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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新闻运动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新闻改革的潮流。公共新闻于本世纪初传入中国，不仅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媒体实践，而且在此之前的一些零碎的非自觉的媒体实践也纷纷宣称自己是公共新闻运动的一部分。这就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何者才是真正的公共新闻实践？在中国实践公共新闻有可能吗？本文试图抛开这些争论，具体考察已经存在的具有公共新闻色彩的实践，探讨其与中国传媒语境结合的特殊方式。本文认为，保持传媒的公共性是公共新闻实践的核心和生命力所在，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技术平台将成为未来在中国开展公共新闻运动的主要阵地，但仍面临确立一套成熟的“公共哲学”问题。
关键词：公共新闻；协作新闻；公众参与；公共性
一、前言：公共新闻运动的简单描述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被认为是全球性的公众参与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核心观念是把公众纳入到新闻生产中来，由公众来设置新闻议题，并由媒体记者组织各方面人士就新闻议题进行协商，推动问题解决。这是试图挽回新闻媒体公共性的一种现实努力。此前60、70年代塔奇曼、甘斯等人的新闻观察室研究揭示了在新闻业日益走向垄断这一背景下，新闻越来越倾向于报道社会主流阶层的观点，新闻的专业化反而促使新闻业承认现实社会建构，与既得利益阶层达成合谋而不再拥有反思批判的立场，新闻业所引以自豪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实则名不副实。面对这一批评，美国很多主流新闻机构尝试从新闻报道方式上做出改变，如新闻机构采取多种信息采集方式了解当地居民所关注的问题；从民众的角度而不是从当地政府官员、专家、精英阶层的视角报道这些问题；为居民提供发表及讨论自己意见的机会；阐述民众自己在实践中对特定问题的解决之道；协助组织圆桌会议、社区论坛、当地民间机构等协商及解决问题的平台。
二、《1860新闻眼》：一种中国式的公共新闻实践
公共新闻运动发端于美国，其关于民主的若干信念以及对于媒体的公共性理想迅速在其他国家的媒体当中获得共鸣，但因各国的媒体环境大相迥异，公共新闻实践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其在中国的情况就如此。自学者蔡雯2003年将“公共新闻”概念引入，“公共新闻”迅速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话题，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播出一周年的纪念研讨会受此启发，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是“公共新闻”。此后更多的类似实践被附会到“公共新闻”这一名词之下，也因此引发了争议：何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新闻实践？公共新闻在中国是否可能？其实争论这些问题意义并不大。如前所说，公共新闻运动乃是媒体挽回公信力的一种努力，旨在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新闻制作中来，营造政策议题讨论的公共空间，回归媒体的公共性使命。相对于客观、中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公共新闻理念显得更为反叛，也是新的媒体现实之下一种极为必要的补充。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公共新闻所采取的实践有的温和，有的激进，例如丹麦的《哥本哈根日德兰邮报》就比美国媒体更为激进，记者不仅在关注核心上聚焦于居民边缘群体所关心的问题，而且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积极提出方案，除了对既定问题的两个或多个冲突观点进行传统的平衡报道外，此报还刊登很多从特定公众视角出发、受编辑干涉极少的文章。那么探讨中国的公共新闻实践，也应该从具体的实践出发，包括那些宣称自己是公共新闻的实践，也包括那些确实具有某些公共新闻特征的实践，从中可以发现公共新闻理念应用于中国媒体的特殊方式。节目制片人李建勋在接受访谈时就解释了这一差异化竞争策略：
湖南台来我们这参观的时候说，省级卫视纯做中央台那种上情下达的新闻不行，省级卫视做不过央视；如果做民生新闻，纯下情上达的新闻也不行，太民间了。他们提出做第三种状态的新闻。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3]
这一“第三种状态”的新闻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既能满足上头强调的新闻导向功能，又能贴近百姓，赢得收视率，同时因其公共性诉求又能获得良好口碑。节目主创人员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将其与公共新闻联系在一起，如李建勋说：
首先是江苏广电研究所的王声聘提出来，认为我们好像是公共新闻这条路。我也不敢肯定，反正坚持探索，坚持这条路，就是搭建平台，营造公共空间，其它也不多想。结果发现百姓很喜欢，党和政府也很喜欢，也不反对我，广电总局多次表扬我，《1860》做得不错嘛！我走了一条跟民生新闻完全不同的路。我是靠把各种声音整合在一起，让他们共同来关注这件事，用这个来赢得收视率，你还能说我是民生新闻吗？这是一条新的路。[3]
这条“新的路”也就是公共新闻实践于中国的特殊方式。在宣传管制、市场盈利和新闻人的公共性理想三者之间，媒体人巧妙地寻求着平衡，公共新闻在这里被认为是一种极佳的操作模式，能够很好地融合三者，从而使媒体人“名利双收”。同时这也决定了公共新闻在中国是碎片的、策略的，无法产生像在美国那样的合力。首先是关注问题上体现出“去政治化”特点。严格的新闻管制导致媒体自动避开一些重要的政治议题，例如“马车能不能上马路”、“妻子应不应该状告负心丈夫”等议题不免有琐碎和无关痛痒之嫌，公共新闻的最初指向——媒体如何更好的促进政治民主——在中国被消解了。
三、协作新闻：网络提供的一种可能
这一公众的被动状态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改变，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公众借助网络一步步获得了引发公共话题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网络问政”更指向了传统媒体所设法绕开的那些敏感领域，成为当政者不得不正视的一股力量。从已发生的各类事件也可看出，重大事件当中大规模的公众参与在中国已经成为常态，例如个税起征点调整征求网民意见，浙江“钱云会事件”允许网民调查团进入调查等等。
由此，公共新闻的支持者们看到了新的契机。纽约大学新闻系主任Jay Rosen就认为，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他们甚至认为，“公共新闻”可以从上个世纪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社会公众可以不依赖传统媒体，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台湾学者胡元辉的观点相对保守一点，他认为网络时代，专业新闻工作者与业余新闻产制者之间应该联手合作，这样一则可以消减降低劣质公民新闻的出现机会，二则更可积极开发公民参与的能量。他用“协作新闻”的概念来阐述上述新闻运作模式，并认为它是目前最有前途的一种。本文亦赞同这一观点，“协作新闻”符合“公共新闻”的大多数要义，可以看作是“公共新闻”在网络上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协作新闻”是如何运作的呢？ 以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为例，9月14日钟家遭强制拆迁，钟如九母亲、姐姐和大伯自焚。16日，钟家姐妹去北京接受采访，在南昌机场遭县委书记邱建国率队围堵，姐妹俩躲进女厕所不敢出来。情急中，她们电话联系上了《新世纪周刊》记者刘长，刘长半小时后在新浪发出了关于这个事件的第一条微博，呼吁关注，同时向媒体求救，短短数小时转发多达2000多次。8点11分，《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新浪上转发了刘长的微博，8点57分他又发出微博“昌北机场直播”，向外界传递钟家姐妹遭围困的消息，将富有戏剧性的“女厕攻防战”更大范围地传播出去。紧接着，广大博友开始不断提供新的信息，如邱建国的背景、拥有的豪宅等。9月17日，钟如九在邓飞的帮助下开设微博，利用这个平台把当地政府如何谈判、钟家母女如何医治等后续遭遇滚动播报出来。为救治被严重烧伤、可能危急生命的钟家母女，邓飞又继续利用微博进行社会动员，成功将伤者送到高水平的医院接受救治。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式协作新闻的生产特点。专业新闻记者深度介入事件当中，甚至充当保护神的角色，专业新闻记者与业余新闻产制者之间出于对真相被压制的不满和对弱者的同情，体现出一种“共同战斗”的特征，直到获得对真相压制者的胜利。
然而，在常态情况下，这一协作关系就不复存在，专业者与业余者之间并无太多深入互动，有时甚至展现为某种专业者对业余者的廉价利用，即业余者所提供的信息只作为一方消息来源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例如常见的“有网民认为……”等新闻句式，真正理性而深刻的事关社会重要议题的网民观点常被忽视。
四、结语：确立一套成熟的公共新闻哲学
以上分析了中国公共新闻的实践特色。与国外的公共新闻实践相比，中国的公共新闻实践是偶然的，并没有成为常态，它处在宣传导向要求、市场盈利需求、新闻人的公共性理想三者的夹缝之中，寻找行动可能性；在核心目标上，主流新闻媒体所刻意绕开的政治敏感议题在网络时代有了突破的可能，但专业新闻记者与网络业余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合作也是偶然的，聚焦于事件而非议题；在对待公众这一问题上，公众的意见被重视，但在专业记者的心目中，公众要么是被引导的对象，要么被视为消费者，他者化的命运仍然不可避免。
回到公共新闻的初衷上来，罗森教授指出，公共新闻的关键在于帮助“人们介入自己社群的事务，帮助他们有兴趣参与政治讨论，不做旁观者，做积极参与的公民”换句话说，公民如何深度参与新闻生产，是公共新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公共新闻实践如何继续推进？笔者认为主要是要依靠网络，网络的开放性可以使公共交谈的话题尽可能地免于政府和商业控制，传统媒体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网络公共新闻实践的推进，同样需要一套坦尼·哈斯所倡导的“公共新闻哲学”。首先是专业记者应该如何看待网络公众。在西方，有关公众是否理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在中国，从传统的“群氓”到中共治下的“群众”再到如今网络上的“乌合之众”的称呼中可以看出，公众的理性一直是被贬低的。张千帆在分析中国的政治谱系之时就指出了这一事实，“改革确实需要人民推动，但是人民自己靠得住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极左和极右自不必说，也不值一驳，但是即便最同情民主的自由主义似乎也是否定的，这就值得警惕了……这些温和自由主义者看起来只反‘民粹’，不反‘自由民主’，但是骨子里的精英气息使他们的主张成为实际上的反多数、反民主。”[8]再加之中国的新闻记者一直自诩为精英知识分子，常以“引导舆论”和“匡扶正义”为自身使命，如何真正的做到平视公众，是一大难题，而协作新闻的生产又必须以专业记者和业余人士互相尊重、互为补充为前提，才能实现其“新闻是一种对话”的旨归。在这里，专业记者应该回归杜威的教义，即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社会的公众可以被培养成具有协商品格的公民，而新闻可以承担这一重任。杜威认为，现代大众传播方式特别是日报，为新闻工作者培育协商型公众提供了空前的机遇。网络公共新闻实践也同样立足于此，就像有学者所说，参与本身就是意义。
其次，如坦尼·哈斯教授在回应人们对公共新闻运动的商业背景的质疑时所说，商业利益与新闻民主并不必然冲突，形成的160多个多媒体合伙企业的证据表明：商业新闻机构愿意超越狭隘的竞争议程。[1]94在中国，市场要素更被认为是一股解放的力量与政治因素并存于媒介之中，《1860新闻眼》正是在收视率驱动下转向公共新闻实践的。但我们应警惕这一商业要素的存在，媒体的公共性诉求应始终大于盈利目的，如此这样，公共新闻实践所努力营造的公共领域才能免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异化风险。
一以言之，媒体的公共性应是讨论公共新闻的当然语境。公共新闻的信念肇始于弥尔顿对媒体作为“意见的自由市场”的想象，哈钦斯委员会则将之作为新闻业的信条之一，延续至今。保持一个强健的不受干预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始终是新闻人员的最高理想，也是公共新闻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美）坦尼·哈斯著，曹进译.公关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2]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与现状（上）——对美国“公共新闻”的实地观察和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5.1
[3]打造公共平台——《1860新闻眼》总制片人李建勋访谈[EB/OL]（ 2007-12-0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e0359301000cx9.html
[4]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与现状（下）——对美国“公共新闻”的实地观察和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5.2
[5]胡元辉.新闻作为一种对话——台湾发展非营利性“协作新闻”之经验与挑战[J].新闻学研究，2012.7：31-76
[6]石磊.公民新闻博客网站公共空间与协商问题探讨[D].广东：汕头大学，2010，33
[7]高传智.借《1860新闻眼》看“公共新闻”的本土实践[J].现代传播，2006.5
[8]张千帆.中国“自由派”与“民主派”：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J].二十一世纪评论，2012.6
关键词：公共新闻；协作新闻；公众参与；公共性
一、前言：公共新闻运动的简单描述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被认为是全球性的公众参与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核心观念是把公众纳入到新闻生产中来，由公众来设置新闻议题，并由媒体记者组织各方面人士就新闻议题进行协商，推动问题解决。这是试图挽回新闻媒体公共性的一种现实努力。此前60、70年代塔奇曼、甘斯等人的新闻观察室研究揭示了在新闻业日益走向垄断这一背景下，新闻越来越倾向于报道社会主流阶层的观点，新闻的专业化反而促使新闻业承认现实社会建构，与既得利益阶层达成合谋而不再拥有反思批判的立场，新闻业所引以自豪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实则名不副实。面对这一批评，美国很多主流新闻机构尝试从新闻报道方式上做出改变，如新闻机构采取多种信息采集方式了解当地居民所关注的问题；从民众的角度而不是从当地政府官员、专家、精英阶层的视角报道这些问题；为居民提供发表及讨论自己意见的机会；阐述民众自己在实践中对特定问题的解决之道；协助组织圆桌会议、社区论坛、当地民间机构等协商及解决问题的平台。
二、《1860新闻眼》：一种中国式的公共新闻实践
公共新闻运动发端于美国，其关于民主的若干信念以及对于媒体的公共性理想迅速在其他国家的媒体当中获得共鸣，但因各国的媒体环境大相迥异，公共新闻实践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其在中国的情况就如此。自学者蔡雯2003年将“公共新闻”概念引入，“公共新闻”迅速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话题，江苏卫视《1860新闻眼》播出一周年的纪念研讨会受此启发，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是“公共新闻”。此后更多的类似实践被附会到“公共新闻”这一名词之下，也因此引发了争议：何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新闻实践？公共新闻在中国是否可能？其实争论这些问题意义并不大。如前所说，公共新闻运动乃是媒体挽回公信力的一种努力，旨在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新闻制作中来，营造政策议题讨论的公共空间，回归媒体的公共性使命。相对于客观、中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公共新闻理念显得更为反叛，也是新的媒体现实之下一种极为必要的补充。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公共新闻所采取的实践有的温和，有的激进，例如丹麦的《哥本哈根日德兰邮报》就比美国媒体更为激进，记者不仅在关注核心上聚焦于居民边缘群体所关心的问题，而且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积极提出方案，除了对既定问题的两个或多个冲突观点进行传统的平衡报道外，此报还刊登很多从特定公众视角出发、受编辑干涉极少的文章。那么探讨中国的公共新闻实践，也应该从具体的实践出发，包括那些宣称自己是公共新闻的实践，也包括那些确实具有某些公共新闻特征的实践，从中可以发现公共新闻理念应用于中国媒体的特殊方式。节目制片人李建勋在接受访谈时就解释了这一差异化竞争策略：
湖南台来我们这参观的时候说，省级卫视纯做中央台那种上情下达的新闻不行，省级卫视做不过央视；如果做民生新闻，纯下情上达的新闻也不行，太民间了。他们提出做第三种状态的新闻。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3]
这一“第三种状态”的新闻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既能满足上头强调的新闻导向功能，又能贴近百姓，赢得收视率，同时因其公共性诉求又能获得良好口碑。节目主创人员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将其与公共新闻联系在一起，如李建勋说：
首先是江苏广电研究所的王声聘提出来，认为我们好像是公共新闻这条路。我也不敢肯定，反正坚持探索，坚持这条路，就是搭建平台，营造公共空间，其它也不多想。结果发现百姓很喜欢，党和政府也很喜欢，也不反对我，广电总局多次表扬我，《1860》做得不错嘛！我走了一条跟民生新闻完全不同的路。我是靠把各种声音整合在一起，让他们共同来关注这件事，用这个来赢得收视率，你还能说我是民生新闻吗？这是一条新的路。[3]
这条“新的路”也就是公共新闻实践于中国的特殊方式。在宣传管制、市场盈利和新闻人的公共性理想三者之间，媒体人巧妙地寻求着平衡，公共新闻在这里被认为是一种极佳的操作模式，能够很好地融合三者，从而使媒体人“名利双收”。同时这也决定了公共新闻在中国是碎片的、策略的，无法产生像在美国那样的合力。首先是关注问题上体现出“去政治化”特点。严格的新闻管制导致媒体自动避开一些重要的政治议题，例如“马车能不能上马路”、“妻子应不应该状告负心丈夫”等议题不免有琐碎和无关痛痒之嫌，公共新闻的最初指向——媒体如何更好的促进政治民主——在中国被消解了。
三、协作新闻：网络提供的一种可能
这一公众的被动状态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改变，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公众借助网络一步步获得了引发公共话题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网络问政”更指向了传统媒体所设法绕开的那些敏感领域，成为当政者不得不正视的一股力量。从已发生的各类事件也可看出，重大事件当中大规模的公众参与在中国已经成为常态，例如个税起征点调整征求网民意见，浙江“钱云会事件”允许网民调查团进入调查等等。
由此，公共新闻的支持者们看到了新的契机。纽约大学新闻系主任Jay Rosen就认为，网络技术为“公共新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因为“读者和观众现在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渠道，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敬畏。”他们甚至认为，“公共新闻”可以从上个世纪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社会公众可以不依赖传统媒体，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台湾学者胡元辉的观点相对保守一点，他认为网络时代，专业新闻工作者与业余新闻产制者之间应该联手合作，这样一则可以消减降低劣质公民新闻的出现机会，二则更可积极开发公民参与的能量。他用“协作新闻”的概念来阐述上述新闻运作模式，并认为它是目前最有前途的一种。本文亦赞同这一观点，“协作新闻”符合“公共新闻”的大多数要义，可以看作是“公共新闻”在网络上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协作新闻”是如何运作的呢？ 以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为例，9月14日钟家遭强制拆迁，钟如九母亲、姐姐和大伯自焚。16日，钟家姐妹去北京接受采访，在南昌机场遭县委书记邱建国率队围堵，姐妹俩躲进女厕所不敢出来。情急中，她们电话联系上了《新世纪周刊》记者刘长，刘长半小时后在新浪发出了关于这个事件的第一条微博，呼吁关注，同时向媒体求救，短短数小时转发多达2000多次。8点11分，《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新浪上转发了刘长的微博，8点57分他又发出微博“昌北机场直播”，向外界传递钟家姐妹遭围困的消息，将富有戏剧性的“女厕攻防战”更大范围地传播出去。紧接着，广大博友开始不断提供新的信息，如邱建国的背景、拥有的豪宅等。9月17日，钟如九在邓飞的帮助下开设微博，利用这个平台把当地政府如何谈判、钟家母女如何医治等后续遭遇滚动播报出来。为救治被严重烧伤、可能危急生命的钟家母女，邓飞又继续利用微博进行社会动员，成功将伤者送到高水平的医院接受救治。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式协作新闻的生产特点。专业新闻记者深度介入事件当中，甚至充当保护神的角色，专业新闻记者与业余新闻产制者之间出于对真相被压制的不满和对弱者的同情，体现出一种“共同战斗”的特征，直到获得对真相压制者的胜利。
然而，在常态情况下，这一协作关系就不复存在，专业者与业余者之间并无太多深入互动，有时甚至展现为某种专业者对业余者的廉价利用，即业余者所提供的信息只作为一方消息来源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例如常见的“有网民认为……”等新闻句式，真正理性而深刻的事关社会重要议题的网民观点常被忽视。
四、结语：确立一套成熟的公共新闻哲学
以上分析了中国公共新闻的实践特色。与国外的公共新闻实践相比，中国的公共新闻实践是偶然的，并没有成为常态，它处在宣传导向要求、市场盈利需求、新闻人的公共性理想三者的夹缝之中，寻找行动可能性；在核心目标上，主流新闻媒体所刻意绕开的政治敏感议题在网络时代有了突破的可能，但专业新闻记者与网络业余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合作也是偶然的，聚焦于事件而非议题；在对待公众这一问题上，公众的意见被重视，但在专业记者的心目中，公众要么是被引导的对象，要么被视为消费者，他者化的命运仍然不可避免。
回到公共新闻的初衷上来，罗森教授指出，公共新闻的关键在于帮助“人们介入自己社群的事务，帮助他们有兴趣参与政治讨论，不做旁观者，做积极参与的公民”换句话说，公民如何深度参与新闻生产，是公共新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公共新闻实践如何继续推进？笔者认为主要是要依靠网络，网络的开放性可以使公共交谈的话题尽可能地免于政府和商业控制，传统媒体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网络公共新闻实践的推进，同样需要一套坦尼·哈斯所倡导的“公共新闻哲学”。首先是专业记者应该如何看待网络公众。在西方，有关公众是否理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在中国，从传统的“群氓”到中共治下的“群众”再到如今网络上的“乌合之众”的称呼中可以看出，公众的理性一直是被贬低的。张千帆在分析中国的政治谱系之时就指出了这一事实，“改革确实需要人民推动，但是人民自己靠得住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极左和极右自不必说，也不值一驳，但是即便最同情民主的自由主义似乎也是否定的，这就值得警惕了……这些温和自由主义者看起来只反‘民粹’，不反‘自由民主’，但是骨子里的精英气息使他们的主张成为实际上的反多数、反民主。”[8]再加之中国的新闻记者一直自诩为精英知识分子，常以“引导舆论”和“匡扶正义”为自身使命，如何真正的做到平视公众，是一大难题，而协作新闻的生产又必须以专业记者和业余人士互相尊重、互为补充为前提，才能实现其“新闻是一种对话”的旨归。在这里，专业记者应该回归杜威的教义，即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社会的公众可以被培养成具有协商品格的公民，而新闻可以承担这一重任。杜威认为，现代大众传播方式特别是日报，为新闻工作者培育协商型公众提供了空前的机遇。网络公共新闻实践也同样立足于此，就像有学者所说，参与本身就是意义。
其次，如坦尼·哈斯教授在回应人们对公共新闻运动的商业背景的质疑时所说，商业利益与新闻民主并不必然冲突，形成的160多个多媒体合伙企业的证据表明：商业新闻机构愿意超越狭隘的竞争议程。[1]94在中国，市场要素更被认为是一股解放的力量与政治因素并存于媒介之中，《1860新闻眼》正是在收视率驱动下转向公共新闻实践的。但我们应警惕这一商业要素的存在，媒体的公共性诉求应始终大于盈利目的，如此这样，公共新闻实践所努力营造的公共领域才能免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异化风险。
一以言之，媒体的公共性应是讨论公共新闻的当然语境。公共新闻的信念肇始于弥尔顿对媒体作为“意见的自由市场”的想象，哈钦斯委员会则将之作为新闻业的信条之一，延续至今。保持一个强健的不受干预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始终是新闻人员的最高理想，也是公共新闻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美）坦尼·哈斯著，曹进译.公关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2]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与现状（上）——对美国“公共新闻”的实地观察和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5.1
[3]打造公共平台——《1860新闻眼》总制片人李建勋访谈[EB/OL]（ 2007-12-0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e0359301000cx9.html
[4]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与现状（下）——对美国“公共新闻”的实地观察和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5.2
[5]胡元辉.新闻作为一种对话——台湾发展非营利性“协作新闻”之经验与挑战[J].新闻学研究，2012.7：31-76
[6]石磊.公民新闻博客网站公共空间与协商问题探讨[D].广东：汕头大学，2010，33
[7]高传智.借《1860新闻眼》看“公共新闻”的本土实践[J].现代传播，2006.5
[8]张千帆.中国“自由派”与“民主派”：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J].二十一世纪评论，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