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上有则新闻令人瞠目结舌。
　　湖北襄樊市的黑社会“老大”王家雨利用自己在九集的淫威，与九集镇城建所签订为期一年的《九集镇三大秩序管理权协议》，并私自到襄樊市雕刻一枚“九集镇城管专用章”，雇请熊飞、朱东锋、许华和城建所4名职工等人协助收取卫生费，开始行使政府有关部门的权力。(2008年8月13日《楚天金报》)
　　尽管有些地方的“城管”自以为“辛苦无比”，但总是四面楚歌，“业绩”毫不令人鼓舞，因此就只能恭请黑社会出山承包“以暴治刁”了。真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这“利器”就是一纸“协议”，就是“城建所”赋予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权力”。黑社会“老大”精神抖擞，自然要鱼肉百姓无恶不作了。
　　历史上不乏这种权力“承包”，如今又借尸还魂。
　　清代的退休官员李榕在他的《十三峰书屋书札·卷三》中说，　当时的四川剑州有一种“查牌”差役。有时四五人，有时七八人，四散于乡，人们既不知道这份差使起于何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负责查什么，“乡人但呼之日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这些“差役”到了路边小店或偏僻零星人家，也必定吃人家一顿，还不断抱怨自己干的是苦差。从来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对抗。一旦遇到有酗酒的、赌博的、偷窃瓜果鸡狗的，这些人立刻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要将人拘拿捆走，“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
　　这种“查牌差役”无官身却做着“官事”。编外人员出色地超额完成“以暴治刁”的政治任务，无违反纪律之虞，却常有创造性的发挥。有些官员因为不能大大咧咧地表现自己贪婪腐朽的潜质，需要隐藏很多丑恶，所以有点“痛苦”，而“无牌差役”就根本没有这些顾忌，他们替“在编的”出了口在法规面前装模作样纡尊降贵的恶气，且不领“朝廷”的一钱碎银，自然要受到不少方面的“欢迎”。以强大的“朝廷”为后盾，“在编”的可以足不出户、旱涝保收；“不在编”的成本很低，风险极小，对无权无势的对象造成的伤害却是毁灭性。
　　黑社会一旦弄得“正规”起来了，便变成了粗暴地对付“刁民”的法宝。这在有些地方早就成了传统。土匪受“招安”，吃上“公家饭”，再沾些官气，坑蒙拐骗哄吓敲诈这一套本来就烂熟于胸，当然得时时拿怯弱的对象小试牛刀了。靠“城管”这只“看得见的手”渐变成“无牌差役”无情的拳头，才能建立起正常的城市秩序?孽根究竟在哪里?
　　王家雨显然要比他的祖辈聪明许多，因为名正言顺，借官声而做恶事，侵渔能力逐渐增强。自家凶残的暴力机器先随心所欲开动起来，再宣称所有的“噪声”“污染”原本就都是由“国家”赞许而产生的。于是，拳头刀棒之下，用不着道德教化，风偃草从。“刁民”服帖了，其他善良的老百姓更不敢吭声了，而在所谓的“三大秩序”井然的背后，有多少沸腾的民怨!
　　通过对公权力的赎买，使公权力“承包化”，这与有些“官员”的原罪互为表里。这种运用公器打着“国家”旗号的“便衣警察”对法治的伤害匪夷所思。“权力承包”岂止是引来藏污纳垢?在制度层面上，是腐败给黑社会的兴旺发达制造了机会。个别部门自身本来就甚低的信誉经过“权力承包”而荡然无存，党组织的威望与政府的公信力訇然塌方。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
　　王家雨们终于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而与今天的“无牌差役”签下“协议”的“城管”呢?即使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猫腻，难道就不能让他们产生些忐忑不安?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