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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学认为，态度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根据“态度说服模型”，宣传说服者、信息、渠道和信息接受者是影响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金钱态度，属于特定领域的态度，也符合态度的一般理论逻辑。基于此，本文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将金融教育视为渠道因素、金融素养视为信息因素，实证研究金融素养、金融教育在信息接收者——中国大学生金钱态度形成中的作用，并在结论分析基础上提出有关普及金融素养教育，改善大学生金钱态度，培养良好的金融行为的建议。
【关键词】金钱态度 金融素养 金融教育 大学生
一、引言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民间俗语既彰显了普通大众的生活智慧，也表达了人们对待金钱无奈的心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已逐渐成为财富与成功的象征。现代社会中对待金钱的态度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一致性的价值判断，而且还折射出了人们追求财富方式的路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了民众期盼财富发展与人的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相一致的理念。
态度通常是人们对某件事物喜爱或不喜爱的心里倾向（张红涛、王二平，2007）。心理学认为，态度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态度影响社会性判断（Hastorf & Cantril，1954）、态度影响工作效率（Brayfield & Crockett，1955）、态度影响学习效果（Jones，1956）、态度影响忍耐力（Lambert，1960）等。由此可见，研究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能促进人们对行为的预测。
1998年，Baron、Byrne和Suls共同提出的态度ABC 模型认为，态度应包含情感（Affective）、行为意图（Behavior）、认知（Cognitive）三个要素，这一观点得到了心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被各学科广泛应用于态度影响行为的研究。比如，在金融学领域，Christelis，Jappelli和Padula（2010）研究了投资者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ies）与资产选择行为的关系，Van Rooij，Lusardi和Alessie（2011）研究了以投资者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为基础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ies）与股票市场参与行为的关系，Coleman（2008）则专门考察了大学生金融素养与金融态度、信用卡使用以及储蓄等金融行为的关系。
对中国大学生来说，大学期间是他们第一次在没有家长监督下，独立从事花钱、存钱与借钱等金融行为的阶段，也是他们价值观、金钱观等形成与巩固的重要时期。有研究表明，大学生拥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金钱，其金钱观已经比较成熟，他们的金钱态度支配着他们的学习与生活行为（郭敏华、吴琇绢，2007）。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十分关注金融教育研究，并在教育效果评估中衍生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的评价。美国国家教育研究基金会（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2003）对金融素养的定义是：如何使用和管理资金，使得人们能够做出灵活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大学生的经济生活与学习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在经济社会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与标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在全球金融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有关金融素养的教育可以使大学生修正并完善对经济社会的认知，深化对经济社会与自我关系的本质认识，调节并改善自身金融行为，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朱涛等，2014）。从此角度讲，研究大学生的金钱态度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态度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有自身的形成机制以及改变机制。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即，态度有形成过程就意味着有改变的可能，而态度的改变也意味着新态度的形成。Havland和Weiss（1959）提出了一個影响态度转变的“态度说服模型（Attitude Persuasion Model）”，主要包括四个影响因素：宣传说服者因素、信息因素、渠道因素和信息接受者因素。本文研究的金钱态度，属于特定领域的态度，也符合态度的一般理论逻辑。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将金融教育视为渠道因素、金融素养视为信息因素，实证研究金融素养、金融教育在信息接收者——中国大学生金钱态度形成中的作用，并在结论分析基础上提出有关普及金融素养教育，改善大学生金钱态度，培养良好的金融行为的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www.finit.org）”于2013年6月～11月对江苏省部分高校进行的第二轮《大学生金融教育、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调查》。本次调查收集了包括金融态度、金融素养、金融教育、金融行为、金融动机与期望、风险态度、满意度与自我控制、信息渠道、自我评价和人口统计特征等普通高校本科生微观层次的相关信息，发放问卷755份，剔除明显有误的问卷16份，获得有效问卷共计739份，其中，男生373人，女生366人，涉及文、理、工、医、法、农、经管、艺术等各个专业。
（二）研究工具
本文有关金钱态度的数据来自问卷中“金融态度”部分，主要借鉴并修正了Tang（1992）关于金钱态度的量表，该量表曾被用于韩国国民金融素养的调查（Korean National Financial Literacy Test Survey，KFLTS）。本文在获得调查数据后，对量表进行了因子分析，共抽出3个因子，即金钱焦虑、权力名望、金钱重要性（如表1）。
金融素养的度量，利用问卷中综合考量金融知识与应用能力的18道题目组成的量表，测算了大学生综合金融素养水平。
金融教育的度量，基于本文研究的内容，我们认为现代教育的来源渠道是多元化，任何一种渠道都可以给大学生带来良好的金融教育，因此相关数据主要采用了问卷中关于从各个渠道获得金融知识多少的均值来测量。 表1 金钱态度因子分析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大学生金钱态度状况
量表是主观因素测量的基本工具，本文度量主观因素——金钱态度的11个条目均采用了7等级李克特（Likert）量表设计，其中，“1”表示被访者认同程度最低，“7”表示被访者认同程度最高。
如表1所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要因子的问卷中的11道题目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维度有3个，按其题目内容与所代表的心理特征分别为：第一个维度“金钱焦虑”的特征值为3.002，解释量为27.288%；第二个维度“权力名望”的特征值为2.215，解释量为20.137%；第三个维度“金钱重要性”的特征值为1.151，解释量为10.463%，三个维度累计的变异解释量为57.887%。
从图1可以看出，金钱态度的三类因子中，被访者对“金钱重要性”因子认同度最高，相应的四个条目的均值分别为5.10、5.60、5.15和5.38；对“权力名望”因子中涉及的三个题目，被访者基本持中立态度，均值分别为3.52、3.59和4.11；被访者普遍不太认同金钱态度中“金钱焦虑”因子中题目的表述方法，其均值分别为2.30、2.62、2.31和1.80。
从调查结果看，总体上中国大学生金钱态度符合人生发展周期的特征，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已经体会到了金钱在现实生活中作用，但并未像成年人那样将金钱与“权力名望”联系的很紧密。此外，鉴于中国大学生的生活环境以及生存状态，尤其是他们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经济独立与经济自由，所以并没有产生过多的“金钱焦虑”的心里倾向。
图1 大学生金钱态度状况
（二）大学生金融素养状况
本次问卷调查中，度量金融素养的模块由知识点一一对应的9道金融基础知识与9道应用能力两类客观题组成，均为包含了正确答案选项的单选题，计分方法为：总分为18分，答对一题得1分，答错或不答不得分。
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金融素养得分的均值为10.25，平均答题正确率为56.96%。具体而言，如图2所示，中国大学生金融素养总体水平的分布明显左偏，主要集中在9分、10分、11分和12分，分别占总人数的13.5%、16.0%、14.7%和14.7%，但仍然有超过20%的大学生金融素养得分明显偏低。其中，关于通货膨胀、风险分散意识、股票与债券风险的比较、贷款的好处等问题回答的正确率在70%以上，这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直接观察基本吻合，也与国外相关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比如，Chen和Volpe（1998）对美国多所学校的924名大学生金融素养的研究显示：平均而言的答题正确率为53%，没有一个知识模块的正确率在65%以上，最弱的是投资方面，并得出大学生金融素养匮乏的结论；Sabri和MacDonald等（2010）对马来西亚2519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也显示：25道金融基础知识题目的答题正确率平均不到50%，同样反映了大学生金融素养不足的状况。
图2 大学生金融素养状况
（三）大学生金融教育现状
如图3所示，中国大学生接受金融教育的渠道主要来自网络媒体、广播电视以及书籍杂志等，其均值分别为4.65、4.56、4.43；父母、朋友的影响以及自身生活经验次之，均值分别为3.7、3.47和3.75；相对而言，最不重要的来源渠道则是相关经济管理课程的教育，均值只有2.82。
从统计结果看，网络、广播电视与书籍杂志等新老媒体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方方面面，可喜的是，他们能够主动突破传统教育媒介的局限，利用广泛的渠道汲取金融知识，提高对现实经济社会的认知水平，弥补自身经济生活经验不足的缺陷，但令人遗憾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导渠道——相关经济管理课程并未太多涉及金融知识的内容，在大學生普及金融教育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图3 大学生金融教育现状
四、相关性实证分析
（一）金融教育与金钱态度的相关性
如表2所示，在金钱态度的三个因子中，金融教育分别与“权力名望”、“金钱重要性”两个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接受金融教育越多，就越容易使其形成对“权力名望”、“金钱重要性”的认同，这也给金融教育能够影响经济主体金钱态度的“态度改变模型”提供了新的证据。另外，从表2看，金融教育与“金钱焦虑”因子没有显著相关性，且相应系数也很小，鉴于中国大学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经济独立的现实，这一结果则更多的体现了金融教育对金钱态度的影响是建立在实际生活经验基础上的。
总之，中国大学生从广泛渠道接受的金融教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对金钱的态度，无论是对现实生活中“金钱重要性”的认同，还是对隐含在精神层面上的“权利名望”的认同。然而，将金融教育对“权利名望”的影响强于对“金融重要性”的影响，结合上述图3的结果可以看出，网络、广播电视以及书籍等媒体渠道更多的将大学生的金钱态度引向了精神层面的认知，并且这一类渠道的导向也增添了金融教育工作者的忧虑，并启示人们主流教育体系在普及良好金融教育上是有所缺失的。
表2 金融教育与金钱态度的相关性分析
（二）金融素养与金钱态度的相关性
如表3所示，金融素养与“金钱重要性”因子有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金钱焦虑”和“权力名望”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金融素养越高，换句话说，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越好的大学生，对“金钱重要性”的认同程度也越高，再从相关系数来看，尽管估计并不显著，但与上述金融教育与金钱态度相关性结果的方向一致，即，随着金融素养的提高，也将提高大学生对“权力名望”的认同程度，并同时降低对金钱的焦虑感，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 “态度说服模型”中渠道因素、信息因素对态度形成的影响作用。
表3 金融素养与金钱态度的相关性分析 （三）金融教育与金融素养的相关性
表4的分析結果显示，金融教育与金融素养的相关性系数为0.122，且有着很高的显著性，说明金融教育作为态度说服的一种途径，对大学生金钱态度的形成或改变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与国外相关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比如，Xiao等（2011）认为针对大学生开展金融教育的相关课程可以增加学生的金融素养，如果这些课程是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则更为有效，并且较高水平的金融素养将改进学生的金融行为；Bowen等（2006）研究也证实，高等学校金融教育增加了大学生的相关金融知识，并提高了他们金融行为的目的性。
表4 金融教育与金融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五、讨论
本文研究表明，大学生金融教育对金钱态度的改善以及金融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与高等教育中金融学专业教育不同，本文中的金融教育主要是针对一般民众的普及教育，旨在通过基础知识的普及，深化人们对金融商品、观念及风险的认知，激发积极的金融态度，改善金融行为，从而有效利用金融资源平滑一生消费，提高主观幸福感（Xiao etc al，2011）。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针对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教育明显不足。因此，本节将主要根据Havland和Weiss（1959）的“态度说服模型（Attitude Persuasion Model）”，从宣传说服者因素、信息因素、渠道因素和信息接受者因素等四个方面，探讨如何通过金融教育提高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改变他们的金融态度，进而促使更好金融行为的有效途径。
（一）宣传说服者因素
宣传说服者的可信性、吸引力、权威性、公正性等是影响人们态度转变的关键因素。因此，对大学生进行金融教育，进而提高其金融素养、改善其金融行为应从以下几点做起。
1.宏观层面。国家应制定并修订相关法律，将提升国民金融素养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并设立专业部门统筹国民金融素养教育。
2.微观层面。针对大学生进行金融素养教育，开展相关课程无疑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因此，应在大学设立金融相关通识课程，对施教老师进行系统培训，对施教内容进行统一合理的规划，全面有效的提高大学生的金融素养，促使其态度和行为的改进。
（二）信息因素
信息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在态度形成与改变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与提供单方面的信息相比，在教育的过程中提供全面、可信的信息更有说服力。就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而言，应注意教育内容的选择。
与世间万物一样，金融发展通常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动荡，金融财富与资产泡沫，金融创新与经济危机，金融行为与人性贪婪——这一切始终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激荡。正如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指出的，这是“进步的悖论”，换句话说，金融创新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能不断地进行内生性变革，而恰恰是这种活力也成为了它自己的主要敌人。基于此，金融素养教育课程的内容不应回避“金融危机问题”，因为金融属于虚拟经济，波动性是它的常态，金融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风险不断积聚，又瞬间爆发”的过程，“风险”永远是它的主题，金融危机既是一轮旧创新的终点，又是一轮新创新的起点，所以，正视金融的“阴暗面”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金融创新改善人类资源配置效率（王江，2010）”的正确的认识观与必要的风险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唤醒青年学生主动地拒绝“金融阴谋论”的精神鸦片，更清晰地洞察未来金融发展的正常轨迹，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金融素养，改善日常金融行为，提升整体生活的幸福感。
（三）渠道因素
在金融素养教育的过程中，金融知识固然重要，但教育渠道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金融知识的获取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其中电视、互联网等渠道，由于其传播的便利性等优势，成为中国大学生获取金融知识的最主要来源。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整理、规范相关渠道，使其为大学生，甚至更广泛的民众提供更可靠的信息。
本文研究还发现，传统课堂渠道对中国大学生金融教育所起的作用并不突出。大学课堂是大学生获取信息、接受教育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因此，我们在着力改进课堂教学内容对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影响的同时，进一步考虑到金融认知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相互合作、自主学习并发现知识，从而发展创新能力、提高金融素养。
（四）信息接受者因素
信息接受者的智力水平、认知需要、人格特质及性别都显著地影响着态度的转变。本文认为，在开展金融素养教育时，应注意结合不同的教育对象，有区别、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这样将有利于转变信息接受者态度，提高金融素养，改善金融行为。
注释
①朱涛，王宇帆，李苏南.《金融素养、满意度与金融教育——基于金融素养视角的大学生满意度的经验研究》.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工作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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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扶长青，张大均.大学生金钱态度结构及问卷编制[C].第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中国山东济南，2009.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D/2013/01/036）；东南大学校级985三期拔尖创新人才系列研讨课程建设项目（2012年度）、第三批通识选修课程重点建设项目（2013年度）、基于金融素养教育的《金融与社会》（seminar）课程建设与教學实践研究”、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1410286076）。感谢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数据支持。
作者简介：阮瑞草（1990-），女，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消费金融；刘丹（1997-），女，南京邮电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方向：消费金融；李苏南（1994-），女，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消费金融。
【关键词】金钱态度 金融素养 金融教育 大学生
一、引言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民间俗语既彰显了普通大众的生活智慧，也表达了人们对待金钱无奈的心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已逐渐成为财富与成功的象征。现代社会中对待金钱的态度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一致性的价值判断，而且还折射出了人们追求财富方式的路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了民众期盼财富发展与人的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相一致的理念。
态度通常是人们对某件事物喜爱或不喜爱的心里倾向（张红涛、王二平，2007）。心理学认为，态度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态度影响社会性判断（Hastorf & Cantril，1954）、态度影响工作效率（Brayfield & Crockett，1955）、态度影响学习效果（Jones，1956）、态度影响忍耐力（Lambert，1960）等。由此可见，研究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能促进人们对行为的预测。
1998年，Baron、Byrne和Suls共同提出的态度ABC 模型认为，态度应包含情感（Affective）、行为意图（Behavior）、认知（Cognitive）三个要素，这一观点得到了心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被各学科广泛应用于态度影响行为的研究。比如，在金融学领域，Christelis，Jappelli和Padula（2010）研究了投资者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ies）与资产选择行为的关系，Van Rooij，Lusardi和Alessie（2011）研究了以投资者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为基础的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ies）与股票市场参与行为的关系，Coleman（2008）则专门考察了大学生金融素养与金融态度、信用卡使用以及储蓄等金融行为的关系。
对中国大学生来说，大学期间是他们第一次在没有家长监督下，独立从事花钱、存钱与借钱等金融行为的阶段，也是他们价值观、金钱观等形成与巩固的重要时期。有研究表明，大学生拥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金钱，其金钱观已经比较成熟，他们的金钱态度支配着他们的学习与生活行为（郭敏华、吴琇绢，2007）。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十分关注金融教育研究，并在教育效果评估中衍生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的评价。美国国家教育研究基金会（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2003）对金融素养的定义是：如何使用和管理资金，使得人们能够做出灵活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大学生的经济生活与学习生活是融为一体的，在经济社会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与标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在全球金融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有关金融素养的教育可以使大学生修正并完善对经济社会的认知，深化对经济社会与自我关系的本质认识，调节并改善自身金融行为，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朱涛等，2014）。从此角度讲，研究大学生的金钱态度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态度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有自身的形成机制以及改变机制。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即，态度有形成过程就意味着有改变的可能，而态度的改变也意味着新态度的形成。Havland和Weiss（1959）提出了一個影响态度转变的“态度说服模型（Attitude Persuasion Model）”，主要包括四个影响因素：宣传说服者因素、信息因素、渠道因素和信息接受者因素。本文研究的金钱态度，属于特定领域的态度，也符合态度的一般理论逻辑。基于此，本文将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将金融教育视为渠道因素、金融素养视为信息因素，实证研究金融素养、金融教育在信息接收者——中国大学生金钱态度形成中的作用，并在结论分析基础上提出有关普及金融素养教育，改善大学生金钱态度，培养良好的金融行为的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www.finit.org）”于2013年6月～11月对江苏省部分高校进行的第二轮《大学生金融教育、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调查》。本次调查收集了包括金融态度、金融素养、金融教育、金融行为、金融动机与期望、风险态度、满意度与自我控制、信息渠道、自我评价和人口统计特征等普通高校本科生微观层次的相关信息，发放问卷755份，剔除明显有误的问卷16份，获得有效问卷共计739份，其中，男生373人，女生366人，涉及文、理、工、医、法、农、经管、艺术等各个专业。
（二）研究工具
本文有关金钱态度的数据来自问卷中“金融态度”部分，主要借鉴并修正了Tang（1992）关于金钱态度的量表，该量表曾被用于韩国国民金融素养的调查（Korean National Financial Literacy Test Survey，KFLTS）。本文在获得调查数据后，对量表进行了因子分析，共抽出3个因子，即金钱焦虑、权力名望、金钱重要性（如表1）。
金融素养的度量，利用问卷中综合考量金融知识与应用能力的18道题目组成的量表，测算了大学生综合金融素养水平。
金融教育的度量，基于本文研究的内容，我们认为现代教育的来源渠道是多元化，任何一种渠道都可以给大学生带来良好的金融教育，因此相关数据主要采用了问卷中关于从各个渠道获得金融知识多少的均值来测量。 表1 金钱态度因子分析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大学生金钱态度状况
量表是主观因素测量的基本工具，本文度量主观因素——金钱态度的11个条目均采用了7等级李克特（Likert）量表设计，其中，“1”表示被访者认同程度最低，“7”表示被访者认同程度最高。
如表1所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要因子的问卷中的11道题目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维度有3个，按其题目内容与所代表的心理特征分别为：第一个维度“金钱焦虑”的特征值为3.002，解释量为27.288%；第二个维度“权力名望”的特征值为2.215，解释量为20.137%；第三个维度“金钱重要性”的特征值为1.151，解释量为10.463%，三个维度累计的变异解释量为57.887%。
从图1可以看出，金钱态度的三类因子中，被访者对“金钱重要性”因子认同度最高，相应的四个条目的均值分别为5.10、5.60、5.15和5.38；对“权力名望”因子中涉及的三个题目，被访者基本持中立态度，均值分别为3.52、3.59和4.11；被访者普遍不太认同金钱态度中“金钱焦虑”因子中题目的表述方法，其均值分别为2.30、2.62、2.31和1.80。
从调查结果看，总体上中国大学生金钱态度符合人生发展周期的特征，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已经体会到了金钱在现实生活中作用，但并未像成年人那样将金钱与“权力名望”联系的很紧密。此外，鉴于中国大学生的生活环境以及生存状态，尤其是他们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经济独立与经济自由，所以并没有产生过多的“金钱焦虑”的心里倾向。
图1 大学生金钱态度状况
（二）大学生金融素养状况
本次问卷调查中，度量金融素养的模块由知识点一一对应的9道金融基础知识与9道应用能力两类客观题组成，均为包含了正确答案选项的单选题，计分方法为：总分为18分，答对一题得1分，答错或不答不得分。
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金融素养得分的均值为10.25，平均答题正确率为56.96%。具体而言，如图2所示，中国大学生金融素养总体水平的分布明显左偏，主要集中在9分、10分、11分和12分，分别占总人数的13.5%、16.0%、14.7%和14.7%，但仍然有超过20%的大学生金融素养得分明显偏低。其中，关于通货膨胀、风险分散意识、股票与债券风险的比较、贷款的好处等问题回答的正确率在70%以上，这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直接观察基本吻合，也与国外相关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比如，Chen和Volpe（1998）对美国多所学校的924名大学生金融素养的研究显示：平均而言的答题正确率为53%，没有一个知识模块的正确率在65%以上，最弱的是投资方面，并得出大学生金融素养匮乏的结论；Sabri和MacDonald等（2010）对马来西亚2519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也显示：25道金融基础知识题目的答题正确率平均不到50%，同样反映了大学生金融素养不足的状况。
图2 大学生金融素养状况
（三）大学生金融教育现状
如图3所示，中国大学生接受金融教育的渠道主要来自网络媒体、广播电视以及书籍杂志等，其均值分别为4.65、4.56、4.43；父母、朋友的影响以及自身生活经验次之，均值分别为3.7、3.47和3.75；相对而言，最不重要的来源渠道则是相关经济管理课程的教育，均值只有2.82。
从统计结果看，网络、广播电视与书籍杂志等新老媒体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方方面面，可喜的是，他们能够主动突破传统教育媒介的局限，利用广泛的渠道汲取金融知识，提高对现实经济社会的认知水平，弥补自身经济生活经验不足的缺陷，但令人遗憾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导渠道——相关经济管理课程并未太多涉及金融知识的内容，在大學生普及金融教育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图3 大学生金融教育现状
四、相关性实证分析
（一）金融教育与金钱态度的相关性
如表2所示，在金钱态度的三个因子中，金融教育分别与“权力名望”、“金钱重要性”两个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接受金融教育越多，就越容易使其形成对“权力名望”、“金钱重要性”的认同，这也给金融教育能够影响经济主体金钱态度的“态度改变模型”提供了新的证据。另外，从表2看，金融教育与“金钱焦虑”因子没有显著相关性，且相应系数也很小，鉴于中国大学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经济独立的现实，这一结果则更多的体现了金融教育对金钱态度的影响是建立在实际生活经验基础上的。
总之，中国大学生从广泛渠道接受的金融教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对金钱的态度，无论是对现实生活中“金钱重要性”的认同，还是对隐含在精神层面上的“权利名望”的认同。然而，将金融教育对“权利名望”的影响强于对“金融重要性”的影响，结合上述图3的结果可以看出，网络、广播电视以及书籍等媒体渠道更多的将大学生的金钱态度引向了精神层面的认知，并且这一类渠道的导向也增添了金融教育工作者的忧虑，并启示人们主流教育体系在普及良好金融教育上是有所缺失的。
表2 金融教育与金钱态度的相关性分析
（二）金融素养与金钱态度的相关性
如表3所示，金融素养与“金钱重要性”因子有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金钱焦虑”和“权力名望”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金融素养越高，换句话说，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越好的大学生，对“金钱重要性”的认同程度也越高，再从相关系数来看，尽管估计并不显著，但与上述金融教育与金钱态度相关性结果的方向一致，即，随着金融素养的提高，也将提高大学生对“权力名望”的认同程度，并同时降低对金钱的焦虑感，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 “态度说服模型”中渠道因素、信息因素对态度形成的影响作用。
表3 金融素养与金钱态度的相关性分析 （三）金融教育与金融素养的相关性
表4的分析結果显示，金融教育与金融素养的相关性系数为0.122，且有着很高的显著性，说明金融教育作为态度说服的一种途径，对大学生金钱态度的形成或改变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与国外相关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比如，Xiao等（2011）认为针对大学生开展金融教育的相关课程可以增加学生的金融素养，如果这些课程是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则更为有效，并且较高水平的金融素养将改进学生的金融行为；Bowen等（2006）研究也证实，高等学校金融教育增加了大学生的相关金融知识，并提高了他们金融行为的目的性。
表4 金融教育与金融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五、讨论
本文研究表明，大学生金融教育对金钱态度的改善以及金融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与高等教育中金融学专业教育不同，本文中的金融教育主要是针对一般民众的普及教育，旨在通过基础知识的普及，深化人们对金融商品、观念及风险的认知，激发积极的金融态度，改善金融行为，从而有效利用金融资源平滑一生消费，提高主观幸福感（Xiao etc al，2011）。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针对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教育明显不足。因此，本节将主要根据Havland和Weiss（1959）的“态度说服模型（Attitude Persuasion Model）”，从宣传说服者因素、信息因素、渠道因素和信息接受者因素等四个方面，探讨如何通过金融教育提高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改变他们的金融态度，进而促使更好金融行为的有效途径。
（一）宣传说服者因素
宣传说服者的可信性、吸引力、权威性、公正性等是影响人们态度转变的关键因素。因此，对大学生进行金融教育，进而提高其金融素养、改善其金融行为应从以下几点做起。
1.宏观层面。国家应制定并修订相关法律，将提升国民金融素养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并设立专业部门统筹国民金融素养教育。
2.微观层面。针对大学生进行金融素养教育，开展相关课程无疑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因此，应在大学设立金融相关通识课程，对施教老师进行系统培训，对施教内容进行统一合理的规划，全面有效的提高大学生的金融素养，促使其态度和行为的改进。
（二）信息因素
信息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在态度形成与改变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与提供单方面的信息相比，在教育的过程中提供全面、可信的信息更有说服力。就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而言，应注意教育内容的选择。
与世间万物一样，金融发展通常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动荡，金融财富与资产泡沫，金融创新与经济危机，金融行为与人性贪婪——这一切始终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激荡。正如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指出的，这是“进步的悖论”，换句话说，金融创新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能不断地进行内生性变革，而恰恰是这种活力也成为了它自己的主要敌人。基于此，金融素养教育课程的内容不应回避“金融危机问题”，因为金融属于虚拟经济，波动性是它的常态，金融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风险不断积聚，又瞬间爆发”的过程，“风险”永远是它的主题，金融危机既是一轮旧创新的终点，又是一轮新创新的起点，所以，正视金融的“阴暗面”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金融创新改善人类资源配置效率（王江，2010）”的正确的认识观与必要的风险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唤醒青年学生主动地拒绝“金融阴谋论”的精神鸦片，更清晰地洞察未来金融发展的正常轨迹，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金融素养，改善日常金融行为，提升整体生活的幸福感。
（三）渠道因素
在金融素养教育的过程中，金融知识固然重要，但教育渠道的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金融知识的获取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其中电视、互联网等渠道，由于其传播的便利性等优势，成为中国大学生获取金融知识的最主要来源。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整理、规范相关渠道，使其为大学生，甚至更广泛的民众提供更可靠的信息。
本文研究还发现，传统课堂渠道对中国大学生金融教育所起的作用并不突出。大学课堂是大学生获取信息、接受教育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因此，我们在着力改进课堂教学内容对大学生金融素养教育影响的同时，进一步考虑到金融认知的复杂性，本文认为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相互合作、自主学习并发现知识，从而发展创新能力、提高金融素养。
（四）信息接受者因素
信息接受者的智力水平、认知需要、人格特质及性别都显著地影响着态度的转变。本文认为，在开展金融素养教育时，应注意结合不同的教育对象，有区别、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这样将有利于转变信息接受者态度，提高金融素养，改善金融行为。
注释
①朱涛，王宇帆，李苏南.《金融素养、满意度与金融教育——基于金融素养视角的大学生满意度的经验研究》.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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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D/2013/01/036）；东南大学校级985三期拔尖创新人才系列研讨课程建设项目（2012年度）、第三批通识选修课程重点建设项目（2013年度）、基于金融素养教育的《金融与社会》（seminar）课程建设与教學实践研究”、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1410286076）。感谢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数据支持。
作者简介：阮瑞草（1990-），女，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消费金融；刘丹（1997-），女，南京邮电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方向：消费金融；李苏南（1994-），女，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消费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