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间卧室的家是用木板在两室户的基础上隔出来的，儿子蜗居在仅够放一张床的房间里已经很多年了。
　　在光线昏暗的上海旧公房里，叶阿姨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多病的婆婆和常年卧床的丈夫。一家四口每月的开支几乎全得依靠叶阿姨刚刚过千元的退休工资来负担，平均到每个人的费用，就和上海市低保线持平。
　　要不是街道提供的资料，很难将眼前这位迟暮的叶阿姨和“三八红旗手”联系起来。在从前的服装厂里，叶阿姨因为心灵手巧曾是万里挑一的模范。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末工厂的倒闭，她被卷进下岗的洪流中。最初的日子，厂里发不出一分工资，叶阿姨干过家政，卖过报纸、盒饭，尽管还是一样的努力，但是再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
　　挣扎了快10年，她终于领上了退休工资。她现在最不愿和人提起的就是自己曾经拥有并引以为豪的“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甚至因此不愿申请享受低保。“它和现实的反差太大了。”叶阿姨说，除了每月领到手的比其他同事高一级的工资，“三八红旗手”对于她来说早已远去。
　　在上海，这个中国现代工业发源地里，叶阿姨的背影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印记。2005年的“三八妇女节”前后，上海市妇联着手进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隋——征集历年“三八红旗手”的资料。完备数据库的背后，妇联担心的是，曾经的荣誉身后，有多少人现在需要帮助解困。
　　“评比‘三八红旗手’的标准，年年都在改变，评比之前最忙的时候就是向各单位发送今年的评比通知和标准，要求他们层层推荐。”上海市妇联一位王姓工作
　　“三八红旗手”这个女性楷模称号，未来还会存在吗人员一边忙着案头的文件分发，一边告诉记者。
　　虽然只是一张张普通的红头文件，但上面所留存的却是不同时代对女性价值观的认知。
　　同是知天命之年的项桂珍是今年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在此之前她拥有上海市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的“三八红旗手”等很多荣誉称号。
　　她的经历就像是一部标准的优秀职工再就业、再创业宣传片。从效益很好的原上海无线电四厂的中层管理者一下子进入了下岗职工的队伍，尽管家庭条件优越，却带头创办全部由下岗职工组成的服务社，先后创办商务公司、赛胜科技有限公司、振浦汽车有限公司，吸纳下岗工人 200多名。
　　“最早的奖品不是肥皂就是毛巾：长一级工资就6块钱，但那时整个车间的人都会觉得高兴。现在得奖与否我都麻木了，有那么多职工等着企业养活家小，企业的发展才是我最看重的。”从下岗那年开始，项桂珍就没了休息日，一次次的得奖，使得更多求职者将目光聚焦她的企业，她所背负的社会担子越来越沉重。
　　“任何一个称号的评价标准都是有时代性的。以前，我们身边更多的是体力劳动的模范，工人农民所占比例高，到现在多元化劳动下，自主创业者、企业家、知识分子、现代工人和农民，多元化和知识含量高的人群成为新的楷模，展现了劳动者的变迁。”中国妇女研究会秘书长谭琳这样评价这一称号的变迁。
　　“其实‘三八’节还是一个被‘强调’和‘突出’了的女性节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坦言自己并不关注这个节日，她认为女性能够忽略自己的性别，一个性别特别不重要的世界才是“三八”节产生的真正用意。
　　以性别划分来评定时代楷模这个称号，究竟突出了怎样的性别符号?
　　谭琳认为，现在对个人价值评定，更讲求对人的全面评价，注重以人为本的评价体系，以往的劳动模范是单一的工作型，现在除强调敬业精神外，还要求和谐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并富有创新精神。而这些，原本是没有性别差异的。
　　“也许哪一天，不需要‘三八红旗手’这个专门的称号了，妇女能够公平地获得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本，与所有的人竞争，我们才不会觉得累。”项桂珍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