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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发行次级债最大的风险点在于。开了戒后就必须年复一年地靠此种形式维持和延续银行资产规模不断增长的需求
赶在2011年上半年最后一天的前一天，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成功发行了380亿元次级债，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附属资本。至此，加上半月前中国建设银行发布将在近两年内发行800亿元次级债的计划，以及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业已完成的分别发行320亿元和500亿元次级债的举动，中国四大银行一个不落地都饮下或将畅饮次级债的“美酒”，总数达到2000亿元。
在四大银行看来，2000亿元的次级债是迎来了一场及时雨，而非背上了“高利债”。但这个看来庞大的数字，对中国四大银行巨头拥有的接近45万多亿元的总资产或者3万多亿元的股东权益来说，不过是薄酒一杯。事实上，这个不可持续的融资工具，更似一杯让人饮鸩止渴的毒酒。
开戒易断瘾难
2010年四大银行中，除农行于7月实行IPO，在内地和香港上市融资约221亿美元（折人民币约1450亿元），补足了核心资本外，工行、中行、建行通过发行可转债或公开配股的方式，实现股本融资合计1667亿元。应该说，2010年的上市融资或配股融资（包括发行可转债）都是必要的，毕竟这三大行距离其首次公开上市融资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但这几大银行的掌门人似乎在2010年配股融资后都曾高调地表示，在近3年内将不会再向资本市场融资。遗憾的是，去年的话言犹在耳，今年上半年却看到了用发行次级债融资的一幕大戏。
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有点饮鸩止渴或吸食兴奋剂的味道，一旦上了瘾，是收不了手、断不了根的。其最大的风险点在于：一是开了戒后就必须年复一年地靠此种形式维持和延续银行资产规模不断增长的需求；二是成本开销会越来越大；三是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和中国银监会关于资本充足率监管新政的实施，对2010年底前发行的不合格的二级资本工具（实际就是指银行间相互发行、购买的次级债），以其在2012年年末可计入二级资本的余额为基数，从2013年起的10年内逐年减少10%，到2022年1月1日开始将不再计入二级资本，这将迫使几大银行另行想辙，而就近期看，这个辙在境内是不好想的。有的银行已经开始在境外（如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许这是一个路子。但香港和其他境外地区有多大的人民币债券容量呢？很显然，除非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加速，否则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物以稀为贵”，债券价格肯定会节节攀高。另外，“僧多粥少”一抢，说不定又会有其他的乱子或调控措施蹦出来。
对发行次级债这种所谓的附属资本工具，或者说二级资本工具，并非从2010年开始，而是在2005年前后就有了。早些年发行的次级债，当时银监会并没有限制总额，也没有订出规则，因此各大银行相互之间都是你发行的我买，我发行的你买，期限有5年期的，也有10年期。有些第一轮5年期的债券已于2010年到期，故银行为了不减少二级资本，不得已要继续发行并加量。但在银监会于2010年作出新规定，明确银行相互之间发行的次级债不能纳入二级附属资本计量后，这条路就很难再走了。2011年5、6月间，中行、农行、工行相继发行的总额达1200亿元的次级债，中行的320亿元、农行的500亿元都是15年期，实行固定利率，利率均为5.3%（高于当时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205个基点）；而工行于6月29日发行的380亿元次级债，期限却进一步拉长为20年，相应地将固定利率提高到5.56%（比其时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高出231个基点）。或许这是市场预计到了央行可能还会有加息的调控通胀预期政策出台，5.56%的定期利率相对于从7月7日起升高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5%而言，只高出206个基点。与中行、农行发行时的高于基准利率205个基点几乎完全相当。但工行的次级债是20年期，比中行、农行的15年期多整整5年，说明工行的这个发行价格还是相当合算的。当然，要是与2010年及前两年发行的价格比较，那就高得很多了。如果在2009、2010年一次把经批准的发债计划完成，就不知要省下多少发债成本了。
转型不要次级债
话又得说回来，市场上对几大银行似乎有点自食其言的批评，笔者认为是不够公正的。因为银行在去年配股融资后一再声明，如现行监管政策不调整，银行可以三年内不再融资。但正是从2010年下半年起，国内外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政策都相继调整了，先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Ⅲ提出的既加量又提质的标准，后来是银监会的高于《巴Ⅲ》的中国版《巴Ⅲ》及四大监管工具约束等，这些都是几大银行及其他上市银行不曾预计到的新政策、新形势、新要求。因此，如果四大银行要想保持资本的稳定，并对促进经济的发展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应该从监管方面和银行经营方面各自推出一些相较于以往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对监管方面来说，不能为了减轻自己的监管责任，不断地对资本充足率和其他监管工具层层加码，向商业银行发出越来越密集和越来越大声的“紧箍咒”。而对被监管的商业银行而言，则不能追求资产规模越大越好，更不能追求什么指标都要成为全球第一。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物极必反”，“满招损，谦受益”。
商业银行应该从自身的条件出发，更多更好更早地走内涵式的科学发展道路，而不能再依靠外部市场和企求股东的不断施舍、救助而把自己抬到“大而不能倒”、“大而好得利”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对几大银行来说，发行数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的次级债，充其量能提高大银行不到1个百分点的资本充足率，维持不到半年或1年就会重新口干舌燥。因此，大型银行的转型之路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从今年开始果断转身，哪怕把现有的速度调整放缓一点也没有多大关系。
赶在2011年上半年最后一天的前一天，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成功发行了380亿元次级债，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的附属资本。至此，加上半月前中国建设银行发布将在近两年内发行800亿元次级债的计划，以及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业已完成的分别发行320亿元和500亿元次级债的举动，中国四大银行一个不落地都饮下或将畅饮次级债的“美酒”，总数达到2000亿元。
在四大银行看来，2000亿元的次级债是迎来了一场及时雨，而非背上了“高利债”。但这个看来庞大的数字，对中国四大银行巨头拥有的接近45万多亿元的总资产或者3万多亿元的股东权益来说，不过是薄酒一杯。事实上，这个不可持续的融资工具，更似一杯让人饮鸩止渴的毒酒。
开戒易断瘾难
2010年四大银行中，除农行于7月实行IPO，在内地和香港上市融资约221亿美元（折人民币约1450亿元），补足了核心资本外，工行、中行、建行通过发行可转债或公开配股的方式，实现股本融资合计1667亿元。应该说，2010年的上市融资或配股融资（包括发行可转债）都是必要的，毕竟这三大行距离其首次公开上市融资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但这几大银行的掌门人似乎在2010年配股融资后都曾高调地表示，在近3年内将不会再向资本市场融资。遗憾的是，去年的话言犹在耳，今年上半年却看到了用发行次级债融资的一幕大戏。
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有点饮鸩止渴或吸食兴奋剂的味道，一旦上了瘾，是收不了手、断不了根的。其最大的风险点在于：一是开了戒后就必须年复一年地靠此种形式维持和延续银行资产规模不断增长的需求；二是成本开销会越来越大；三是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和中国银监会关于资本充足率监管新政的实施，对2010年底前发行的不合格的二级资本工具（实际就是指银行间相互发行、购买的次级债），以其在2012年年末可计入二级资本的余额为基数，从2013年起的10年内逐年减少10%，到2022年1月1日开始将不再计入二级资本，这将迫使几大银行另行想辙，而就近期看，这个辙在境内是不好想的。有的银行已经开始在境外（如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许这是一个路子。但香港和其他境外地区有多大的人民币债券容量呢？很显然，除非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加速，否则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物以稀为贵”，债券价格肯定会节节攀高。另外，“僧多粥少”一抢，说不定又会有其他的乱子或调控措施蹦出来。
对发行次级债这种所谓的附属资本工具，或者说二级资本工具，并非从2010年开始，而是在2005年前后就有了。早些年发行的次级债，当时银监会并没有限制总额，也没有订出规则，因此各大银行相互之间都是你发行的我买，我发行的你买，期限有5年期的，也有10年期。有些第一轮5年期的债券已于2010年到期，故银行为了不减少二级资本，不得已要继续发行并加量。但在银监会于2010年作出新规定，明确银行相互之间发行的次级债不能纳入二级附属资本计量后，这条路就很难再走了。2011年5、6月间，中行、农行、工行相继发行的总额达1200亿元的次级债，中行的320亿元、农行的500亿元都是15年期，实行固定利率，利率均为5.3%（高于当时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205个基点）；而工行于6月29日发行的380亿元次级债，期限却进一步拉长为20年，相应地将固定利率提高到5.56%（比其时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高出231个基点）。或许这是市场预计到了央行可能还会有加息的调控通胀预期政策出台，5.56%的定期利率相对于从7月7日起升高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5%而言，只高出206个基点。与中行、农行发行时的高于基准利率205个基点几乎完全相当。但工行的次级债是20年期，比中行、农行的15年期多整整5年，说明工行的这个发行价格还是相当合算的。当然，要是与2010年及前两年发行的价格比较，那就高得很多了。如果在2009、2010年一次把经批准的发债计划完成，就不知要省下多少发债成本了。
转型不要次级债
话又得说回来，市场上对几大银行似乎有点自食其言的批评，笔者认为是不够公正的。因为银行在去年配股融资后一再声明，如现行监管政策不调整，银行可以三年内不再融资。但正是从2010年下半年起，国内外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政策都相继调整了，先是巴塞尔资本协议Ⅲ提出的既加量又提质的标准，后来是银监会的高于《巴Ⅲ》的中国版《巴Ⅲ》及四大监管工具约束等，这些都是几大银行及其他上市银行不曾预计到的新政策、新形势、新要求。因此，如果四大银行要想保持资本的稳定，并对促进经济的发展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应该从监管方面和银行经营方面各自推出一些相较于以往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对监管方面来说，不能为了减轻自己的监管责任，不断地对资本充足率和其他监管工具层层加码，向商业银行发出越来越密集和越来越大声的“紧箍咒”。而对被监管的商业银行而言，则不能追求资产规模越大越好，更不能追求什么指标都要成为全球第一。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物极必反”，“满招损，谦受益”。
商业银行应该从自身的条件出发，更多更好更早地走内涵式的科学发展道路，而不能再依靠外部市场和企求股东的不断施舍、救助而把自己抬到“大而不能倒”、“大而好得利”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对几大银行来说，发行数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的次级债，充其量能提高大银行不到1个百分点的资本充足率，维持不到半年或1年就会重新口干舌燥。因此，大型银行的转型之路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从今年开始果断转身，哪怕把现有的速度调整放缓一点也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