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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借用英尼斯的媒介时空偏向理论，分析电视媒介产生之前的媒介、电视媒介和网络媒介的特点，以受众在媒介仪式中的地位变化——从单一的客体到符号的解读者、建构者再到主客体的融合——为切入点，进而探讨网络传播中媒介仪式的变化。网络传播中，媒介仪式不仅是呈现的传播内容，受众同时也成为了其参与者，个性化的情感在此得到满足，消解了仪式的神圣性、权威性，媒介仪式正从宏观的仪式特性向人性回归。
关键词：网络传播；媒介仪式；受众
一、媒介仪式的定义
对仪式的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核心问题。在该学科研究中仪式往往作为一个社会或社会成员生存状态和生存逻辑的凝聚点存在。
从语义学来说，仪式是“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念的活动”。起初被人们用于与神圣的、超自然的或巫术世界之间的“联系”与“对话”[1]。
而社会学则强调仪式是一种由社会集团所共同举行的活动，它对集团发生作用并通过集团持续下去。[2]涂尔干认为仪式是由社会成员或者专门人员参与的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传统性的、程式化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涂尔干将这一状态命名为“机械的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中，维持并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3]
借鉴不同学科对仪式的界定，本文研究的媒介仪式是指按特定程序进行，由社会成员或专门成员参与的表演性、表征性的媒介呈现内容。这里的媒介是狭义的媒介，即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
媒介在报道仪式性内容的时候，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仪式。即人们运用媒介的主要目的不是仅为了获得信息而是想了解甚至参与到某种戏剧性的事件之中。
二、媒介仪式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
英国学者英尼斯提出了媒介的时空偏向，他认为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或空间上的偏向，而其取决于媒介的物理特性。“偏向时间的媒介”指媒介具有易于长期保存但是难以运输、传递的特点，“偏向空间的媒介”指便于空间跨度上的传递但是不易于保存。本文借用英尼斯的观点，用媒介的时空偏向理论来分析媒介传播中的媒介仪式的时空偏向。
从广义的媒介来看，甲骨文、石碑等时间偏向的媒介具有历史性、连续性、永恒性和压缩性。印刷术、印刷机、报纸、广播、电视的出现则加强了空间偏向的趋势。时间偏向的媒介传播的仪式化内容比空间偏向的媒介更加神圣化、抽象化，权威性更强，更加严肃，社会教化的功能性更明显也更强烈。同时由于地域上的难接近，低卷入度的受众在媒介仪式中更多的是接受者而不是建构者。空间偏向的媒介使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越来越个体化。个性化的媒介使用消解了媒介仪式的神圣性、抽象性、权威性，而其社会教化的功能也明显减弱。
网络时代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发生了融合。网络传播空间跨度上的极大突破，具有空间偏向媒介的特质，而其保存信息的容量大，易于查找，又兼具了时间偏向媒介的特性，因而媒介仪式在网络传播与其他的媒介传播中存在差异。受众在网络传播的媒介仪式中，不同于单一的空间偏向的媒介仪式，受众在仪式中具有高卷入度，也不同于单一的时间偏向的媒介，受众个性化的解读和使用，不再具有类似于宗教特色的神圣感和崇高感。
三、从受众的视角分析媒介仪式
（一）单一客体转向主客体的融合——符号的解读、表达和参与者
在电视诞生之前的媒介仪式，受众是媒介仪式的客体，是单一的接受者。如在教堂做礼拜，有固定的程序和礼仪，与其说教徒们是参与者不如说他们是仪式本身的一部分。对于报纸、书籍、广播所传播的媒介仪式，受众是在获得一种仪式性的表达和符号接受，对仪式本身的所谓解读是无实质意义的。因为无论何种解读都对仪式本身不产生任何影响。
而电视诞生和普及之后，媒介仪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以英国王妃戴安娜1997年8月31日逝世之后的隆重葬礼为例。据统计，看过她葬礼的人数估计达到了25亿之多。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意味着全世界能收看到电视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在观看。伦敦警察局原本估计会有600万人参加葬礼，但最后大多数英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在电视上观看了这场葬礼。
电视和以往的媒介所传播的媒介仪式不同，受众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和仪式本身严肃性、神圣性的束缚。我们不能想象人们一边大嚼口香糖、吸烟，一边虔诚地做祷告，但是面对电视，人们甚至可以一边上洗手间一边观看所谓的盛大仪式——如总统就职演讲、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等等。仪式本身的历史性、重要性、神秘性被消解，因而媒介仪式对受众行为上的束缚也在此消解。
电视传播中，受众不能作为媒介仪式的参与者，甚至对媒介仪式的解读也相当有限。电视媒介传播的媒介仪式更多地关注在一个“演”字上，必须具备可观看性的内容才能进入其要呈现的有限选择中。如某个哀悼日，电视媒介传播的个人内容也是国家、群体的象征，“同悲”成了唯一的情感表达。不能夸张地说电视媒介吞没了受众的情感，但至少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受众的意志。受众在电视传播的媒介仪式中仍然只是接受者，对传播的媒介仪式的解读方向已被规定。
如果说电视在传播媒介仪式时解构了仪式本身及其功能，那么网络在传播媒介仪式内容时则重新建构了一种全新意义上的仪式。
网络媒介传播具有自身的特点：第一，网际中身体的缺席。真实的自我往往会被遮蔽，前台的表演难免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自我流连于赛博空间，“我”变成“非我”。然而同时，在虚拟社区的长期交往中，主体也会有重塑自己的愿望。第二，网络传播中，真实个体的符号化。正如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提出的观点一样，符号化的后果将导致人的平面化、深度模式的消失和历史感的消失。第三，让·鲍德里亚认为，仿真抹去了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仿真变成比真实还真实的存在，它是超真实。网络传播为受众创造的超真实世界，深刻地影响着受众的真实生活。第四，互联网时代，打破了昔日信息垄断的中心话语模式，促成了个体话语、小众话语对主流传媒话语权力的消解。网络传播的全球化、高时效性、开放性和低成本性等特征，冲击和削弱了信息控制和舆论垄断的行为。网络空间的文化本质就是消解中心话语模式。
以2008年5月19日的5·12地震哀悼日为例。在网络上，除了呈现国家层面的悼念，同样呈现了许多个人的纪念。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用一个网页独立表达对某位亲人的思念和哀悼，可以有自我情感的充分表达，可以自我赋予仪式意义。
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不再是单一的仪式内容的组成部分和符号解读者，受众获得了情感解读和表达的自由，有机会成为媒介仪式的参与者。多元化的仪式意义，使社会的宽容度扩大，个体的意义得到更多体现。网络传播为媒介仪式从宏观的仪式特性向真实的人性回归提供了平台。
（二）受众是盲目狂欢还是理智的自我满足——情感需要
低卷入度的收视行为导致受众将神圣的仪式等同于其他媒介节目，不去深入思考仪式的历史意义和神圣性，仪式的神圣性和社会化功能随空间的扩张而减小。空间偏向的媒介使得受众离仪式发生地越来越远，受众对于仪式的含义关注度下降。例如，圣诞节来到中国后，热衷于过圣诞节的人们对于圣诞节本身的意义并不关注。同理，仪式中也存在这一现象，表面上媒介仪式使得某种理念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递，实质上同时也导致了媒介仪式内涵的淡化和消失。[4]
如果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担忧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那么在网络传播中人们则是在重新思考而不是仅仅作为“受众”——单纯的接收者，更不是所谓的无知觉的盲目狂欢者。
受众在网络中建构属于自己的仪式，而不满足于接受仪式的教化。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这种互动的模式不只是弥补受众因远离现场而带来的观众兴趣冷淡，而是自我情感需要的满足和自我赋予仪式意义的过程。媒介仪式影响了受众对仪式价值的评价，但是在网络传播中媒介仪式的历史感在弱化，网络媒介的非中介性，使信息扩散迅速而活跃。[5]
仪式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发生变迁是很正常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迁是媒体所改编和导演的。媒介仪式变化的基本规则是越处于社会上层，仪式化程度就越高，尝试通过仪式化赋予的内涵就越丰富，对个体的感受就越忽视。而通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虚拟技术生成的赛博空间文化，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着全新的空间。这个全新空间的突出标志在于个体得到了广阔的展示空间和表达权利，因而使得个人的感觉和感性获得新的解放和自由，能满足受众的情感需要。网络传播中，媒介仪式的内涵发生了改变，其原因来自于受众地位的改变——成为构建媒介仪式的参与者。在此，技术不是决定因素，但是技术进步是为受众提供表达、建构平台和空间的关键因素。
注释：
[1] EdgarA.&P. Sedgwick(eds.)
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
[2][3] 参见吴晓群《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第3页。
[4][5] 参见张茜《媒介发展对仪式的影响及媒介仪式的产生》，《东南传播》2009年第6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网络传播；媒介仪式；受众
一、媒介仪式的定义
对仪式的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核心问题。在该学科研究中仪式往往作为一个社会或社会成员生存状态和生存逻辑的凝聚点存在。
从语义学来说，仪式是“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念的活动”。起初被人们用于与神圣的、超自然的或巫术世界之间的“联系”与“对话”[1]。
而社会学则强调仪式是一种由社会集团所共同举行的活动，它对集团发生作用并通过集团持续下去。[2]涂尔干认为仪式是由社会成员或者专门人员参与的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传统性的、程式化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涂尔干将这一状态命名为“机械的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中，维持并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3]
借鉴不同学科对仪式的界定，本文研究的媒介仪式是指按特定程序进行，由社会成员或专门成员参与的表演性、表征性的媒介呈现内容。这里的媒介是狭义的媒介，即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
媒介在报道仪式性内容的时候，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仪式。即人们运用媒介的主要目的不是仅为了获得信息而是想了解甚至参与到某种戏剧性的事件之中。
二、媒介仪式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
英国学者英尼斯提出了媒介的时空偏向，他认为任何媒介都具有时间或空间上的偏向，而其取决于媒介的物理特性。“偏向时间的媒介”指媒介具有易于长期保存但是难以运输、传递的特点，“偏向空间的媒介”指便于空间跨度上的传递但是不易于保存。本文借用英尼斯的观点，用媒介的时空偏向理论来分析媒介传播中的媒介仪式的时空偏向。
从广义的媒介来看，甲骨文、石碑等时间偏向的媒介具有历史性、连续性、永恒性和压缩性。印刷术、印刷机、报纸、广播、电视的出现则加强了空间偏向的趋势。时间偏向的媒介传播的仪式化内容比空间偏向的媒介更加神圣化、抽象化，权威性更强，更加严肃，社会教化的功能性更明显也更强烈。同时由于地域上的难接近，低卷入度的受众在媒介仪式中更多的是接受者而不是建构者。空间偏向的媒介使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越来越个体化。个性化的媒介使用消解了媒介仪式的神圣性、抽象性、权威性，而其社会教化的功能也明显减弱。
网络时代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发生了融合。网络传播空间跨度上的极大突破，具有空间偏向媒介的特质，而其保存信息的容量大，易于查找，又兼具了时间偏向媒介的特性，因而媒介仪式在网络传播与其他的媒介传播中存在差异。受众在网络传播的媒介仪式中，不同于单一的空间偏向的媒介仪式，受众在仪式中具有高卷入度，也不同于单一的时间偏向的媒介，受众个性化的解读和使用，不再具有类似于宗教特色的神圣感和崇高感。
三、从受众的视角分析媒介仪式
（一）单一客体转向主客体的融合——符号的解读、表达和参与者
在电视诞生之前的媒介仪式，受众是媒介仪式的客体，是单一的接受者。如在教堂做礼拜，有固定的程序和礼仪，与其说教徒们是参与者不如说他们是仪式本身的一部分。对于报纸、书籍、广播所传播的媒介仪式，受众是在获得一种仪式性的表达和符号接受，对仪式本身的所谓解读是无实质意义的。因为无论何种解读都对仪式本身不产生任何影响。
而电视诞生和普及之后，媒介仪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以英国王妃戴安娜1997年8月31日逝世之后的隆重葬礼为例。据统计，看过她葬礼的人数估计达到了25亿之多。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意味着全世界能收看到电视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在观看。伦敦警察局原本估计会有600万人参加葬礼，但最后大多数英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在电视上观看了这场葬礼。
电视和以往的媒介所传播的媒介仪式不同，受众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和仪式本身严肃性、神圣性的束缚。我们不能想象人们一边大嚼口香糖、吸烟，一边虔诚地做祷告，但是面对电视，人们甚至可以一边上洗手间一边观看所谓的盛大仪式——如总统就职演讲、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等等。仪式本身的历史性、重要性、神秘性被消解，因而媒介仪式对受众行为上的束缚也在此消解。
电视传播中，受众不能作为媒介仪式的参与者，甚至对媒介仪式的解读也相当有限。电视媒介传播的媒介仪式更多地关注在一个“演”字上，必须具备可观看性的内容才能进入其要呈现的有限选择中。如某个哀悼日，电视媒介传播的个人内容也是国家、群体的象征，“同悲”成了唯一的情感表达。不能夸张地说电视媒介吞没了受众的情感，但至少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受众的意志。受众在电视传播的媒介仪式中仍然只是接受者，对传播的媒介仪式的解读方向已被规定。
如果说电视在传播媒介仪式时解构了仪式本身及其功能，那么网络在传播媒介仪式内容时则重新建构了一种全新意义上的仪式。
网络媒介传播具有自身的特点：第一，网际中身体的缺席。真实的自我往往会被遮蔽，前台的表演难免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自我流连于赛博空间，“我”变成“非我”。然而同时，在虚拟社区的长期交往中，主体也会有重塑自己的愿望。第二，网络传播中，真实个体的符号化。正如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提出的观点一样，符号化的后果将导致人的平面化、深度模式的消失和历史感的消失。第三，让·鲍德里亚认为，仿真抹去了真实与非真实的界限，仿真变成比真实还真实的存在，它是超真实。网络传播为受众创造的超真实世界，深刻地影响着受众的真实生活。第四，互联网时代，打破了昔日信息垄断的中心话语模式，促成了个体话语、小众话语对主流传媒话语权力的消解。网络传播的全球化、高时效性、开放性和低成本性等特征，冲击和削弱了信息控制和舆论垄断的行为。网络空间的文化本质就是消解中心话语模式。
以2008年5月19日的5·12地震哀悼日为例。在网络上，除了呈现国家层面的悼念，同样呈现了许多个人的纪念。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用一个网页独立表达对某位亲人的思念和哀悼，可以有自我情感的充分表达，可以自我赋予仪式意义。
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不再是单一的仪式内容的组成部分和符号解读者，受众获得了情感解读和表达的自由，有机会成为媒介仪式的参与者。多元化的仪式意义，使社会的宽容度扩大，个体的意义得到更多体现。网络传播为媒介仪式从宏观的仪式特性向真实的人性回归提供了平台。
（二）受众是盲目狂欢还是理智的自我满足——情感需要
低卷入度的收视行为导致受众将神圣的仪式等同于其他媒介节目，不去深入思考仪式的历史意义和神圣性，仪式的神圣性和社会化功能随空间的扩张而减小。空间偏向的媒介使得受众离仪式发生地越来越远，受众对于仪式的含义关注度下降。例如，圣诞节来到中国后，热衷于过圣诞节的人们对于圣诞节本身的意义并不关注。同理，仪式中也存在这一现象，表面上媒介仪式使得某种理念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递，实质上同时也导致了媒介仪式内涵的淡化和消失。[4]
如果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担忧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那么在网络传播中人们则是在重新思考而不是仅仅作为“受众”——单纯的接收者，更不是所谓的无知觉的盲目狂欢者。
受众在网络中建构属于自己的仪式，而不满足于接受仪式的教化。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这种互动的模式不只是弥补受众因远离现场而带来的观众兴趣冷淡，而是自我情感需要的满足和自我赋予仪式意义的过程。媒介仪式影响了受众对仪式价值的评价，但是在网络传播中媒介仪式的历史感在弱化，网络媒介的非中介性，使信息扩散迅速而活跃。[5]
仪式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发生变迁是很正常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迁是媒体所改编和导演的。媒介仪式变化的基本规则是越处于社会上层，仪式化程度就越高，尝试通过仪式化赋予的内涵就越丰富，对个体的感受就越忽视。而通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虚拟技术生成的赛博空间文化，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着全新的空间。这个全新空间的突出标志在于个体得到了广阔的展示空间和表达权利，因而使得个人的感觉和感性获得新的解放和自由，能满足受众的情感需要。网络传播中，媒介仪式的内涵发生了改变，其原因来自于受众地位的改变——成为构建媒介仪式的参与者。在此，技术不是决定因素，但是技术进步是为受众提供表达、建构平台和空间的关键因素。
注释：
[1] EdgarA.&P. Sedgwick(eds.)
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3.
[2][3] 参见吴晓群《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第3页。
[4][5] 参见张茜《媒介发展对仪式的影响及媒介仪式的产生》，《东南传播》2009年第6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