上海，后到镇江、重庆。在歌乐山曙光小学读至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他被迫中断学业。
16岁那年，车延高进入陕西国营792厂(现陕西群力电工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一位喷漆工。喷漆是一个有害工种，作业时必须全副武装，裹得结结实实。尤其是夏天，油漆挥发快，气味十分呛人，再加上密不透气的工装，一场活下来，常常一身汗水。然而，车延高任劳任怨，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1975年，报名入伍，成了84673部队的报务员。部队在青海西宁，空气高度缺氧，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然而，车廷高没有因此而退缩，更没有因环境艰苦而消沉，而是努力地工作。报务员工作要求政治素质高，对信号、电波长波有高度的灵敏度，最初训练时，打电键手指会裂开，渗出血，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咬牙坚持。由于当时生活异常艰苦，常年连蔬菜都难得吃上，整天是土豆，连馒头也蒸不熟，两年后车延高的身体垮下来了，不适应报务员工作，于是连队安排他喂猪，当炊事员，后看他有一定文字功力，就安排他当文书。
当时，车延高负责过部队的墙报，所写的文章与一手字让战友羡慕不已。为此，他曾被抽调到西宁军区政治部编撰过《红四方面军青海蒙难记》。这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反映部队生活。1978年，《青海日报》副刊发表了车延高的处女作。尽管是一首小诗，但这是第一篇作品，他足足兴奋了一个星期，那种感觉至今难以忘怀。
6年的部队生活，练就了车延高坚韧、果断、雷厉风行的秉性或办事风格。1981年转业后，车延高先后在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办事处、劳动街办事处，江岸区委、硚口区委工作，后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1年5月任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2003年2月任武汉市政府秘书长。其间，组织上曾派他到国家行政学院学习3个月，1991年车延高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我深深感到是祖国养育了我，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一起共事的领导和同志们帮助了我。我受人民之托，要谋人民之事，当好人民公仆。”
车延高清楚，自己长期在城区工作，思维方式、工作能力、实际水平都有局限性，组织上调自己到政府办公厅工作，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给了自己一个学习、锻炼的新平台。2006年12月20日下午，中共武汉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车延高当选为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另一只眼睛
2008年，车延高的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被《十月》杂志评为三年度文学奖，同年被《芳草》杂志推举为双年十佳诗人，2009年又被《诗选刊》评为年度“中国十佳诗人”。《诗选刊》给车延高的颁奖词是：“车延高的诗歌具有将广泛的题材予以丰富其内在活力的创作能力，充分体现了现代诗对传统诗歌中的节奏和韵律进行美学经验吸取的努力和尝试，体现出了从容的大智慧，大视角和大悲悯。”
“诗是属于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去侍弄的；是长在花季，用花朵的眼睛看世界的人去写的；是形象思维大于理性思维的人去写的；是带着情感肆意挥霍文字的人去写的；是满世界找灵感，用血熬心写字的人去写的。这些好像都不属于我——从年龄看，我属于激情已被岁月榨干了的年龄。但命运还是鬼使神差，让我在不惑之年迈进诗歌创作的苦旅。”尽管车延高在诗歌上很有成就、反响很大，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诗歌界的一位“新兵”，他自2005年初才正式开始诗歌业余创作。
业余创作于车延高来说，最稀缺的资源是时间，除了工作，他是那种“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的写作狂，有一点时间就去琢磨诗。“最初写诗是一种无奈。没到重要领导岗位之前，写什么都是一己之见，任职以后就不同了，一篇杂文出去，别人随时可能对号入座，麻烦就来了。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种别人不易对号入座的文体，最后选定了诗歌。诗歌抒情多论理少，不太容易惹麻烦。就这样，从2005年2月开始，我迈进了诗歌创作的苦旅。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我写诗另一个工作所迫的原因是工作太忙，而诗歌短，可以一气呵成。我是靠每天早晨5:30到7:40这段时间写作。”
因为身份特殊，官员写诗为人所诟病，往往遭到“不务正业”和“附庸风雅”之类的非议和责难。对此，车延高如此解释：“诗歌对我来说，是从政过程中观察生活的又一只眼睛。有了这只眼睛，可以使我在讴歌生活时有一种清醒，眼睛不离泥土和根，不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写作才会和社会息息相关。所以我写诗时追求一种坚持和对生活的切入，抗冰雪，抗震，奥运会，我都会让我的笔站起来说话。我认为这时最能见一个诗人的功力和责任。我说句不对也不错的话，命题作文是最难写的，你要按社会的要求去熬心写字，而不是在自己的小情绪里自慰。”
《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报刊都发表过车延高的诗歌作品，组诗《日子就是江山》还曾被《新华文摘》转发。“现在挤时间写诗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这种乐趣就是在调整和转换中让时间给自己奉献成果。坐在办公桌前，我是公仆，我的成果是勤政为民，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坐在电脑桌前，我是诗人，我的成果是草就一首好诗，让自己激动，让欣赏的人在阅读中增加幸福指数。”
车延高有一个习惯，平时随时都带有纸与笔，哪怕是散步，每有灵感突现，他会及时记 下来。他说：“不要小看灵感的积蓄，其实有一些东西的发酵就可以成为诗。”
“他们习惯于扎堆儿／三五一群，在树荫下躲着／他们习惯坐在自己的扁担上／就像坐在稳稳的江山／……”车延高这首《把自己当扁担的人》就是灵感喷发而出的文字。他说：“我为写这首诗我到街头看挑夫看了好几次，看他们坐在扁担上等待，他们坐在扁担上像坐在稳稳的江山。其实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发现的一个灵感。”
诗人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个体而存在的，但诗人又区别于普通人，诗人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作为一名官员，车延高直接投身于社会大变革的洪流，作为一位诗人，他乐此不疲地为大时代放声歌唱。
在同事、朋友的眼中，车延高是“很理性的”。他自己也说：“如果不看我的诗，没人会相信，我心里流淌着一条情感的大河。”翻阅车延高的诗作，看不到常见的逃避现实的吟风弄月，也看不到故作高雅的无病呻吟。他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尝试在形式上打破拘泥。
如今，很多人都有写网络日记即博客的习惯。车延高不是一位爱追逐“时尚”的官员，也不是一位爱“作秀”的官员，几年前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对于他来说只是闲情逸致，内容不涉及政事活动，全是个人的诗歌作品。“我在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时，就注意到网络的力量，于是开始接触网络。后来，考虑到自己爱写诗，何不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向社会推推自己的作品，就开了诗歌博客。社会上有人说，官员博客多半是假的，是秘书代写的，不论人家如何评价，我的博客是自己亲自写，以此对自己写作形成一种压力，经常更新就要坚持。每天晚上，别人在打扑克牌的时候或忙于其他应酬，我就看书或写博，每天早上是我写作的黄金时段。”
让“阳光”下的廉政成为文化力量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员干部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明显增多，经常面临诱惑与反诱惑、腐蚀与反腐蚀的考验。因此，任武汉市纪委书记后，车延高很注重加大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意识。他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把握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现状、思想动态，深入研究领导干部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特点，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尽可能让教育内容易于为教育对象接受，能够真正触及灵魂、规范行为。
“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这句最近颇为流行的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与制度的互补关系。观念激荡，需常洗心灵之垢；物欲诱惑，应常敲警世之钟。在利益诉求多元、价值观念多样的今天，反腐倡廉不仅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同时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法律有到达不了的地方，文化却无所不入。车延高清楚，再完备的制度，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文化支持，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甚至会出现所谓的“潜规则”。他于是着意营造廉政文化。
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方面，车延高与武汉市纪委一班人按市委的要求，以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为载体，深入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在全市开展送廉政短信、廉政贺卡、廉政文章，推荐廉政书籍的“三送一荐”活动，创办手机“廉政周刊”，面向全国组织廉政短信、廉政小品、廉政诗歌的征集活动。同时，武汉市纪委通过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络举办“行风连线”互动节目，形成“一次上线、四次见面”的格局，认真听取民声，拓宽群众诉求渠道，“零距離”接受百姓“问政”。
反腐倡廉，既要惩治于已然，又要防患于未然。为加强警示教育，他们探索运用“算账”、“现身说法”、“以案代训”等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警示教育活动。此外，武汉市纪委还设有“特邀监察员”、“暗访队伍”、“局长直通车”等。他们还在中共“五大”会址筹建了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为加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纪委机关，车延高提出“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的口号，自己做出“样子”，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将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他积极推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基建、物资采购制度。在车延高看来，领导干部养成在监督下工作生活的习惯，是正确行使权力的客观要求。在他眼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让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可能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他主动接受监督，以坚强的党性、良好的作风、规范的制度和人格的魅力抓班子带队伍，为更好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领导水平。
车延高注意在小事上约束自己，父母去世时，他力求不惊动人，悄悄地安排了老人的后事。自己住院时，往往只有亲人与秘书知道，好几次住院没有人觉察到。他对家人要求严格，为人极为低调，不让人感觉到是一位领导干部的亲属。对于他人的宴请，他总是善意谢绝，尽可能排除人情干扰。
纪检监察机关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没有天生的免疫力。每逢过年过节，车延高都要提前向党政机关干部“打招呼”，强调要带头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禁巧立名目突击花钱或违反规定发放津贴补贴及福利，坚决制止奢靡之风和铺张浪费。他说：“对干部的严格监督是对干部最大的爱护，我们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做到打招呼在前，教育在先，减少和避免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
职务犯罪是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有结合的产物，预防职务犯罪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教育管理打破这种结合。车延高积极探索预防职务犯罪的有关环节，努力让广大公务人员修品行，让其不想；健机制，让其不愿；严法纪，让其不敢；绝机会，让其不能，最终达到消除职务犯罪的终极目标。车延高说，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对干部任命，武汉市纪委划定有“硬杠杠”，所有干部上岗必须先过“考廉”关，防止和纠正“带病上岗”、“带病提职”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的发生。车延高密切关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腐败及腐败犯罪的新趋向、新问题，使腐败“无擦边球可打”，露头即打，施以重拳，使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进而彻底消除一些存在的侥幸心理，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尽管武汉市纪委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车延高和所带领的一班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始终坚守一个原则：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以自己的卓越行为践行着自己铿锵的入党誓言，书写最新最美的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