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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机构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决策层对民意的认识是否真正到位
3月4日上午8时30分，9名网民被邀请进西安市委常委会会议室，在这个高规格的会议室，他们听取了“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详见本刊2005年第8期《西安网民参政试验》一文)所涉及问题的整改，汇报。
前来汇报工作的是西安市7名市级领导和20个区部局的官员。汇报会由西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宝根主持。
在此前召开的西安市人代会上，“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被写入西安市市长孙清云向大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该报告的起草者、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梁锦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西安市委书记和市长就“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一事已做了多次批示，并将下一步的监督整改工作交给了西安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各个部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保持先进性的具体体现，这次市领导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网民关心的老大难问题解决好。”
“这件事情之所以没有被认为是在作秀，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始终把重点放在于对网民所反映问题的整改和解决上，而且手段非常强硬。”“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的发起人、网民“秦透社”说，“这反映出政府对民意的高度重视。”
在同时召开的西安市政协会上，西安市政协委员蔡荣君向大会递交提案，建议由政府投资建立一个民意调查中心，“政府和市民的沟通非常重要，而目前缺少一个好的平台。”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由政府主寻的民意调查机构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官办民调机构
2004年12月16日，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成立。在成立仪式上，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被邀请前来揭牌的是一位来自民间的人士——民意调查研究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另一个让大家感到新鲜的是，该中心虽然身处省政府人院，但其出入是通过在政府大院一侧新开的一扇小门，中心向社会开放。
“我们的定位不同。”该中心副主任梁乃文说。
据了解，该中心目前有5名专职工作人员，均系湖南省统计局正式职工。另外，该中心和长沙市的5所高校签订了协议，聘请了数百名的兼职调查员。
1月下旬，在湖南省召开“两会”期间，该调查中心针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基础教育、农民增收、城市就业率、居民安全感、老百姓对“两会”关注度等5项调查。
“我们调查的结果很受政府重视。”梁乃文说，“在开会期间，我们的调查数据随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不时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前来索取资料。”
这次由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中心组织的几项调查，竟然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评价政府工作的积极性，最终让“两会”增彩不少。
最让梁乃文感到受用的是，在人代会最终确定的2005年湖南省政府为民办的“八件实事”中，绝大部分是民意调查中心调查得来的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民意调查中心把湖南省的‘两会’变成了全省人民的‘两会’。”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评价说。
和其他一些调查中心不同的是，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不介入商业调查，对一些政府部门委托的调查，只象征性地收取一些成本费用，该中心到目前已投入资金近百万元。“经费不是问题，政府有资金支持，只要你干的是实事。一个廉洁的政府绝对不是廉价的政府。”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对此解秆说。
百姓诉求与政府需求
在湖南省“两会”期间的民意调查问卷中，有一道设计独特的问题，“如果你遇到省长，你最想给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650份问卷，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没有攻击政府的。”梁乃文说。让梁乃文感慨的是，这些录音被刻成光盘转交给湖南省省长周伯华后，周伯华从头到尾把这些老百姓对他说的话听完，随后要工作人员打电话到统计局，“感谢民调中心给我提供了原汁原味的老百姓的声音。”
“政府对民意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说，“前不久，民政部门的人还跟我说，建了那么多敬老院，真的想知道老百姓怎么说这件事，准备今年委托我们进行一次这样的调查。”
对此，广州城市居民调查办公室副主任姚平华有同感，“市领导每年都要给我们出题，让我们做相关调查。市委土管纪委的副书记连续三年要求我们做‘市民对反腐倡廉形势与工作评价’的调查。”
广州城市居民调查办公室成立于1998年，“成立初期主要是做一些经济方面的调查，现在有关城市建设等热点问题的调查越来越多。”
最有切肤体会的是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梁锦牵，“以前写政府工作报告时，对存在的问题不好把握。今年有了网民评选的‘十大教训’，了作报告就非常好写了。”
而让梁乃文感慨的事情还有好多，“我们进行的当前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调查中，对这样一个理论方面的问题拒访率竟然只有4．2％，没想到老百姓参政的意识这么强。有人还专门打电话到我们中心，说他们有好多话要给政府说。”
北京市统计局主管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副局长王红也说道，“我们把电话调查的时间控制在15分钟之内，但好多被访户拿起电话就说个不停。”
民调结果的实质影响
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于2004年9月挂牌，在此前的几年里，其所属的北京市统计局已做过多项重大的民意调查，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北京市区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绩效评价”，这项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委托的调查主要是关于各区县领导的“政绩”。
据了解，这项原本于2003年为配合北京市各区县领导换届而进行的一次调查，已被组织部门作为今后每年的日常工作，而且其调查结果成了任免官员的一个参考。北京市的18个区县，已有13个区县的负责人专门到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现场听取老百姓对自己工作的评价。
广州市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处郑纪军处长称，2004年底他们做过一次外商投资企业对广州市投资环境的评价，市领导专门对该结果进行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就提出的问题一一整改，“现在对一个政府部门的考核不完全是上级说了算。”
“在湘西有一些地区，投资几千万搞锰矿，GDP上去了，财政收入也有了，但因为环境污染，政府又要投入巨资进行治理，最后是所剩无几，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也受到影响，所以并不是GDP高了就是好事情，考核政绩不能光看GDP了。”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说，“现在一些部门进行一些重大的决策就是党组开个会，这种模式还不足以让老百姓满意，应该让公众参与。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少数人是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
马勇认为，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强调民意是大勢所趋。
调查方式的改变
针对西安市政协委员建立民意调查 中心的提案，西安市统计局办公室主任田禾称，其实西安市统计局已有一个民意调查办公室，也做过一些社情民意调查，下一步将考虑成立民意调查中心。
“全国目前已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已成立或正在筹备成立民意调查中心。”国家统计局信息统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士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吴士辉称，从2003年起，国家统计局就在多次会议上提议各地成立民意调查中心，其大的社会背景是，在目前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情况下，社会矛盾日益激烈，“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作。”
据介绍，目前中国各地的民意调查机构普遍采用的是白前国际上较为先进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它的通常工作形式是访问员坐在计算机前，面对屏幕上的问卷，向电话对方的被访者读出问题，并将结果记录到计算机中，而督导在另一台计算机前对整个访问工作进行现场监控。
“现代化调查方式的运用，让调查费用更低了、速度更快了、干扰更少了。”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总结说，“以前做人户调查。把各种成本分摊下来，做一份调查大概需要500元，而现在仅需20—30元左右。”
马勇还表示，这种随机性的调查受政府部门的干扰少，老百姓在电话里也敢说，真实性增强了。
由官方组织的民意调查机构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拥有丰富的个人信息，如电话号码及家庭概况等。
决策者对民意调查的重视也日益加强。
湖南省省长周伯华曾明确对该省的民调中心讲，“你们工作中存在什么困難，提出来以后，我们来帮助解决。”
最根本的在于能不能做到货真价实
成立于2004年12月14日的福建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至今已进行了福州市政府为民办实事跟踪调查、福建省妇女健康状况调查等4项调查，目前已经投入资金30多万元，但收入只有“万把块”，该中心负责人孙建新对此略有些尴尬。
据了解，目前除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支持且不参与商业调查外，其他省份的民意调查中心大多是政府只给一个事业单位的名分，经费来源主要靠调查收入。
除经费问题外，国家统计局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士辉还认为，各地民意调查机构应该尽快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较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依靠官方机构的权威性，尽快树立起品牌效应。
福建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负责人孙建新同时建议，国家或地方政府在民意调查方面建立一个操作机制，政府应充分发挥各个民意反映渠道的职能，如信访办、市长热线、政务网站等，把民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复，不断激发市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形成良性互动。
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说，成立民意中心彰显政府对民情的关注，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一个机构，能不能真正做到重视民意，最根本的在于我们观念的转变，纳税人的钱，购买的是我们的公共服务，我们能不能做到货真价实。
民意不可违
“民意调查，是倾听群众呼声、创建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表示。
丁淦林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倾听民意的形式主要表现在——群众向党组织反映情况、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记者内参、报社群众来信，以及信访办的工作，这些都是“民意调查”。
“以前，中国搜集民意的方法尽管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的，但民意渠道还是畅通的，也取得了很多收获。”丁淦林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运行情况更加复杂，人们在政治上的诉求更加多样和普遍，自然也需要越来越畅通的民意反映渠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调机构的兴起无疑令人鼓舞。
有人因为民调机构的官方性质而质疑其中立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政府成立民调机构，本身就说明为政者愿意倾听民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此外，政府的民调机构组织的政府绩效策评，更多不是为了表功或公共宣传，而是用于政府的内部决策和评价，是为了促进政府的工作。这样的民意调查，即使由官方机构组织的，也应该是可信的。
不过，中国的民意调查方式尚需改进。2005年社科院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个结论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其调查方法也因此引起质疑。
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曹沛霖认为，随机性规则是民意调查的基础，这个调查规则应该受到充分尊重。
一家民意调查机构的专家倪波说，民调机构的权威还表现在其人员构成的权威性。问卷设计者，咨询师，分析师都是一些资深的专家，他们的专业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各个领域。
对于中国正在崛起的民调机构，倪波表示，希望同行们在具体操作方面，比如在调查问卷的分析方法和样本的抽取上，尽可能做到科学。
目前国内的民调机构成立的时间普遍不长，但曹沛霖教授表示对其未来有信心，“任何事情都有个逐渐摸索的过程，国内的民调机构会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其调查规则。”
3月4日上午8时30分，9名网民被邀请进西安市委常委会会议室，在这个高规格的会议室，他们听取了“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详见本刊2005年第8期《西安网民参政试验》一文)所涉及问题的整改，汇报。
前来汇报工作的是西安市7名市级领导和20个区部局的官员。汇报会由西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宝根主持。
在此前召开的西安市人代会上，“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被写入西安市市长孙清云向大会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该报告的起草者、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梁锦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西安市委书记和市长就“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一事已做了多次批示，并将下一步的监督整改工作交给了西安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各个部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保持先进性的具体体现，这次市领导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网民关心的老大难问题解决好。”
“这件事情之所以没有被认为是在作秀，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始终把重点放在于对网民所反映问题的整改和解决上，而且手段非常强硬。”“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的发起人、网民“秦透社”说，“这反映出政府对民意的高度重视。”
在同时召开的西安市政协会上，西安市政协委员蔡荣君向大会递交提案，建议由政府投资建立一个民意调查中心，“政府和市民的沟通非常重要，而目前缺少一个好的平台。”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由政府主寻的民意调查机构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
官办民调机构
2004年12月16日，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成立。在成立仪式上，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被邀请前来揭牌的是一位来自民间的人士——民意调查研究专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柯惠新。另一个让大家感到新鲜的是，该中心虽然身处省政府人院，但其出入是通过在政府大院一侧新开的一扇小门，中心向社会开放。
“我们的定位不同。”该中心副主任梁乃文说。
据了解，该中心目前有5名专职工作人员，均系湖南省统计局正式职工。另外，该中心和长沙市的5所高校签订了协议，聘请了数百名的兼职调查员。
1月下旬，在湖南省召开“两会”期间，该调查中心针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基础教育、农民增收、城市就业率、居民安全感、老百姓对“两会”关注度等5项调查。
“我们调查的结果很受政府重视。”梁乃文说，“在开会期间，我们的调查数据随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不时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前来索取资料。”
这次由一个小小的民意调查中心组织的几项调查，竟然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评价政府工作的积极性，最终让“两会”增彩不少。
最让梁乃文感到受用的是，在人代会最终确定的2005年湖南省政府为民办的“八件实事”中，绝大部分是民意调查中心调查得来的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民意调查中心把湖南省的‘两会’变成了全省人民的‘两会’。”湖南省人大代表陈建教评价说。
和其他一些调查中心不同的是，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不介入商业调查，对一些政府部门委托的调查，只象征性地收取一些成本费用，该中心到目前已投入资金近百万元。“经费不是问题，政府有资金支持，只要你干的是实事。一个廉洁的政府绝对不是廉价的政府。”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对此解秆说。
百姓诉求与政府需求
在湖南省“两会”期间的民意调查问卷中，有一道设计独特的问题，“如果你遇到省长，你最想给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650份问卷，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没有攻击政府的。”梁乃文说。让梁乃文感慨的是，这些录音被刻成光盘转交给湖南省省长周伯华后，周伯华从头到尾把这些老百姓对他说的话听完，随后要工作人员打电话到统计局，“感谢民调中心给我提供了原汁原味的老百姓的声音。”
“政府对民意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说，“前不久，民政部门的人还跟我说，建了那么多敬老院，真的想知道老百姓怎么说这件事，准备今年委托我们进行一次这样的调查。”
对此，广州城市居民调查办公室副主任姚平华有同感，“市领导每年都要给我们出题，让我们做相关调查。市委土管纪委的副书记连续三年要求我们做‘市民对反腐倡廉形势与工作评价’的调查。”
广州城市居民调查办公室成立于1998年，“成立初期主要是做一些经济方面的调查，现在有关城市建设等热点问题的调查越来越多。”
最有切肤体会的是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梁锦牵，“以前写政府工作报告时，对存在的问题不好把握。今年有了网民评选的‘十大教训’，了作报告就非常好写了。”
而让梁乃文感慨的事情还有好多，“我们进行的当前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调查中，对这样一个理论方面的问题拒访率竟然只有4．2％，没想到老百姓参政的意识这么强。有人还专门打电话到我们中心，说他们有好多话要给政府说。”
北京市统计局主管社情民意调查工作的副局长王红也说道，“我们把电话调查的时间控制在15分钟之内，但好多被访户拿起电话就说个不停。”
民调结果的实质影响
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于2004年9月挂牌，在此前的几年里，其所属的北京市统计局已做过多项重大的民意调查，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北京市区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绩效评价”，这项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委托的调查主要是关于各区县领导的“政绩”。
据了解，这项原本于2003年为配合北京市各区县领导换届而进行的一次调查，已被组织部门作为今后每年的日常工作，而且其调查结果成了任免官员的一个参考。北京市的18个区县，已有13个区县的负责人专门到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现场听取老百姓对自己工作的评价。
广州市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处郑纪军处长称，2004年底他们做过一次外商投资企业对广州市投资环境的评价，市领导专门对该结果进行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就提出的问题一一整改，“现在对一个政府部门的考核不完全是上级说了算。”
“在湘西有一些地区，投资几千万搞锰矿，GDP上去了，财政收入也有了，但因为环境污染，政府又要投入巨资进行治理，最后是所剩无几，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也受到影响，所以并不是GDP高了就是好事情，考核政绩不能光看GDP了。”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说，“现在一些部门进行一些重大的决策就是党组开个会，这种模式还不足以让老百姓满意，应该让公众参与。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少数人是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
马勇认为，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强调民意是大勢所趋。
调查方式的改变
针对西安市政协委员建立民意调查 中心的提案，西安市统计局办公室主任田禾称，其实西安市统计局已有一个民意调查办公室，也做过一些社情民意调查，下一步将考虑成立民意调查中心。
“全国目前已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已成立或正在筹备成立民意调查中心。”国家统计局信息统计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士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吴士辉称，从2003年起，国家统计局就在多次会议上提议各地成立民意调查中心，其大的社会背景是，在目前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情况下，社会矛盾日益激烈，“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作。”
据介绍，目前中国各地的民意调查机构普遍采用的是白前国际上较为先进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它的通常工作形式是访问员坐在计算机前，面对屏幕上的问卷，向电话对方的被访者读出问题，并将结果记录到计算机中，而督导在另一台计算机前对整个访问工作进行现场监控。
“现代化调查方式的运用，让调查费用更低了、速度更快了、干扰更少了。”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总结说，“以前做人户调查。把各种成本分摊下来，做一份调查大概需要500元，而现在仅需20—30元左右。”
马勇还表示，这种随机性的调查受政府部门的干扰少，老百姓在电话里也敢说，真实性增强了。
由官方组织的民意调查机构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拥有丰富的个人信息，如电话号码及家庭概况等。
决策者对民意调查的重视也日益加强。
湖南省省长周伯华曾明确对该省的民调中心讲，“你们工作中存在什么困難，提出来以后，我们来帮助解决。”
最根本的在于能不能做到货真价实
成立于2004年12月14日的福建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至今已进行了福州市政府为民办实事跟踪调查、福建省妇女健康状况调查等4项调查，目前已经投入资金30多万元，但收入只有“万把块”，该中心负责人孙建新对此略有些尴尬。
据了解，目前除湖南省统计局民意调查中心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支持且不参与商业调查外，其他省份的民意调查中心大多是政府只给一个事业单位的名分，经费来源主要靠调查收入。
除经费问题外，国家统计局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士辉还认为，各地民意调查机构应该尽快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较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依靠官方机构的权威性，尽快树立起品牌效应。
福建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负责人孙建新同时建议，国家或地方政府在民意调查方面建立一个操作机制，政府应充分发挥各个民意反映渠道的职能，如信访办、市长热线、政务网站等，把民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复，不断激发市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形成良性互动。
湖南省统计局局长马勇说，成立民意中心彰显政府对民情的关注，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一个机构，能不能真正做到重视民意，最根本的在于我们观念的转变，纳税人的钱，购买的是我们的公共服务，我们能不能做到货真价实。
民意不可违
“民意调查，是倾听群众呼声、创建和谐社会的一部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表示。
丁淦林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倾听民意的形式主要表现在——群众向党组织反映情况、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记者内参、报社群众来信，以及信访办的工作，这些都是“民意调查”。
“以前，中国搜集民意的方法尽管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的，但民意渠道还是畅通的，也取得了很多收获。”丁淦林说，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运行情况更加复杂，人们在政治上的诉求更加多样和普遍，自然也需要越来越畅通的民意反映渠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调机构的兴起无疑令人鼓舞。
有人因为民调机构的官方性质而质疑其中立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政府成立民调机构，本身就说明为政者愿意倾听民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此外，政府的民调机构组织的政府绩效策评，更多不是为了表功或公共宣传，而是用于政府的内部决策和评价，是为了促进政府的工作。这样的民意调查，即使由官方机构组织的，也应该是可信的。
不过，中国的民意调查方式尚需改进。2005年社科院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个结论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其调查方法也因此引起质疑。
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曹沛霖认为，随机性规则是民意调查的基础，这个调查规则应该受到充分尊重。
一家民意调查机构的专家倪波说，民调机构的权威还表现在其人员构成的权威性。问卷设计者，咨询师，分析师都是一些资深的专家，他们的专业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各个领域。
对于中国正在崛起的民调机构，倪波表示，希望同行们在具体操作方面，比如在调查问卷的分析方法和样本的抽取上，尽可能做到科学。
目前国内的民调机构成立的时间普遍不长，但曹沛霖教授表示对其未来有信心，“任何事情都有个逐渐摸索的过程，国内的民调机构会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其调查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